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席慕容,不喜欢《一颗开花的树》

按：喜欢席慕容的诗歌，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并曾在年少时候模仿她的诗歌创作了很多诗歌。尤其喜欢她的名作《一棵开花的树》,但现在，深刻分析此诗内涵，我发现它所表现的爱情观是落后的、陈腐的。本文以《“罂粟花”一样的爱情——析席慕容〈一棵开花的树〉的爱情观》发表于《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10年第4期）。
“罂粟花”一样的爱情
——析席慕容《一棵开花的树》的爱情观
内容摘要：在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中，男女两性关系是不对等的，女性缺乏自身的主体性与独立人格，并崇尚单方面的自我奉献与自我牺牲，男性中心主义隐约可见，诗歌所表现的爱情观其实与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观尚有距离。普通读者往往是从正面意义上来把握这首诗，欣赏、痴爱并歌颂其中所体现的爱情，但却很少能识别其背后隐藏的负面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诗所体现的爱情观就象“罂粟花”一样，表面上看起来美丽绝伦，充满诱惑力，然而其本质上却是“有毒”的，因此也是不值得提倡的。
关键词：爱情观；主体性；人格；性别；男性中心主义
台湾女诗人席慕容是擅于写情的高手，曾经创作过大量传诵一时、脍炙人口的爱情诗作，倾倒了无数汉语读者，而《一棵开花的树》被公认为是这些情诗中“皇冠上的明珠”。关于这首诗歌所体现的爱情观，就中国学术期刊网上出现的不多的赏析研究文章来看，基本是从正面来理解。例如，有认为此诗“向我们诠释‘缘分’这个美好的字眼”。[1](P.5)有认为此诗“写尽了爱的坚贞与真诚,爱的失落与惆怅,更在于它将这份爱由彼岸回归于现实,升华为一种深沉而又理性的悲剧美,达到了对我国古代爱情诗的超越”。[2](P.41)有认为此诗“向人们证明着爱情的美丽与操守”。[3](P.8)有认为此诗“表达了‘无法预知的时刻’那种忽然来临的刻骨铭心的‘感动’，也表达了对人生的一种宽容”。[4](P.39)……可以说，这首诗以其独到的语言、意象、意境和爱情主题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但我们在被打动的同时，竟很少有人识别其爱情观背后隐藏的落后陈腐的一面。
在《一棵开花的树》中，从男女两性关系来说，女性是处于丧失主体地位和独立人格的奴从者的地位，男性中心主义立场隐约可见，表明此诗尚没有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女性观的阴影中走出来。在此诗中，男女两性关系是不对等的， “我”是爱情王国中一个万般谦卑地企求爱情的“奴臣”，“我”对待爱情是千万分的诚惶诚恐，千万分的小心翼翼，而“你”却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几乎对“我”熟视无睹的爱情的“君王”。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形象地表现在诗歌中。首先，“我”化身为“树”,而“你”却依然是“你”。树，只能静止不动，只能等待被偶然的“发现”，等待被恩赐似的“被爱”，而无法自由地去主动寻找和选择。“你”，却是一个来去自如的人，“你”走的路上有千万棵树，“你”有驻足观赏这棵树的自由，也有浪漫邂逅那棵树的自由，面对众树百花盛开，“你”完全有选择自己那份最爱的自由。人与树的角色定位就初步决定了“你”“我”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其次，“我”为了感动“你”，“我”要将“我”“最美丽的时刻”展示给“你”，然后在佛的帮助下，“我”如愿以偿地在“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让“你”对“我”赏心悦目，从而讨得“你”的喜欢，“我”说到底是处于一种被看、被观赏的客体位置，“女为悦己者容”，“我”的生命价值就在于得到“你”的认可或者感动，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那“花”还能为谁妖娆为谁容呢?当“我”的那份“最美丽”因得不到“你”的发现和认可时，我的心便瞬间“凋零”了，“我”的生命全部意义和价值因为没有得到“你”的哪怕匆匆的一瞥而被全部掏空。总之，在此诗所体现的男女权力关系中，女性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被消解，男性则获得了唯我独尊的统治地位，体现了一种典型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法国哲学家西蒙·波伏娃曾经这样评价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妇女从一开始,她主动的存在和她的客体自我,她的成为另一物之间,就存在冲突。人们教会她：为了讨人喜欢，她必须尽力去讨好，必须使她成为某种客体，她因此应该放弃她的主动性。”[5](P.45)而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是繁衍这样的“第二性”女性的天然温床，在中国传统的男权主义文化的统治下，几千年来的中国女性恪守“三从四德”的规训，缺乏独立的女性主体，缺乏独立的人格，成为男性的附庸，或不可避免地“物化”，难逃“花瓶”的命运，以能得到男性的赏玩或宠幸为生命的全部价值。因此，中国古典诗词中充斥着这样的诗句：“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浴，谁适为容”，“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非无巧笑姿，皓齿为谁发”……中国古代诗词中亦出现大量的“怨妇诗”，因何而“怨”？有因为战争造成男女之间的长久隔离而怨，但更多的是因为女性得不到男性的赏玩喜爱、被男性所冷落所弃置而怨。席慕容的不少诗歌在内在精神上与中国历代的“弃妇诗”、“怨妇诗”如出一辙，重复地阐释后者所一再表现的那些缺乏现代女性主体的两性观念。从总体上来看席慕容的诗歌，其受到传统诗词影响的痕迹甚为明显，特别是更得“婉约派”诗词的风姿神韵。这种影响给她的诗歌带来双重特征，一方面，她的诗歌承续了古典诗词的“婉约”风格，善于撷取“婉约”诗词中的典型意象，意境大多纯美绝伦，而又不乏“婉约”诗词所常常传达的那种淡淡忧伤的情调，这些正是她诗歌的魅力所在。另一方面，她在吸收传统诗词优点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落后陈腐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因袭了部分传统诗词中所表现出的缺乏现代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例如《伴侣》一诗，“你是那疾驰的箭/我就是你翎旁的风声/你是那受伤的鹰/我就是抚慰你的月光/你是那昂然的松/我就是那缠绵的藤萝”。试问，当爱情的双方，“藤萝”只有在依赖于“松”才能生存的前提下,如何能产生平等的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试比较舒婷的《致橡树》一诗，“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两诗的抒情主人公的姿态截然相反，前者的“我”要做攀附在“昂然的松”上的“缠绵的藤萝”，而后者的“我”却声明自己不做攀援在“橡树”上的“凌霄花”。《致橡树》否定了传统的依附性的爱情观和奉献性的爱情观，主张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观，即真正的爱情应该是男女两性平等的爱情，女性应该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个人价值与尊严，不依附于男性，不赞同女性一味的自我牺牲和自我奉献，但又追求爱情双方的互相凭依、扶携与承担。《致橡树》中这种独立的女性主体是《伴侣》、《一棵开花的树》以及席慕容的很多诗歌所缺乏的，而前者所否定的奉献性爱情观却正是后者所肯定的。席慕容曾经表达她对理想爱情的理解：“我一直相信，世间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爱情：绝对的宽容、绝对的真挚、绝对的无怨、和绝对的美丽”。[6](P.109)谁对谁“无怨”？谁对谁“宽容”？联系席慕容的全部诗歌创作，可以明显看出她所理解的“无怨”和“宽容”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女性对男性的“绝对的无怨”、“绝对的宽容”。
诗人通过《一棵开花的树》思考着“刹那”和“永恒”之间的关系，在“永恒”和“刹那”之间，她似乎更注重生命中灿烂精彩的“刹那”，质言之，生命的质量重于数量。“我”在“佛前求了五百年”的目的仅仅就是为了让“你”“在我最美丽的时刻”遇见“我”。“刹那”虽象划过天空的流星雨一样，稍纵即逝，但它攒聚了生命中闪光的密度和厚度，值得眷恋。这也是她诗歌一再表达的主题：“其实 我盼望的/也不过就只是那一瞬/我从没要求过你给我/你的一生/如果能在开满了栀子花的山坡上/与你相遇 如果能/ 深深地爱过一次再别离/那么 再长久的一生/ 不也就只是 就只是/回首时/那短短的一瞬”（《盼望》）；假如我来世上一遭/只为与你相聚一次/只为了亿万光年里的那一刹那/一刹那里所有的甜蜜与悲凄/那么 就让一切该发生的/都在瞬间出现吧/……然后 再缓缓地老去（《抉择》）；“我的要求其实很微小 只要有过那样的一个夏日/只要走过那样的一次”（《与你同行》）……席慕容对生命中“刹那”的重视本也无可厚非，确实，生命中如夏花一般绚烂的“刹那”，弥足珍贵，我们不希望生命是一段平庸、毫无光彩的时间流程。但是，她有时将“刹那”和“永恒”处理成对立的关系，注重“刹那”而轻视“永恒”，与时下流行的“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信条以及现世主义生存哲学有着一定的内在精神联系，所以，当下有些青年人在爱情追求的历程中，被所谓的“刹那”和过程所迷惑，执着于享受“刹那”和“曾经拥有”，不在意对“永恒”和“天长地久”的追求，即使无法“永恒”、无果而终也心安理得，不觉遗憾。我们不能说这种“潇洒”的爱情价值观在席慕容那里得到启示，但两者有相当程度的契合是明显的。《一棵开花的树》似乎告诉我们，没有结果诚然觉得遗憾，但这个“求了五百年”的“求佛”过程也不能说没有意义，因为此过程包含了“我”的全部生命体验，对爱的虔诚祈祷和企望构成了“我”生命的全部快乐，亦体现了我生命的价值。席慕容其实是通过她的全部创作告诉读者一个结论：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为爱情而追求、等待与守望的过程是有意义的，纵然这种守望有时是无果而终。诗人在她的诗歌中一再地向我们娓娓而谈这个道理：“长久的等待又算得了什么呢”（《悲喜剧》）；“只缘感君一回顾”，“我”愿意做古乐府里那个“弹箜篌的女子”，“我”愿意做“几千年来弹着箜篌等待着的/ 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古相思曲》）；“尽管他们说 世间种种/ 最后终必 终必成空”，但也要在长长的生命里“请为我珍重”（《送别》）；尽管“明知道总有一日/所有的悲欢都将离我而去”，“我仍然竭力地搜集/搜集那些美丽的纠缠着的/ 值得为她活了一次的记忆”（《尘缘》）……我们再来比较舒婷的《神女峰》，诗中写到传统的望夫石的传说，思妇痴盼丈夫归来，丈夫久久不归，最后思妇变成了石头。人们往往赞颂思妇守望千年的忠贞不二的精神，但在舒婷看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神女峰》），漫长的空空无望的等待是对女性生命力的一种压抑，尤其当这种自发的个体真情被封建伦理道德框范成每一个思妇都必须恪守的道德准则时，它就成为扼杀人性的一把利刃。舒婷认为这种抽空女性生命丰富感性内容的所谓“守望”是不值得肯定的，而这显然与席慕容诗歌的观点相去甚远。
从爱情的过程来说，女主人公的情感追求方式也不值得赞赏。整个诗歌就是女主人公自导自演、自伤自悼的独角戏，女主人公只是一味地被动地等待“被邂逅”、“被发现”、“被感动”，缺少必要的主动追求能力和审时度势的主观应变能力，从而与宝贵的爱情机会擦肩而过。不能说女主人公就没有主观追求能力，例如她“在佛前求了五百年”这个虔诚的“求佛”过程就是主人公自身努力的追求过程，但细究起来，这种令人感动的追求过程说到底也是在男主人公丝毫不知的情况下的自导自演，“我”的痴情努力丝毫不让对方知道，亦就无法得到对方对等的回报，“我”的努力只在于渴望那万分之一机会的所谓偶然的“邂逅”，这种爱情追求行为与其说是主动的，毋宁说是被动和盲目的。在现代爱情观念中，女性也可以充当主动追求爱情的主体，把握爱情的主动权，而不必一味被动地等待男性的发现和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在理解这首诗时，将诗歌中的“我”理解为女性，虽然作者并没有明确指出“我”就是女性，但联系到作者的全部诗歌创作、一贯的性别立场、对爱情内涵的理解、所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独特的生活环境以及作者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身份的定位等，我们可大致推测出“我”的性别应该是女性。退一步说，即使“我”是个男性，以上分析逻辑照样可以成立，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爱情关系中，都不能以失去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立人格为前提。这首诗歌在青少年读者尤其是中学生和大学生朋友中知名度很高，得到他们的普遍喜欢，亦成为他们笔记本中最常抄录的一首纯情诗歌，但他们对此诗的接受往往都是从正面来理解，欣赏、痴爱并歌颂诗歌所体现的爱情，但却很少识别其爱情模式背后隐藏的负面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诗所体现的爱情观正如“罂粟花”一样，表面上看起来美丽绝伦，充满诱惑力，倍受人们喜爱而让人们不由得“采摘”它，然而其内在本质上却是有毒的，多少少男少女就在这“罂粟花”般美丽外表的爱情观下悄然“中毒”却浑然不知，无怨无悔地相信、坚守和践履这样的爱情观，自以为自己的类似爱情追求行为是为伟大的爱情“献身”，自我感动着并自觉地将之自我崇高化，徒不知这一切是以抽空剥夺自己的主体和独立人格为代价，以牺牲自身的个体自由和真正幸福为代价，这种行为其实是不值得歌颂和提倡的。
参考文献：
[1]盛晓玲.此情悠悠无尽期——读席慕蓉的《一棵开花的树》.阅读与写作[J].1997(2)
[2]时珍慧.回归现实超越完美——浅析《一棵开花的树》对中国古代爱情诗的悲剧性超越.阅读与鉴赏[J].2007(1)
[3]刘淑青.一面缘，不了情——《一棵开花的树》与《断章》比较赏析.写作[J].2008年(21)
[4]林红霞.动人的“假设”和“初心”——从《一棵开花的树》看席幕容的爱情诗.作家[J].2008(12)
[5]席慕容.七里香（后记）[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7
[6][法]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