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的思想可以与太阳媲美—三十年来的阅读史

傅国涌
前些年，看到肖雪慧老师的一篇《与书结缘》，她的童年因缘际会（一个叔叔的缘故），读的多是外国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大量古希腊、古罗马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著作，比如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莎士比亚的剧作、雪莱和普希金等人的诗……她的阅读起点之高，让我羡慕得不得了。相比之下，我儿时的阅读显得那么的贫乏、单调和干瘪，我的阅读是从中国古典文学开始的，我记得我读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课外书，已经是小学四年级了，那是一套供批判用的三卷本《水浒传》，封面是深绿色的，翻开首先是毛泽东那段家喻户晓的语录：“《水浒》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因为传阅的人多，书角都卷了，我读得那么小心翼翼，又读得那么贪婪。
从此，我便迷上了大人说的“闲书”，初中三年常在课桌抽屉里偷看古典小说，从《三国演义》开始，几乎把所有能找到的旧小说都读了个遍，从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到明清各种小说，只有《红楼梦》因为读不下去而暂时放弃了（直到20岁以后才发现《红楼梦》之好），所以我读高一时，读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后，感到很不过瘾，暗暗下决心，自己编一本中国古代小说史，那是少年时代最初的梦。这个阶段中国大地上正在萌动的那些悄悄的变化，从政治到经济乃至文化，我几乎都没有留意过。
当我的兴趣从古典文学转向现代文学，从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到拜伦、雪莱、泰戈尔们的诗，从郁达夫、巴金到沈从文、萧红、路翎的小说，已经是1983年以后的事了。特别是郁达夫，一度让我迷恋，他的伤感、他的颓废、他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鲜、感到倾心。后来又为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独具魅力的文字所牵引、所倾倒。我至今常感遗憾的是，在最需要精神滋养的整个青少年时代，我无缘阅读文明源头最有养分的读物，连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都没接触过，更不用说希腊神话、悲剧、哲学。
80年代，是一个高歌猛进的年代，是一个激情萌发的年代，在“文化热”的大旗下，各种各样的热潮接踵而来，令人应接不暇，即使处在远离中心城市、文化沙漠的温州城乡，也能强烈地感受到这样的氛围。我渐渐从文学而喜欢上了美学，李泽厚那本薄薄的小书《美的历程》曾让我百读不厌，由此熟悉了朱光潜、宗白华、高尔泰的名字，甚至连现在看来早已过时的王朝闻、蔡仪、蒋孔阳等人的书也找来读，进一步还读了黑格尔、康德、席勒等人的美学译著，这是我最初接触外国的译作，一个新的世界打开了。我意识到只读中国书的无知、单薄和营养不良，开始严肃地思考一些问题，从宇宙到人生，从历史到社会，就这样我由美学又不可救药地爱上、迷上了哲学。
我的哲学阅读几乎与整个80年代的各种“热”同步，我记得每一阵“热”我都没有落下，近二十年前的往事如今想来，虽觉幼稚，但也让我激动如初，先是“尼采热”，我买的第一本尼采的书是绿封皮的《快乐的科学》，前不久回故乡过春节还找到了这本书，外甥女想看点尼采，我送了她《偶像的黄昏》、《悲剧的诞生》，这一本却终于舍不得。那几年，我几乎买到了所有尼采著作的单行本，包括他的诗、自传，周国平那本《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就前后买过两次，读过两次，结果两本书都被同学“抢”去了。从尼采走向叔本华是顺理成章的，他们两个名字往往就连在一起，《爱与生的苦恼》、《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都曾是我的枕边书。然后是“弗洛伊德热”，我至今难忘因未买到《梦的解析》而只好借读的懊恼，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性心理观点在当时来说确实令人震撼，令人大开眼界，我断断续续买过很多弗洛伊德的书，就是现在偶尔在旧书店遇到老版本的《梦的解析》，还是会眼睛一亮，怦然心动，尽管我不大会再去读他的书了。（期间，似乎还有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热”，房龙的“宽容热”，“柏杨热”，等等。）“萨特热”好象要晚一些，那本厚厚的《存在与虚无》，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哪怕不读，放在手边也感到很窝心。当然，我的哲学阅读并没有完全陷入“热”点之中，我记得那个阶段，大约前后有三年多的时间，就走马观花般地涉猎了古希腊到20世纪以来主要哲学家的中译本，维特根斯坦、雅斯贝尔斯、加缪这些名字都在我的阅读视野之中出现了，我也注意上法国启蒙运动时代的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人，最初我喜欢卢梭是因为他的《忏悔录》、《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散步》，那大概是少年时受郁达夫的影响。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在太晦涩、难读，啃不下去，所以我就找了他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来读，他所说的星空和道德律令从此根植于我的生命深处。甚至卡夫卡那些富有寓意的小说，也被我当成了哲学书来读。更晚一些（1987年到198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一套黑封面的哲学丛书，主要是20世纪的西方哲学，我为卡西尔的《人论》吸引，一度推崇他是20世纪唯一百科全书式的大家，认为他可以与黑格尔、亚里士多德相媲美，我几乎买到了卡西尔的所有中译本，《启蒙运动》、《神话与符号》等。
这一阶段，我还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生命的由来》、《达尔文回忆录》，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乌纳穆诺的《生命的悲剧意识》等，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现象学、禅宗等都曾产生过强烈的兴趣，当然也都未深究。培根、笛卡尔、奥古斯都，还有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的《沉思录》，都给予我智性的陶冶，和对生命的深层反省。对我而言，那真是一个生吞活剥的阅读阶段，什么深奥的书都敢读，什么冷僻的书都想读，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与此同时，我也没有放弃过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先是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好像是8卷本的，再是零星地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来读，想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经典作家”到底是怎样解释世界的。我曾倾倒于马克思那雄辩的文字，我反复朗读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评〉导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等等，都曾成为我的口头禅。循着马克思下来，我又阅读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和刘少奇集，只有斯大林的书没有读过，因为对这个人特别反感。
这些生吞活剥的哲学阅读没能让我最终走进哲学的殿堂，去探究自然人生、宇宙万物的奥秘，但它至少有一个好处，让我青少年做梦的时期，不懂不懂地领略了一番哲学的迷人风光，尽管只是外行看热闹式的，同时真正明白了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各种不同的哲学，他们异彩纷呈，各有千秋，自圆其说，争奇斗妍，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独此一家，一个孤零零的哲学体系，也不是一览众山小的泰山之顶，而是群峰屹立，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之中，一道曾令千百万不同肤色的人们倾倒的风景。我如同走进过一个百二奇峰争比高的雁荡山，或是千鸟竞唱的大森林，或是万花齐放的大花园，看到了真实的哲学世界，看到了多元声音的美好而不嘈杂，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最爱，但我们无权决定别人爱什么，我们的爱也可以随着时间、心境的变化而变化。选择的自由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利之一。
二
1986年底席卷全国的学潮也曾波及温州，随后对方、刘、王三人的批判，演唱《血染的风采》的徐良全国各地巡回做报告，轮到我们巴掌大的小学校，看的只是录像，可是校方也要求人人过关写心得，由每个班组织，个个上台发言。这一切使我从完全超然的哲学阅读中移开眼睛，把目光投向了现实。因为我的发言，没有对老山前线的“英雄”表现出足够的敬意，而是肯定和张扬了独立的人生态度，受到点名批评，并得了个全班最低分。老实说，我的社会关怀意识就萌动于1987年那个春天，那一年我20岁。由此我从单纯对宇宙人生的追问转向了现实的思考，我开始逐渐相信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都是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那正是一个报告文学的时代，我之阅读报告文学从1986年以前就开始了，苏晓康的作品早就接触过，但真正比较关注报告文学还是87年以后，贾鲁生、胡平、张胜友、苏晓康、麦天枢、赵瑜、理由……，我每期追读《报告文学》《报告文学选刊》两个杂志，并把喜欢的作品剪下来，装订成合钉本，不仅自己一次次地反复阅读，还推荐给朋友们传阅（并且到处找旧杂志，搜集刘宾雁的作品来读）。像《神圣忧思录》、《洪荒启示录》、《金钱的审判与被审判的金钱》、《西部在移民》、《第二渠道》、《活狱》等等，在那些年轻的夜晚，我曾为这些作品亢奋过、拍案过、流泪过。这次回老家，好不容易在柜子里翻出这些当年的宝贝，大致上浏览了一遍，感觉已没有记忆中、想象中那么好，或许那个时代过去了，那一页已翻过去，那种文体是和那个特定的时代相吻合的，要引起反响、产生共鸣需要一种心境、一个社会舆论的氛围。在某种意义上，报告文学就是那个时期的时评，包裹着一点文学的外衣，行使的却是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的责任。
1987年在我的精神成长史中是个关键的转折性的年份，那年秋天，我到了一个乡村中学教书，在上课、批改作业之外，我把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放在了读书上面。这一时期前后只有一年半，却是一生中读书最精、效率最高的阶段，我做了大量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光是那种大16开本的备课本，就写满了十几本，还有许多小笔记本。偏僻的乡村，没有围墙的校园，一片梨树、一片柳林、一块草地、一条小溪，还有一片到雨季会涨水、平时干涸的广阔的石子滩……，孩子们放学以后的环境很是清净，清净的有点寂寞，读书成为我打发寂寞的唯一方式。我记得，我常常在摇晃的烛光下，看书、做笔记，那个地方停电很频繁，学校给教师发那种长长的白蜡烛，光线有点晕黄，如今想来也很温暖。就是在那里，我最初阅读了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科恩的《论民主》等等……当时在温州买不到这些书，我都是通过一个在温州师专美术系的好友张铭帮我借的，读完了，跑一躺温州，再去换书。我记得第一次没有借到《论法的精神》白话译本，所以我读的是严复的译本《法意》，后来又借到白话本，再读了一次。两次都做了笔记，前略后详。很可惜，我在那个阶段烛光下记下的十多本笔记，都在1989年春节后丢失在故乡雁荡山通往乐清县城的清北公路上，被当地人捡到，缺德鬼拿走了一两百元钱，然后一把火把我的读书笔记、日记和一本《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化成了灰烬，等我在马路边的桥洞下找到时，纸灰尚温，我禁不住潸然泪下。
在读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的同时，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几乎是相对的，放在一起尤其别有意思，于是卡尔·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和他的自述也进入到我的视野，那时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好像还没有中译本。读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我感到太浅，很不过瘾，那是一个有着强烈理论兴趣的时候，读了几年哲学书，又整天沉溺于西方思想史上的经典，对浅白的文字一度看不上眼。再晚一些，我读了卢卡契、葛兰西等人的著作，葛兰西的许多观点曾引起我强烈的共鸣，一度认为那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然后，又读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等人的著作。那个时候已经具备了初步的问题意识，是试图通过不断的阅读、思考，为心中的问题寻找答案，从1987年春天以来，徘徊在我脑海里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是社会主义思潮的来龙去脉，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成败得失，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它是否代表了人类最高的价值追求？二、中国的民主化之路何以如此艰难、曲折？到底什么是民主？我在80年代末期的读书已挣脱少年时期的混沌状态，如前所述，许多商务版“汉译名著”丛书中的经典使我兴奋，给我力量，时至今日，我一想起或看到那熟悉的绿色封皮，仍会激动，它们所给予我的何止是知识的、思想的陶冶和训练。所以我特别感念何兆武先生那样的学术经典翻译家，没有他们，不会阅读外文原著如我，不能想像自己的精神历程将会如何展开。
那个阶段，我还读了一些荣格的心理学著作，他的自我实现和集体无意识等观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喜欢读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今天看来，《逃避自由》表达的观点虽不如哈耶克、波普尔、阿伦特等人那么精辟，但足以引起我们对那个重大问题的重新思索。我不是从《通往奴役之路》，而是从《逃避自由》开始审视人性软弱而可悲的这一维度的。在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之间，我似乎找到了一些共通的东西。
从1987年到1989年，至少有两年，我最心仪的人是马克斯·韦伯和汤因比。阅读韦伯是从那本风行一时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开始的，前后几年，我找到了《儒教与道教》等大部分韦伯著作的中译本，以及研究韦伯的著作，苏国勋、王容芬曾是我最喜欢的学人，因为他们有幸以研究韦伯为业。在韦伯的著作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王容芬译的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其中只有《以政治为业》、《以学术为业》两篇讲演，我常常把他的话当作格言，抄在日记本上。将近二十年后再回首，我想阅读韦伯最大的好处首先是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同时在方法上也有许多的启迪。我一度迷恋韦伯，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想搞出一个“M·W互补理论”来，M是知马克思，W就是韦伯，我当时还没有马克思的庞大身影中彻底走出，认为马克思所忽视的或不够重视的正好是韦伯所重视的，他们之间可以互补。我在1987年初就想过，马克思用经济决定论解释世界，弗洛伊德用性解释世界，这时又发现韦伯用宗教来解释世界，渐渐明白解释世界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角度，影响、推动人类社会的不光是单一的经济杠杆，还有性的杠杆或宗教杠杆，还有其他的杠杆。思想的窗户一旦打开，世界是多么辽阔，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少年时就熟悉的莱蒙托夫的《大海》。
第一次在一个朋友那里见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三卷本，我就大为震撼。那只是个节录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的，他的文明史观、他对有史以来几个主要的区域文明的比较研究，他提出的不同文明模式之间“挑战与应战”的观点，对一个充满求知渴望的中国青年来说，都足以一新耳目。我到处寻找汤因比著作来读，后来只读过《文明经受着考验》、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等。汤因比解释宏大历史的独特魅力始终牵引着我，使我对历史哲学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兴趣，由汤因比，我又找到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
当然我不是一味的“崇洋迷外”，在此前后，我一直喜欢北岛和他同时代那一群诗人的诗，曾在笔记本上抄录过很多他们的诗篇。我一度热衷于读《庄子》和楚辞，诵读《九章》《九歌》《天问》，把诗当哲学读，在冥想中超越日常生活的烦躁。我也喜欢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还喜欢过一本叫《红月亮》的小说[作者已忘记了]，我更忘不了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和龙应台的《野火集》，加上后来的电影《红高粱》，那种充满激情的批判，对生命个性的高扬，都曾使我如痴如醉。我喜欢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和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那时，压根就不可能想到余先生十几年后将为我的第一本书作序）。当然，我更喜欢的还是李泽厚的三卷本《中国思想史论》，前前后后读过好多遍，买过好几套，1989年5月4日，我在人流如潮水般的广场上邂逅后来的妻子，她当时还在北师大教育系读一年级，我送她的第一样礼物就是李泽厚的几本思想史论（所以我现在还保存着两套相同的书）。但这与我同时喜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并不矛盾。“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等丛书，都曾是我的精神食粮，深受汤因比文明史观影响的《河殇》电视系列片，也引起过我内心的强烈共鸣。我记得那些在80年代会发光的名字，葛兆光、甘阳、谢选骏、王润生、苏国勋、刘小枫、刘东、陈平原、梁治平、周国平……，他们是“文化热”中脱颖而出的“新星”，在经历水深浪阔的淘洗之后，他们中或搞纯学术有成、或成为小品文明星、或成为“新左”代言人、或皈依神学、或复古、或销声匿迹了，大半都已黯淡无光，真正与时代同行的似乎只剩下一个当时并不火爆的徐友渔。这或许是大时代里不可回避的命运。
时间如水，缓缓而去，却没有任何力量能挡住，让他停一下。远去了，那美丽而忧伤的年轻时光，月光下的石子滩，那些十八年未再相逢的学生，如今也早已为人父母了。我常常想起那段日子，怀念年轻的岁月，清贫而富足，对未知世界充满了憧憬，对未来有着许多的梦，虽然不少梦都在无情的现实面前被砸碎了，但我依然向往那做梦的年龄，向往玩命似的阅读生活。
三
从80年代末以来，我曾有过至少十年的人生低谷，不过，即便是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哪怕一次次地面临绝境，我都没有放弃过阅读，也正是那些人类文明的精华支撑起了我的精神天空，使我度过了生命中最为暗淡的时光。沿着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我千方百计、尽一切可能地寻找商务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中的绿皮书，或借、或抄、或买，密尔顿的《论出版自由》、边沁的《政府片论》、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代议制政府》、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霍布斯的《利维坦》、汉密尔顿他们的《联邦党人文集》、柏拉图的《理想国》、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及休谟、西塞罗、但丁、泰戈尔、雪莱的政论都成了我的盘中餐，休谟对人性的解剖，以及对人性和制度建构关系的阐述，对我有着刻骨铭心的影响。杰斐逊、林肯、潘恩、华盛顿、罗斯福的文集，还有孔德、斯宾塞等人的著作，甘地和梭罗的著作都使我心向往之，乃至一些经济学家的著作也进入了我的阅读范围，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熊彼特和马歇尔，我喜欢的不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是他的《道德情操论》和《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晚几年又喜欢上阿马蒂亚·森的《贫困和饥荒》、《以自由看待发展》等。不过说实话，我并没有把他们的书当作经济学的专业书来读，只是当闲书翻阅而已。那个时候的阅读仍够得上“贪婪”这个词，贪得无厌，一心想读尽天下好书。1993年秋天我结婚后，老是要妻子帮我找书，有些书就是她帮我借来、买来或向她的同学、校友要来的，而今想起，依然充满了感激和温暖的爱。
1989年冬天，对我而言那是极为黯淡的一个寒冬，我的阅读重点已不是汉译学术名著，而是中国近代史，我试图在历史中为我的疑问、那些混和着血泪的疑问寻找答案，寻找历史千折百回、痛苦曲折的原因，寻找民族苦难的根由。我大量借阅和购买近代人物的全集、文集和其他史书、史料，《孙中山全集》、《黄兴集》、《宋教仁集》、《朱执信集》、《戴季陶集》、《居正集》、《马君武集》、《陶成章集》、《秋瑾集》、《鲁迅全集》、《梁漱溟全集》、《陶行知全集》、《蔡元培全集》，章太炎、梁启超、陈独秀、张謇、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人的文集，以及剑桥中国史、费正清等人的中国史著作都是这个时候起，陆陆续续读的。（再晚一些，我才广泛地阅读胡适、储安平、罗隆基等人的文字。）我自小熟读古典小说，捎带着喜欢上历史，在十八、九岁以前，文学与历史一直在我的阅读中暗中较劲，但文学往往占上风，我总是挡不住文学的诱惑，读小说、读诗的时候居多。此后，逐渐由文学入美学，再入哲学，解除了这对矛盾。1989年以后，我几乎已彻底远离文学阅读，历史阅读成为为生命的重心不是偶然的。我曾有过宏大的历史写作计划，列出了详细的提纲，想要写出百万言的百年中国史。当然，现在看来是好高婺远。
大约1995年春天，我买到了许良英先生等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我其实只读了第三卷，他那些关于社会人生的言论，从此，我的精神世界中又多了一分养分，一个科学巨人对人生的追求、对人权的捍卫、对国家社会的清晰认识，第一次让我明白了一个自然科学家，一样要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发言、负责任，而不是整天埋头在实验室，躲在象牙塔中。爱因斯坦提供了一个最卓越的榜样。
差不多同时，我读到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顾准文集》，一个在无边的黑暗中独自摸索，洞察历史脉络的哲人，一个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凋零的知识分子，他的那些原本没打算发表的文字，甫一问世，即引起了世人的瞩目，说顾准引发了一场思想界的小小地震，也许并不过分。我庆幸，我们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荒唐、荒芜和野蛮岁月中，还有一个顾准，我庆幸，我们在90年代发现了顾准。（之后，又发现了陈寅恪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发现了西南联大的传统，发现了《观察》周刊，由此重新挖掘出了一个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精神谱系。）
1996年以后的两、三年中，我认真读过的书中包括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等。《政治学说史》我就细细地读了两遍，做了好几本密密麻麻的笔记，我之所以细读这几种书，是因为许良英先生的极力推荐，他本来是研究爱因斯坦和世界科学史的，晚年致力于研究民主问题，86岁高龄还在孜孜不倦地读书、研究、写作，对许多问题有着洞若观火的见解，是我们时代一个傲然独立的知识分子，一个大写的人，他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本大书。自从1995年那个酷寒的冬天，他在看到我的一篇小文后，托人带信给我予以鼓励，转眼十年过去了，十年来，我们保持着通信交流，他对我的教诲，让我终生受益。
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让我对人类主流文明几千年来在政治学方面的创造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实际上让我少年时代以来涉猎过的各门各派哲学作了一次稍为系统的梳理，最终确立了对常识理性的信仰，抛弃了早年阅读的尼采、叔本华、黑格尔等哲学家。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使我清楚地看到人类的先哲是如何破除形形色色的神学枷锁，把人的世界还给人的。站在17世纪的天空下，斯宾诺莎就毫不含糊地指出“自由比任何事务都为珍贵”，“实在说来，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我相信，正是他启迪了洛克以来的许多哲人。
从那之后，我的心中，那些零散的、有些杂乱的思想、有限的知识渐渐变得整齐起来。我再也不可能被任何东西所迷惑，再也不可能被任何似是而非、莫测高深的理论所欺骗、所困扰，我已经看到了光，看到了真。
世纪之交，我终于读到了殷海光的政论和《中国文化的展望》等著作，读到了捷克的哈维尔，然后是波兰的米奇尼克，还有林昭血写的遗作，他们的道路、思想和人格力量，早已和我少小时接受的精神滋养融会在一起，成为我精神天空中不灭的星辰。
我的精神历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在满是泥泞的路上，真是一步一个脚窝。我在这里想顺便提出对精神共同体的一点看法，我深知人类的历史绝不只是一部吃喝拉撒睡或者运用层出不穷的阴谋、权术、武力抢椅子的形而下历史，也是一部高尚的而悲壮的形而上的精神史，我们古老的民族史上，从来都不缺帝王术、幕僚学、厚黑学乃至“下级学”，我们有烂熟的“人情练达”和“世事洞明”传统，我们缺乏的只是精神、人格层面的追求，一个民族要形成独立的健全的精神谱系，逐步造成一个足以与世俗世界抗衡的精神共同体，那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精神共同体不是有形的，而是无形的，但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根植于人心深处，它不是宗教，胜似宗教，是一种超越于世俗生活之上的精神力量，是维系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支柱。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世界胸怀、现代人格和文明视角，需要常识理性，不需要乌托邦式的非理性。人是生物的，也是精神的。这样的人所构成的精神共同体才有望重塑民族精神，为每个人的自我解放提供价值尺度和精神家园。
我的身上或许带有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们相似的痕迹，或许我们中有些人的阅读史大致也是相似的，我自身的阅读史就是我的精神成长史。在风雨无常、风云变幻的三十年中，我不能忘记许多一起走过的精神同伴，哪怕今天天各一方，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我还是常常想起他们，篇幅所限，这里就不细说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一个变革中的转型时代，海外华人学者张灏把1895年到1925年这三十年称为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1976年到2006年这个三十年当然也是“转型时代”，只是转型尚未完成。
我不幸而生在这个时代，一个没有定型的过渡时期，我又庆幸生在这样的时代，时代应该让我身受的苦难我都一一体尝，时代应该经历的焦虑和痛苦，我至今还在深味着。我并不感叹生活的无奈，我们正行进在历史的三峡中，唐德刚的二百年出三峡论时时萦回在心头。亚里士多德说得多么好：“国家起源于生活，它为美好生活而存在下去。”这句话和爱因斯坦的“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多少风雨如晦，多少天低云暗，我不敢说，我已领略到了人类创造的文明的最精髓部分，但我敢说，我一直在污泥浊水之中仰望星空，无论生活的境遇是如何的惨淡。记得好象是哈维尔说过，沉到井底，你就可以看到星空[大意]，而我一直就生活在井底，在井底挣扎、阅读、思考，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仰望星星。最近一次回故乡，在天朗气清的冬夜，我看到了久违的星空，那密密麻麻的星星，在远远的对我眨着眼睛。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不可抗拒地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在笔记本上写下的那句诗——
星星的思想可以与太阳媲美
2006年2月22—23日初稿  2月25—26日改定  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