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思考

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思考（一）
朱政惠
【内容提要】
了解和探索海外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主要为了中国史学的建设和发展：本文以主要篇幅考察了美、加、英、法、韩、日等一些国家对中国史学的研究状况，从对他们的研究中了解我们自己、了解世界史学。坚持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特色和有条件融入国际史学大家庭，是我们发展中要处理好的两个大问题。海外对中国史学的研究经验能为我们提供正面和反面的诸种借鉴，是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建设和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新课题。
美国著名汉学家拉铁摩尔的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把长城作为他研究的主要对象，认为长城是中国北边的一个城墙，但在亚洲来看，却是中央位置，整个中国和亚洲的历史和长城的发展有关，而且受到很深影响。他的观点如何评价还值得研究，但他跳出中国本土视野看长城、看中国历史的做法值得借鉴。我们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可以这样。一方面需要扎扎实实地研究，一方面也需要改变思维方式，跳出去看一下。所谓“跳出去”有两个意思：一是放到世界史学发展的大背景来看它的历史，一是从人家的研究中来看自己。本文试图探讨这样的题目，提出一些思考的意见，向学术界同行请教。
一　美国、加拿大对中国史学的研究
1、美国
美国是对中国史学最有研究的国家之一，很多成果相当深入，值得关注。
(1)美国对中国史学关注相当早，出现世界上最早的介绍中国史学通史性的著作。
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对中国史学的关注和介绍比较早。美国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出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的需要，开始对中国史学著作编纂情况的介绍。据笔者调查，这一工作开始于19世纪30-40年代。裨治文(Blijah Coleman Bridgman)的《中国丛报》(China Repository)中，有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如第3卷关于中国文化的介绍中，就有关于中国历史文献、中国历史著作，以及中国神话、早期模糊历史记录、先人的历史解说、历史学原则等方面的文章。1840年5-12月的《中国丛报》，有关于司马谈、司马迁、司马光、马端临的史学研究情况的介绍。1841年1月号的《中国丛报》，有关于中国历史记载及记载方法的文章。3月号的丛报中，有关于中国纪年方式、纪年内容和纪年特点的文章。11月号中，也有关于中国历史年表的文章等。《中国丛报》还有关于对魏源史学著作的介绍。第16期(1850年)3月号载魏源1848年本《海国图志》第12编的译文；5月号有魏源《大清圣武记》的介绍文章。《中国丛报》还译载过《大清一统志》、《八旗通志》等清代历史典籍。卫三畏(Samuel Wells Wiiams)的《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概观》中，也有关于中国史学的介绍。1883年修订版的《中国总论》下册第17章的“中国的历史及其年表”就涉及这些内容。这本著作的修订序言还专门谈到中国史学的编年问题，认为中国史学对有志于对其研究的学者，“是十分有趣的课题。”
美国比较早地开始了对中国史学经典著作的研究。到目前，比较成功的名典的翻译和研究著作主要有：
柔克义(William Woodwillm Rockhill)和夏德(Fridrich Hirth)对宋代赵汝适的《诸藩志》的翻译介绍。1911年首次出版，1914年东京再版，是当时对中国史学研究的代表作。这是两位学者的合作成果，其价值尤在英文注释，地名、物产的注释，这些注释的内容详尽，甚至超过本文，被认为是西方汉学的重要成果。
德效蹇(Homer H. Dubs)的《汉书》也是当时的代表成就。以整三年的时间，在国会图书馆完成了初步的任务，① 翻译严谨，考证也精。德效蹇的首部《汉书》翻译以后，在不到20年时间里，又相继有一批中国史学元典译著问世，如方志彤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翻译、华兹生(Burton Watson)对司马迁《史记》的翻译，徐中约对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翻译，J. I. 克伦坡(J. I. Crump)对《战国策》的翻译。《资治通鉴》的译本为选译本，两册，1952年燕京学社出版铅字打印稿本。《史记》翻译前，华兹生撰写过关于司马迁的专著，② 在此基础上，《史记选译》(两册)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1961)。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撰写了序言，强调《史记》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重要历史学文献。《史记选译》的出版是当时美国中国学界有影响事件，包括德效蹇在内的一些学者都撰写了书评。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由徐中约翻译，史华慈写了序言，195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根据史嘉柏(David Schaberg)的介绍，现在美国正在做一个很大的计划，翻译中国史学的经典著作，他自己正在翻译《左传》。他们认为以前的翻译已经不适应发展的需要。③
对中国史学史比较带有通史性质介绍的著作，在世界上不是很多国家有，美国算一个。一本是嘉德纳(Charles Gardner)的《中国传统史学》④ 1938年出版，这是美国第一本有关中国史学通史的著作，也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相当早的著作。当时在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曾为之作序，肯定这本著作的开拓意义，而且认为甚至在若干年内，都将是一本必读的著作。⑤ 耶鲁大学芮沃寿(Arthur F. Wright)教授也写过书评，认为嘉德纳的著作足具开拓价值，是理解中国史学的指南，对青年学者的学术训练有重要影响。⑥
还有一本有影响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就是韩玉珊的《中国史学纲要》，1955年出版。这本著作介绍了中国史学家的角色和地位，谈了中国历史编撰学存在的问题，对中国史学的若干问题如史评、金石学等相关学科作了分析，并对中国史学的分类作了介绍。韩玉珊当时是洛杉矶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在书的序中写道：美国的第一本英语的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书出版已经有17年了(指嘉德纳的《中国传统史学》——笔者)，现在看来，基本的陈述方面“还要增加些东西”。⑦ 他想对前面的著作有所补充。这本书影响也很大，费正清亲自为之写了书评。最近又有一本新的著作，是伍安祖(Ng, On-cho)和王晴佳合作撰写的，书名是《世鉴：中国传统史学》(Mirroring the Past: The Writing and Use of History in Imperial China)，⑧ 这是继嘉德纳和韩玉珊之后，美国第三个英文本的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著。
(2)美国对当代中国史学的研究十分关注。
美国一直视中国为重要战略国家，也由于冷战的关系，对中国的发展十分关注。由此也非常关心当代中国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情况。几十年如一日，没有停止。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笔者谨介绍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关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对中国近代史料的研究和整理。这个工作主要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做的。建国初，中国史学界化很大精力，编了一部《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料》汇编，翦伯赞担任主编，有10种64册。当时的一些重要学者如费正清、刘广京、芮玛丽(Mary C. Wright)、邓嗣禹、房兆楹等都撰写了文章，评论翦伯赞主编的文献集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中法战争”、“义和团”等。这是美国中国学界对当代中国史学的最早的系列评论，集中发表于1957年的《亚洲研究杂志》。费正清和芮玛丽为这套文集出版写了总的引论，代表当时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看法。⑨
其二，化工夫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基本情况及其特点。美国最早有系统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者是费维剀(Albert Feuerwerker)，⑩ 他主编出版了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论文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1961)。同时还主编了一本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情况的选编文集——《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1961)，油印本，258页。对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尚钺、华岗、胡绳、何干之、胡乔木、胡华、吴晗、刘大年、白寿彝等学者的著作都有详细介绍。当时，英国也召开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讨会，由英国《中国季刊》组织，1964年9月6-12日开会，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问题。费维剀出席会议，唐德刚、包华德(Howard Lyon Boorman)等很多美国学者参加并提交论文，研究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的思想和方法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1968年，费维剀又主编了论文集《共产党中国的史学》。收集了包括中国刘大年在内的英国、荷兰、苏联、澳大利亚、美国等多国学者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学术论文。这标志美国对中国史学已经进入理论探索的阶段。
作为当时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深入的标志，是两本重要代表著作的出现。一本是詹姆斯·P·哈里森(James P. Harrison)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和农民战争》(11)(1969)，一本是杜克大学阿尔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革命和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起源，1919-1937》(12)(1978)。哈里森的著作主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农民战争问题的理论进行研究，包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农民战争的领导和组织、口号和意识形态、作用和进展、特点和失败原因等问题的探讨。(13) 德里克的著作主要对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步形成进行研究，尤其注意探讨当时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两本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是当时美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比较有影响的成果。
作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深入，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探讨的相关文章和著作出现。当时，约翰·麦思基尔(John Meskill)还专门主编了《中国历史的模式：循环、发展、停滞》，研究中国历史中的历史观模式。(14) 这部文集收的文章很广泛，有司马迁、刘知几、马端临、郑樵、顾炎武的，也有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以及魏特夫的等。作者认为，为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的模式，不妨看看古代和近现代、东方和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见解。
当时，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的“五朵金花”讨论、(15)“文革”影射史学、阴谋史学等，在美国的研究中都有反映。出现了研究吴晗的专著，出现了研究“文革”史学及其影响的专著。不过总的讲，美国中国学界对中国“文革”史学的研究的书还不能说太多。
毫无疑问，美国学者很关注改革开放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归纳起来，有三方面的情况。一是注意对中国史学理论变化的研究。如刘广京的《世界观和农民反抗：后毛时代史学反思》(1981)，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对农民战争理论问题的检讨，这是功夫很深的学术论文；二是实地考察改革开放对中国史学影响的文章。魏斐德(Frederic E. J. Wakeman)的研究很有代表性。他率领美国中国明清访问团，到大学、科研机关、档案馆，了解中国史学、史学家、史学机构，了解中国历史学新走向。回来主编了明清访问团文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研究》(1980)，详细记载了代表团所见所闻。这是对当时中国史学界队伍、资料、现状的重要文献记录。三是高度关注中国《史学情报》和《中国历史学年鉴》的出版。《亚洲研究杂志》等学术刊物都有这方面的评论文章。魏斐德还撰写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历史学》(1978年)，对中国史学的趋势做了分析和展望。他引用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在中国“文革”发生初期说过的一句话：“在世界发展的大潮中，中国将会再次加入。”(16) 魏斐德认为中国历史学的转折已经到来。
(3)逐步涌现有影响、有深度的研究专著。
诚然，美国历史学家关注的目光不只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面。他们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是全方位的。大致从上世纪30年代起，美国的《亚洲研究杂志》、《哈佛亚洲研究》等，就有很多关于中国史学研究的文章，而且很多是西方学者撰写的文章。如关于中国《食货志》的研究，关于唐代史官制度的研究、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研究等。芮沃寿等学者都有重要文章问世，如《北京的汉学，1941-1945》(芮沃寿)、《最近50年中国史学》(邓嗣禹)等。在1950年代，由于麦卡锡主义的影响，美国中国学是受挫折的，但史料和文献的研究整理没有停止过。
大致在60年代，一批比较好的关于中国史学研究的有影响的著作相继问世。著名者有倪德卫(David S. Nivison)的《章学诚之生平和思想，1738-1801》(1966)、迈克尔·罗杰斯(Michael C. Rogers)的《苻坚载记：正史的一个案例》(1968)、邓嗣禹的《王夫之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研究》(1968)、毕德生(Willard J. Peterson)的《顾炎武的生活》(1968)、施豪德(Laurence A. Schneider)的《顾颉刚和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和对传统的追求》(1971)、波纳(Joey Bonner)的《王国维：一个学术传记》(1986)、丹纳里(Jerry Dennerline)的钱穆研究(1988)等。
大体也在这时，美国还出现一些断代的中国史学发展史研究著作，如元代史学研究、金代史学，这些研究成果要早于中国大陆学者对这些朝代的研究。在美国学术界，还比较早地出现对中国佛教史学史的研究论文。(17) 此外，专题研究如辛亥革命史学、义和团史学、中国劳工运动史学、哈尔滨城市史学的研究专著也有。像中国劳工运动史学这些研究项目，当时中国国内还没有出现。
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无疑会受到母体语境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曾经有西方学者十分看轻中国古代史学，认为是剪刀加糨糊，没有理论，尽是史料堆砌。这种想法和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是有关联的。不过在60～70年代以后，美国在酝酿“中国中心观”，也开始对这样的史学观点的批评。美国和世界上一些史学理论家，出现偏向对中国史学传统的重新认识。他们认为中国史学是世界史学的重要组成，中国史学对世界史学有很大贡献，认识中国史学是认识世界史学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哈佛大学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对此一直有比较前沿的思考。在1968年，他就提出要重新研究“轴心时代”，(18) 他认为在“轴心时代”，东西方的先哲同时提出了人类的重要思想，后人至今受其惠。后来他又深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 就是这样的基础上完成的，被认为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思想解释最好的著作之一。他在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提法的基础上阐发了“超越的时代”的观点，所谓“超越的时代”，就是主张孔子和苏格拉底对话、荀子和柏拉图对话、墨子和霍布士对话。(20) 他强调包括中国古代文化在内的人类先知文明起源的同步性，反对所谓的“西方中心”取向。他对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学和传统文化的研究都建立于这样的认知基础上。1995年，史华慈在题为《中国文化之历史观：若干比较性的思考》的论文中，着重分析了中国史学的研究特色。他比较了中国和欧洲史学，认为中国史学最关注的是人的历史与非人的历史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中国古代史学主要研究人与道的关系。他认为这种天或道的看法显示出中国人相信历史中存在着一些非个人的形式或力量，“中国的势、时、自然这类的词汇，会令人联想到我们的文化中那种有关自然发生、非个人的过程的观念。”(21)
史华慈的学生——著名思想家杜维明认为，《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所讲的故事中，中国的思想家们正在不断地和摩西、亚里士多德们对话，“史华慈将他所钟爱的地方性知识小心翼翼地转化成全球意义的话题。”(22) 这正是美国和国际学术界十分关注的话题，即人类文明比较的话题、史学比较的话题、中西比较的话题。
美国关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著作，不少涉及这样的研究，寻找中西史学的沟通。伊米拉学院的葛朗特·哈代(Grant Hardy)，发表题为《司马迁的多重叙述：中国古代史学能否对现代西方史学有现实贡献》的长篇论文，将司马迁的观点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西方史学家的观点做了比较。他认为司马迁的历史研究方法提供了连贯的历史方法的画图，为西方史家摆脱传统历史编纂模式提供了思路。(23) 吴佩宜(Pei-yi Wu)撰写题为《儒学的影响：传统中国的自传》(1993)的著作，对中西个人传记作了比较，认为两者研究旨趣和记载内容存在极大差异。史嘉柏撰有《过去的模式：中国古代史学的模式和思想》，(24) 通过对《左传》和《国语》两个古代文本的探讨，寻找中国史学的起源，与西方史学尤其古代希腊史学做比较的研究。认为《左传》和《国语》构成了古代中国历史叙述的基本架构，以孔子的观点解释过去并为现实的人提供训诫，显示聪明的中国人知道如何来写历史；而高教养的贵族还利用语言形成记忆，寻求规范社会的准则。这本著作获得2003年美国亚洲协会的列文森奖。
(4)华人学者的作用和注意培养中国史学研究的专家和队伍。
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尤尔根·科卡(Jurgen Kocka)曾经在华东师范大学说过纠结的历史研究方法问题。(25) 他认为，有时候的历史状况，是研究对象的互相纠缠和勾结，在历史进程中互生互长、互相影响，谁也离不开谁。我觉得美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中有这样的情况。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或者华人历史学家，在美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过程中，始终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必须注意到的一个历史现象。
从时间表看，在美国，涉及中国史学或文献学研究相对较早的学者，是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洪业先生。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赴哈佛工作。在哈佛燕京学社主持引得编纂工作20多年，出版引得64种多。(26) 洪业的工作为美国的中国史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他的引得被誉为“20世纪上半叶研究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27) 洪业还一直感兴趣于《史通》研究。他在30年代发表了《史通点烦篇臆补》，以后还撰写关于《史通》的英文译注。他强调要让西方人知道中国史学的造诣之深、发展之早，《史通》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讨论史学体例的著作。(28) 洪业还撰写了《公元719年唐朝廷的关于著书目录的辩论》(1957)、《公元708年前的唐代史学编纂署》(1960-1961)、《唐代史官的辞职信》(1969)等重要学术论文。
在50年代，杨联陞对《汉书》、《史记》的翻译都有及时的书评，对翻译内容及其准确性提出看法和商榷意见。(29) 杨联陞撰写了多篇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如《中国传统的编史工作》(1938)、《二十四史称呼之理论》(1947)、《古代中国历史研究之发展》(1952)等。
费正清的现代中国学也一直得到华人学者的有力支持。邓嗣禹、孙任以都、房兆楹等几位学者都曾帮助他整理过清代史料。他们对中国文献学、史料学乃至史学史研究的扎实工作，奠定了费正清现代中国学的史料基础，同样也促进了美国对中国文献学、史学史的研究。
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教授，在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方面研究的成果也十分突出，著有《戴震和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1976)、《历史和思想》(1976)等。他认为应从“内在理路”来理解明清之际的思想转变，这是增加对思想史理解的层面。他的著作还有《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1984)、《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1991)等。在弗吉尼亚大学执教30年的汪荣祖教授，在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方面的成果也十分突出。先后撰写过《史家陈寅恪传》(1976)、《史传通说》(1988)、《康章合论》(1988)、《章太炎研究》(1991)、《史学九章》(2002)等史学专著。
对中国史学研究博士生的培养，也是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有重要成果的方面。一些博士生以中国著名史学家或史学流派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写出相当有影响的史学文章，并由此体现了学术前沿。
迄今发现比较早的博士论文，是哥伦比亚大学朱士嘉的《章学诚对中国地方历史编撰的贡献》(1950年)。他后来回国发展，成为方志界泰斗。1974年密西根大学司徒琳(Lynn Ann Struve)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历史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清代史学中的南明》。1982年亚里桑那大学有关于赵翼研究的博士论文《18世纪的中国的史学和权术：赵翼(1727-1814)的生平与时代》，作者Quinton Gwynne Priest。1986年有哈佛大学波纳(Joey Bonner)的博士论文《王国维：一个学术传记》，史华慈对其评价很高。1992年有王晴佳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学家与西方：现代中国史学的起源》、1994年有邵东方的博士论文《崔述(1740-1816)：其生平、学术和再发现》、1997年有普林斯顿大学Cary Y. Liu的博士论文《清朝的文渊阁：建筑与知识整理》、2001年有密西根大学Mattew Ernest Fryslie的博士论文《史家的宦官奴隶：明史中的文本太监与历史身份的建立》、2001年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Cheryl Boettcher Tarsala的博士论文《谁是四库全书的作者？乾隆末年的考据和著述(1771-1795)》、2004年有华盛顿大学Aque Stuart V. 的博士论文《皮锡瑞和〈经学历史〉》论文等。论文基本集中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西根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都属于美国中国学研究最强的学校。导师有史华慈、费维恺等名家学者，有的论文获列文森大奖。
2、加拿大
加拿大对中国史学研究情况的理解，需要同这个国家的中国学的发展联系起来看。加拿大的中国学研究起步比较晚，大概是在美国出现麦卡锡主义以后，一些专家从美国到加拿大，才开始形成加拿大的中国学研究。所以加拿大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比较晚，迄今专家也不是很多。
但是加拿大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出现一些重要专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就是其中之一，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是加拿大人，1951年出生。美国哈佛大学博士(1984年)，曾经执教于斯坦福大学。
他对中国历史理论比较感兴趣，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主要是对中国历史进程理论的研究。80年代，中国开展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时候，他主编了专题论文集《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1989年)。(30) 收有吴大坤、赵俪生、王敦书、胡钟达等中国学者论文12篇，还收有中国学者1978-1988年间的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文目录。他撰写了很长的引言，有30页。全文由“亚细亚生产方式”、“亚洲模式的特点”、“东方社会”、“阐释与争辩”、“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肯定亚细亚生产方式”、“否认东方之唯一：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属于古代社会”、“第六种生产方式”、“挑战单线的历史”、“放弃模式”等几节的内容组成。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作者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一个回顾，既谈到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回顾分析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编者所收入的论文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基本反映了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诸种思考。
这本论文集在美国学术界引起关注。著名历史学家阿尔夫·德里克(Arif Dirlik)专门写了书评。(31) 他赞许卜正民所做的工作，认为主编和翻译工作者做了重要努力，强调了这本著作的文献价值。他在评论中同意卜的一些观点，即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不能只看政治意义，而忽视其与历史的关联。他认为这个讨论已经给历史思想带来新的批评意识。他说，70年代后期中国所重新展开的这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能使中国的历史工作者对于作为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有更恰当的批判评价，并会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单线的历史观影响下走出来。”
卜正民是加拿大活跃的中国学家。他的著作相当多，他出版的《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32) 与格力高利布鲁(Gregory Blu)合作，也是有影响的历史理论著作。中国新星出版社已经在2005年将其翻译成中文本。其中的第三章“资本主义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书写”是他撰写的，与他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引言相类，这段文字也主要是对马克思以及其他西方学者关于社会发展理论及其东西方学者的探讨做回顾性分析。他在撰写于1998年的序言中谈了这本著作的研究动机。《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最初计划是作为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7卷的一个分册，李约瑟在世时邀请他来撰写。李约瑟当时思考，随着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欧洲业已经历社会、经济以及知识的转化，而中国却并未发生这些转化，原因与物质生活组织所产生的诸种因素有关，李约瑟认为，若要发展出一套令人满意的、关于中国科学历史进程的解释，则需要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的本质方有可能。所以他确定撰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七分册，作为这套书中处理这一问题的专篇。应该说，卜正民完成了李约瑟遗愿，不过在比《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更为宽广的视野下进行其论述。主题就是，探讨资本主义的概念与理解中国的理念之间的历史关系。卜强调，在世界的历史经验中，中国历史与西方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摒弃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和思维来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窠臼。
联系这本书的出版，不难理解当年他为什么会在1989年编辑《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这部文集。他是来自哈佛大学的学者，与史华慈、孔飞力、柯文等学者一样，他们都是批评西方中心主义的。
加拿大研究中国史学的学者还有如谢慧贤(Jennifer W. Jay)。谢慧贤现在加拿大的艾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历史与古文献系教授，她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博士。主要研究唐、宋、元史、文化与知识分子史、历史编纂学。其论著主要有《记忆与官方的史学：宋代效忠者的编史工作》，(33) 这是专著《王朝之变：13世纪中国的忠义问题》(34) 的一部分。这本著作的特点是探讨忠义观对于史学编纂的影响。作者认为这些教诲对于当时官方或非官方的效忠者都是一种激励，效忠主义的史学发端于文天祥文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对13世纪长期流传的“神话”和效忠主义形象的理解。谢慧贤还有关于中国边境史编纂学的课题。(35)
二　英国、法国、前苏联对中国史学的研究
1、英国
英国是欧洲国家中，对中国史学研究有特别贡献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开展中国史学研究方面成果不少。
首先，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召开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会议的国家之一。早在50年代末(1956-1958年)的时候，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就召开了多个关于亚洲史学的研究会议，主要考察和探讨亚洲国家史学的概况和特点。当时考察的范围包括南亚、东南亚、近东、中东和远东。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很多历史学家参加会议，提交了学术论文。会议之后，相关的学术著作也得以出版，形成东方和非洲学院关于东方史学的系列研究之一。关于中国和日本的史学，也有专门的会议。这个专题的论文集196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集子的主编是比斯利(W. G. Beasley)和浦立本(E. G. Pulleyblank)。这本集子收集了对中国和日本的史学研究的论文数十篇。这是国外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比较早的集子，其中包括有范德伦的《古代中国的编年史和史学思想的发展》、浦立本《中国的历史批判主义：刘知几和司马光》、杨联陞《中国官方修史的组织：唐朝至明朝正史编修的原则和方法》、戴密微(Paul Demieville)《章学诚与他的历史编纂学》等著名学者的论文，还有关于王国维的专论等。这本书所讨论的范围还包括中国的历史实录研究等，基本反映了当时英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史学的了解和研究情况。这本著作获得颇好的学术评价，被认为是西方了解中国史学的重要参考著作。一些学者还对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史籍的史料价值的某些偏见作了批评。此后，《剑桥中国史》各卷作者在介绍自己使用的史料时，无论官修史书、私人史著或档案，都引用过这本书的有关论述。一直到现在为止，这本著作还被认为是对中国和日本史学研究的经典著作。
其次，英国很注意对当代中国史学的研究，包括召开专门学术研讨会议。根据笔者在哈佛大学所了解的学术档案，1963年12月31日，正在《中国季刊》工作的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组织了这个会议。当时，麦克法夸尔致函哈佛大学的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希望他能参加即将在英国召开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者历史学”的会议。会议地点在接近牛津的Ditchley Manor, 时间是1964年9月6-12日。不过史华慈未能参加会议，费维剀教授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担任主席。(36) 会议有论文集，收入的学术论文包括《传统中国历史学和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改变》、《前中国历史之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太平天国的解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佛学对中国文化贡献之评估》、《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农民战争之处理》、《共产党中国的中国近代经济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唐代研究》、《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教学》、《作为历史家的毛泽东》、《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华帝国创建的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19世纪中国外交关系的评估》等。(37) 这是西方学者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一次重要会议。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分析，英国的这次会议是国际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第一次专题会议。
其三，英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出现了有相当权威和影响的学者如崔瑞德(Denis C. Twichett)，2006年2月刚去世。在国际中国史学研究中，他有独特的地位和影响。他曾经在剑桥大学主持中国学的研究工作，与费正清一样，他也是《剑桥中国史》的主要负责人。作为著名唐史专家，他对中国史学的重要研究就是撰著了《唐代官修史学》(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 ang)，1992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唐代官方修史机构，第二部分关于唐代史料和纂集，第三部分专论《旧唐书》。正文之后有附录图表，236页。这本著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研究方法的明确定位。崔瑞德认为，东西方史学的差异是由各自的文化及其所处时代造成的，所以应当相互了解彼此不同的历史理论、观点、方法以及不同的选题、取材方式。他认为，要向中国过去的成文记载进行历史调查，就必须理解中国史家、史著的观点、方法及其局限等；研究过程中，要注意“紧紧把握住这一时代史学发展的主要环节和主要成就……并将其作为自己从事断代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中国史学界同行对这本书还是认可的，有比较好的评价。谢保成研究员认为，全书从史官、修史机构说到形形色色的史料汇集，以及《旧唐书》的纂修及其史源，一环扣一环，网罗十分齐全。而且，考述也很细密，一些章节如“传记”、“典志、类书与文翰”、“实录”、“国史”等，着墨甚重。有关专家还十分欣赏崔瑞德的一些史学思想，他认为要从极其细微的记事中、旧史家的偏见里找出历史事件的真实来的思想，很不容易。诚然，中国专家也对其中的不足提出批评。(38) 这本著作基本是成功的。法国的《通报》还称其为“关于唐代历史学的丰富而又令人信服的画卷”。(39) 美国《亚洲研究杂志》1993年2期的一篇书评认为：“崔瑞德作为唐史研究的先驱者是当之无愧的”，《唐代官修史学》“对每一位严肃的唐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这本著作体现了西方史学家对于中国断代史学研究的很高水准，也是英国学者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部重要作品。
1991年，崔瑞德在普林斯顿大学还出版过一本论述史学的著作《历史学家、读者和时间过去》。(40) 1980年，他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工作，退休以后返英国剑桥居住。这本著作和他新任工作有关。这是一个关于傅斯年学术讲座的演讲集。文集涉及他对编纂剑桥中国史问题、唐代官方史学问题，包括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看法。这本书的第二篇，对当代中国史学有十分详细的描述。他结合中国古代史学编纂和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谈了作为史学家应有的理念和责任。他说他对中国史学家有很大期待。他认为20世纪的中国史学家有责任对自己过去的历史做好的解释，便于当代和后代的西方读者能够了解这些历史。(41) 他说他深深感谢前辈所做的工作，“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关于过去时代的认识绝对是空白的。”(42) 他写道，不揣冒昧地宣称：“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这不仅因为我们认为有此权利和必要，也因为中国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引起了人们难以抗拒的兴趣。”他认为自1976年提出这一大胆主张以来，读者不仅接受，而且认为理所当然。中国人所生活和工作的世界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个世界已毫无疑问地接受了中国及中国文化是多元文化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历史是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是十分重要而精彩的论述。
崔瑞德是国际上中国唐史研究的权威人物，也是英国中国史学研究的标志性人物。英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以古代史学史研究为主要特征，而古代史学史研究又以他为代表。
其四，英国对中国当代史学研究也有很大影响。牛津大学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43) 一书，对中国当代史学有专题介绍。这本书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而撰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0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的历史卷。书中所涉及的对中国当代史学的研究，是国际合作探索的意见，也是巴氏本人的思考意见，或者说代表了一部分英国学者的看法。关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史学，他的基本看法就是：农民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今天中国共产主义史学研究中的中心问题”。他说，他不否认新中国的历史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它的积极成果”：即使是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作无情批判的人，“也对它那数量浩大的新成果和积极的成就有深刻印象”，“大量的新文献资料已经可资利用”，“这是公认的”。巴氏注意到新中国对重大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称中国历史学家重视将中国的历史发展与各类马克思主义的分期方法联系起来，又不至于抹杀中国过去历史上的独特性和特殊性。他承认，西方并不接受中国历史家关于农民运动意义的观点，但这个问题为中国史学“增添了一个新领域”，是“毫无争议的”，农民研究确实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语言”，“建立了评估和重现中国过去历史的标准”。诚然，新中国史学不尽如人意，“因为十分清楚，在某个时期提供了促进力量和鼓舞的思想在另一个时期却可能转化为教条。”(44)
今天重温巴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应该承认，评价还是比较地客观，对主要特征和问题的分析有一定的说服力。
2、法国
法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有相当深入的成果，毕竟是世界汉学中心，新人辈出。
其一，法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有突出影响者，还是当年沙畹(Emmanuel Edouard Chavannes)对《史记》的翻译。他在1890年，就撰写了关于司马迁的论文。(45) 1895-1905年间，他进行了《史记》的翻译工作。这些本子包括：第1卷，绪论，从《五帝本纪》到《周本纪》，1895年；第2卷，从《秦本纪》到《孝武本纪》，1897年；第3卷，从《三代世表》到《将相名臣年表》，1898年；第4卷，从《礼书》到《平准书》，1899年；第5卷，从《吴太伯》到《郑世家》，1901年；第6卷，从《赵世家》到《孔子世家》，1905年。他的翻译，译文正确，考证精到，注释十分详尽。他还为这本翻译著作作了序，长达二百多页。序言可以看出，沙畹的研究十分精深。他在序言中介绍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他认为这部著作采用了诗、赋、论、策、碑、铭、对话、民谣等各类文体形式，以此作为了解远古时代和三代历史事实的记录源泉，恰到好处地把他们安排到全书的各个篇章，尤其是《本纪》。沙畹说，司马迁的研究和对资料的使用，“成功地打破了传统的枯燥无味的色彩单调的编年体史书的著述局限，在历史著作的著述技术上也是一大进步。”(46) 沙畹对《史记》的研究，很受学术界的肯定和推崇。学者称，沙畹是以人文科学的新方法来开辟西方汉学新途径的学人，“其从司马迁《史记》的译著中，足见其具有历史方法论；其从西突厥资料一书中，足见其善用人文地理学的见地；其在中国西北部的考古工作，足见其考古学的成就。”(47) 学术界对沙畹所写的序言评价很高。石田干之助认为，沙畹的《史记》序言，“以精到的赅博的文笔对《史记》进行了详细的概说……更进一步对其所使用的资料等文献进行论述，特别有关《尚书》的史料内容”，“此一绪论对古代经学史的研究也有不少贡献，然后是他以记事方法和史料批判的态度对《史记》进行审查。”(48) 戴密微强调，沙畹的《史记》研究是“法文汉学的巨著”。这个译本迄今被认为是《史记》研究的经典作品，在西方汉学史上前无古人。
其二，法国汉学是世界汉学的重要营垒，大家辈出。沙畹之后，有伯希和(Paul Pelliot)、戴密微、谢和耐(Jacques Gernet)等重要学者。这些学者研究领域各有侧重，没有在中国史学方面做专门意义的研究，但他们的探索和研究中，对中国历来重要史学家或史学著作多有涉及，留下深刻痕迹。像戴密微，学术旨趣十分广泛，对于中国的哲学、史学都有精深研究。他写过庄子研究的文章，也写过戴震和章学诚研究的文字。关于章学诚的文章，就发表在浦立本的《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学家》那本著作中。他对章学诚的评价相当高，认为是中国第一流的史学天才，学术地位可以与阿拉伯的史学家伊本凯尔或欧洲最伟大的史学家并驾齐驱。谢和耐是戴密微的学生，研究社会史和经济史，对晚明的社会和思想研究也情有独钟。他研究过王廷相、唐甄等16-17世纪的思想家，对于王船山也作过一段时间的专门探讨。曾经花时间专门研究了《读通鉴论》。(49)
其三，法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有很好的传统，大师们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经验、方法和传统，一代代传了下来。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一样，一位名叫让. 沙波尼尔(Jean Charbonnier)的学者撰写过题为《中国当代历史评注》的博士论文。(50) 此外，法国的一些重要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都写过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编纂学研究的论文，如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的评价》、(51) 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的《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52) 等。
最近，法国学者撰写了关于清代学者戴名世研究的著作。中国中华书局已经翻译出版，书名《戴名世年谱》，90万言。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是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研究员，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的学生。戴名世和《南山集》案的研究，清史中虽有所述及，但专著少见。戴廷杰的著作校订了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戴氏生平与家族谱系资料，收录了《戴名世集》未收之佚文百余篇；还在考订的基础上，编有与戴氏及《南山集》文字狱相关的六百余人生平传记。(53) 编纂技术上，作者运用中国年谱的史学功能，在考述传主生平、士林交游、《南山集》史事诸多问题上，又显其史学考据、标点、比勘、辑佚等各方面过硬功夫。(54)《戴名世年谱》12卷正谱外，增设《后谱稿》等。《后谱稿》始康熙五十三年即谱主被诛次年，迄清末，历时200年有零，用以记谱主身后案件余波，包括遗作的编纂、题记、刊行等情事。这是有原创意义的新做法。
戴廷杰在编纂思想和理念方面有自己想法。他认为历史学家的责任要“恢复事情的原状”，“甚或还历史的真相”。他认为中国史学方法和理念对自己意义特殊，仅限于今天西方汉学的标准，写不出年谱。他说，原本以为这样“博学的工作”“应该留给中国学者做”，自己则从事所谓解释及叙述历史，然而一旦投入后，顾虑和犹豫便“烟消云散”，撰写激情“一发不可收拾”。他说，撰写年谱“让我认识到坚实的博学工作的益处，”“感到这一任务的崇高”。(55)
中国学者颇称赞作者扎实的史料工作。来新夏教授为这本书写了书评。(56) 戴廷杰回应时强调：“博学的工作不能因为要叙述历史而受到忽视，二者不是可以同轨，而是应该同轨。”戴廷杰的研究说明：中国学者可以借用西方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做出好文章，西方学者也可以借鉴和使用中国优秀的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做好研究——人类史学只有这样互相借鉴和交往，才会互取长短而更发达。
3、前苏联与俄国
俄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比较早，1823年，利波菲索夫(Lipofzoff)选译过《明史》。1829年，比丘林还将朱熹的《通鉴纲目》翻译成俄文本。也是这一年，比丘林所撰写的《成吉思汗家族早期的历史》，很大部分来自对《元史》的翻译，所以俄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还比较早，做了一些基础工作。
1970年开始，前苏联社会科学院历史部的维特金(R. V. Viatkin)教授组织人员将《史记》翻译成俄文本(57)，后在莫斯科出版。一共有3卷，前后工作了将近20年。与他一起工作的，还有塔斯金(V. S. Taskin)教授。不过大部分的翻译工作还是由维特金担任。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关于《史记》的俄文本，也被认为是“目前进行中的规模最大的西译汉学名著工程。”据说已经翻译《史记》的64％，而美国学者华兹生的英文《史记》只翻译了其中的30％。《史记》中的“本纪”、“表”、“世家”基本被翻译了过来，作了注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卜德(Derk Bodde)教授为这3卷本的俄文本的《史记》的出版，写过书评，发表在《亚洲研究杂志》1985年11月号上。他在书评中，将维特金的俄文《史记》与法国沙畹翻译的法文本《史记》、美国华兹生翻译的英文本《史记》做了比较。他认为三个本子各有千秋。大体上说，沙畹的研究充满学究气，华兹生的本子读起来轻快易懂，而维特金的翻译是两者兼而有之。他对维特金本子中，将《史记》中的“表”认真翻译过来的做法十分钦佩，这在沙畹和华兹生的本子中都未能做到。他认为这是世界上唯一将《史记》“表”翻译成西方文字的本子。(58)
1981年，维特金与另一位学者斯维斯图诺瓦(N. P. Svistunovas)共同主编了关于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莫斯科NAUKA出版社出版，357页。这是前苏联学者关于中国史学研究的专门论文集，有13篇文章。收入的文章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R. V. Viatkin)、《简论封建主义中国土地所有制形态的讨论》(Svistunova)、《中国对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E. B. Boriskina)、《中华人民共和国对11世纪改革问题的研究》(Z. G. Lapina)、《中国历史学家对15世纪初期郑和远航探险的研究》(A. A. Bokschanin)、《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的1627-1646年的农民战争研究》(B. G. Doronin)、《当代中国史学中对17世纪反清问题的研究》(N. I. Fomina)、《当代中国史学家对太平天国的研究》(V. P. Ilyushechkin)、《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对义和团问题的研究》(N. M. Kalyuzhnaya)、《中国在1977-1980年间的文献资料对于1919—1949年中国革命运动史的阐述》(A. M. Grigoriev)、《中国史学工作者历史研究的著述原则》(L. N. Borokh)、《当代中国历史哲学的某些倾向》(V. G. Vladimirov)、《论翦伯赞的历史观以及中国对他的批判》(Svistunova)等。此外还附有刘大年的《论康熙》(《历史研究》1961年3期)、丁伟志的《“四人帮”是历史科学的敌人》(《历史研究》1978年6期)等中国学者的文章。
这部文集里，维特金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一文是主题文章，维特金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当代史学划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1959年，主要是中国“正规”史学的发展，运用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对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展开研究，一定程度上“吸收”和“推广”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经验和成就；第二阶段是1959年到1965年，“中国的史学发展缓慢”，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愈加“隔绝”了；第三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史学工作者的活动基本停止，历史研究机构不再做任何事情，“是中国史学差不多完全停滞不前的阶段”；第四阶段是1977年以后的时期，中国史学出现了某些新趋势，“前个阶段里曾流行过而最不受欢迎和最荒诞不经的论点受到了批判”。
维特金的文章和主编的著作，体现了前苏联学者对当时中国史学的基本研究和大体看法。当时中苏矛盾还很尖锐，作者的立场倾向也十分明确。但在当时，就国际上对当代中国史学研究情况言，能做到这样的专门研究还是不多的。反映出当时苏联学者对中国史学的跟踪和思想倾向，留下了一份难得的资料。
美国学者关注这本著作的出版，卜德教授专门写了书评。书评中对著作的基本情况做了介绍。(59) 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一书，无论对于研究当代中国史学的学者，或是那些对苏联学者如何看中国史学感兴趣的人们都是相当有趣的。卜德的话或许有点俏皮，但多少表示了对这本书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意义的肯定。(60)
令人感兴趣的，还在于这本著作的文件附录。附录刊载了92篇前苏联学者在1950-1978年间所写的关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论文目录。目录使我们得以窥见40年前，前苏联学者对中国近30年史学发展情况研究的基本走向。(61)
根据目录，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问题：首先，维特金是当时苏联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人物。他出生于1910年3月，毕业于远东大学。资深历史学家。曾任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到中国访问过。在这个附件目录中，他的学术论文被选11篇，内容包括对司马迁、班固、刘勰、刘知几等中国古代史学大家的研究，也有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探讨等。情况表明，作者对中国古代史学有相当研究，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情况也有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他的研究值得中国同行了解和关注。其二，当时的苏联历史学界对当代中国史学发展中几个争议问题密切关注，如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研究、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等的探讨，非常当回事。这说明他们对中国史学所发生的焦点问题还是把握的。其三，当时的苏联历史学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毛泽东的作用十分关注，对中国史学工作者治史原则也很注意观察，几乎大半文章涉及对这些问题的探讨。
前苏联学者对中国史学情况的探讨基本是全方位的，有核心人物，有基本专家、有队伍骨干，包括有专门的研究集刊如《亚洲国家的史学史和史料学史》、《中国的历史问题和历史学》、《东方国家的历史学》、《普及历史问题的编纂和史料学》、《东方国家的现代史学》等。
前苏联和俄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情况还远不止这些，我们尚需培养专门人才，化大功夫去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