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诗人之心——根据2008年“太行山诗会”即兴发言稿重新

诗人之心
——根据2008年“太行山诗会”即兴发言稿重新整理
沈浩波
最近，关于电影《南京！南京！》，知识界有很多声音，诗歌界也有很多声音，而在这两种声音之间，我看到了一种微妙并且深刻的分歧。全国几乎所有的媒体，以及众多拥有广泛传媒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这个电影的赞赏。而在诗人中间，对于这部电影的愤怒和质疑却更多。这恐怕已经很难用“左”和“右”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来理解了。
由此引发了我一直在思考的，诗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当然，这是一个我们已经思考了十几年的一个老问题。但这个老问题最近我又有些更坚定的新的认识，尤其是在《南京！南京！》这个电影上，我看到了来自很多杰出诗人的愤怒，这是我仅仅看到的，唯一的一个文化群体的愤怒。从各种相对偏公开的这种声音里，只有诗人在对这样的一个影片表达羞耻感，我记得诗人侯马给我发了一个短信，我接到这个短信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当时我还没有看这个电影。侯马是一个很温文尔雅的人，但在短信里，非常急赤白脸的，很愤怒地说，我们要坚决抵制，他用了一种很愤青的语言，甚至一种很不成熟很幼稚的的话语方式，说我们坚决抵制《南京！南京！》这样一部汉奸片。侯马的短信让我对这个电影有了第一次的感性认识。这是一种可以令我在直接上信任的声音，这源于我对侯马这样一个现代诗人，这样一个具有现代文化认知能力的诗人的一个本能的信任。然后我就立刻在网上查这个电影的相关资料。确实它是以一个日本兵的角度来看待这样一场战争，并且这个日本兵后来还有一个很强烈的忏悔。那么陆川的意图呢，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陆川到目前为止都是洋洋得意的，在我的视野里，这种洋洋得意实际上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洋洋得意，也就是我的眼界比你们高，我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是一个精英。实际上这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的洋洋得意。那么这样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的诉求也显然得到了其他所有认为自己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一致的认同。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要吹捧，众多的自由知识分子都在吹捧。
我认可很多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性和在庸常世界中坚守的精神准则，我也认同在西方有很多公共知识分子确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民意，或者能够起到很好的社会作用。并且，在政治和社会的基本立场上，我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基本诉求是一致的。但是不少表面看起来恪守知识分子立场的人，尤其是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概念性，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的这样一个概念性，又构成了一种文化上的非此即彼。他们对于功能性的强调要远远大于文化和文明。经常使文化降低到仅仅是一种价值对于另一种价值的反抗，这种低水平的境界。这就是一种极其粗暴的概念化。无论是当年的共产主义者，还是今天在内心自封的“左派”和“右派”的公共知识分子，都很容易陷入这种概念化的魔咒。在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中，首先去看其中的概念是否符合自身的价值，而不能也不愿意看到事物本身的，于政治正确和文明正确无关的复杂真相。概念令人远离深刻和微妙。
诗人不应该简单的去迎合任何可以简单被定义为“正确”和“错误”的公共评价。一旦把所有事物，把我们的文化和文明都变成普泛的，概念化的声音，就会变得狭隘浅薄。世界绝不仅仅是黑和白，对和错。诗人应该为这个世界，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和文明留下更多复杂的甄别、深刻的诘问和微妙的体验。应该拥有更多橘黄的明亮和灰绿的黯淡。
我看到中国的很多诗人，也在争先恐后的给自己贴上这种标签，好像如果我不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式的诗人或者一个左派的民族主义的诗人我就缺乏良心和良知，不能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主动的跟公共知识分子拉近距离，贴上各种标签。我觉得这里面更深刻的意味是——知识分子意味着社会的话语权，很多诗人并不愿意丢失这一话语身份，但又找不到自身的更为自足的方式，只能变身为公共知识分子在诗人中的一个亚群体。
话题回到《南京！南京！》这个电影，我觉得被广泛表扬的那种跨越民族的，站在日本兵角度的导演视角，其实非常矫情。是一种为了正确而刻意正确的方式。当然，跨越种族，跨越民族，回到个人，变“宏大视野”为“个人视角”，祛除简单的“民族主义”，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方向，无可厚非。但我很厌恶的是，陆川其实是在把这些今天看来的“文明正确”视野，预设性的强加给历史，虚拟出一个日本士兵的灵魂挣扎，虚拟出一个“更真实”的“个人视野”。也就是说，你用一个原本可能不存在的“更真实”的假象去取代历史和人性中真实的残忍和罪恶。这到底是更深刻还是更肤浅？更真实还是更虚伪？更道德还是更不不洁？拿一个民族所遭遇到的痛入骨髓的灾厄，去作为自己体现个人优越的道德趣味的实验品，去虚拟和假设出某种可被怜悯的日本士兵的挣扎与悔恨，并且因为自己的知识分子优越感而沾沾自喜。我以为是我看到的最大的浅薄和无知。
所以当我看到很多诗人的愤怒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种直觉的愤怒。是一种诗人的直觉战胜知识分子式的凡事二元对立的简单理性后的愤怒。这正是作为诗人的可贵——没有因为自己所接受的现代文明的教育而丢失本能的直接，永远有能力直接绕过各种光鲜的概念直接楔入事物的本质。诗人在自己的写作中，保留这种直觉力，保留这种来自身体和灵魂的自由反应，保留某种文化之前的天真，保留文明之前的常识感，保留某种湿润的不可被干燥的概念化的微妙感，亦是对于这个时代的反抗。也是诗人介入时代的一种天生的方式。
我觉得我们需要进行某种对于诗人身份在当今社会现实中的思考，对于诗人立足点的思考，以及对于诗人在目前这样一个社会现实中他所应当反映出来的一个社会关系的思考，这已经成为最近几年来当代诗歌写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而且已经呈现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成果。
我以我个人的经验举个例子。我从进入三十岁以后，或者在二十九到三十岁的时候，个人在写作中的思考范围突然变得大，变多。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在我的2004年之前，那时候写作相对是发自身体，发自天性，尖锐、歹毒、充满激烈不安的荷尔蒙式的反抗。但当我走到一定年龄之后，这种写作就不适应这个年龄的身体了。这个时候，我的身体里已经容纳了足够多的东西，乌七八糟的东西也好，各种思考也好，都会逼使我不由自主地去思考更多，这时候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差和不适应。以至于《心藏大恶》出版后，整个2005年，我整整一年写不出诗来，突然失语，不会写了，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算是从这个巨大的反差和不适应里重新爬出来的，找到了新的写作资源，并且容纳进了我的内心和更开阔的写作方法中。而且我把我这段时间所有的思考尽可能的通过写作来解决，呈现为作品。进入了一个新的写作阶段。
在新的写作阶段，我关注比较多的几个问题，一个是时间感。这个也许可以很简单的理解。由于青春期戛然而止，而天然带来的对时间的思考，对生命的思考，对历史的思考。当每个人在他往中年去的路上的时候，他身上的历史感会不由自主地加重，因为青春的写作是无负担的，当你到三十多岁的时候，你会更多地去观察你的父辈，更多地去观察你的父母的时候，感受会越变越复杂，所以我在那段时间就整个陷入了一种迷茫和恐惧之中，我经常在想，在中国这种复杂得无边无际的历史中，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到底是如何成为今日之我，我是怎么成为这样一个我的，那么我会以我的一个三十多岁人的视野和体验以及思考能力去看我的父亲母亲，想他们是怎么变成我的父亲母亲的，他们怎么一步一步活成了今天的他们，他们又怎么一步一步使“我”变成了今天的“我”。从我的父亲母亲这一代，又想到我的祖父祖母又是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而那样的一个时代又是怎样的历史。我是1976年出生的，正好没有经历过那个特别动荡，特别不安，特别混乱的年代，但又离它最近。所以对那个年代有天然的亲近感。特别想去感知你的祖父祖母，你的父母是如何被一步步地扭曲成今天这样的形状，而他们同时是如何把他们所扭曲到的一切，传递给我，来扭曲我的灵魂，把我变成今天这样一个扭曲的畸形的人格。同时这样的人格又如何能够在这样的思考中重新站起来。能不能从历史的产道或者母亲的产道中重新爬出来？是否能够重新的站立，站立成为一个真正内心自由的完整的“自我”，这可能是相当一段时间我写作时每天绕在里面的话题。
后来我就写了一个大组诗，叫《蝴蝶》。整个《蝴蝶》我写的第一辑就是我的迷茫和恐惧，第二辑就是这样一个历程，我是如何成为今日之我的。在写首诗之前，我其实是没有答案的，甚至是恐慌和迷茫的。但当我写完我的迷茫和恐惧之后我觉得我的迷茫和恐惧没有了，我觉得这是诗歌的力量。它让我从这个漫长而黑暗的产道里爬了出来。当我写完“我是如何成为今日之我的”这样一个很长的诗歌的时候，我觉得我找到了答案，找到答案之后我就不想再去回顾了。这就导致我在写第三辑的时候，不太好下手。因为要让这首诗乃至我本人像一个婴儿一样重新诞生。
解决完自身在时代中的“我”的问题（当然，这也只能是局部的，短暂的解决，事实上，诗人必将用一生去不断而且反复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会马上遭遇更开阔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和社会去写作的问题。这就让我的写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必须建立起来的视野中。所以我思考得非常多的另一个话题叫“人文感”。刚才我们讲到对知识分子这样一个认识，这个认识我觉得对诗人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文感。如果一个诗人没有人文感，没有历史的重量，没有社会的重量，也就没有人文的重量，他最多只能成为一个局部意义上的所谓好诗人。所以诗人必须更多的去面对历史和世界，面对时代和现实，面对这样一个社会。如何面对这个“使我成为今日之我”的时代和社会，以及这个时代和社会在更多层面上与“我”的关系。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现在们是在山西开这个会，前不久我刚刚写过一首诗，叫《与北京小妞臭贫记》。就写到了山西。源起是我从北京开车到山西平遥，大概是去年吧，路过河北的时候，河北是一个缺水的省份，但我知道的是，河北的水是要被大量抽调到北京。河北人喝的是二道水，首先要满足我们这些活在北京的中国蛀虫这个整体。然后才要满足到河北人。到了山西的时候，我驱车几十公里上百公里，路上看不到一滴水。但山西人还要告诉我，即使是这样，山西这么干旱，还要供水给北京。这样的现实对诗人内心的一种冲撞，我觉得应该表达为诗歌。这不仅仅是一种所谓的社会承担，更是一种诗歌能力，是一种诗人能力，就是说你必须有能力去面对。一个诗人的触觉，就应该是所活的每一天，所走的每一步，所走的第一个地方，他所看到的每一个现实，都可以激化为他写作的内在力量。
那年江苏无锡太湖闹蓝藻，无锡人就喝不上水了。然后我就看到新闻上，马上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大事了，无锡这样一个较大城市喝不上水，这事大了。然后就说关停太湖周边的化工厂，要把太湖周边好多化工厂全部关停。可能别人听到这样一个消息觉得是好事，但这样的消息到我耳朵里就像诅咒一样。为什么？因为我的社会职业是商人，我非常清楚，那些化工厂不可能关停。它只是从太湖，从苏南迁到苏北而已。苏北是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已经有很多化工厂了，已经天天在死人，癌症村在中国早就不罕见，到处都是。这样的一个新闻，引起我的那种对家乡的诅咒感，那种伤心和绝望，没有办法。我必须在诗歌中表达。因为我知道，无锡太湖化工厂的关停意味着苏北要多出几家化工厂，那么多几家化工厂意味着要多死更多的人，这些人可能是我的朋亲戚友，乡亲乡邻，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无非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们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现实。我怎么可以不去触及？但我又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触及呢？最简单粗暴的触及方法就是知识分子式的控诉和愤怒。但是诗人不应该这么粗线条，大而化之起码不是诗歌的美德。我需要更诚挚的情感体验和更有效的触及深刻的方式。
但是我也看到，我们看到更多的写作者，在这个时代，早已失去了独立的内心。都在纷纷体制化。他们永远在关心是，得奖啊，开会啊，永远是在关心着谁当了副主席啊，谁当了主席啊。所有这些人，他们在关心的永远都是这样一些话题。体制对文化的奴役，在诗歌这一领域，由于众多曾经先锋的诗人的纷纷主动靠拢，变得更加无孔不入。这是时代对诗人的另一种强大的作用。被知识分子化是一种作用，被体制化是另一种。而这两种作用，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来源于内心的苍白和恐慌。缺乏强大的内在力量去面对，逐渐“被”而“化”之。把自己的面孔模糊为众多面孔中不辨彼此的一张，以此获得集体话语的狂欢和集体身份的认同。诗人如此，悲莫大哉。
我所属的这一代人，上个世纪70年代出生，可能还算是理想主义的尾巴，自由和尊严之心始终存在，六十年代人身上这种情结会更甚。但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是，六十年代的人大部分都已经同流了，当年的先锋派，现在纷纷投诚了，当主席去了，到年龄了，当年可都是先锋派。80后更是完全没有这种历史的和理想主义的善恶负担，没有简单的是非感，或者说是非感是约等于零的，是不存在的。你跟他讲，他觉得，天方夜谭嘛。我就加入一个作家协会嘛，这有什么嘛。你跟他谈这个，这代沟太大了。我自己的感觉很强烈，我上面的兄长们在纷纷地当主席，我下面的80后们觉得被体制是天经地义。而我们自己这一代，就像时代的孤儿，悬在这儿。
越来越多的，我看到写作同道者内心的稀薄，一抹苍凉的苍白。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导致的精神现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作为一个诗人如何写作？我们的诗歌到底应该如何与社会发生最直接的关系？
而当一个诗人开始在写作中呈现越来越多的反思和迷茫，反省、思考、质问的时候，他的声音是否就应该理所当然应该开始变得因开阔而低沉？而可以有权利享受不太尖锐的成熟感？而祛除简单的因身体冲动而带来的直接感？这又是我最近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我觉得如果我的写作是遵循的这样一个简单的进化逻辑的话，那么问题就太大了。不能因为你的视野更为宽阔，写作资源、人生资源更为丰富，思考更为深入，就由此带来写作的尖锐性被磨平，或者被抵消这样一个现实，更不能因此失去诗歌原初的那种身体冲动、舌尖一颤的语言冲动和内心微颤的天真情感。最终，一个诗人，是要能把你的反思，你的愤怒，你的体验，你对自我的拷问，变成力量，压入身体的岩层，伴随你永恒的青春式的尖锐和愤怒依然而在天真烂漫中被催发。而不是彼此抵消，成熟世故。这是我在写作中一个对自己的小小的反思。我觉得我在2004年以后直至今天的写作中，可能做到了更复杂，更深入，更深刻，更多的反思，更多的拷问自己，更多的去面对。但我依然觉得我自己在逐渐失去2004年之前的那种天真、简单、直接的来自身体本身的尖锐。今天，我觉得我想清楚了这个问题，这两种状态并非天然对立，而是可以通过个人心灵的消化、接受和沉淀达到浑然一体的。我也希望在我未来的写作中能够逐渐证实这一点。
2009年7月4日重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