亩产十万斤的GDP

“亩产十万斤”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横贯华夏大地的火热口号，曾让国人误以为能“跑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也让国人在随后遭受惨绝人寰的“三年自然灾害”。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缩写。它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总体情况的重要指标，与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但现在各省市上报的上半年GDP增长数据总和居然高过中央数据，对造假浮夸的质疑旋即掀起。
当今天的GDP统计也开始大肆流行“亩产十万斤”式大跃进造假浮夸风时，下面数据的频繁失真会导致上面决策的频繁失误，更会导致中国经济滑向深渊。
这一切皆源于以GDP为最重要指标的干部考核体制。让GDP回归最本来最真实的意义，最好的办法就一条：“为谁服务，就被谁考核”。
违背基本加减法则的GDP数据
连日来，十余个省市陆续公布了上半年地方GDP增速数据。从已公布的统计来看，最高18%，最低12%，均超过全国上半年11.1%的平均水平。照目前各省市公布GDP增速的亢奋情绪来看，还未公布的几个省市数据亦不会甘落人后。
GDP增速是高是低不打紧，打紧的是在最简单的加减法则面前，各省市居然在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了上半年全国数据的情况下，还顽强的公布超出国家平均增幅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遗漏了统计数额，还是地方统计部门虚报了数字？照国家统计局一向备受争议的统计数字来看，这个部门向来只会多报，不会漏报。而既然国家统计局尚且往多处“做文章”，地方GDP数据是否存在虚报浮夸？怕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了。
地方虚报数据事小 误导中央决策事大
地方统计数据高于中央，曾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出现过类似反常现象。1958年，社会浮夸风、高指标盛行，导致各项统计数据虚高。其结果是中央被虚假的“农业大丰收”数据所迷惑，在下半年的中央工作会上，形成“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结论，认为下一步只须解决工业发展问题。后来中央针对“粮食吃不完”，提出了农业“少种、高产、多收”的口号，于是农村一批土地撂荒，跟着大炼钢铁，导致后来发生“三年自然灾害”。把大跃进的历史教训定性为“造假误国”恰当无比。
对于全国性的虚报造假的粮食数据，当时中央尚采取保守征粮政策，尽量留给地方足够多的备用应急粮。但随后发生的大规模饥荒，让中央疑惑不已。时任中央经济工作主要领导职位的陈云同志，在赴江南考察时看到的情况竟是遍地饥饿和数据造假。农民给生产大队打稻穗时集体出工不出力，瞒过上头检查，将还留有大量谷粒的稻穗私自带回家以解决口粮危机。当这种在当时属于典型“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行为已成为百姓垫肚子的唯一来源时，问题的责任出在哪一方，不言自明。
现在地方上报的GDP数据如果存在造假，将误导中央，中央势必依照上报数据提升税收门槛。而1994年分税制度改革后地方财政吃紧的问题至今未曾得到根本解决，一旦中央抬高国家财政收入指标，留给地方的可支配财政资金只会更少。到时候如果还有地方政府承诺会追加对本已脆弱不堪的基础民生领域的投资，即便老百姓精神上相信，恐怕理智上也难信服。
考核一定要通过GDP吗？
地方GDP总和高于国家统计的误差率历年都存在，但去年这种地方比中央的总和误差已突破1.4万亿，误差率高达10%。对此，前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曾做过解释：第一，中央跟地方的“统计口径”不太一样；第二，地方与中央的许多统计指标和基础数据也不太一样；第三，“这是因为大家太重视GDP了，如果大家对GDP单一指标的重视程度能淡化一点，就不会关注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了！”
但要大家不重视GDP，就要求官员的考核体系不能太重视GDP。可这些年一边在喊“消除GDP崇拜”，一边却依然还拿GDP指标考核干部。2009年两会开幕时，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等多名部长在媒体前齐表态，对中国GDP“保八”有信心。最后一起整出个9.1%，对GDP的崇拜程度依赖可见一斑。
2009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一个指标达65项之多的“新领导干部考核办法”。这个办法虽降低GDP等“硬指标”在考核中的比重，加大了一些如“民众满意度、社会发展与安全稳定程度”等“软指标”。但根于对上负责的任命制度的新考核办法，最后证明还是“换汤不换药”。
不造假的数据过不了关，而造了假的数据被发现了也不会被问责，这个前提下，谁不造假谁不浮夸谁就是傻瓜。可以说，量化的数据考核标准，与其说是考核起来方便直观，还不如说是监管部门偷懒取巧。
“万恶GDP为首”的政绩观
中国的官员任命制度自秦以降革分封建制，推郡县行政体开始，就坚持地方官员中央集中任命制。本地人不得在本地为政当官已成老百姓习以为常的官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对种种历史宣传及维稳民情的考虑，代表官方的政府官员称呼一律被“干部”所替代，而干部的行政划级与官职分离制，又迫使干部晋升的内在标准必然落实为地方“执政成绩”(政绩)。
本地干部不得在本地为官任职的确有其积极正面的一面，上个月，的惊人贪腐案件，正反映出本地官员存在脱不开的盘根错节官商关系。但五年任期，连任两届的刚性制度约束，决定了针对不同地区差异下的一刀切任命制度，会导致官员为快出政绩多出政绩，而同样采用一刀切的经济发展政策。不仅是上浮虚报GDP数据，小地方对重污染企业无设防的招商引资，无节制的房地产开发，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泛滥，无不是以GDP为纲的政绩观在作祟。
为什么会有大跃进？为什么50多年后大跃进的风气还会死灰复燃？如果没有上头的带头浮夸，下面的地方官员断不敢跟着造假。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当上头带领一种风气，又以GDP增长率作为对下面官员的考核指标时，昨天是“亩产十万斤百万斤粮食”，今天就是“亩产十万斤百万斤GDP”。
作为为官第一任务的GDP增长
GDP很重要，不仅是目前反映经济发展总体情况最重要的统计方式，还是衡量中国与他国国力高下的重要参考指标。但也如同高考分数存在并不完全能衡量人才优劣的先天缺陷一样，GDP也只是反映了经济发展的一面。中国政治架构对官员政绩考核集中落实在GDP的增长上，不仅是官员出于对自身急于体现个人政绩的考虑，其背后更与当前中国自70年代末以来，整个国家集中资源全力发展经济的宏观背景有关。一百多年的跌宕起伏，贫穷的负担灾难压迫在国人心头。从晚清到今，除了某些短暂的倒退期，历届政府无不以甩掉中国的贫穷落后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所以从中央到地方，对经济发展建设缺乏执政能力和热情的官员是难以获得主流认可的。
这让很多官员在重视经济发展建设和迷恋GDP数字增长之间，夹杂着一种非常罕见的“正义+私心”的混合心态。“其他国家的案例已经证明，任何国家都不能永远以8%以上的速度增长，这样的GDP速度最终都会走到尽头。”目前的中国不仅短期内面临保增长、中期内面临调整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重任，长期看，更需要逐步将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社会公平正义及“藏富于民、还富于民”的终极目标上来。可以说，发展经济作为官员执政的第一任务，不仅有其历史必要性，也有其历史阶段性。
欧美怎样考核官员政绩
很多欧美国家的地方行政官员并非由中央任命，对市长州长等高官的政绩考核就无需经过中央这一环节，而直接在中期选举等类似问责体系中反映出来。西方官员一般分为高层“候鸟官员”和一大批中下层“常驻官员”。前一种属于“政党共进退”，一旦政党在选举中获胜或失败，便随其进退官场。后一种大都是专业技术人士，主要确保政府运行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但无论是“候鸟”型官员还是“常驻”型官员，作为政府行为的实施者，所有官员的个人行为和业绩都要受到监督。他们必须公开自己的政治活动，为自己的言行举止、工作方法和效果负责，接受来自上级和选民的多种方式的评判，甚至是罢免和起诉。一般来说，政府官员要为自己的行为和尽职的程度承担两种责任，即“行政责任”和“司法责任”，甚至还要承担选举失败或被迫辞职的“政治责任”。因此，欧美等国的官员政绩考核及职位晋升，因为有相对独立的提名和投票选举制度的支持，对经济发展效果的评测只占不太大的一部分，且基本与GDP增长率无关。
一锤子买卖下的“血色”GDP
在“亩产十万斤”GDP数据背后，还有一种说好听点是一锤子买卖，说的难听点就是带着鲜血，让大地伤痕累累的GDP增长率。据媒体曝光，这段时间发生在福建汀江的金属污染事件主角——紫金矿业，其实早在2006年就被国家安监总局通报批评，今年5月更是登上环保部的“黑名单”。而这个一度位列世界500强的企业之所以一直未被当地环保部门查处，甚至在此次污染事件已经一再发生瞒报、漏报的恶性行为后，当地政府依然变着法的替其圆谎遮掩，与紫金矿业作为福建上杭当地的GDP支柱有着莫大关系。一个支持了当地政府的GDP指标和财政收入近60%的紫金矿业，已经不是企业渴求政府对其安全环保监管放任自流，而是政府倒过头来对其倍加呵护。
没有政绩的地方政府是“失败”的政府，没有GDP增长的政绩是不被“承认”的政绩。放眼全国，有多少像紫金矿业这样的“小地方大财神爷”在作威作福。历届山西省委省政府多次公开表态拒绝“带血的煤，带血的GDP增长”，但没有源源不断的煤炭资源开采支持着山西经济，在GDP考核制度的现实制约下，如何解套又岂是一句“拒绝带血的煤”所能一劳永逸的。
这种“断子绝孙”，不给子孙留一点资源的畸形经济发展模式，GDP增长的越多，就越可怕。
充斥着无效统计的GDP
用一个小故事举例说明什么是无效的GDP：“今天某人雇一名工人在自家的门口挖一条沟，到明天，再雇佣一个工人把沟填上，这一挖一填创造的工人工资收入就包含在GDP统计的项目之内”。这并不好笑，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后，罗斯福总统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创造就业，就曾用过同样的方式，只是不久即被老美放弃。
GDP崇拜症要治，GDP的统计口径也必需要变革，很多经济活动是不能简单计入GDP的，如假冒伪劣产品、产能过剩产品、耗费能源产品、污染工厂产值等。这种虚假的繁荣兴旺只会祸国殃民。按照目前的统计方式，假设某地方天天发生火灾，促使灭火器厂家扩大生产规模用于灭火，这扩大的部分就可以算作增加的GDP，可以增加部分人的就业和收入。只是，这有价值吗？
没错，中国的GDP增长真的充斥着类似无效甚至负面的统计项目。
还有一个更值得反思的笑话：“2010年，一美国人到中国旅游，用10万美元兑换到68万人民币。在中国吃喝玩乐了一年，花了18万人民币。2011年，他要回去了，到银行去，因为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到1：5，这位美国人用剩下的50万人民币换到了10万美元。来时10万美元，回去还是10万，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另一美国人效仿，也拿10万美元换了68万人民币，花50万买了套房子，吃喝玩乐花了18万，想回去了，房子不能带走只好卖了，净得100万，刚好能换20万美元，美国人说我们玩，也是在挣钱。”
中国人还很高兴，因为GDP又增长了！
现在有些输入法软件真的很烦人，会把GDP的拼音输入直接联想为“刮地皮”，过分点的会打成“挤地屁”，甚至会很低俗的默认成“鸡的屁”。在此，还请有关方面及时肃清输入法软件认字规范，引导严肃正规的网络表述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