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医学:艾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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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艾灸文化
灸疗是中医学中最古老的疗法之一,灸疗历史悠久,其起源已难稽考。但从文物出土、社会发展规律、文献记载等方面探索,远在文字创造前即已萌芽。火的应用为灸疗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当人们发现身体某一部位的病痛受到的烘烤而感到舒适或缓解,在利用火的过程中不慎被灼伤了某处,竟使某种疾病得到减轻或消失,于是便主动用火烧灼治疗更多的病痛。通过长期的实践,从用各种树枝施灸,发展用艾施灸。形成了灸法。
关于灸疗,考古学者在甲骨文中发现了商周时应用灸法治病的记载,现存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左传》,它详细记载了公元前518年医缓给晋景公诊病时的一段话,医缓说:“疾不可为也,病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治焉。”这里所讲的“攻”,即指灸法,“达”即指针砭。“灸”字,在现存文献中最早提及的是《庄子?盗跖篇》,“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灸疗就已经盛行。
1973年底,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两种传本的古代经脉著作,一种是《足臂十一脉灸经》,另一种是《阴阳十一脉灸经》。
产生于战国至秦汉时代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理论著作,该书对灸疗的起源、适应证、处方及禁忌证记载颇多,强调“针所不为,灸之所宜。”为灸疗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金贵要略》二书,不仅被后人推崇为经方的鼻祖。而且也是关于灸疗的宝贵文献。书中论火灸者27条,其“阳证宜针,阴证宜灸”,对后世医家有深远影响。
随着灸疗学的发展,出现了很多灸疗专著,其中三国曹操之子魏东平王曹翕撰集的《曹氏灸方》,魏晋时期黄甫谧编著的《针灸甲乙经》,详载全身349个经穴的部位、主治、艾灸壮数。该书对后世颇有影响,并先后传入日本、朝鲜等国,对灸疗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东晋葛洪撰《肘后卒救方》。书中收录了多种灸疗方法,对危重病症施灸方法记载较详细,首创了隔物灸。葛洪是倡导灸疗的先驱,并引起人们对灸疗治急症的重视。葛洪的妻子鲍姑,擅长灸法,尤以治疗赘瘤与赘疣而闻名。
晋隋时医家陈延之所著《小品方》的特点是取穴少,而灸壮多。
唐代孙思邈撰集的《备急千金要方》,提倡艾灸与药物结合运用,注重灸量,施灸壮数多至几百壮,书种收载了多种隔物灸法,如隔蒜灸、隔盐灸、黄蜡灸等。还有用竹筒及苇筒塞入耳中,在筒口施灸以治耳病的“筒灸”。唐代王焘注重灸疗的应用,指出:“适以御风邪以汤药、针灸、蒸熨,随用一法皆能愈疾,至于火艾,特有奇能”。“医之大术,宜深体之,要中之要,无过此术”。故书中“不录针经,唯取灸法”。唐代已有了“灸师”这一专业之称,如唐代韩愈的《谴疟鬼》诗云:“灸师施艾柱,酷若猎火围”。说明此时我国灸疗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宋代窦材的《扁鹊心书》中分述“皇帝灸法”、“扁鹊灸法”“窦材灸法”中为防止和减少烧灼痛,还载有睡圣散,使病人在昏睡中施灸,这是将麻醉方法应用于灸疗的最早记载。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对于灸疗论述甚详,为后世针灸医籍所引用。闻人耆年的《备急灸法》、庄绰的《灸膏肓俞穴法》对后世颇有影响。
元代罗天益,著《卫生保健》一书,主张针灸与药物并重,强调温补脾胃用灸、防治中风用灸。
明代是我国针灸的全盛时期,初现了“桑枝灸”、“神针火灸”,后又发展为“雷火针灸”。张介宾的《类经图翼》介绍了各类病证的灸疗处方。
清代吴谦的《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决》介绍了19种病证的灸疗处方及操作方法。吴亦鼎的《神灸经纶》是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灸疗专著。
新中国成立以来,祖国医学获得了新生,使灸疗学得以复兴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