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经济最大调整在即

出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火车头，中国的制造业模式是通过价格竞争获得加工贸易（OEM）的市场份额。大量剩余劳动力、低位的工资、能源价格、工业土地价格，以及忽视环境成本的原因，共同促成了中国模式的成功。
由于中国当前的出口规模已经非常大，在这个基础上，高增长率很难长久维持。在未来10年，中国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可能会从过去25年间的16%降至6%-8%。此外，所有这些因素都出现了逆转。货币升值、工资上涨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不断吞噬出口企业的利润，中国经济必须转移为以内需增长为基础。
为此，中国应该提高制造业的技术、质量与品牌，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提高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实行超大城市战略。应将更多的关心放在结构性调整之上，而不是指望刺激性政策。
试图通过刺激重现高速增长，只会带来通货膨胀。一旦通货膨胀导致人心惶惶，将出现快速紧缩，从而引发另一场危机。2012年，或许就会到来。
最伟大的套利
各种形式的套利，包括外国企业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套利，以及外国人对生活成本的套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经济学大厦是在几个基础性学说上建立起来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大卫李嘉图的劳动分工和凯恩斯的流动性理论等。其中，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是迄今最重要的一个。他认为，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增加全社会的福利。一个更现代的表述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的自发调节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经济实现了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
不过，帕累托最优未必是社会愿意看到的。比如，如果所有的土地都归一个人拥有，这也是帕累托最优的，但对社会而言却是一件坏事。理论上说，这个控制土地的人可以令每个人都努力工作，而仅仅给他们以勉强维生的工资，他自己则占有全部剩余。这就是市场调节虽有效，但革命在历史上却屡见不鲜的原因所在。
革命最重要的诱因就是财富集中，最主要的目的在于重新分配财富。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是，“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是有局限的，一个成功的社会需要在效率与公平间取得平衡，例如对收入进行必要的二次分配。但是，更多历史证据还是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所有试图过度束缚“看不见的手”的国家都失败了。例如前苏联，其低效率的计划经济最终走向崩溃。
套利常在
“看不见的手”的本质是市场竞争。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赚钱，都希望以更低的价格将竞争对手赶出市场。竞争使价格趋近于成本，并使低效率的参与者出局。这一点在购物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购物者会在一条街上货比三家，这促使商家最终把价格降到商品成本、经营成本加利润边际（已收回投资成本）之和的水平上。在不同城市间，如果一种商品的价格存在价差，就会有人把它从价格低的城市贩卖到价格高的城市。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讲的套利。在这个例子中，套利活动的有效性以两地间的运输成本为限，直到两地间的价差小于运输成本为止。
运输成本是市场竞争中的主要“摩擦力”。马可·波罗用了数年时间，历尽艰辛才来到中国。在那个时代，西方世界丝绸、香料的价格是东方的50～100倍。尽管这刺激了很多商人冒险来到东方，但在现代航运业兴起之前，这种贸易的数量不足以使其抹平东西方的价差。二战后，世界运输业最重大的发明是集装箱化。这并非什么新技术，而是将世界范围内集装箱的规格标准化，从而形成规模经济，使远洋运输的成本大大下降。
更有趣的是，由于全球变暖的影响，北极冰层不断融化，使得经过北极的商业航线成为可能，这样从东亚到欧洲的航线距离将大大缩短，甚至巴拿马运河也会成为多余。实际上，今天的运输成本已经很低了。1千克货物从上海运到纽约只需花费1.5元人民币，这就是T恤价格在这两个城市几乎相同的原因所在。
在金融市场上，套利活动取决于信息传播的速度。例如，证券市场指数期货的价格可能会与现货市场的价格背离，反应快的交易者会在两个市场间套利。这种交易无须承担任何风险。当然，这种机会吸引了很多人，使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价差变得越来越小。这种套利活动的利润最终会趋向于零。比如，汇丰银行的股票在香港、伦敦和纽约都挂牌交易，股价经常是不同的。从理论上说，你可以对此进行套利，但这要求交易者在短时间内完成买入、转移、再卖出的操作，才能实现利润。在实际中，这是很难做到的。操作本身需要成本，各地价格的相对高低也可能转换，所以同一股票在不同市场上的价格可能不同，并且能持续相当长时间。
世界上最重要的套利活动出现在劳动力市场，这也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中国的出口在2007年可能增至1.1万亿美元，约占GDP的40％。出口增长给GDP增长带来的直接贡献可达4个百分点；间接地，出口会刺激银行储蓄的增长，因此带来更大规模的投资。
出口的繁荣是生产从高成本国家向中国转移的结果，拥有分销渠道的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生产来获利。当然，由于跨国公司之间存在竞争，它们的利润率最终也会回落到一般水平上。富有国家的消费者和中国的工人是最终的受益者。中国已经成为轻工业产品最重要的生产者，而且我认为，这一套利过程会进一步把像汽车零件这样的中等技术含量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在10年内，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将从现在的2000美元上升到4000～5000美元。
生活成本套利难
以上谈到的几种套利活动已经广为人知。下面我想讨论的生活成本套利则并未受到广泛关注，而它可能给中国及其邻居带来深远的影响。长久以来，很多著名的出版物，如《经济学人》都对世界主要城市的生活成本进行排名。最近的调查显示，挪威的奥斯陆是世界上最贵的城市，而韩国的首尔是亚洲最贵的。这样的调查通常选取一篮子消费价格进行比较，包括房租、日用品、教育、餐饮等。当然，由于不同地方人们的消费习惯不同，这种比较不可能做到完全精确。
对生活成本进行套利是很难的。即使苏州的日用品比上海便宜，上海人都到苏州去买日用品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苏州的汽车比上海便宜，套利就成为可能，因为运输成本相对价差显得很小。英国人现在会到纽约去购物，因为英镑兑美元的比价已经从10年前的1∶1升到1∶2。
汇率经常受到贸易平衡和资本流动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英镑的上扬与从俄罗斯和中东流入的石油美元有很大关系。尽管一些英国人到纽约去采购，但这对资本流出的影响不足以抵消那些俄罗斯大亨们给英国带来的资本流入。不过，来自俄罗斯的资本流入是暂时的，但英国人到美国的采购却会持续下去。最终，这种因素会促使英镑贬值。
尽管购物之旅可以被看做生活成本套利的一种形式，但终极的套利方式还是人们从成本高的地方搬到成本低的地方。生活成本高的城市工资也高，因此困难在于如何找到一份收入相仿的工作。这对于那些自由职业者和客户不在乎你住在哪里的人是可行的。有些基金经理也在加入这一队伍。比如巴菲特把家安在内布拉斯加州，因为他长线持股，不用每天都关注市场。有些经理却不得不住在纽约、伦敦、香港这样的金融中心，以便及时了解每一个可能影响市场的传言。对多数人而言，搬到低成本的地方意味着只能拿到更少的工资，这使他们放弃了这样的打算。
不动产价格的差异是一道更难逾越的障碍。1989年夏天，我在东京工作，当时那里正经历着大规模的房地产泡沫。我去拜访一个朋友，他住着一座非常小的独栋房子，与旁边的房子挨得很紧，大约有120平方米。朋友告诉我，房子价值600万美元，而他家的年收入是12万美元，当时美国和日本的国债收益率都超过6％；也就是说，不动产的价格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50倍，而房屋价值的利息收入是他们家庭年收入的3倍。我提醒他们可以卖掉房子，用收益购买美国国债，这可以让他们在美国过上国王般的生活，然后等房地产价格下跌后再搬回来。但我的朋友轻描淡写地回答我：“我们日本人不这么做。”
正是因为日本人不曾打算套利，资金不断涌入楼市，却鲜有人获利撤资，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才被吹得如此之大。像纽约、香港这样交易文化发达的城市，其房地产泡沫永远不可能像当时东京那样严重。1997年香港楼市大跌时，其泡沫水平不过东京的一半。
中国的动力
尽管日本人可能不愿意，但利用房地产进行生活成本套利者大有人在。很多台湾人退休后搬到上海。5年前，台北房价大约是上海的3倍。一个退休者卖掉台北的房子，可以在上海买到差不多大的房子，还能留下一笔储蓄。对于那些籍贯本来就在上海的台湾人来说，套利就更可行了。
不过现在，这一套利的空间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两地房价相差无几。当然，这种套利对于武汉这样更便宜的城市还是可能的。有人会说，从文化归属感的角度讲，这种套利对海外华人可能比较容易，对其他国家的人就困难得多。这的确有道理，不过也有例外。我注意到，很多韩国人就因为套利而搬到了中国。
韩国正经历着房地产泡沫。首尔的房价大约是上海的2.5倍。不过，房地产的价格总是很难比较，任何比较都含有主观性。我想讲讲我自己的观察。一套坐落在市中心的150平方米的公寓，在上海大约值350万元人民币，在青岛值180万元，在烟台值100万元，在首尔却要900万元。如果一个韩国人卖掉他在首尔的房子，把家搬到烟台，他的下半生靠省下的那800万元，大可以衣食无忧。当然，你会说烟台的生活是不同的，很多韩国人会不习惯，但事实上，已经有成千上万的韩国人搬到那里了。
当地人告诉我，大约有2万韩国人居住在烟台。我觉得有些夸张，不过这个数字也不会太小。在烟台、威海、青岛，很多小企业都是韩国人开的。假以时日，相当一部分韩国人口都可能移民到山东。韩国有5000万人，其中5％来到中国是完全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将给韩国经济带来巨大影响。这从本质上说，就是对房价或地价进行套利。在初期，这种移民会使本国消费下降，本国通货膨胀和利率水平也随之下降，从而刺激房价进一步上行，也进一步鼓励了向外移民的套利活动。但最终，削弱的住房需求会抵消低利率对房价的刺激作用，不动产价格会下跌，使移民套利活动不再活跃。现在看来，中国的台湾已经到达了这一阶段。而韩国还处在第一个阶段，韩国人还有机会从中受益。
对中国而言，这种移民的迁入带来资本、技术和购买力。台湾人正成为上海消费和住房市场上的重要购买力，韩国人在山东半岛上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这种套利就好像水往低处流。发达国家的生活成本高，如果工作机会可转移到相对欠发达的地方，住在高成本地方的居民就会想移民到低成本的地方。这种套利将持续到两地的生活成本差异不再显著为止。
如果经济增长可以通过这样的套利活动轻易实现，那么，为什么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在进行套利呢？原因在于，很多国家是不欢迎移民的。比如日本和韩国，它们的经济发展是通过利用本国人力资源，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来实现的，这些企业通过出口给国家带来了财富。日本和韩国不大可能会欢迎大批的外国企业。西方国家则通常会欢迎低技能的移民工人，因为他们可以从事本地居民不愿意做的工作。但我想不出哪个国家是欢迎外国人大量移民并进入当地社会的较高阶层的。
相对而言，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能接纳外国人。总体而言，中国人对外国的态度很务实，民族主义色彩并不浓，这与很多国家恰恰相反。中国文明中的这种开放性，使得套利活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这对于中国及其周边经济体，也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
向何处大转移
制造业成本上升之下，中国重工业仍有成本优势，正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但不应任由轻工业转移出境，而要向内陆转移
制造业成本上升
由于通货膨胀和本币升值，中国制造业成本正在上升。目前，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大约以每年7％的速度升值，包括4％的名义汇率升值和3％的通货膨胀。
这一趋势可能导致：第一，出口价格上升（贸易条件改善）；第二，劳动生产率更高（进一步降低成本的潜力）；第三，经济增长减速。前两者在中国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种情况通常是不受欢迎的，但在经济出现过热时也不是一件坏事。
最近几年里，中国面临的贸易条件颇为不利。原材料进口占中国总进口额的近三分之一，而CRB指数（美国商品研究局指数）几乎比2002年底翻了一番。出口价格方面，美国的进口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仅有轻微上涨，然而相对于过去几年价格节节下跌的情况，这已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种初显的出口价格上涨趋势，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中加强。
关于“中国制造”产品安全问题的争议，也和中国制造商面对成本压力采取的对策有关。中国的出口企业通常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战，而国外进口商则相对集中。很多出口商都只有一两个大客户，要么是大的零售商，要么是大品牌的拥有者。出口商显然为占据市场而不遗余力，所以任何来自客户的涨价要求都会使他们心惊，想方设法压价。这样，有的制造商就不得不采用更低廉的原材料、将产品缩水或省去工艺环节，以求降低成本。
我相信，西方进口商对这种情况其实心知肚明。很多分析师都注意到，最近两年中大型零售商提供的商品在材质和品质上都有下降趋势。因为这些大零售商都在试图削减成本，唯恐涨价毁了他们的形象。因此，他们对供应商的偷工减料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随着成本压力不断增加，这种以牺牲产品安全和质量来压低价格的做法终于招致大规模的产品召回。这一后果对于零售商和品牌企业来说都是严重的。他们在未来几年中可能官司缠身，付出巨大代价。高昂的诉讼成本会警醒他们，压榨中国制造商利润的行为具有很大风险。
几年前，我曾访问过一家为美国某知名大型零售商供货的台湾电缆企业。该美国零售商每年年底都会对五家供应商进行末位淘汰，所以每家企业都拼命削价以求自保。报价最高的供应商迟早会被炒掉，而美国零售商届时会找到一家新供应商，让他们今后继续彼此倾轧下去。不过，当中国和世界都面临通货膨胀压力时，这种策略便产生了产品质量恶化的后果。那些大零售商将面临的官司开支，可能比此前压榨得到的利润还多。
最近几次产品质量事件令一些大型采购商有所醒悟，开始调整他们的采购方式，包括减少供应商数量，加强质量监管。不过，减少供应商数量将显著缩小采购商的议价余地，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放弃了压榨策略，买方不得不支付足够高的价格以保证产品质量。
目前的产品质量危机也引发出一个好结果，即中国制造商的定价变得更加可持续。这会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或改善贸易条件，从而有利于中国通过出口价格提升化解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成本。
重工业黄金时代
布鲁金斯学会最近的一篇表明文章，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在1993～2004年，以每年平均4％的速度增长，而1983～1987年间则为3.6％。TF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尺，意为在不增加劳动力或资本投入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生产力的增长。
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在于TFP增长在过去两年中再度加速，大约达到6％，而且升势还有望持续。这有利于中国消化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冲击。如果TFP每年再多增长2％（即达到8％），就可部分抵消实际汇率每年7％的升值。
生产率加速的主要原因首先是重工业的起飞，其次是国内需求的规模效应。
一方面，劳动力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就会带来TFP的上升。直观地说，当更多的人由制衣业转而生产制衣机器，他们就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当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分别发生重工业起飞时，都经历过一段生产率高增长。
关于中国的重工业，举例来说，它正逐步发展最大的远洋船舶制造基地。从铁矿石、钢板到整船，中国创造的价值大约占最终产品价值的四分之三。而且比国内附加值高份额更重要的是，重工业工人的工资往往能达到轻工业的两倍。
中国重工业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在德国、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中，重工业工人的工资已达到中国的7～20倍。相比之下，中国轻工业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通常只能占最终产品价值的二分之一，同时它还面临着印度尼西亚、越南这样工资水平更低国家的竞争。所以，中国的平均TFP得以增长，主要源于那些高附加值重工业的扩张。
中国重工业正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从各类机械制造业到汽车零件，其世界市场份额还不足以使重工业产品的价格接近中国的成本水平，所以中国企业仍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和利润空间。
不过，总有一天，这些产业都转移到中国这样的国家时，成本差异所产生的利润就会终结。届时，重工业将会进入一个增长缓慢、利润萎缩的时代。这大约是10年以后的事情。
另一方面，国内很多领域在需求上的扩张，已可保证相应行业实现最优化的规模经济。例如，城市购买力足以支撑一个规模庞大的房地产市场。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已经进入起飞阶段，城市化水平约为43％。通过农村与城市间的人口流动，这一水平可以在25年中达到75％。届时，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较之城市人口将明显老化，且数量相对于城市进一步自然萎缩，城市化进程接近完成。城市人口规模会由今天的5.6亿翻一番。假定城市人口平均住房需求为20平方米，这就意味着新增住宅市场需求为112亿平方米。而现有城市人口对住房条件升级的要求，可能又会产生50亿平方米的需求。依此算来，未来20～25年中，每年会产生6.5亿～8.2亿平方米的住宅需求。
住房市场增长的规模并不惊人，目前房地产的开发规模已经基本可以满足上述持续性的需求。价值红利的故事并非来自房地产业，而源自城市扩张给其他经济活动带来的规模效应。随着城市的发展，只要基础设施特别是轨道交通网络也相应发展，经济就会变得更有效率。更多的城市人口有助于实现更深入的劳动分工。由于规模效应，世界上的特大型城市人均收入大多比该国平均水平高50％～100％。随着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的特大型城市，人们会从这一规模效应中获利更多。
这种城市扩张带来的高效率，可以在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表现出来。比如，送货上门服务在小城市可能难以为继，但在大城市就成为赚钱的行业。
城市化是提高国内需求效率最关键的因素。收入增长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消费升级是另一个重要因素。白领阶层的壮大，支持了高附加值的国内产品和服务业的崛起。例如，职业装是一个巨大且快速增长的市场，其附加值比一般服装、鞋帽要高得多。很多此类产品都具备在全国范围内优化的条件。
轻工业应向内陆转移
生产率提高对中国应对人民币升值影响十分有利，但它对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却无能为力。日本和韩国重工业起飞时，劳动力市场接近充分就业。因此，向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转型对他们有益无害。但是，中国还远未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向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转型，会削弱处于社会底层的非技术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而实际汇率的上升，也提高了人民币对外国产品的购买力，这对高收入群体有利。因此，这样的转换目前可能导致中国的不平等加剧。
所以，中国应当尽最大努力保护其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一个好的出路是，把这些行业转移到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这样的内陆省份。内陆省份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依然低廉，其生产成本可以和印度尼西亚、越南相抗衡。如果在国内有出路的话，很多广东企业还是不愿意迁到东南亚的。
但由于基础设施和运输条件的限制，迁往内陆省份的选择暂不现实。轻工业的利润空间有限，且对交货期高度敏感，如果货物在堵塞的高速公路上耽搁，就可能损失掉所有利润，这将是难以承受的。
中国应该建设一条经江西、湖南、湖北直达深圳盐田港的货运专线铁路，并在沿途的主要工业园区设置车站，完成远洋航运和铁路运输的无缝对接。沿海企业可以搬迁到内陆的工业园，一如坐落在港口附近一样运转。我与很多准备搬迁到越南的广东出口企业讨论过，他们都表示，如果建设这样一条铁路的想法真的能够实现，他们宁愿迁往内陆。
出口行业向内陆转移会给当地带来更多就业，这有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目前的情况是，内陆省份向沿海省份输送劳动力，并依靠打工者寄回的工资发展当地经济。而如果通过就业机会的内移，当地经济会比在当前这种劳动力输出模式下更多地受益，其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会被更好地利用，此外，工人的消费支出还可以拉动当地的内需。
建设这样的铁路是十分经济的。2007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将超过1.2万亿美元（本文发表于2007年9月的财经杂志。2007年中国实际出口总额12180亿美元——编注），其中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占了四分之三。如果2000亿美元的出口额转移到内陆，而承担双向运输的铁路收取1％的运费，那么每年20亿美元的运费就足以证明，花300亿美元修一条这样的铁路是合算的。当然，其实际成本可能不过为这一预算的三分之一。因此，这类工程有相当大的商业生存空间。
中国不应急于将轻工业转移出境。例如，家具制造业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理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进口木材、出口家具，其在国内产生的附加值主要来自劳动力，这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不过，由于家具出口的主要市场是美国，它就成为美国大量贸易赤字的贡献者，因而被美国某些机构视为对中国家具制造业实施惩罚的理由。
把家具制造业迁往越南，只会把美国对中国的部分贸易逆差转到越南，而除了让美国消费者支付更多钱买家具外，这样做并不能改变什么。而且也不能肯定，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会因美国逆差缩减而得以缓解。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巨额的中美贸易逆差会长期存在，而针对单一行业的贸易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为了应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中国出口行业应该对其产品价值链进行升级。重工业起飞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不过，中国不应该为此放弃轻工业。中国经济规模之大，足以兼顾二者的发展。大量投资于像连接内陆省份与海港的货运铁路专线这样的项目，将是明智的选择。
灾难的启示
雪灾中，中国展示了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调配资源以应对危机的能力，但危机也暴露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更根本的缺陷
危难之中，方显本色。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2008年）春节前后的一场冰雪灾害，是SARS以来中国面临的首次严峻考验。SARS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若以美元计，已比当时翻了一番。从积极的方面看，中国再次展示了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调配资源以应对危机的能力。中国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在这种需要全国一心的时刻显示了优势。
计划的短视
但这场危机也暴露了中国经济管理的弱点，以及发展模式中更根本的缺陷。中国的经济计划及经济权力的集中都名声在外，但中国的经济管理却不够有远见。
这场雪灾虽是多年不遇，但以全球标准衡量，并非特别罕见。北欧、北美、日本等都时常经历这种程度的风雪，但并未出现此次中国的混乱。区别就在于处理危机的基础机制。过去10年，中国大兴基础设施建设，决策者却未能在其体系中设置一个好的缓冲机制以应对危机。
经济计划的缺乏远见也造成了其他方面的代价。例如，对于通胀的预计就不理想。学习经济学的人都应该知道，通胀是经济周期中一个滞后指标。但在中国，很多人却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争论增长与通胀的因果关系上。高通胀率出现时，信贷增长率被降到名义GDP增长率之下，这就意味着紧缩。在紧缩期间，中国必须有耐心才能降低通胀。因为通胀一旦发生，是不可能很快降低的。政府的政策目标应该是，首先通过信贷紧缩限制住通胀预期，然后在未来三年内引导通胀率逐渐下降。
能源短缺也部分地反映了经济计划的短视。虽然有不少大型国有企业成长起来，但总体来说，中国的煤炭行业还一直是朝小规模采矿的方向发展。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授予煤矿开采权的那些地方企业，资产规模小，缺乏开采的专业经验。这个行业变得极端分散、资本不足，也很不安全。如果更早就开始实行安全标准，煤炭行业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也许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资金不足的矿主。采矿安全标准姗姗来迟后，许多小煤矿被关闭，导致了暂时性的缺煤。雪灾来临之时，有些人又提出要重新开放那些不安全的煤窑。但这是错的。在现今的高价刺激下，那些大型的、安全的煤矿会逐渐增加供给。政府的责任首先在于加强安全标准，至于市场的稳定，价格机制能够办到。
还有一个更为战略性的问题是，中国为何不发展核能？如果中国10年前就开始行动，今天的能源形势将大为不同。也许有人说，后见之明也不错。但是，中国有这么多的经济计划者，他们应该有此先知先觉。核能工业的推动已经晚了一步，也还不够充分。沿现有轨道发展，再过20年，核能也难以成为中国主要的能源供应部门，而那时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可能已经走过了80％。现在花大力气来促进核能的更大规模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有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和日益上升、难以处理的外汇储备，为什么不多投资于核能技术的进口呢？中国还应多买入那些核能工业巨头的股票。铁矿石价格低廉时，中国没有买进，现在价格上涨，中国又想买了。保障中国未来所需，这是经济计划者们的另一个责任，却没有履行好。
中国的经济计划体系在项目实施和应对危机方面做得不错，但在预计危机方面就不那么突出了。中国人口虽多，民意却往往局限于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这种文化有助于支撑起强势政府，在管理经济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前瞻性动机的缺乏。这种前瞻也许现在不受欢迎，但对未来却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加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是保证中国经济计划有效性的关键。
既然经济计划不尽如人意，中国就应该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来管理经济。经济计划的原则应该是，经济计划者证明他们能比市场做得更好。食品和能源的定价是今天中国经济的核心，这两个部门是通胀的主要因素。是应该通过行政指令之类的做法来压低价格，还是让高价引起供给上升，从而使价格下降呢？有人认为，第一种方法通过压制通胀，能够延长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其实，由于低价抑制了供给面的反应，通胀状况只会越来越糟。价格控制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正确的方法是通过将信贷增长控制在名义GDP增长速度之下，来应对通胀压力，并允许通胀商品的高价来引发供给和需求的反应，从而重建平衡。只要市场能够回到供求平衡，高增长就能够继续。过去50年，许多国家的经济管理都获得了这样的经验，中国还是不要另起炉灶为好。
住房最紧要
比起这场雪灾暴露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缺陷，以上这些问题可能都不算什么。低廉的劳动力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而低廉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工。他们是外贸工厂的工人，也是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者。然而，在30年的经济发展之后，他们仍然被称为“农民工”。他们不能在城里扎根，每到春节，他们就要返乡，因为家乡才有“家”的感觉。这很不正常。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早期也有大量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但他们能够迅速扎根。中国的城市化中，高房价和户口体制，已成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扎根的最关键障碍。
如果到墨西哥城或是孟买看一看，你会看到城市贫民窟中种种令人不安的景象。然而，贫民窟却是城市化的重要部分。由于外来工人工资较低，他们没有能力负担那些现代化的住宅。贫民窟为他们及其家人提供了价格低廉的住宅，帮助他们在城市扎根。如果他们的孩子能够得到适当的教育，那么他们就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然后搬到现代化的住宅中去。当然，如果没有合理的教育政策，贫民窟的居民可能掉进贫困“陷阱”。
中国为消灭贫民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农民工往往在工厂宿舍有一个床位，或是住在建筑工地的工棚里，他们没有地方来给他们的家人居住。所以，他们的孩子只能留在乡下跟祖父母生活。这些孩子并不成长于城市，而当他们成长起来后，很可能还是农民工。农民工们挣了钱，最大的梦想就是在老家盖一所大房子。这可能是一种浪费，因为工作机会都在大城市，他们跟他们的孩子可能都不会住在乡村。
我并不是支持重建贫民窟，进一步深化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其他选择。但现在的情况不仅是令人不满，还会引发不稳定。虽然我很钦佩那些冒着大风雪赶回家的人，但数以亿计的人都对他们工作和度过大部分时间的地方没有归属感，这不是一个好现象。甚至，他们可能心生怨恨——在偌大的城市中没有栖身之地，他们建起来的所有楼房都被高价售给少部分炒房人，然后空置在那儿。
对此，解决方案是大规模发展廉租房。只要地方政府不对土地收费，就可能把此类房的开发成本控制在每平方米2000元。假设收益率5％，那么租金就可以设在每月每平方米8元。假设一个外来务工家庭需要60平方米，那么每月租金就不到500元，这是大部分大城市的外来务工家庭能够承受的。当然，这样的房子必须配以适当的交通设施，以便居住者上下班。
要发展这样的房产项目，中国并不缺钱。假设有5亿人需要这样的住房，也就是需要大约100亿平方米的总供给，价钱大约是20万亿元（2007年GDP的83％）。这样的计划可以历时15年，也就是每年6亿多平方米，花费还不到2008年GDP的5％。中国2007年的经常账户盈余将近GDP的10％，应该把这些盈余用来建低价房。花费一半的盈余来发展这样的房产项目，从而保证中国城市化的成功，着实必要。中国GDP每七年就翻一番，到2015年，此项目的花费就只占GDP的2.5％；到2022年，不过1.3％。中国付得起这笔钱。问题不在钱，而在决心。
这样庞大的工程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管理。美国在城市化过程中，为管理类似的住房项目，设立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中国可以考虑采用一个相似的管理机制，来引导中国的城市化。而为了支持城市化和工业化，交通和能源方面也应该有相应举措。现在，这些都属于发改委的管辖范围。在一个机构中集中这么多权力是不够有效率的。即便日本和韩国，都没有在一个机构中集中过这么多的权力。
户口问题求解
住房是深化中国城市化进程最为紧迫的问题，但对于长远的成功，更为重要的是教育。只有对下一代的教育，才能消除当地人和外地人的差别。农民工在下一代人的词汇中应该消失。只有当农民工子女能够接受大学教育，并且竞争白领职位时，城市化或者说经济发展，才算是成功了。这是目前对于中国发展成功最重要的障碍。日本和韩国都非常成功地实现了过渡，巴西和墨西哥则没有。中国应该学习前者，避免重蹈后者的覆辙。
户口体制是中国城市化的巨大障碍。1949年后，中国建立了这样的体制来阻止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因为当时的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几十年以后，这样的体制产生了一个横贯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巨大鸿沟。只有改革开放后，城市里的工厂需要招募农民工来发展生产、促进外向型经济的时候，这两个世界才相连接。但因为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已如此之大，城市更不愿让农民工融入进来。因为城镇人口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都将引致高成本，如果农民工能享受到同等待遇，所有农村人口都将涌入城市，城市有可能面临破产。
美国面临相似的问题。来自墨西哥的1200万非法移民构成了美国经济的一部分。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没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障或医疗等福利。在美国的一些州，他们的孩子不允许进入公立学校学习。如果美国对这些非法移民授以公民权，所有墨西哥人可能都会涌入美国，美国的福利体系将不堪重负。
但是，美国不时会对非法移民进行大赦，使那些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人得到公民身份。在没有社会福利的条件下工作了这么多年，他们已经对社会体系做了足够的贡献，因此，他们享有社会福利，不会给该体系造成重压。
或许中国也应考虑建立一个类似的体系，对那些在城市工作满10年的农民工，当地政府可以承认他们是一般城市居民，并据此为他们提供福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够格，也许会有1亿人。教育方面，这一改变也不会压垮教育系统，因为城市学校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正面临生源缩减。医疗保障方面也如此，因为医院已经在大多数服务中收费了。而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这些新居民要享有该福利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
转危为机是可能的。这场冰雪灾难揭示了中国的长处和弱点。如果吸取经验教训，中国的发展将会更加稳健。中国的目标，应该是消除农民工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差异。农民工家庭也能住在城里，也能在工作地过年的那一天，中国的发展才算成功。
双重调整无法阻挡
中国进入了周期性和结构性双重调整时期，政府的政策无法阻挡这一进程
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通胀上扬、经济增长放缓和资产价格下跌的阶段。对政策制定者而言，这是最坏的组合。如今的场景与2003～2006年间的低通胀、高增长和资产价格上升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繁荣时期，全球的政策制定者们忽略了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本质，以及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给未来带来的恶劣后果。所以，滞胀的“罪恶种子”在数年前已经播下。试图使目前的状况出现逆转的政策，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为糟糕，并引发一场更大的危机。最好的策略是接受事实，同时，打击通胀与改善结构性低效并举。
“传统智慧”失效
在过去10年，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全球资产循环周期（global asset cycle），其核心是出现了全球房地产泡沫（受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创新推动）。虽然当时利率较低，但是全球化暂时抑制了通胀的抬头。其中，最重要的抑制因素是新兴市场国家过剩的劳动力供给和前苏联国家减少的能源需求。然而，诸如奇异抵押产品、资产证券化和全球套利交易等“金融创新”方式，使得货币更容易流入房地产业并在全世界流动。因此，全球化也使得更多的货币流入到房地产业。
“传统智慧”认为，房地产市场受制于地方条件，在一个土地辽阔的大国中，很难出现全国性的房地产泡沫，更何况出现世界性的房地产泡沫。不幸的是，全球化推翻了“传统智慧”的判断，使得不可能的事变得皆有可能。
由于全球化等因素不再抑制通胀，现在的货币存量变成通胀的源泉。虽然通胀处于上升趋势，但是，各国央行仍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他们更关心信贷泡沫破裂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
然而，各国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却使得大量的资金通过贸易盈余或是资本流入进入中国。这表现为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并且总量庞大。尽管中国央行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过剩的流动性还是诱发了股市和房市的泡沫。中国的经历与以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历相似。当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相对于其经济总量而言，增长过快并且总量过大时，无一例外，资产泡沫随之出现。
股市泡沫大多已经挤出，资产泡沫也开始减少。与其他经济体相似，中国也正在面临资产价格下跌。下挫的资产价格将抑制经济活动，尤其是与房地产相关的经济活动。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已经超过GDP的10％。2007年，房地产公司在房价最高点买入大量土地。而目前房价正在下跌，部分城市甚至出现销量暴跌。受土地贷款还款和房屋销量下挫双重压力，开发商不得不以极高的利率向地下金融市场贷款。地下金融市场的利率应声上涨，必然对中小企业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由于土地销量的减少，地方政府不得不调整其基础设施投资。总之，房地产市场流动性不足将影响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本文发表于《财经》杂志2008年第16期——编注）
中国的出口部门遭受了货币升值、工资上涨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冲击。事实上，近两年来，它们一直在承受利润缩水的痛苦。而全球信贷危机引发的需求疲软更是令中国的出口部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深圳的盐田港报告称，其吞吐量在2008年上半年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下滑。这是中国出口部门面临困境的一个重要信号。
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内需求可以缓解出口减少带来的冲击，却不足以推动经济增长。原因在于，中国的家庭和政府更青睐财富积累，而不是当前消费。考虑到出口商品附加值占据经济总量逾20％的水平，出口放缓将对出口企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也相当大。
倒闭还是救援
出口和房地产业遭遇的难题，表明中国经济在未来两年将面临的挑战。随着欧美国家房地产行业更加低迷，全球贸易可能会进一步放缓。同时，通货膨胀的压力将迫使中国提高利率。上升的利率将使房地产业的疲软进一步恶化。三分之一的经济部门很可能在2009年出现零增长。
经济的周期性低迷无法通过刺激性政策出现逆转。房地产部门可能面临2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缺口。2008年的信贷增长目标为3.6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大幅增加信贷供给将使得货币政策脱轨，引发通胀加速上扬。许多人认为，银行应该增加贷款以维持房地产行业的正常运转。但是，这仅仅能增加房地产企业建成的房屋数目，并不会增加市场需求。这只是浪费了大量的资金，推迟了调整的时刻。
房地产部门除了融资问题，相关的债务集中问题也凸现出来。中国私人部门的一个常见标准模式是：一个企业家拥有数家公司。这种资本结构可以通过相互担保，有时甚至是非法现金转移的方式为企业提供流动性。它们通常需要举债来维持正常运转，维持一种过度负债的状态。在浙江省，地下金融使得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利率逾20％，很难看到有多少企业能够承担如此高的资本成本。
部分人士认为，正规金融部门应该援助这些正在面临危机的企业王国，以支持经济增长和就业，这个观点大错特错。它将严重破坏中国的经济基本面。这类债务过度集中的企业，在短期内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长期而言却具有破坏性。它们发展得越壮大，危害就越大。对它们施予援手，只会让中国未来遭遇更大的麻烦。政府不应该用银行贷款去维持这些企业生存，事实上，它们倒闭得越快越好。此外，政府应该密切监控商人，尤其是那些背负巨额债务的所谓“著名企业家”。一旦政府被迫实施新一轮的坏账援助冲销计划，最终埋单的还是中国的纳税人。政府有责任保护纳税人的利益。
出口部门遭遇的困境也无法通过政策支持来解决。中国的制造业模式是通过价格竞争获得加工贸易（OEM）的市场份额。国有企业改革、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带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维持低位的工资以及能源价格让这一模式发扬光大。此外，还有工业土地价格低廉，地方政府无视环境成本的原因。现在，所有这些因素都出现了逆转。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增长推升了工资的上涨，受实际负利率推动，原油市场出现了泡沫，低价能源时代一去不返。即便泡沫破裂，能源价格仍将高企，并会随需求的增加进一步走高。
中国制造业部门目前面临的难题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中的遭遇颇为相似。低价竞争模式在上升的油价和美国经济疲软的双重打击下不再灵验。日本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一、通过提高科技含量、质量、品牌效应来提升产品的价值链；二、改进增长效率以降低能源需求。这一过程需要花费时间，并需要借助市场力量提高运作效率。人为地通过控制价格维持低生产成本只能推延调整的时间。它将导致短缺，并引发中国经济的不稳定。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将不得不经历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革新，别无选择。
结构调整的过程当然是痛苦的，许多企业将会倒闭。事实上，许多出口企业都是家族式企业，它们没有能力更新升级。它们的生存取决于能否找到一个新的低成本生产地，如果不能，等待它们的就是关闭。这样的倒闭在短期内会降低就业率，却会为更多高效企业提供生存空间。这就是市场的规律——优胜劣汰。
制造业企业间的三角债可能会引发一场金融危机。许多出口企业为了持续经营，不得不拖欠上游供货方的货款，而后者又不得不拖欠其供货方的款项或是以应收账款作抵押向银行借款。由于中国出口2009年将达1.5万亿美元（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2016亿美元——编注），为应收账款提供支持的营运资本预计也将达到这一规模。该部门结构调整带来的资金财务影响力不容小觑，政府需要密切监控这一状况。
除了供给方面，出口部门也需要调整其需求目标。OEM模式针对的是西方消费者，尤其是美国人。随着次贷泡沫的破裂，来自西方的需求将在数年内变得疲软，不要寄望于美国经济将会快速好转。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可以替代的需求平台，重点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尤其是那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举个例子，石油出口国每天进账50亿美元，它们的购买力在可预见的未来，远远强于美国、日本或是欧洲各国。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交集团）正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崭露头角，它们的国际业务蒸蒸日上。这些国家自身没有消化技术的能力，华为和中交集团的即可投产项目客户不参与总体解决方案的实施过程，只是在工程完工后进行验收，然后拿着“钥匙”打开机房门就可以进行设备运营——编注）满足了他们特殊的要求。
两项调整
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在国内需求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泡沫不会永远持续，经济的发展不能够依赖于泡沫的制造。为了刺激国内需求，中国必须要作出两项政策调整。
第一，必须增加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从而支持消费。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利润不断增加的趋势，反映出了劳动收入占GDP比例出现实质性下跌的趋势。财政收入和国企利润的储蓄率大约是家庭储蓄率的两倍。政府需要减税，降低国企把持的垄断价格以使得经济再次达到均衡状态。
第二，中国应该发展城市化战略以稳定国内资产需求。尽管仍有其他的办法可以降低储蓄率，但是，中国的国内需求最终取决于资产的积累。中国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财富的积累仍是第一位的。有效的财富积累来源于效率的提高，而只有发展大城市（人口超过100万）才能实现效率的提高。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业比小城市拥有更高的价值，因为它们的规模经济将降低雇用成本。
大城市战略的实质是将数个小城市的城市化资源聚集起来。当前的城市化战略在各处实施。大部分的小城市在城市化的投资需求中生存下来，但它们并不能高效地提供就业，降低雇用成本。因此，当前大量的投资只不过是白白打了水漂。城市化是中国国内需求的推动者，在大城市战略被坚定不移地执行以前，中国的国内需求尚不足以推动经济增长。
中国进入了周期性和结构性双重调整时期，政府的政策无法阻挡这一进程。长期而言，调整将会触底并为下一次的经济繁荣做准备。降低经济下挫带来的冲击当然可以，但是，政府不应该与市场对抗。放缓人民币升值步伐能够给出口部门更多的生存空间作出调整，而增加银行贷款将会是一个大错误。通胀的压力已经非常强劲，放宽贷款只能是火上浇油。因此，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应该包括：紧缩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财政政策、稳定的汇率政策。
就结构性调整而言，中国应该提高制造业的技术、质量与品牌，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提高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实行超大城市战略。
30年经济最大调整在即
出口疲软、企业和地方政府出现偿债危机以及生产成本上升，是中国目前的三大挑战
无疑，中国举办了一届成功的也是最费钱的奥运会。没有哪个国家曾花这么多钱办奥运。不过，中国作为东道主荣登金牌榜首，菲尔普斯和博尔特在这次奥运会上创造了种种“奇迹”，这笔钱花得还算值。
中国之所以能办得起这场“豪华”奥运会，是因为过去30年里，它的经济取得了成功。当然，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引向成功。奥运会上，应该给改革开放政策发一块最耀眼的金牌。
奥运盛会已经结束，我们必须重返真实世界。这可能有点让人扫兴。中国的经济正面临空前挑战，不过，大多数与奥运会无关。
首先，欧洲、日本和美国经济30年来同时收缩。这对中国出口造成巨大压力。其次，因“热钱”流入而产生的中国资产泡沫（部分原因是对奥运行情过于乐观）已经破灭。许多公司和地方政府在泡沫中扩张过度。由于资产价格下跌，他们正面临一场偿债能力危机。最后，也是更根本的，生产成本上升正在考验中国低成本扩张战略。
应对挑战时，有正确的做法和错误的做法。错误的做法是，采用以控制价格为目标的行政措施，来解决资产价格下跌和CPI上涨问题。这些政策可能短期内会减轻疼痛，但是，随后会引发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
正确的做法是，将短期稳定需求政策和深入改革、提高效率结合在一起。中国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份额，以解决他们的偿债能力危机；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来缓冲经济增长减速；三、改革金融业，提高经济效率。
过去，中国总是在出现危机时深度调整。例如，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公共住房私有化、加入WTO和修建全国范围的高速公路网。这些政策为此后10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出口之困
目前，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出口需求疲软。中国出口总额约占GDP的40％。按附加值算，出口也占到GDP的四分之一。自2003年以来，以美元计价，出口每年以逾20％的幅度增长。排除价格上涨因素，出口部门可能每年直接为中国GDP增长贡献4个百分点。很明显，如果出口增长减速甚至出现下滑，整体经济增长将显著放缓。
作为需求问题之一，自2004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上涨，中国的出口便遭遇成本上升难题。人民币升值和工资上涨使问题更加严峻。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企业利润本来就薄，成本压力将它们中很大一部分推向亏损边缘。因为固定资产成本的存在和企业主寄望情况会改善，利润下降初期，企业都会坚持原来的生产计划。这就是在过去三年里，中国出口保持强劲的原因。但是，当企业看到成本上升是一个长期问题，它们会缩减产量。
全球贸易是周期性的，可以将目前出口低迷理解为另一次周期的开始，中国可以等待低迷时期结束，出口重新走强。这种战略最终会成功。但是，等待的时间可能很长。不过，中国可以实施改革，来加快贸易复苏。
需求方面，市场格局发生改变。上涨的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将全球收入重新分配，从经合组织和东亚国家向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和俄罗斯倾斜。单油价上涨就重新分配了占全球GDP3％的收入（与中国出口总额持平）。这些钱转移到了石油出口国。未来几年，强劲的需求应该来自资源出口型国家。中国的出口企业应该在这些市场投资。
成本上升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大多数中国出口企业是原始设备生产商（OEM），依赖价格竞争取得订单。它们无法接触最终使用者，也不拥有技术。它们是跨国公司的附属工厂，并很难独立谋生。这些中国出口企业和它们的客户——跨国公司谈判能力非常差。当成本上升，跨国公司迫使它们消化了这部分成本。这样下去，会毁掉中国的出口企业。这些企业的困境在股价中反映出来。
过去两年（指2006年和2007年——编注），香港上市的出口企业股价已跌了50％～80％（即使这些股票以前也没大涨过）。金融市场基本上表明，这些企业的经营模式不再有效。
中国出口企业必须脱离跨国公司的控制，开辟独立生存之路。在需求方面，随着市场从经合组织国家向资源富裕国家转移，出口企业需要开辟自己的销售渠道。一些企业，例如前文提到的华为和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这些努力需要巨大的投资。雇佣外国员工（在大多数市场很可能是必需的）可能很昂贵，不过，当产品卖不出去，成本再低也无济于事。现在的市场上，最便宜的产品未必会赢得竞争。
在供给方面，中国出口企业也必须升级它们的技术、改善设计和提高品牌知名度。不幸的是，中国出口企业很少具备这些实力。增加这些方面实力需要很长时间。有一个捷径，就是从国外买进技术和品牌。
金融危机为这个战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欧洲、日本和北美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具备这样的品质，而且现在非常便宜。但是，因为中国出口企业目前困难重重，即便国外的中小企业价格很低，它们也负担不起。但我们也看到，中国外汇储备已经增加到2万亿美元（2008年数字——编注）。这些钱应该获得好的回报。可以将这些外汇储备借给出口企业，让它们去买国外优质的中小企业。当这些出口企业赢利改善，它们的股价应该会回到此前的高位，从而也可以回馈它们的资金赞助人——管理外汇的机构。
债务之难
很明显，中国企业存在偿还债务问题。“三角债”，特别是以应收账款形式存在的债务，在不断堆积。问题的源头可能是地方政府缺少资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非常依赖土地销售收入和房地产行业税收收入。这鼓励它们想尽办法推高房价，这也是这场泡沫的一个主要原因。
更深层的原因是，过去10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下降，刺激它们去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并最后落在了房地产市场。过去一段时间里，由于价格较低，大量土地销售并没有给这些政府带来预期的现金流。目前，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被刺破，开发商不能像以前那样容易地卖出房子，而且也不能保证支付去年购买土地的应付账款。房地产销售放缓也减少了地方政府的税收。现金紧缺的政府无法履行他们签订的合同，合同的债权人也就无法向他们的供货商支付货款。
解决问题最快的办法就是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额。中国的税收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预算收入可能达到6万亿人民币（2008年前7个月已经是3.67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21％，是20世纪90年代最低水平的两倍。预算外收入会在此基础上增加30％～40％。国有企业的利润可能达到GDP的6％。总体而言，政府的金库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财富，或者是国民生产净值（GDP减去资本贬值）的40％。在过去10年，中国经济明显地转向政府这边，而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额相对偏小。
降低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在此之前，部门间财政收入重新分配可能会提高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中央政府现在有实力这么做。它可以向地方政府转移财政盈余，这对解决三角债问题有很大帮助。实际上，中央政府还可以发行债券并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来解决地方政府偿债问题。
财政再分配应该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同步进行。中国经济增长减速越来越明显。考虑到出口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的资产流动性问题（这两个行业支撑了中国一半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可能会下滑非常快。一些财政激励措施可以看做是软着陆的保障。幸运的是，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实力制订这样的计划。其中，核心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铁路网修建。
增效之径
中国经济将要面临1998年以来最大的调整。疲软的需求虽有财政刺激加以缓解，也可能要很久才能复原。在供给方面，成本上升需要用市场手段来解决。大多数调整应该依赖价格机制。许多企业将会破产。但是，更多有效率的企业会替代他们。最终，经济会变得更有效率。
当一些企业濒于破产，地方政府的一个反应就是如何拯救它们。不幸的是，这种态度是错误的。许多企业因为忽视主营业务、转向房地产和其他金融交易来获利，现在出现了问题。由于成本上升让制造业赢利变得更加困难，许多企业转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因为这样挣钱很快。随着泡沫破灭，它们出现资不抵债。很难估计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有多深。但是，当我去全国各个地方，与当地企业交谈，我发现这个问题很普遍。受资产持续贬值影响，未来12个月，银行间的不良贷款会大幅增加。问题十分严重。
解决方法是什么呢？问题是昨天造成的，我们现在改变不了问题存在的事实。然而，政府也不能拯救所有破产企业。否则，我们就倒退回计划经济和贫穷时代。
相反的，地方政府应该看住那些陷入困境的企业主，防止他们携带资产潜逃。这一幕在10年前发生过，相信许多人这次也会这么做。他们出逃会让中国损失很大。在逃跑前，他们会从破产公司向境外私人银行转移大笔现金，这将让中国银行出现更大的窟窿。所以，地方政府花钱营救他们是很愚蠢的举动。这些钱很可能被偷走。为保护中国金融安全，最有用的政策应该是防止负债累累的企业主离开中国。
中国正面临成本上升或者竞争力下降的挑战。经济增长复苏，需要提高效率。当然，提高效率应该在公司层面上，由价格机制引导。
但是，政策低效率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中国金融系统是中国经济的沉重负担。提高金融行业的效率，对经济增长来讲，有显著的刺激作用。中国应该以提高存款利率作为开端，将存贷差降低到正常的两个百分点。当然，中央银行也应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来使银行系统正常化。同时，“热钱”流出给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提供了好环境。
中国股票市场是一个败笔。上海A股指数在两年里从1000点跃升到6000点，然后又在一年内掉到2400点。中国应该彻底改进它的市场，防止未来出现目前的危机。重中之重，政府应该放松在市场中的微观干预。当法律出台后，市场就应该自我运行。这是促进市场健康发展的唯一途径。
即将到来的挑战有些令人望而生畏，但是，中国仍然有很多牌可以出。强大的财政和贸易顺差，是“硬着陆”的缓冲垫。仍有很多机会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还有很多领域，例如金融体系，有提高效率的空间。只要政府采取合理政策，经济在两年内就会重焕活力。
求诸效率
是微调而不是蛮力使生产率提高，是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政府干预能提升效率
散发着凯恩斯主义味道的流动性正在全球泛滥。市场共识已经由（2009年）3月初的萧条，变成了现在的新一轮牛市。牛市判断，首先基于催生资产价格上涨的流动性，其次是公司和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改善，最后是需求日益增加。这种在过去20年来一直奏效的“格林斯潘动力”，这次将会失灵。流动性泛滥将很快导致通货膨胀，阻碍刚刚萌芽的资产泡沫蓓蕾成长。
当反通胀的力量使通货膨胀下降、将流动性疏导进资产市场时，流动性是奏效的。不断上涨的资产价格会引起负债的需求，杠杆率的提高又会增加需求。资产市场驱动增长模型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全球化和IT使通货膨胀处于可控范围内。当两者的收益被吸收掉，又看不到新的生产增长源时，流动性很快就会导致通货膨胀。
产能过剩不能拉低通胀
大多数分析者并不认为过剩产能会导致通胀，因为需求大幅下滑会使通货膨胀处在可控范围内。因此，在全球经济完全复苏之前，流动性激增不会成为问题。我认为，这种逻辑是错误的。金融市场通过商品投机活动，可以直接将通货膨胀作为流动性的疏导路径。尽管需求下滑，但是，石油价格已经接近春季低点的2倍了（指2009年的价格——编注）。这主要反映了金融需求的增加。增加的流动性已经流向了石油期货，这是由通胀预期驱动的。只凭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预期，就能使流动性变成通胀。
过剩的产能并不能拉低通胀，原因有二。首先，和原材料相比，制造业增加值比以前要小很多。全球化驱使跨国公司将生产转移到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制造环节的重要性已经下降。例如，尽管存在巨大的产能过剩，钢铁价格仍然随着铁矿石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因为铁矿石占到钢铁生产成本的一半以上，炼焦煤占了四分之一，设备折旧、劳动力成本和利润只占到产品价格的一小部分。
其次，许多过剩产能需要被淘汰，因为需求结构将发生变化。泡沫夸大了许多产业的需求，汽车、IT、金融服务表现得尤为突出。未来信贷不会那么廉价。汽车需求也会反映出这一点，产业可能收缩三分之一。
克莱斯勒破产是第一步，接下来可能是通用汽车公司。在泡沫鼎盛时期，金融部门的利润率被夸大1倍以上，这导致了骇人的IT基建费用支出。当金融部门收缩、利润率恢复正常时，即使全球需求复苏，IT需求也将比此前低很多。最后，金融部门不得不大幅收缩，可能达到50％。泡沫创造的需求不会再现。
过剩的产能会抑制通货膨胀的“宏大观点”，并不适用于现在。如果执意按此观点增加流动性，会将全球经济引向一条危险的道路。我曾预言，滞胀将会是2006年格林斯潘时代终结时的安魂曲。现在看来，世界没有任何抵抗地滑入了这条路径。在格林斯潘时代度过20年安逸生活后，政策制定者、市场和工人都想要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法（“免费的午餐”的委婉说法），来走出经济下滑。“免费的午餐”可能违背经济逻辑，在特定时期出现。但是，这顿“午餐”持续时间越长，最终的调整就会变得越痛苦。
“网络效应”消耗殆尽
世界，尤其是中国，应该着眼于改革，而不是凯恩斯主义刺激计划的过度放纵。我已经撰文指出，中国需要通过财富再分配，将需求从出口转向家庭部门。在本文中，我想强调，中国需要着力提高效率。这是中国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历了高速增长。好的政策组合是催化剂。但是，这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低起点，为好政策发挥作用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低起点可以从工资水平、城市化率、出口能力等方面来理解。出口能力在需求方面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吸引制造业重新布局和建设支持性基础设施，中国出口年均增长率接近20％。但是，低起点效应在未来不再灵验；在大的经济体中，中国出口占GDP增长的份额是最高的。一些经济体出口占GDP的比重更高一些，是由于跨境运输零部件。
在供给方面，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带来的规模经济，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其中的关键是所谓的“网络效应”。修建高速公路，可以通过降低沿途的运输成本来提高效率。当建成网络时，单位投资带来的效率提高会按平方级增长，因为运输成本的降低从一点扩大至整个区域。在过去10年里，中国一直建设高速公路、电信、电力网络。网络建成时，由于生产成本降低，生产率得到极大提升。基础设施的发展与低工资一样，也是中国低成本的原因。
表现欠佳的中国企业（比如利润率低、缺乏知识产权之类的可持续资产）和强劲的宏观经济之间的冲突，让市场感到困惑。在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投资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很快崩溃，因为企业表现不佳。但是，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出口竞争力。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不成比例地进入了资产通货膨胀和政府收入。公司利润和工人工资并没能获得同样的改善。尽管微观表现不佳，基础设施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仍然是宏观经济持续向好的关键。
未来，提高生产率的难度将加大。中国基础设施网络已经形成，扩张并不能带来同样的收益。原因是网络最初带来的规模经济递增，最终会转化为规模经济递减。例如，高速公路的建设会减轻现有高速公路的拥堵，经济收益与投资是成比例的，但不会像第一次建高速公路网时那般呈现指数级增长。如果在一条并不拥堵的高速公路旁再修建一条，收益可能会少于投资。
经济学中，“规模经济”没有被透彻理解。标准的经济理论假设规模经济递减，比如，增加同样的投入，所得产出将减少。当公司扩张时，迟早会遇到协作的问题。我们经常听说公司因此而“瘦身”。在增长的早期，公司层面的协作不成问题，共享资源带来的优势很明显。因此，公司在成长初期表现为规模经济递增，在成熟期表现为规模经济递减。当经济理论论及经济活动的均衡状态时，规模经济递减是正确的假设。
网络的规模经济与公司层面的规模经济相似，只是更加强烈。在网络建设初期，经济收益与投资规模可能是线性的或者成比例的。当网络即将建成时，经济收益呈指数级增长。当一个完整的网络扩张时，收益相对于投资是下降的，比如，额外的每1美元投资只能得到更少的经济收益。
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已到收益递减阶段了，这很难说。但是，因为网络已经形成，效率比此前要低得多。由于基础设施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放缓，需要找到一个其他来源来保持经济增长。
提高效率维持增长
现在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由流动性主导，流动性注入企业和政府部门。理由是无论效率如何，更多的消费会使经济恢复；如果通过低效率的投资来达到同样的效果，会需要更多的消费。当然，如果没有什么不良后果，印钞票能解决任何经济问题；如果不奏效，只需再多印一些。但是，增加流动性或者印钞票会导致通货膨胀。投资效率越低，通货膨胀出现得越早。
中国有很大的机动空间：政府债务低，银行系统存贷款比例低，家庭部门杠杆率低。当然，公司部门的高杠杆值得担忧。国家有强大的购买力，这在巨额外汇储备和持续的贸易顺差中反映出来。如今可选择的办法，反映了过去在提高生产率和出口能力方面的成功。但是，这两方面都遇到了困难。因此，中国应该谨慎地将资金投向那些未来能带来收益的项目上，而不是投在仅仅能提高即期GDP的非生产性项目上。
即使中国有足够的财力，也应该谨慎花费，因为未来挣钱的难度加大了。很容易就能提高生产率和出口能力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中国应该尽早收紧货币政策。在2008年12月～2009年4月的5个月里，中国的银行信贷增长了20％。如果保持这一速度，信贷年增长率将达到50％。上一次信贷如此快速增长是在1992年，它导致了失控的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再次出现，将比上一次更难解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实行紧缩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时，出口的快速增长维持了经济增长。这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如果通货膨胀出现而经济仍然低迷，政府可能不愿充分收紧来冷却通胀，这可能导致长时间的高通胀、低增长。对中国、美国和世界来讲，滞胀的风险很大。最初信贷激增对稳定经济是必要的，但是，持续下去可能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为今年GDP多增长一两个百分点，甘冒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是不值得的。
在今年（2009年，本文下同——编注）剩余的时间内，银行信贷应由非常宽松转向中性。中性意味着银行信贷与GDP的比率应该保持不变。例如，现在的银行信贷是37万亿元人民币，是GDP的1.2倍。如果名义GDP每月增加2000亿元，今年增长8％，那么，银行信贷应该每月增长2400亿元。4月新增贷款从此前4个月的月均1.4万亿元，下降到6400亿元，但相对中性的标准来讲，仍然太高。货币收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我看来，中国应该更多地着眼于提高供应方的效率，来保持高增长。未来10年里，全球经济增长很可能比过去慢很多。中国需要更高的效率，才能达到同样的增速。效率的提高不能依赖固定资产扩张。过去的问题是规模小，设备陈旧，现在，这两点都不再是问题，中国大部分工业似乎都是装备精良，但苦于产能过剩。
今后，效率的提高是一个系统或者激励问题，而不是投资问题。因为是微调而不是蛮力使生产率提高，是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政府干预能提升效率。
许多人认为，美国和发达国家发生的事情，表现出了市场经济坏的一面，因此，中国不应该再朝市场经济发展。这是从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得出的错误结论。市场仍然是激发企业用最低的成本交付最好的产品的最好工具。其他所有的体制都已经在促进繁荣上失败了。然而，市场要正常运转，也需要监管。比如，需要有食品安全标准，确保行业正常发展。监管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市场更有效率地运转，而不是取代市场。
一些经济体，像美国、英国，10年前过多地放松了管制，为当前的危机埋下了隐患。中国经济则是被政府过度监管和控制。当前危机的教训对中国的政策走向没有意义，中国的市场要变成“太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过多的流动性刺激，可能导致今后的通货膨胀。对中国来讲，是放慢货币供应的时候了。政策着眼点应该转向扩大家庭部门的消费，提升供应方的效率。否则，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中国将要承受低增长和高通胀。
我们和日本一起变老
结构性问题，尤其是高负债，正在阻止经济的强劲增长。不断的刺激将引致通货膨胀，而非高增长
2009年，日本名义GDP下滑了6%，至5.85万亿美元，实际GDP也比上年下滑了5%。相比之下，同期美国名义GDP下滑了1.3%，至14.2万亿美元，实际GDP则下降了2.4%。但是，如果到日本和美国旅游，你或许会觉得，美国的处境比日本更糟糕。较之于美国人的抱怨连连，日本人反倒安之若素。人们面对逆境的态度如此不同，或可归因于文化差异。但不管怎么说，日本现在真是一团糟，其名义GDP已低于1992年的水平——当时日本土地价格刚开始跳水。
日本的先例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它的问题也正是未来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变老”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都见过老人。历史上，诸多帝国从衰老、枯萎，直至消亡，这样的先例比比皆是。
对现代经济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经济体衰老的背后，一定蕴藏着许多显而易见的因素，而所有这些因素，在日本都发生了。看着一个经济体老化，绝对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
数十年前，荷兰的油气储备颇丰，强劲的油气出口使其汇率陡然上升。荷兰人过了一把高币值的瘾，不思劳作，疯狂享受。当石油资源枯竭后，好日子也就结束了。这被称做“荷兰病”。那么，如果一个经济体呈现“衰老”之相时，我称之为“日本病”。
日本“病在哪里”
多数分析师都把日本的问题与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超级泡沫相联系。在高峰时期，日本房地产价格超过了全球总量的40%，日本皇宫所占土地的价值，超过了整个加州。世界10大富豪，日本地产商占到了7个。毫无疑问，那时日本实在是闹过了头。但20年后，那场泡沫还能有如此强烈的效果吗？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把矛头指向了日本断断续续的财政刺激政策。他们辩称，如果日本能在20世纪90年代坚持实行刺激政策，那么今天的日本经济将会相当健康。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经济就像是个不带电池的汽车：动力就是一切。经济停摆，就像汽车撞了减速器，如果有人使劲推，而且一直推，汽车总会重新前进，问题也就解决了。
结构主义者则把日本的问题归咎于改革滞后。他们认为，如果日本能够甩掉所有的坏账，增加股东权益，并取消市场管制，就能引致效率提升创新之浪潮，这将推动经济增长。事实上，小泉政府的确采纳了结构主义者所主张的许多改革，日本一度也确实经历了经济增长。但事后看，小泉时代日本经济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全球经济繁荣下日本出口的增加，而非国内改革。
我认为，凯恩斯主义者对日本的解读完全错误。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就像止痛药一样，治标不治本。它只是在经济下降周期中试图去降低产出损失，但对长期经济运行来说，毫无意义。用凯恩斯主义来解释或试图治愈长期的经济问题，谬以千里。
不幸的是，当今绝大多数执掌各国央行的经济学家，都是这一派的。他们的行为完全因循经济刺激计划的多棱镜。危机发生的时候，一些适当的刺激无可厚非，但是，试图通过不断的刺激使经济体重返强盛之境，就大错特错了。结构性问题，尤其是高负债，正在阻止经济的强劲增长。不断的刺激将引致通货膨胀，而非高增长。
日本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释，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这么多问题互相牵制，局势相当棘手。日本的问题在于，它老了，而且越来越老。重生之路也有，但这需要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日本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那并不值得。
世界“正在变老”
一个经济体“变老”会有多种表征，最常见的就是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的枯竭。当一个经济体起飞的时候，劳动力比较充裕，因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合适的。当剩余劳动力枯竭之时，就应当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一旦资本存量足够高，投资就不再能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称之为“收益递减”，或者说，同等投入带来的产出减少。经济学家把消费和投资刚好平衡的状态称之为“稳态”，就像一个人永远停留在中年一样。
成熟经济体也有可能保住青春。借助于创新，同样的投入产出会更多。这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TFP）是成熟的经济体重获青春的灵丹妙药。它决定了一个富裕的经济体多快才能变得更富有。1%的全要素生产率只能说是“一般般”，2%就相当不错了，要是能达到3%，那简直是“超级棒”。
许多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的、成本更低的经济结构，更能刺激创新。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创新很快就传布世界各国，目前尚不清楚创新带来的收益能否为创新国独享。
收益递减规律定义了与资本积累有关的经济老化问题。仅仅数十年前，人们的预期寿命还不够高。现在世道变了，世界已从一个退休人口较少的均衡，发展到一个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数量相当的新均衡。当新的平衡建立起来，就形成了“老龄经济”。
除了预期寿命提高，出生率下降是另一个对经济影响甚大的新现象。最初，出生率下降是有益的，这意味着只需要更少的资源就可养活这些年轻人。这就是所谓“人口红利”。举例来说，出生率下降可以使更多的妇女参加工作。但是，一旦低生育水平持续20年，就会造成劳动力的减少，反而与此前20年带来的好处相抵。
日本正饱受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逆转之苦。理论上，人口逆转每年压低日本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以上。从现实看，问题更为严重。
一个社会逐渐“变老”，其资源分配会越来越向老龄人口倾斜。比如说，医疗保障支出，就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大体来说，老年人更不愿冒险，这也使社会或者经济变革更为困难。老龄社会的根本力量更倾向于非生产性支出、更少的竞争。
显然，老龄社会中不断增加的社会负担落在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肩上，比如，工作的人税收负担会日渐加重。由于劳动报酬减少，劳动力的供给也会减少，因为工人们宁愿多花时间去休闲。这样一来，很可能会酿成劳动激励的恶性循环。
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要远比计算人口抚养比——也就是不工作与工作人口的比例——复杂得多。社会在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变化，变得更加保守，工作不努力，更少的创造性。也即这个社会“变老”了。
其他主要经济体也与日本相距不远。比如，欧洲的主要经济体，由于失业和退休的福利更加慷慨，它们的经济失去活力也会更快。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不断上升，也是由老龄化所推动。政府的收入已无法支撑高增长时代承诺的福利。于是政府就采取借钱的方式践行承诺。
日本的政府债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约200%，居世界之首。其他发达经济体似乎也差不多。欧洲平均财政赤字占其GDP的6%。英国占12%，美国则占10%。用不了多久，发达国家的赤字就会赶上日本，并居高不下。
“世界可能并不稳定”
如果去日本的二线城市旅行，你会对街上年轻人如此少、服务业老年人又如此多而印象颇深。事实上，大多数出租司机大概在70岁左右，酒店和餐馆的服务员经常是六七十岁的女性。他们呈现了一幅仅由老年人支撑的经济体的超现实图景。
东京则呈现出了另一副景象。它似乎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城市一样充满了活力。但是，东京的活力是来自于吸纳二线城市的年轻人。东京是日本的服务业中心，但也无法摆脱一个日渐老化的社会的症状。
老龄化会对资产价格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以楼市为例，必将变成长期的熊市。人口减少意味着楼市需求的减少。由于房产是一项长期持久的资产，因此可能出现长期的供应过剩，从而对楼价产生了不断向下的压力。近20年来，日本的房地产价格以年均7%的速度下降。租金收益率刚好与价格的下跌相互抵消。外国人不时被日本很高的租金回报率吸引，但很少人赚到钱。
经济老化就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停滞。正因此，企业的利润可能会停滞不前。不能增值的股票应非常便宜，比如说，10倍的市盈率或5%的股息收益率。日本股票在高峰时期曾有超过70倍的市盈率。20年来这些股票一直在下跌。外国投资者有时候被吸引去增加日本股市的价值，一段时期外国人购买导致日本股市好转，但这最终被证明是个陷阱。
有没有可能阻止或扭转经济老化呢？我对此表示怀疑。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上升的力量太大了。
引进移民或可延缓老龄化进程，但这并不现实。以中国为例，其人口年龄结构，在未来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将与发达经济体相差无几。而再过20年，印度也会步中国的后尘。同样道理，发达经济体也不能指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工人。
错误的政策可能会加剧老龄化进程。长期来看，经济高增长时代的高房价政策最有破坏性。除了高房价，中国仍然维持着独生子女政策。长期来看，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尽管现在中国人对房产如此热衷，但是，一旦老龄化来袭，中国的楼市将经历比日本更为可怕的熊市，这一切很可能用不了15年就会成为现实。
老龄化可能带来通货紧缩，日本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仅仅因为政府靠借债来覆盖人口老化的成本，通缩就会发生。一旦债务高到难以为继，通胀就难以避免了。恐怕世界正朝着这个方向走。一旦政府的承诺难以兑现，社会后果相当严重。长期来看，世界可能并不稳定。
中国发展模式限制
中国经济让投机者获益，而不是努力工作的人们。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公司和个人进入房地产市场
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赚“快钱”的心理，这种心理在社会、大学尤其企业界盛行。其原因是政府相对市场的强权。若要促进本土技术和品牌的发展，最好的政策就是减弱政府的权力，提升市场的作用，同时让研究型大学复归教研本位。过去25年里，外资和廉价劳力拉动的出口，以及政府导向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中国有巨大的国内消费品和电子产品市场，但是在消费者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品牌，而且中国的投资依赖于外国技术。中国既未形成自己的一流品牌，也未发展出主流技术。
最近5年，韩国从一个成本和数量主导的经济体，成功转型为品牌和技术主导的经济体。这对中国是一个刺激。中国政府可能会在2006年实施一系列政策来促进本土品牌和技术的发展（本文发表于2006年1月，《财经时报》——编注）。这种初衷是良好的，但是政府的政策可能很难达到目的。
政府可能会采取税收激励、标准设定、政府采购等手段。但这些手段无益于改变当前盛行的赚“快钱”的心理——中国消费者品牌和专利技术发展之所以落后，主要是受到此种心理的影响。
政府相对市场的强权，是导致中国企业短期行为的主要原因。若要促进本土技术和品牌的发展，我认为最好的政策就是减弱政府的权力，提升市场的作用。
中国发展模式的限制
过去25年里，中国的真实人均收入年均增长达8.1%。该模式的成功要归结于两点：（一、）海外华人掌握的出口专业知识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大军相结合，刺激了收入增长；（二、）中国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很强。
尽管过去取得了成功，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担心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担心来自三个方面。首先，产能明显过剩，尤其是在基础建设领域。这使中国政府动员资源启动大项目的经济回报受到影响。当前这种模式若延续下去，只能导致更多的浪费，最终使增长放缓。
其次，中国当前的出口规模已经非常大，在这个基础上，高增长率很难长久维持。1980～2005年间，中国出口增长了41倍，平均年增长率达16%。单从数学意义上来说，中国也不可能使如此高速的增长在未来25年内，甚至在未来10年内重复一遍。
假如当前的出口增势再延续10年，中国的出口将会比欧洲、日本以及美国的出口总额还要大。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为美、日、欧是中国的主要消费者。在未来10年，中国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可能会从过去25年间的16%降至6%～8%。因此，中国需要启动内需，以维持增长。
再次，数量主导的增长模式带来了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损耗。中国目前80%的水资源遭到污染，这可能会带来健康危机。中国去年消费了21亿吨煤炭，如果照当前的消费趋势发展，未来10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将在这个基础上再翻一番。
据BP能源统计，中国的煤炭储量占全球的12.6%，但其煤炭消费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之多。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中国可能会在40年内用光其所有煤炭储量。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更多关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十五”规划提出，要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但是“十五”期间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成效。将于2006年3月出台的“十一五”规划，可能会继续强调这个问题。
但我担心的是，“十一五”规划可能仍然不能解决关键问题——政府相对于市场的强势。在我看来，只要政府仍然保持那种与市场导向背道而驰的行政干预做派，增长模型就很难转变。
应对韩国挑战
韩国在短短5年内就将其数量主导型经济，成功转型为质量主导型经济，这使中国官员们甚为不安。他们曾经以为韩国和中国不相上下，而现在韩国起飞了。就在5年前，韩国还被看成是依靠低劳动成本的典型东亚经济体。而今天，韩国企业已经发展出世界领先的品牌和产品。
事实上，中国市场对韩国的转型起了推动作用。中国的增长为韩国向高附加值经济体的转型做出了贡献，而中国本身却未能转型，这让中国深感不安。这种对比凸显出中国体制的缺陷，中国政府想“做些什么”的决心越来越大。
中国政府很可能会制定一批鼓励本土知识产权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力量来自政府。当政府想要“做些什么”，它通常会采取行政手段。中国政府最可能采取的方案，是对特定产业和经济活动实行税收激励。在当前这一轮经济周期中，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它有能力慷慨地实行税收鼓励。
然而靠大量投钱来刺激知识产权发展，可能并非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因为中国知识产权创新的匮乏主要不是税收激励问题。
强势政府的挤出效应
在市场之上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这是中国私营部门发展缓慢，以及知识产权创新匮乏的主要原因。主导中国经济的是行政权力而非市场规则。现有的市场规则往往会被官员随意更改。在这种环境下，企业的长期规划没有太大意义。
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赚“快钱”的心理，在企业界尤其如此。这种心理背后，廉价钱的诱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当属政府的随意处置权。首先，私营企业担心企业本身会由于规则突然变化，而被取缔或遭遇破产。这种情况下企业无法做出长期规划，于是只有着眼于抓住短期发展机遇。
其次，对于私营企业来讲，怎么处理和强势政府的关系，往往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核心环节。同官员的关系处理好了，就能创造短期优势，就能赚更多钱。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私营企业直接或间接依靠政府权力来获利。
世界级公司成长于市场竞争中。当商界赢家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场竞争来挑选，这种赢家很难进入世界级公司行列。中国政府应该接受这个逻辑，那就是大公司只能脱胎于有着固定游戏规则的竞争性市场。
因此，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培养一种基于市场规则的竞争性环境。有些政府干预是必需的，但在实施这种干预之前必须进行全盘而深入的考虑。否则投钱再多也只能是乱花一气，造成浪费。
建设研究型大学
当前技术创新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日本模式，这种创新基于大公司投入的大规模研发预算。韩国采纳了这种模式。第二种是美国模式，一些基本构想首先在研究型大学形成，然后由公司通过特许制度将它们商业化。这两种模式都可能成功。
中国地域辽阔，本来应该可以把两种模式都吸纳过来。但是，在包括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在内的华人经济体里，家族和政府控制的企业居于支配地位，这类企业并不是很适合公司型研发。政府控制的企业通常会把研发费用浪费掉，而家族企业则通常在研发上投入甚少。
我认为中国需要依靠研究型大学来进行技术创新。不幸的是，中国的大学正试图通过尽快赚钱来抬高自己的名声，而教学和研究则面临衰退。在我看来，这也是赚“快钱”的心理在作祟，中国急需改变这种情形。
首先，中国需加强大学教学和研究。中国的大学一旦出名了，就会试图利用这种名气作为资本来赚钱。这种情况需要改变。应严格界定教授在大学教职之外所能涉足的工作范围，此外应打消大学教授利用其和大学的隶属关系来赚钱的念头，使他们回到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来。中国的大学需要让教授们更重视教学和研究，而不是商业利益。
其次，中国应该采纳美国式研究基金体制。美国大学研究经费中的很大部分来自政府相关的机构，比如美国宇航局（NASA）、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以及国防部。这些基金带来了因特网以及基因拼接等各种技术。
我认为，建设大型研究型大学是中国发展技术的关键，而全球范围内有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可资借鉴。这一点中国有能力做到，但前提是必须让大学彻底消除赚“快钱”的心理。
政府应当为私营企业做什么
中国目前尚未确立一套以法律为保障的有效的商业体系，对于一些经济实体，要正常开展业务就需要一些权力资源作为保障
为什么要推进私营企业的发展？
在公开的言论中，中国的领导一直强调国有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这呼应了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议题。正是在这次会上，私营企业这一所有制形式被写入了宪法。但是，紧随其后的金融危机给经济带来了通缩的压力。在此压力下，政府领导更多地考虑到刺激内需的必要，私营经济被束之高阁。
这一问题被重新提出，有两个原因。
首先，刺激内需的措施尽管扭转了经济萎缩的势头，却未最终导致经济自我恢复的结局。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提出，只有重新调整供应方结构，才能帮助中国克服经济困难。长期以来，政府部门一直致力于国企改造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结果是屡遭失败。其他国家进行国企改革的经验表明，这一尝试只输不赢，成功属凤毛麟角而非常规。这条规律正在中国上演。而只有将私有企业拉入公平竞争的舞台，才能保持经济的增长活力。为此，相关政策正以比预想更快的速度出台。
其次，中国入世后，外资企业将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中国至今一直欢迎国外的直接投资（FDI），入世后的中国更加开放。如果国企依然状况不佳，而国内的私营企业又没有足够的生命力，那么中国的经济将很快地为外企所主导。外企本身不是件坏事，设若其变成主导成分，最终则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政治问题。
正是基于这种经济与现状的考虑，私营经济在中国备受关注。
为什么私营企业未能发展？
中国目前尚未确立一套以法律为保障的有效的商业体系，对于一些经济实体，要正常开展业务就需要一些权力资源作为保障。国有企业及政府机构都可以从同一渠道获得权力保障，由此，国企因为缺乏以下两个要素而表现不佳：（1）激励因素，（2）称职的管理者。
乡镇企业在乡镇权力体系的保护下成长起来，后者不同于由各职能部委组成的国有企业权力体系，由各种政府机构掌控。在地方保护下，乡镇企业获得了可靠的生产基础。它们的市场销售进行得很成功，因为它们超越了国企的渠道。乡镇企业的销售渠道发展如此之广，以至于乡镇企业经济占到了非工业经济总份额的25％～ 30％。
外资企业已经成为经济的主要动力。根据官方数据，国外直接投资（FDI）1990年共有3000亿美元投入中国，即使这笔资金中只有一半真正出自外国，外资经济也占到了非农业经济的20％（本文发表于《财经》2000年第2期——编注）。外资企业的投资人通常包括跨国集团和海外华人。前者着重于设备制造业、重工业、文化产品、传播，例如电信、汽车和快餐；后者则倾向于轻工业制造和房地产基础建设。
为什么外资企业在中国能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主要原因是外资企业在当地的政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比如说，一家美国公司若向美国政府抱怨，后者就可能向中国的中央政府提出不利于地方官员的建议。这种可能性为外企形成了某种形式的政治保护，而海外华人投资的企业则往往向当地官员提供厚礼以获支持。
政府如何推动私有经济的发展？
政府恢复了对私营经济的关注，但此时中国即将加入WTO，似乎时机嫌晚，无法保证民族经济有足够的力量发展为经济主导。但是，私营企业至少能够冲淡“外企太多”的顾虑。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原样照抄来赶超发达国家的。德国是靠发展药品追赶英国，日本凭借消费电子产品跃居前列，美国则凭着IT业领先各国，活跃的私营经济很可能增加中国在新的科技浪潮中晋升为强国的机会。
那么政府能做什么呢？首先，中央政府应该给予私营企业特别的注意，只凭一纸空文，私营企业的发展困难重重。在尊重法律的意识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形成之前，政府机构似需给予私营企业以政治支持。比如，有规定说证券市场对私营企业一视同仁，有多少私营企业敢把这条规定当真呢？中国需要纠正这个天生歧视私营企业的竞争规则。
其次，政府应该更多地为市场服务，而不仅充任企业的所有者角色。比如，私营企业至少应该获得同等的待遇。
第三，打破垄断的过程，要向私营企业提供更多机会。政府考虑的不是把什么留给私营企业，而是应该将它们视作增长的基础。在增长行业中，国企通常会被保留，因为增长掩盖了低效，但是增长一旦结束，问题就会浮出水面。
最后一点，在商业竞争中，人才是比资金更稀缺的资源。中国往往通过免税和独家签约来奖励吸引外资，但这种策略今后不会继续有效了，因为金钱已经退居人才之后。中国有2万多人留学海外并在IT业中有5年甚至更长的工作经验，如果能将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召回，中国就能迅速建立自己的IT产业。吸引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提供一个双赢的激励制度，比如如果经营成功，允许他在公司拥有股份。
二次探底之忧
目前的经济复苏是不可持续的。过度的经济刺激政策和低利率，将引发另一场危机。这或将在2012年到来
2010年一季度，各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强劲的增长。美国公布的GDP折年率较上一季度增长了3.2％，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一季度GDP同比增长了2.5％，按现行价格计算增长了3％。东亚那些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则报告了更强健的数字，大约是美国的两倍。二季度增长劲头很可能十分强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将全球GDP增速提高至4％。
问题是，从2008年下半年经济崩溃到现在，复苏是V型的吗？我认为，目前的经济复苏是不可持续的。当刺激政策导致通货膨胀的时候，利率必然随之升高。这将导致全球经济再次探底。我认为，二次探底或会在2012年出现。
这是因为，目前的复苏是由刺激政策以及相对较低的基数造成的。考虑到刺激政策的海量，经济复苏其实并不能说十分强劲。更重要的是，金融危机所暴露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通过刺激政策彻底解决，只是被掩盖起来而已。
宏观预测之难
作为普通人，谁能知道世界上正吹什么风呢？全球经济总产值约有60万亿美元，人口超过了60亿。除了庞大的政府机构，个人根本不可能收集到所有数据并进行分析，进而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但是，政府机构效率又太低。等到它们发布数据或分析的时候，通常为时已晚。然后，一些政府机构会公布一些“整理过”的数据，引起金融市场出现“理想的反应”。事实上，摸着石头过河的人，经常被填鸭式的错误信息带入误区。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我们增加一些胜算。尽管全球经济规模十分庞大，但它也是由价格体系所引导的。特别是跨国公司，在过去20年里，一直通过不同地区的生产成本差异来套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家公司或者一种产品，是有能力摆脱宏观趋势而动的。
以中国的汽车行业为例。中国人对汽车的需求暴增，这是真实的。从汽车经销商到汽车生产商，中国汽车业似乎利润丰厚。大家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利润是由于有着强劲的需求。但事实并非如此。
汽车是全球贸易的产物。中国的汽车生产商或分销商如此有利可图，而其他国家的同行都没有赢利，一定是由于贸易壁垒的影响，抵消了全球市场竞争。而真实的信号是中国汽车售价远高于国外。
说这些话意义何在？从投资角度看，如果有一天贸易壁垒崩塌，中国汽车业的利润将与其外国同行相差无几。同时，随着市场逐渐饱和，中国汽车业很可能出现产能过剩。由于其赢利能力非常脆弱，汽车厂商的股票应该打个对折才行。
可见，宏观与微观很难总是那么一一对应。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未来有那么多不同的看法。宏观层面的意见分歧，总是比微观层面的分歧更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宏观走势的预测，通常是基于推断，大概99％的经济预测都是如此。
换句话说，听别人预测未来，基本上是浪费时间。事实上，经济本身就预示所谓“经济预测”根本没用。否则，那些“预言家”们大可以凭自己的眼光去赚大钱，而不是在这儿免费地和你分享他们的“预测”。
但是，总有一些时候，宏观经济会不按牌理出牌。这时预测就变得有意义了。例如，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美国房地产价格可能会上升，而不是下降。他们不但坚信此道，更是身体力行，借款来购买房产。这时候，如果打赌行情终会反转，几乎是稳赚不赔的。
然而，“有识之士”们至少可以告诫说，不要追涨杀跌，避免最终蒙受损失。目前有那么多人对经济前景十分乐观，数据也很争气，人们很容易就会被说服“从众”。但大家应该经常质疑这个“共识”。
其实不必刨根问底，只要回想一下，一年前，人们都承认这场金融危机60年不遇，那么怎么可能在一年之内就出现这么明显的变化呢？如果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那么经济有什么理由会一下子变得这么好呢？
2009年年初，我曾预测，尽管大多数人都如履薄冰，但他们其实也都在想，等到年底一切都会好的。我想，在这场危机存续期间，世界各地的决策者宁可接受刺激过度带来的副作用，也不会刺激不到位。于是刺激就真的过度了。
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如美国和英国，预算赤字都达到了其GDP的十分之一，欧洲和日本的赤字相当于美英的一半。世界各国利率都接近零。如果考虑刺激过度产生的效果，全球4％的经济增速根本是小菜一碟。
2012年或“二次探底”
我试着按照最近的经济数据，描绘出一幅和“市场共识”完全不同的图景。我认为，目前的经济复苏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很有可能会在2012年出现另一轮探底。
美国经济再次依靠消费回升，它的增长所依靠的更多是储蓄率的下降，而非收入的增长。也就是说，泡沫存续期间的戏码再度上演。但是，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仍然低迷。未来的资产收益根本无法支持储蓄率下降。
数据掩盖了经济疲软的真相。与政府财政赤字的蹿升相比，居民收入的增长微乎其微。美国家庭部门净资产已折损了约10万亿美元，近期股市上涨阻止了其进一步下降。但这是由于刺激政策带来的乐观的经济前景。该势头是否能够保持下去，目前尚不清楚。
居民房屋赎回数据的痛苦表现，反映出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2009年，美国全国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率达到了历史最高值——280万户，占全美家庭总数的2.2％，而2010年，显然这一数据还会继续攀高。
尽管房价已下跌了30％，但相较于美国的GDP和平均工资，美国的楼价仍然很高。美国住房价格可能还会下跌30％。这一切并未出现，只是因为美联储一直维持零利率政策，同时通过收购全国抵押贷款总额的十分之一，降低抵押贷款利率。
这基本上相当于靠政策手段，防止恶性回潮或正常化。问题是，这种做法能否改变长期趋势——我怀疑不行。这么做可能的结果就是加剧通胀，然后提高工资以追赶上升的楼价。接下来的问题是，美联储能否只增加通胀，而不引起人们的恐慌，从而导致另一场危机。
一季度东亚经济体GDP都呈现了强劲的增长：韩国GDP从去年开始增加了7.8％，新加坡增长了7.2％，澳大利亚的增长率也达到了2.7％，中国的GDP增速更是达到了两位数。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将其增长复苏归功于由美国消费和中国投资增长带动的出口增长。
这与以往并无不同，而且是否可持续仍值得质疑。与过去唯一的差别就是，中国的投资组合中，房地产项目支出远远大于基础设施支出。这让整个经济更加脆弱。各地方政府仍然十分关注经济复苏的持久力，非常不愿意提高早已很低的利率。
尽管通货膨胀似乎在各地都加速增压，但大多数政府想强调的是，通货膨胀水平仍然偏低，经济活动水平还没有高到使通胀增速的地步。我已多次指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中国维持如此之低的利率是一个错误，未来将为此付出一系列代价。
澳大利亚可能是唯一出台了正确的货币政策的国家。其央行调高政策利率至4.5％。这是高瞻远瞩的做法。澳大利亚的失业率比中国的要高，经济增长率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但两个国家通胀压力相当。然而，澳大利亚的利率是中国的两倍。
欧洲传来的消息仍然是负面的。希腊的债务危机稳占头条新闻。而比希腊的债务危机更为严重的是英国的经济疲软。英国的赤字已超过其GDP的 10％。一季度，英国GDP较上季度增长0.2％。英国并没有从全球贸易复苏中受益，因为在全球金融繁盛时期，英国的工业整个被“挖空”了。
非但如此，作为全球金融泡沫的中心，英国制造了大规模的房地产泡沫。这是双倍的泡沫。由于泡沫缩减，英国的经济仰赖于政府的赤字维持。但是，未来并没有一场能够代替政府支持经济的“生产力革命”。
在政治上，英国在随后的选举中会出现“少数派政府”，也就是说，在三方力量中，没有任何一方能够赢得多数支持。这会使一切有意义的变革更为困难。因此，赤字支出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一旦市场意识到这一点，英国就可能出现像希腊一样的债务危机。
世界各地的经济，看起来各有不同，但刺激政策扮演的核心角色是一样的。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指望刺激经济复苏。正如我以前多次指出的，在巨大的泡沫破灭后，经济体的供求两方将会出现重大的偏差。调整只是时间问题。
试图通过刺激重现高速增长，只会带来通货膨胀。一旦通货膨胀导致人心惶惶，将出现快速紧缩，从而引发另一场危机。2012年，或许就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