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刚：直面上海现代服务业"短腿"现象

文汇报:直面现代服务业"短腿"现象
【进入论坛】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2008年01月04日 08:40
袁志刚
●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存在着“短腿”现象。1983年当香港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的时候，其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就已经达到了67%以上，而2003年上海人均GDP同样达到5000美元的时候，三产产值比重只有48.4%，比20年前的香港还低近20个百分点；2000-2004年香港年均服务业产值占GDP的85.19%，而2001-2005年上海年均服务业产值仅占GDP的51.5%
●国内大都市的现代服务业，一方面缺乏高端人才，另一面体制创新存在种种问题，加上因区域性限制而缺乏广大的服务对象而处于发育不良的状态。我国在很多服务业领域实行垄断性经营，政府的管制又不够有效，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效率相对低下。同时，服务业在对外开放方面也相对滞后，国内服务企业与国外服务企业大规模的竞争还没有到来
●解决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短腿”问题，首先要转变区域经济的竞争方式，提高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融合程度；其次，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时要做到尽可能地开放，引进竞争机制；第三，除了经济地理优势、体制优势、资本和产业要素的集聚优势之外，最重要的要素是人才的集聚氛围和能力
“现代服务业”是相对于传统服务业而言的，它是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国外对现代服务业的定义，主要是指依托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或现代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服务业，既包括新兴服务业，如网络服务、移动通讯、信息服务、现代物流等，也包括对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如电信、金融、中介服务、房地产等。
虽然目前对细分现代服务业行业标准不尽一致，但一般都包括批发零售、饭店餐饮、运输仓储、金融保险、房地产、社会性服务等比较大的行业类别。其中批发零售、饭店餐饮等面向广大消费者、为居民日常衣食住行提供服务的行业，可归类成“消费性服务业”。运输仓储、金融媒介、房地产、会计审计、创意和产品设计、广告、营销和国际贸易、售后服务等各种为制造业和社会生产性活动提供服务的行业，可归类为“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也被称作“二点五”产业，它介于二、三产业之间，既是制造业的延伸，又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还有“社会性服务业”，是面向社会整体、提供各种公共品和社会公共服务的行业，比如教育卫生、科学研究、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组织、水利环境等提高社会整体福利的服务行业。
上海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但是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与世界其他经济中心城市相比，在第三产业发展方面存在差距。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纽约和伦敦的三产比重就达到了80%以上，而上海近年来三产的比重一直在50%上下徘徊不前。同时三产的就业比重方面，上海与世界级大都市也存在至少20%的差距。1983年当香港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的时候，其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就已经达到了67%以上，而2003年上海人均GDP同样达到5000美元的时候，三产产值比重只有48.4%，比20年前的香港还低近20个百分点。2000-2004年香港年均服务业产值占GDP的85.19%，而2001-2005年上海年均服务业产值仅占GDP的51.5%。从各类服务业年均产值占GDP的比重来看，在交通运输仓储及通讯邮政业上，香港最近几年都在稳步增长，为9.38%；而上海最近几年波动较大，稳定性较差，仅为5.89%，不及1980年香港(7.4%)。这一方面说明上海在建设现代化高效的物流中心还有一定距离，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长三角的航运中心，上海更需加强这方面的建设，以提高它辐射与服务江浙地区的能力。此外，在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上，两地相差巨大，上海为10.56%，约为香港(20.32%)的一半。
由此可见，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存在着“短腿”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状况呢？
首先，从全球经济的角度考察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必然是充分利用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以劳动密集产品的生产为主，而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其创新优势、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和人才优势，以资本、知识产权、管理和品牌等等的输出为主，而这些输出大多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相联系。也就是说，中国生产要素的禀赋特征导致了世界产业的重新分布：中国在新世纪逐步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逐步成为现代服务业中心，但是，中国已经不能像过去的“世界工厂”国家(英国、美国和日本)那样充分和全面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
其次，中国经济结构非均衡发展，除了前面分析的全球产业布局的原因之外，制度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较长时期以来，为了追求地方短期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不少地方政府通过降低税收、扭曲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吸引外资，导致各地产业结构雷同，相同制造业供给过剩，没有形成差异性分工，也间接地影响到服务业要素的流动和分工聚集。
再次，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转为城市人口还存在种种障碍，这对服务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另外，很多制造业企业为降低成本而集聚在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这些企业大多还处于由自己包办各项中间服务活动的状态，停留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上。与此同时，国内大都市的现代服务业，一方面缺乏高端人才，另一面体制创新存在种种问题，加上因区域性限制而缺乏广大的服务对象而处于发育不良的状态。
第四，我国在很多服务业领域实行垄断性经营，如金融、保险、电信、邮政、城市供电、铁路、民航、港口、广播电视等领域。由于这些行业和部门垄断难以打破，政府的管制又不够有效，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效率相对低下。同时，服务业在对外开放方面也相对滞后，国内服务企业与国外服务企业大规模的竞争还没有到来。
第五，教育、医疗、文化艺术和公共服务领域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部门，但是由于这些部门改革的滞后，它们的发展远远适应不了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对它们的需要。近年来，虽然这些部门也引入了若干激励机制，但存在的根本问题仍是垄断。而且，市场导向的垄断部门对服务产品提供的效率更低。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转型，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进一步转变，关键在于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要直面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短腿”现象和新课题，率先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占领未来产业发展和演进的制高点，提高国际经济综合竞争力。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首先我们要转变区域经济的竞争方式，提高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融合程度。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体制。我们必须进一步在经济体制和财税体制上进行改革。做法之一是降低地方政府在经济中干预程度，让市场机制决定区域间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组合。这样，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自然凸显。其次，上海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时要做到尽可能地开放，引进竞争机制。这个开放，不仅指对外开放，积极引进现代服务产业的外国资金、技术、管理和品牌，而且也要放弃对某些垄断服务产业的进入保护，让国内外的各类经济组织都可以进入并且与目前的经营者进行竞争。第三，一个城市在现代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除了经济地理优势、体制优势、资本和产业要素的集聚优势之外，最重要的要素是人才的集聚氛围和能力，上海在20世纪上半叶曾经是中国各类人才最为集聚的地方。对此，我们要做出很好的反思，能否重建上海不拘一格、五湖四海的集聚人才的“海派”氛围。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