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皇帝就像戴眼罩的驴

2010-05-31 12: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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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节选自本人新作《从历史看职场》（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书
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之君大都会被后世所骂，崇祯帝是个例外。后世评价他时，大都很同情他。因为，当接力棒交到他手上的时候，他已经无力回天。明末，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外有后来的江山得主，清朝虎视眈眈。“屋漏偏逢连夜雨”，崇祯帝执政的十几年里旱灾、水灾、蝗灾是一个接着一个发生，把更多的饥民推向了“流寇”那一边。皇朝内部，大臣们各有各的心思，后代历史学家经常感叹崇祯朝“有君而无臣”。不知道是因为没有良臣辅助(崇祯帝在位十七年竟没有一位历史上很知名的朝臣)导致崇祯的悲剧，还是崇祯注定的悲剧淹没了良臣虎将。明朝就在一片吵闹的纷扰之中消亡，崇祯也在众叛亲离后将自己吊死在煤山上。
崇祯在位十七年，一直勤政理事，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如果论起励精图治，崇祯是朱元璋以后明代十六位君主中最突出的一个。正因为这样，后世大都认为明朝灭亡与他无关，他不过是一个悲剧人物。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难道真应了那句“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吗？
崇祯在刚刚登基之后，曾当机立断地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这是他最为光辉的篇章。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四日，天启皇帝死后的第三天，朱由检正式即皇帝位，定次年改元崇祯。而此时，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魏忠贤的亲信田尔耕为锦衣卫提督、崔呈秀为兵部尚书，两人分掌朝廷内外两大兵权。朝廷内外自内阁、六部乃至四方总督、巡抚，遍布魏忠贤的死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崇祯处在恐惧和压抑之中。
崇祯是在八月二十三日入宫的，当天晚上没敢睡觉，因为他害怕有人会谋害他。他取来巡视宦官身上的佩剑防身，不敢吃宫中的食物，只吃袖中私藏的麦饼。在这样的氛围中，崇祯没有办法沉浸在君临天下的喜悦中，而只能考虑如何稳固自己的位置并保证自己的安全。他登基之后作的第一个决定就是：除去魏忠贤。他要怎样开始这个大计划呢？
崇祯知道，凭他现在的势力，根本无法除去魏忠贤。因此，他需要把拳头藏起来，用笑脸相迎。在最初对待魏忠贤的态度上，崇祯和哥哥朱由校一样优待对之，还不断地嘉奖魏忠贤、王体乾、崔呈秀等人。而另一方面，他将自己原来王爷府中的侍奉宦官和宫女逐渐带到了宫中，以保证自己人身安全。与此同时，崇祯在逐步地削弱魏忠贤的影响力，并以此向朝臣发出信号。
魏忠贤一次给皇帝上了一道《久抱建祠之愧疏》，向崇祯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当时各地官员，为了巴结魏忠贤，纷纷在属地为其兴建生祠，以表达对魏忠贤的尊重之情。崇祯读了这篇奏折，批复道：“以后各处生祠，其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借着这道折子的坡，崇祯下驴了。在看似“顺从” 魏忠贤意愿的背后，崇祯抑止了朝野上下对魏忠贤的进一步崇拜，同时向朝臣发出信号：清算的时候到了。
天启七年十月十三日，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呈秀毫无益于厂臣(魏忠贤)，而且若为厂臣累。盖厂臣公而呈秀私，厂臣不爱钱而呈秀贪，厂臣尚知为国为民，而呈秀惟知恃权纳贿。”意思是：所有的坏事都是崔呈秀做的，而魏忠贤是天底下最好的人。这显然是丢车保帅之策，把所有问题都让崔呈秀来扛。时任兵部尚书的崔呈秀在魏忠贤党羽中很有分量，是魏忠贤门下“五虎”之一、得力干将。这次崇祯有便宜照捡，准奏，免除崔呈秀的兵部尚书一职，令他回乡守制。
停生祠，免呈秀，两记杀威棒一出，这下朝廷中的大臣们就摸准了风向，揭发和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但不是有人弹劾就可以下手了，崇祯选择了继续等待，他在等待魏忠贤下一步的动作。魏忠贤还是上钩了，迫于舆论压力，他主动请求“引疾辞爵”， 崇祯照准。在削掉魏忠贤官职之后，崇祯派魏忠贤到中都凤阳祖陵司香，这正是崇祯的杀招所在。
名为司香，实际上是将魏忠贤从权利中心赶走，一旦离开了京都，魏忠贤就是孤军奋战，失去了党羽们对他的有力支持。魏忠贤失去党羽的掩护和帮助，捉拿他的事情才可以一击即中。魏忠贤前脚走，崇祯就命锦衣卫旗校将魏忠贤缉拿回京。十一月六日，在阜城县(今河北阜城)南关的旅舍中，魏忠贤孤零零地待在旅馆里，锦衣卫捉拿到此，魏忠贤自缢而亡。
魏忠贤其实死得蹊跷，在外他没有帮手，但回京他就大有机会，他不会不知道自己还有残余势力，但他竟然放弃了生机。其实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魏忠贤死了，这正是崇祯想要的结果。清算魏忠贤余党的行动开始了，至崇祯二年三月十九日，所谓阉党逆案才告完结。
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贤，体现了崇祯的胆略和高超的政治手段。但令人不解的是，费尽周折地除去魏忠贤阉党之后，崇祯自己又继续信任宦官，走上了如他兄长一样的轮回。也许这正是崇祯性格多疑的一个验证，他不信任外人，而只相信自己身边的人。可见，人真的不是相信值得信任的人而是相信愿意信任的人。值得崇祯信任的袁崇焕就没那么幸运，自己拼死卫主，结果却被崇祯凌迟处死。
袁崇焕在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接受崇祯召见时，曾许下海口“五年平辽”。事实上，袁崇焕确实很有几下子，在辽东宁远、 锦州及山海关一线确实是牢牢守住了京都门户，清朝军队在此尺寸未进。后来，皇太极没办法，绕过袁崇焕布置的防线，从蓟门南下，进逼京师。崇祯二年十月下旬，清朝十万军队到达遵化城下，距京师不过二三百里。袁崇焕立即命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增援，然后自己也于十一月五日率兵入关。十一月二十日，崇焕在广渠门与清朝军队开战，袁崇焕身先士卒，将皇太极逼退。二十七日，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的军队，京师外围已经完全肃清。没想到打败了敌人的袁崇焕马上就要上路，一条不归路，死神正一步一步向其靠近！
十二月一日，崇祯在紫禁城平台召见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袁崇焕，传谕是要“议军饷”。北京此时是全城戒备城门禁闭，城上用绳子吊一个筐子下来，袁崇焕就坐在筐子里被提到城上。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并没有同他议军饷，而是当即下令将他逮捕下狱。此时袁崇焕才明白所谓“全城戒备”，戒备的不是清兵而是他及他手下的精兵。可笑的是，祖大寿是袁崇焕部将，遂节制辽兵，得知此消息后率部东返，不理会崇祯的“勤王”命令了。后来还是靠着狱中袁崇焕的亲笔书信，才将祖大寿及守辽军队召还，并收复永平、遵化一带。
事情的起因，据《崇祯长编》记载：杨春、王成德两名太监被清兵俘虏，皇太极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和巴克什达海等看守这两人。几个人坐在两个太监隔壁，故意在谈话中暗示袁崇焕已经与皇太极有密约攻取北京。后来，杨、王太监居然“神通广大”地越狱成功逃回紫禁城。这俩人刚从鬼门关旅游回来，迫不及待地写了一篇“我这一路上”的纪实文学，并第一时间将文稿交给了崇祯皇帝。皇帝此时很相信太监——他身边的人，所以才决定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议饷”。
崇祯三年三月十六日，崇祯帝命人将袁崇焕凌迟处死，妻妾兄弟流放到福建。从后来的一系列事件来看，这一看似平常的“狡兔死走狗烹”却为明朝灭亡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而崇祯犯下如此严重错误，居然只为太监听来的一句话，这再次印证了崇祯悲剧实际上是其多疑性格的悲剧。除开性格多疑，崇祯的性格中还有其他的弱点。
袁崇焕死后，明朝在与李自成的各次对抗中，均处于劣势。究竟谁能担当抵御“反贼”的重任？此时他想到了吴三桂。吴三桂继袁崇焕之后镇守山海关多年，一样将皇太极挡在关外，实战经验和能力自然不用说，调此人来指挥军队对抗李自成，不失为一计良策。但“聪明”的崇祯皇帝，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候又打起了小算盘。把吴三桂调进关，就等于把宁远放弃给清兵，他不想担这个丢疆土的罪名，因此，想拉上朝臣一起“上刀山”。崇祯十七年正月十九日，崇祯正式向大臣就调吴三桂入关一事征询意见。大臣们都承认吴三桂是抗击李自成最好的人选，但大家也都心里跟明镜似的明白：崇祯是想拉自己垫背呢。啥年代了，还玩这招？！这都玩过了啊！
年前的事情大家至今记忆犹新。崇祯十五年，在被李自成打得很狼狈的时候，崇祯曾打算与清兵议和，以便腾出力量安内——扑灭闯王起义。崇祯与兵部尚书陈新甲商议后，决定秘密进行此事，并交由陈新甲具体实施。可惜事情还是张扬出去了，大臣们纷纷质询是否有此事。此时崇祯害怕担个“媚外”的罪名，没等陈新甲讲出实情，就把他拉出去给“咔嚓”了。这事情才过去不到两年，大臣们还是记得的，没有人想做第二个陈新甲。
崇祯一再声言：“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但这些大臣们都是官场上的老油条了，谁肯上这贼船？崇祯有意推卸责任，朝臣含糊应对，谁也不拍这个板。后来崇祯逼问得紧了，朝臣就想出一个很“民主”的办法——向各省督抚征询意见。在此国家存亡的危机时刻，皇帝和大臣在这儿慢悠悠地“推太极”，二月八日山西首府太原城破，一晃二十天过去了，调吴三桂的事还没定下来。此事折腾了一个多月，由于朝臣们没有明确表态，崇祯自己也不愿承担“弃地”的责任，就把这件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给压下去了。
时间没了，机会没了，京师也没救了！等到崇祯皇帝在三月初终于下了让吴三桂擒王的命令后，吴三桂的军队刚刚开拔，北京就已经陷落了。
身为国君，在危亡时刻不能力挽狂澜，反而为了谁的责任问题而与群臣纠缠不清，最终丧失了最后的机会，反映出崇祯性格中懦弱的一面。领导是什么？领导就是扛问题的，天塌了，你不扛谁扛？虽然你个头不高，但谁让你在最上面呢？如果你都不想承担责任，又有谁会愿意为你承担责任呢？类似的事情不只发生过一次。
崇祯十七年二月十日，总宪李邦华向崇祯帝提出了迁都南京的建议。根据李邦华的建议，崇祯帝可以以到孔庙圣地的名义出京，出京后直接南下去往南京。崇祯听后没表态，只说“知道了”。崇祯可不是没听进去这个建议，后来就在朝会上讨论这件事情，可得到的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朝中的大臣们都认为即便是南下，也应该是太子南下，而皇帝应该守卫社稷。“我这做皇帝的留在这儿等死，你们领着接班人躲风头去了，如果我这儿有个万一，你们立马拥护新皇帝即位，酒照喝，舞照跳，官照当，就皇帝我一个人和阎罗王下棋，真亏你们想得出来。那还讨论南下做什么？”崇祯于是冠冕堂皇地说：“国君死社稷，恒理也。”这话说得显然违心，既然已经打算“死社稷”了，怎么还抛出南下这个议题呢？
末了，崇祯还给提出南下建议的臣子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废话，不打算逃跑你开会研究它干吗？准备组团到江南旅游？你就是有这个精力和时间，人家李自成还不干呢，他还想找你喝酒呢。自己没走成，还埋怨人家。大臣们一看风向不对，马上调转口风，纷纷表示放弃南迁主张。但崇祯不是不想南迁，只不过是他想代替太子南迁，于是就又大骂“光时亨阻朕南行”，光时亨因极力反对南迁而成了倒霉蛋。
崇祯可能觉得这话说得太露骨了，显得自己太想逃跑了，于是又回过头对提议南迁的臣子说：“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说是“毋复多言”，其实崇祯是想做个姿态，让大臣们极力进谏，这样自己“盛情难却”顺水就把南迁的事情定下来了。可谁想，他这前后矛盾，一会迁一会死社稷的，搞得大臣们也摸不清风向了，迁也不是，不迁也不对，到底怎么着你给个痛快话啊！既然风向不清，那就闭嘴不说，于是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南迁没形成决议，崇祯的逃跑计划没能成功，此时李自成已经兵临城下。李自成没有马上开始攻城，而是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代表自己与崇祯皇帝谈判。杜勋带来了李自成的要求：封李自成为王，赐银一百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这样的条件，对于已经内忧外患的崇祯帝应该是最好的条件了。只要给了李自成一个官方身份，马上就可以解除起义军对自己的威胁，同时又为自己抗击满清增强了力量。可是崇祯又犯了老毛病，他不想落个“偏安”的名声。他希望找个替罪羊，此时在他身边的大臣魏藻德成为他的目标。
崇祯便问魏藻德：“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那意思是：你说行，然后我同意，这事情就成了。可魏藻德不想背这个黑锅，他选择了沉默。崇祯于是再次发问：“此议何如？”魏藻德依旧“拒绝回答”。没办法，崇祯拉不下这个面子谈议和，于是打发走了杜勋。杜勋刚走，崇祯帝就拍桌子摔板凳，并把魏藻德一把推倒，其气愤程度可见一斑。
崇祯不仅不能承担责任，很多时候也往往是“说得轻松，做得稀松”。
崇祯十年四月大旱，祈了几次雨都没效果，此时崇祯下了一道《罪己诏》。“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说了半天就俩字：拿钱。他哪里是责怪自己啊，分明就是责怪这些当官的只顾自己发财了，也不分给我这个皇帝点。看得出来，崇祯对于官吏们一心贪财十分气愤。他还曾动过“搜括臣宰”以“助饷”和“救民”的念头，因为当时崇祯感觉最缺的就是钱。于是，崇祯要么经常吃着吃着饭，就觉得自己太奢侈了，于是要求给自己“减膳”；要么在观看宫女表演时，经常想到老百姓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要求“停乐”。可是老天爷似乎不领这份情，雨、旱、蝗灾一样不少照方全来，这让崇祯更觉缺钱，于是几次三番地“罪己”，周而复始地劝戒官员富户“慷慨解囊”，但总没有实际效果。
事实往往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明季北略》记载：当李自成进京之后，打开国库时，被自己看到的一切惊呆了。“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是啊，谁看到这么一大堆银子能不呆呢？但崇祯皇帝怎么就“忘记”自己还有那么多私房钱呢？在国难当头之时，在号召他人“慷慨解囊”之时，为何不能做个榜样，自己先拿出银子助赈、助饷？
可怜之人自有可恨之处，《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其实他的性格弱点正是其悲剧的根本原因。以后人的眼光再去看崇祯，曾经有很多机会摆在他的面前他没有珍惜，可惜上天没给他再来一次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