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花朵在泪水中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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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吉·原野《 人民日报 》（ 2010年07月21日 24 版）
在北京，有河水的地方显出清雅。自北而来的护城河从木樨地拐弯，流到白云观那边儿。河岸的柳丝像鹅黄的珍珠门帘儿，挡住了早春的寒气。密匝的迎春花比柳丝黄得热烈，浑身都是花，好像把农村的土筐开成了花筐。
我在木樨地的公安大学待过一个月，4年前。这次到公大是随剧组来，跟在这儿读书的警察烈士子女座谈，了解他们父辈牺牲的经过。
谁愿意揭开孩子们已经愈合的伤口？那伤口也许一直敞开着，却怕搅动。我不想来，但这是晚会的任务。
会议室里，我见到4位身穿警察学员制服的孩子，他们眼里流露出忧虑——那是不得不回顾灾难的忧虑。见到他们的表情，我心感觉往下坠，觉得不应该在一个开花的春天打扰这些可怜的孩子。
导演说明意图，孩子们沉默着。导演说从左边的同学开始吧。这个同学名字叫张琳，公大2007级公安管理专业学生。说话前，她一直咬着嘴唇，双手紧紧抓住一支笔。
她慢声说：“我爸爸是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的警长，他叫张守先。2000年8月7日，我爸爸在郊区巡逻时遇到一名嫌疑人，盘查中被对方的匕首刺中胸膛牺牲了。”
这个简短的叙述已经完成了剧组的任务。我抬头看，悲伤罩满张琳白净的脸。她尽管不想说，开了头，却要说下去：“犯罪嫌疑人扎了我爸爸许多刀。我爸爸一直抓住他不松手。罪犯事后交待，他扎一刀，血喷出来。再扎一刀，血又喷出来，我爸爸一直没松手。犯罪嫌疑人害怕，不敢扎了。”
“扎了多少刀？”导演低声问。
“不知道，我不敢问。他的警服上全是窟窿。我爸爸死死抓住犯罪嫌疑人没松开，直到警车来到。这个人是身负命案的逃犯。”
一个人肝脏、脾脏被连续刺中却不松手，他是张琳的爸爸。张琳没有流泪，眼球变得通红。“我姥姥得病，我爸爸在医院背着姥姥，从一楼背到六楼，给她看病。我妈说感谢我爸爸一辈子。夏天收麦，我爸爸到他扶贫包点的老乡家帮助割麦。走时带一大包旧衣服送给老乡。他身上带多少钱，就给老乡留多少钱。临回来连胶鞋都送给了老乡，他穿着老乡的旧拖鞋回到家。”
这是十年前的事，在张琳的表情里像是刚刚发生。她的痛楚并没因为时间流逝而减少一点点，脸上的忧伤证明她每天都在思念爸爸，而那双眼睛分明在询问我们：我的爸爸呢？
第二个发言的孩子叫郭剑，公大2009级情报专业学生。他父亲叫郭雁鸣，天津市公安厅刑侦局三支队侦查员。2001年12月，郭雁鸣突击侦破系列案件，在元旦到来之前的29日早上，心脏病突发牺牲。郭剑说：“我爸爸去世时，我上小学六年级。爸爸的同事到学校找我，说爸爸病了。回家，看家里来了好多的人，朝我爸爸遗像鞠躬，那时候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我爸爸的黑白照片怎么放那么大挂在墙上，包一束黑纱，那么多人哭？我不明白我爸爸怎么突然死了？转不过这个弯。”
“爸爸出殡那天，来的人黑压压一片。别人说我爸爸爱交朋友，特仗义。我爸爸的事都是我听别人说的。他是我爸爸，我却不了解他，这让我最痛苦。他长年累月出外追捕逃犯，每到一个地方给我买个小玩具，祖国各地的都有，挺大一堆了。但我还是没有关于他的清晰印象，他把自己都交给工作了。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央求我爸爸，穿警服开一次家长会。他总答应可总没时间。让我满足的是，他在我五年级下学期到学校开过一次家长会。”
“我越来越想我爸爸，我有好多话想跟他说。我特想了解他……”
郭剑越说身体俯得越低，快趴在桌子上了。他头垂在胸前一动不动，仿佛这样可以回到旧日时光。
这些孩子的年龄都不大，心里却压着带血痂的磨盘。他们的心仿佛长出一双小手，从磨盘下面伸出来，在空气中抓，抓住自己的爸爸。他们都有一个愿望：让爸爸活过来，哪怕活几天也值得。这几天他们可以跟爸爸说说话、拉拉手，真切地看看爸爸的脸，记住。从此就没遗憾了。
张琳说，最后见到爸爸，是见他中午回家拿了一件雨衣，没站脚就走了。她看到爸爸短袖警服的后背让汗水溻湿了。郭剑记不起跟爸爸分别的最后一面。在儿女心中，他们的父辈模模糊糊、匆匆忙忙地走了，再也没回来。
第三个发言的是女生，叫孔飞，2009级刑法学研究生。她父亲孔宏伟，生前是河南漯河市源汇区公安分局副局长，他牺牲的经过更为惨烈。为救护卧轨的群众，孔宏伟被火车轧过身躯，在医院抢救了三天，2003年12月28日逝世。孔飞脸庞圆润，看上去平静，但她的话更让人难过。她说：“我爸爸出事后，他们一直瞒着我。爸爸病危，医生希望我的出现能唤起爸爸求生的力量，他们知道爸爸溺爱我。那时候，我读高二。爸爸的同事到学校找到我，在车上交代了很久。我剪了短发，爸爸最喜欢我留短发，但我任性一直留长发。我来到医院重症室，见爸爸身上插满了管子。我握着爸爸的手，说，你如果听见了我说话，就动一下手指……”
孔飞趴在桌上哭起来，蓝警服的袖子湿了一片。她绝望地说：“爸爸的手指没有动。我爸爸平时特别怕疼，感冒都不敢打针，只吃药。他躺在医院身上插满了管子。他那么怕疼，怎么能从火车下面救别人、让车轮把自己轧过去呢？”
孔飞眼里含着大滴的泪水，问我们。我们问谁呢？这时没人用官话套话安慰她，说不出口。痛苦，对孔宏伟来说早已消失了，此刻却压在他女儿的心上。不断头的泪珠，随孔飞眨眼睛，一颗一颗落下。
我们获取了晚会需要的信息，该走了，却不知道怎样和他们道别。我没头没脑说了几句话，大意是：我们理解你们的感受，知道你们在成长中会遇到比别人更多的困难。坚强这个词不是人人都可以说的，但我们还是希望你们坚强，在坚强中找到生活的美好。
他们屏息听我说话，表情仿佛都没听懂，我也没听懂自己说的话。其实我想说，他们父辈离去得太突然也太悲壮了，以至痛苦在孩子的心里清除不掉。孩子们被泪水泡了10多年，他们还会注意到春天有花朵开放吗？他们是烈士子女，是否有权利考不好试，是否有权利谈恋爱并和恋人分手？如果这些孩子们与“幸福”这两个字相距太久也太远，他们父辈牺牲的意义也显得微茫。警察为了让别人平安而牺牲，而他们的孩子却在地上拼命追赶被时间带走的父辈的身影。这事放在谁身上谁都没办法解脱。前不久，北京市西钓鱼台社区民警左利军，在超负荷工作之中猝死，年仅41岁。他念初中的儿子在太平间看到父亲的遗体，像木头一样不说话。他妈妈哭着打他一下，傻孩子，你爸爸没了，你怎么不说话呀？孩子还是没说话。左利军把社区老百姓的所有难题都归到了自己身上。邻里纠纷，家里丢钥匙进不去屋都找他。左利军的口头语是：这事您甭管了，交给我吧。一个动迁钉子户找他，说屋子孤零零的，半夜害怕。他自己掏钱给这户人家装上了防护栏。左利军一家人几乎没下过馆子，他在早市买一双假耐克鞋糊弄儿子，却自掏腰包垫付邻里纠纷发生的财产损失。儿女想他们，他们何尝不惦记自己的家呢？
公大校园里又盖了不少新楼，跟4年前不一样了。刚才下过雨，浅红和深绛的月季花在风中摇，往地面甩下雨滴。花蕊里还包着泪水似的雨水，好像花也听到了孩子们的倾诉。以后，社会无论取得怎样的进步，都替代不了警察的牺牲。完善的社会防控体系或可减少并预防犯罪的发生，这恰恰以警察的勇敢与献身为前提。警察在风和日丽中远去，留下他们的孩子像雨水里的花朵那样，在风中努力挺直腰身。
在北京，有河水的地方显出清雅。自北而来的护城河从木樨地拐弯，流到白云观那边儿。河岸的柳丝像鹅黄的珍珠门帘儿，挡住了早春的寒气。密匝的迎春花比柳丝黄得热烈，浑身都是花，好像把农村的土筐开成了花筐。
我在木樨地的公安大学待过一个月，4年前。这次到公大是随剧组来，跟在这儿读书的警察烈士子女座谈，了解他们父辈牺牲的经过。
谁愿意揭开孩子们已经愈合的伤口？那伤口也许一直敞开着，却怕搅动。我不想来，但这是晚会的任务。
会议室里，我见到4位身穿警察学员制服的孩子，他们眼里流露出忧虑——那是不得不回顾灾难的忧虑。见到他们的表情，我心感觉往下坠，觉得不应该在一个开花的春天打扰这些可怜的孩子。
导演说明意图，孩子们沉默着。导演说从左边的同学开始吧。这个同学名字叫张琳，公大2007级公安管理专业学生。说话前，她一直咬着嘴唇，双手紧紧抓住一支笔。
她慢声说：“我爸爸是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的警长，他叫张守先。2000年8月7日，我爸爸在郊区巡逻时遇到一名嫌疑人，盘查中被对方的匕首刺中胸膛牺牲了。”
这个简短的叙述已经完成了剧组的任务。我抬头看，悲伤罩满张琳白净的脸。她尽管不想说，开了头，却要说下去：“犯罪嫌疑人扎了我爸爸许多刀。我爸爸一直抓住他不松手。罪犯事后交待，他扎一刀，血喷出来。再扎一刀，血又喷出来，我爸爸一直没松手。犯罪嫌疑人害怕，不敢扎了。”
“扎了多少刀？”导演低声问。
“不知道，我不敢问。他的警服上全是窟窿。我爸爸死死抓住犯罪嫌疑人没松开，直到警车来到。这个人是身负命案的逃犯。”
一个人肝脏、脾脏被连续刺中却不松手，他是张琳的爸爸。张琳没有流泪，眼球变得通红。“我姥姥得病，我爸爸在医院背着姥姥，从一楼背到六楼，给她看病。我妈说感谢我爸爸一辈子。夏天收麦，我爸爸到他扶贫包点的老乡家帮助割麦。走时带一大包旧衣服送给老乡。他身上带多少钱，就给老乡留多少钱。临回来连胶鞋都送给了老乡，他穿着老乡的旧拖鞋回到家。”
这是十年前的事，在张琳的表情里像是刚刚发生。她的痛楚并没因为时间流逝而减少一点点，脸上的忧伤证明她每天都在思念爸爸，而那双眼睛分明在询问我们：我的爸爸呢？
第二个发言的孩子叫郭剑，公大2009级情报专业学生。他父亲叫郭雁鸣，天津市公安厅刑侦局三支队侦查员。2001年12月，郭雁鸣突击侦破系列案件，在元旦到来之前的29日早上，心脏病突发牺牲。郭剑说：“我爸爸去世时，我上小学六年级。爸爸的同事到学校找我，说爸爸病了。回家，看家里来了好多的人，朝我爸爸遗像鞠躬，那时候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我爸爸的黑白照片怎么放那么大挂在墙上，包一束黑纱，那么多人哭？我不明白我爸爸怎么突然死了？转不过这个弯。”
“爸爸出殡那天，来的人黑压压一片。别人说我爸爸爱交朋友，特仗义。我爸爸的事都是我听别人说的。他是我爸爸，我却不了解他，这让我最痛苦。他长年累月出外追捕逃犯，每到一个地方给我买个小玩具，祖国各地的都有，挺大一堆了。但我还是没有关于他的清晰印象，他把自己都交给工作了。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央求我爸爸，穿警服开一次家长会。他总答应可总没时间。让我满足的是，他在我五年级下学期到学校开过一次家长会。”
“我越来越想我爸爸，我有好多话想跟他说。我特想了解他……”
郭剑越说身体俯得越低，快趴在桌子上了。他头垂在胸前一动不动，仿佛这样可以回到旧日时光。
这些孩子的年龄都不大，心里却压着带血痂的磨盘。他们的心仿佛长出一双小手，从磨盘下面伸出来，在空气中抓，抓住自己的爸爸。他们都有一个愿望：让爸爸活过来，哪怕活几天也值得。这几天他们可以跟爸爸说说话、拉拉手，真切地看看爸爸的脸，记住。从此就没遗憾了。
张琳说，最后见到爸爸，是见他中午回家拿了一件雨衣，没站脚就走了。她看到爸爸短袖警服的后背让汗水溻湿了。郭剑记不起跟爸爸分别的最后一面。在儿女心中，他们的父辈模模糊糊、匆匆忙忙地走了，再也没回来。
第三个发言的是女生，叫孔飞，2009级刑法学研究生。她父亲孔宏伟，生前是河南漯河市源汇区公安分局副局长，他牺牲的经过更为惨烈。为救护卧轨的群众，孔宏伟被火车轧过身躯，在医院抢救了三天，2003年12月28日逝世。孔飞脸庞圆润，看上去平静，但她的话更让人难过。她说：“我爸爸出事后，他们一直瞒着我。爸爸病危，医生希望我的出现能唤起爸爸求生的力量，他们知道爸爸溺爱我。那时候，我读高二。爸爸的同事到学校找到我，在车上交代了很久。我剪了短发，爸爸最喜欢我留短发，但我任性一直留长发。我来到医院重症室，见爸爸身上插满了管子。我握着爸爸的手，说，你如果听见了我说话，就动一下手指……”
孔飞趴在桌上哭起来，蓝警服的袖子湿了一片。她绝望地说：“爸爸的手指没有动。我爸爸平时特别怕疼，感冒都不敢打针，只吃药。他躺在医院身上插满了管子。他那么怕疼，怎么能从火车下面救别人、让车轮把自己轧过去呢？”
孔飞眼里含着大滴的泪水，问我们。我们问谁呢？这时没人用官话套话安慰她，说不出口。痛苦，对孔宏伟来说早已消失了，此刻却压在他女儿的心上。不断头的泪珠，随孔飞眨眼睛，一颗一颗落下。
我们获取了晚会需要的信息，该走了，却不知道怎样和他们道别。我没头没脑说了几句话，大意是：我们理解你们的感受，知道你们在成长中会遇到比别人更多的困难。坚强这个词不是人人都可以说的，但我们还是希望你们坚强，在坚强中找到生活的美好。
他们屏息听我说话，表情仿佛都没听懂，我也没听懂自己说的话。其实我想说，他们父辈离去得太突然也太悲壮了，以至痛苦在孩子的心里清除不掉。孩子们被泪水泡了10多年，他们还会注意到春天有花朵开放吗？他们是烈士子女，是否有权利考不好试，是否有权利谈恋爱并和恋人分手？如果这些孩子们与“幸福”这两个字相距太久也太远，他们父辈牺牲的意义也显得微茫。警察为了让别人平安而牺牲，而他们的孩子却在地上拼命追赶被时间带走的父辈的身影。这事放在谁身上谁都没办法解脱。前不久，北京市西钓鱼台社区民警左利军，在超负荷工作之中猝死，年仅41岁。他念初中的儿子在太平间看到父亲的遗体，像木头一样不说话。他妈妈哭着打他一下，傻孩子，你爸爸没了，你怎么不说话呀？孩子还是没说话。左利军把社区老百姓的所有难题都归到了自己身上。邻里纠纷，家里丢钥匙进不去屋都找他。左利军的口头语是：这事您甭管了，交给我吧。一个动迁钉子户找他，说屋子孤零零的，半夜害怕。他自己掏钱给这户人家装上了防护栏。左利军一家人几乎没下过馆子，他在早市买一双假耐克鞋糊弄儿子，却自掏腰包垫付邻里纠纷发生的财产损失。儿女想他们，他们何尝不惦记自己的家呢？
公大校园里又盖了不少新楼，跟4年前不一样了。刚才下过雨，浅红和深绛的月季花在风中摇，往地面甩下雨滴。花蕊里还包着泪水似的雨水，好像花也听到了孩子们的倾诉。以后，社会无论取得怎样的进步，都替代不了警察的牺牲。完善的社会防控体系或可减少并预防犯罪的发生，这恰恰以警察的勇敢与献身为前提。警察在风和日丽中远去，留下他们的孩子像雨水里的花朵那样，在风中努力挺直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