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分歧背后--------曹远征

G20峰会：分歧背后
曹远征 [ 2010-07-05 ]
首脑云集的G20峰会无疑是本年度最令人瞩目的国际事件之一，因其对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举足轻重。在不断的争执、分歧声中落幕的G20将取代G8成为永久性国际经济协作组织，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言权亦会获得提升，标志着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未来将能发挥更大影响力。多伦多会议中的诸多分歧引发了对传统宏观调控思维定式的思考；而如何借助国际会议平台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也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项课题。为此，本报本期专访了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围绕上述问题做深入分析。
G20分歧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挑战
主持人：此次G20峰会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意见的不协调，您认为造成分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曹远征：G20峰会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世界经济是否稳定，刺激政策是否该退出；二是重构国际货币体系；三是加强金融监管。
短期来看，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现，整个货币的锚开始漂移，继美元在上次金融危机中开始波动之后，欧元也开始波动。这使得国际贸易的秤不准了，生意没法做了。所以，G20峰会更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形势是否好转，政策是否该退出，而在于如何尽快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来保证世界经济正常运转。
其次是金融监管，金融活动产生了系统性风险，这个风险就是不确定性，衍生工具能够对冲掉局部风险，但最终会累积成系统性风险。应对方法之一是去杠杆化，就是所谓对资本充足率、衍生品的监管。目前，监管标准仍在讨论中，但美国通过的监管法案足以表明一个方向：一是去杠杆化，增加银行资本充足率；二是加强对衍生品的监管；三是克服大而不倒，开征银行税，避免系统性风险；四是分隔自营业务和顾问业务以及一般金融业务，减少投资业务，让银行回归传统。
最后是退出问题，我认为G20峰会关于退出政策的意见差异不大。世界经济进入复苏进程后，都要采取退出态势，只不过退出的先后和方式不同罢了。现在，欧美对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态度是一致的，只是在财政政策上有些差异。欧洲的财政问题比较复杂，所以财政紧缩需求更强烈；美国也提出了财政紧缩计划，只不过实施得晚一些。
更大的分歧是在理论上，即凯恩斯主义是否有效。过去的财政、货币政策可能对防止危机和更大衰退有效，但对于刺激增长效果并不明显。这凸显了一个理念：欧洲国家认为在凯恩斯主义失效的情况下，要提高真实增长率、竞争力，在国际收支方面，就需要靠出口竞争力来扭转逆差，这又回归到最早的重商主义；而美国则坚持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下考虑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整个经济政策的设计理念正面临挑战：
首先，如果货币和财政政策有效，那么汇率、利率一定是变化的，是有对冲安排的，否则，凯恩斯政策就不可能发挥作用。同时，监管上的对冲安排在减少，使宏观政策的余地也在减少。如美国的赤字财政要求货币政策相配合，廉价美元才能帮助其财政融资，降低融资成本。但如果美元供给过多，美元汇率和利率肯定下降，又会吸引资金来回游走，这时候监管怎么做？监管过严，财政政策的作用余地就非常小。
其次，国际货币体系问题。国际货币体系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主权货币都面临特里芬难题，也一定会表现为汇率波动，会有游资，对此，监管应该怎么做？
最后，南北问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市场发展情况不同，采取的政策工具也不同，若统一监管标准，将政策工具锁定，就忽略了发展程度的差异。
因此，这次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对深层次的经济活动的一个挑战，也是对经济学家的一个挑战。凯恩斯政策是用政策来反危机，但可能危机本身就是经济活动的常态，反危机政策反而使危机不断累积。倘若允许经济波动，可能能把大危机化成小危机。G20会议关于财政政策的讨论正是和这样的思维相关联的。
主持人：那么，与其说G20反映的是对待退出政策态度的差异，还不如说是两种政策理念和思维的差异，这对现有的经济理论提出了怎样的挑战？
曹远征：当前我们正处在这样的挑战中。
首先，什么是金融危机？这次危机和我们过去看到的都不一样，马克思也好，凯恩斯也好，讲的都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是固定资产更新周期引起的波动，是需求跟不上生产扩张而出现的过剩，通过扩大投资就能够熨平危机。原因在于，企业都是要赚钱的，通过影响货币供应量降低利息，从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使其投资的预期收益率提高，这样企业就会提前投资，周期就熨平了。所以，凯恩斯主义主要是“货币利息通论”，强调的是货币政策。后来发现货币政策有可能引起通胀等问题，希克斯就对凯恩斯理论进行了发展，将反危机理论发展为反周期理论，形成了现在的宏观调控，其中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财政政策，所谓财政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就是经济冷的时候税收会自动下降，政府扩大支出，减少税收，经济就会扩大；经济热的时候，税收增长了，政府节约开支，弥补赤字，经济的波幅就可以熨平。
宏观政策的有效性，是立足于企业的固定资产更新周期，其作用目标是从反危机到反周期，退出政策实际也是反周期政策的使用。但这次我们看到金融危机并不是从实体经济产生的，而是从金融领域。金融最重要的特点是杠杆迅速扩张，之后恐慌性地去杠杆引起了实体经济的衰退。这种危机产生的原因几乎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短期来看，日本90年代的情况可能与此类似，日本大概有十几年没有走出这个阴影，最重要的原因是企业行为发生了变化。在凯恩斯的环境下，企业还是要赚钱的，财政货币政策才有效；而在金融去杠杆化的情况下，企业自己的负债率很高，首先面临的问题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负债最小化，所以有了利润就还钱。这是日本当年的情况，也是美国目前的情况，美国去年贷款比往年下降了50%。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就显现了，用财政把个人债务买下来，这也存在一个边界，即财政必须有可持续能力，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现，我们已经开始触及这个边界。
其次，金融危机和经济是怎样的一个联系过程。凯恩斯政策假定货币短期是非中性的，长期是中性的。但倘若货币是非中性的，就意味着货币这杆秤不准了，这在金融学中就体现为不确定性。怎么对冲？用衍生工具。换言之，金融学假定货币应该永远是中性的，但现实中货币是非中性的，这样一来，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之间就产生了矛盾，如果加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也不能再用；反之，要使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监管就不能太严，这也是监管始终难以达成一致的原因。
最后，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总需求管理，假定供给是市场自然产生的，把需求管住，经济自然就会发展起来。现在管理到头了，如果不能促进经济增长，总需求再提高也没有意义。于是演变为供给管理，全球都在谈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就是供给政策。但技术进步是偶然事件，经济学无法把握其方向。
过去我们力图控制危机，控制到极限以后，突然发现无能为力了，这是现在全世界、全人类所遇到的一个困境。
国际经济秩序：洗牌与重构
主持人：G20峰会声明宣布，G20将取代G8成为永久性国际经济协作组织，与G8相比，G20存在哪些优点和缺陷？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曹远征：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出现了南北问题，这是G20演变为正常机制的基础。尽管G20当年是一个反危机机构，但面对缓慢的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和如此多扑朔迷离的问题，大家必须坐下来共同商量，世界经济才能维持下去。20个成员国占全球GDP的85%，只有这85%的经济稳定住，全球经济才能稳定住。所以，G20代替G8成为各国领导人共同商议的治理平台。
站在中国角度，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参与国际事务。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开始走向前台，这意味着它不仅要搞好本国经济，还对世界经济承担了责任和义务。
其次，这也是对二战后形成的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秩序的改造，预示着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形成，是全球治理结构的一个进步。我们把很多问题放在这个平台上讨论，并形成一个正常的机制，这是当年反危机时没想到的；去年伦敦峰会以后，大家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现在危机过去了，但复苏前景并不光明，还有更多问题需要应对，因此，会议基本确定了G20成为全球治理的平台，成为新的机制。
主持人：G20峰会闭幕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表示支持提高中国在IMF的发言权。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投票权问题？IMF改革的重点应当是什么？
曹远征：这要追溯到二战后。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形成了三个支柱：一是以《雅尔塔协定》为基础的联合国机制，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这是政治机制；二是“关税贸易总协定”，现在的WTO，这是贸易投资机制；三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货币机制。在这三个机制之下形成了一系列国际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和IMF。世界银行的主要职能是经济发展，援助发展中国家；IMF则是维护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和货币体系的稳定。
这一体系的基础，表现在政治上是美国霸权，在经济上是美元霸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成为世界经济运转最重要的支撑，这体现为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双挂钩、一稳定，从而凸显了特里芬难题。后来所有的事实演变，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都是其外化的一个过程。
IMF也是特里芬难题的一个产物，这也是它后来在金融危机中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但世界经济仍需协调机制，我们不可能推翻重来，但可以改造IMF。所以在伦敦G20峰会上有一个改造决议，包括加强IMF的功能，将其与国际金融稳定论坛合并，共同研究全球经济问题。IMF反映的是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以美元为支撑的结构，这种结构是行不通的，必须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权。既包括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发言权，也包括内部机制改革。IMF有一条规定，85%的投票同意，决议才能通过，但事实上，美国一国的投票权就占了17%，它不同意谁都别想干下去。所以，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份额大小，而在于改变美元霸权，改革表决机制，不再是一票否决制。
主持人：国际经济均衡依然是讨论的焦点，人们希望拥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尤其是中国调整政策以减少出口，提升国内消费；拥有较大贸易逆差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做出相反的举动。您认为国际均衡秩序的建立，需要两者各自做出哪些努力？
曹远征：首先，我们讨论问题的角度要发生变化，必须站在全球视野而不是双边视野来考虑问题。其次，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有自己的利益，可以提出要求，大家协商。
改革开放30年来，自由贸易体制对中国是有帮助的。尽管说中国要对世界承担责任，要减少顺差，但宽松的自由贸易机制对这种调整也是有益的，所以，全球化进程仍应继续。
这次去杠杆化导致了去全球化的趋势，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尽管从欧洲和其它国家来看，这有一定道理，毕竟不能总是寅吃卯粮，也要扩大出口，这是它们正当的利益诉求。但以邻为壑、贸易保护主义是真正的贸易倒退，是反全球化。
如何协调？顺差国、逆差国都应该做一些改革。中国作为一个顺差国要扩大进口，或简化进口，如降低或取消关税，对柬埔寨等发展中国家都减免了若干进口关税，再比如东盟10+1的投资贸易自由化，中日韩贸易自由化，上海合作组织中的投资贸易自由化，这会促进贸易平衡的安排。去年中国做得不错，进口增长速度快于出口增长速度，顺差在减少，但贸易在扩大，这是一个方向。
另一方面还应呼吁美国和欧洲放宽对华出口的管制，中国有进口需求，如车床是受管制的，而中国船上的电子设备都是要进口的，这些管制的必要性并不是很大。放宽管制才是促进贸易平衡的方式。
主持人：人民币改革方面，继上海和广东省四城市去年成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后，时隔一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大幅扩容，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境外地域也由港澳、东盟地区扩展到所有国家和地区。您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还需哪些制度建设的保证？
曹远征：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如此之高，人民币应承担国际责任。尤其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元、欧元等货币的脆弱性。汇率波动不已，影响着全球贸易与投资。而为了应对危机，促进国际贸易，中国政府在去年7月2日实施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试点。一年来进展顺利，仅中国银行境内外机构的结算额就超过500亿人民币，这既促进了出口，也方便了扩大进口，对稳定国际贸易、应对危机做出了国际贡献。在这个基础上，今年6月22日，跨境贸易人民币计算试点扩大到20个省，计算范围扩大到全球，参加试点的企业大大增加。随着试点的深入展开，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但与此同时也为人民币的安排提出新的挑战。当人民币贸易项下大量使用，意味着人民币资本项下也应做相应的调整，否则境外人民币的头寸难以安排，亦即是人民币回流机制的设计和安排。这要求我们根据新的形势规划人民币走向全面可兑换的路线图。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条件下的全面可兑换路线图是不同于以往传统的路线图，这也是中国贡献的新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