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毛泽东、钱学森隐秘往事

 
未引起注意的是，据此前时事评论员黄东对本港《明报》称，中国进行同类实验不下20次，但几乎都是秘密进行。“鲜为人知的是，1965年是由毛泽东拍板开始研究防御性导弹，1970年代停滞后，1990年又秘密重开。”
事实上，1965年由毛泽东拍板研究的这一项目，被中国军方称为“640工程”，而当时的指示被称为“640指示”。相关资料显示，这一由钱学森领导、后来于1980年代初下马的工程，亦属当年军方“大跃进”工程的一部分，因此在下马后罕有人提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姬文波通过查证史料，为读者还原这段历史，并由此揭开了毛泽东、钱学森等人，与大陆反卫星导弹的隐秘往事。
“640指示”的提出
1950年代中后期，随着携带核弹的中远程弹道式导弹的发展，美国和苏联开始着手研究如何防御对方的导弹武器对自己本土的袭击。
美国相继开发、研制了“奈基宙斯”系统、“哨兵”系统和“卫兵”系统，以对抗苏联的核攻击。“卫兵”系统于1969年3月开始正式部署，其系统主要由相控阵雷达AN/FPS－85提供预警，最大探测距离为4500公里，能同时跟踪上百个目标；配备的高空拦截弹LIM－49A“斯巴达”（SPARTAN）是“奈基－X”系统改进型，主要在大气层外进行拦截。该弹为3级固体导弹，最大拦截距离可达960公里，拦截高度在160~320公里范围内。低空拦截弹“斯普林特（SPRINT）”为近程二级固体导弹，其拦截距离在32~48公里，拦截高度在15~30公里。
苏联于1956年开始研制“橡皮套鞋”反战略弹道导弹系统，1961年试验击毁R-12导弹，系统1964年开始部署，1972年基本完成。拦截弹的核弹头当量100~200万吨，有效杀伤半径6~8公里，射程350~640公里，高度320公里。
当时，毛泽东从战略防御角度出发，为了打破美苏核垄断，在积极发展“两弹”的同时，又提出了防御战略方针，特别提出中国也要搞反导弹武器。
1963年12月16日，聂荣臻向毛泽东汇报10年科学技术规划。谈到利用激光技术搞反导弹武器时，毛泽东说：“‘死光’（指激光），搞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这个。没有成绩不要紧。军事上除了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
几个月后，1964年2月6日，毛泽东会见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副院长钱学森，针对研究反导弹问题，双方有这样一段重要谈话：
毛：我们搞原子弹也有成绩呀。
钱：我有所闻。
毛：怕不止于有所闻吧。
钱：原子弹实在只是有所闻，我是搞运载工具的。
毛：是的，你们搞了1000多公里的，将来再搞2000多公里的，也就差不多了。
钱：美国在东南亚新月形包围圈上的有些基地有2800公里的距离。
毛：可以到夏威夷?
钱：XXX（某导弹型号）就更远了，不止4000公里。
毛：总要搞防御的。搞山洞钻进去，地下就不怕它了。
钱：我们正在遵照主席指示先组织一个小型的科学技术人员的小组，准备研究一下防弹道式导弹的方法、技术途径。看来第三个五年计划中由于技术条件不够，还不能开展设计工作。
毛：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有饭吃，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
毛的这个讲话后来被称为“640指示”，成为中国探索研究反导武器的依据。因此，反导研究被称作“640工程”，并在一段时间里被列为国家的重点任务。
拟在1975年研制出首个反导系统
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国防科委和有关单位组织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建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和专业研制部门，规划在1973—1975年研制出我国第一个反导弹武器系统。
1964年3月23日，国防科委召开弹道式导弹防御科学讨论会，四机部部长王诤、钱学森和十院、科学院、炮兵等单位的30多名专家、领导干部与会。会上初步确定了以导弹反导弹、超级大炮反导弹和激光反导弹三种技术途径，并把导弹反导弹途径放在第一位，由国防部五院负责，超炮反导弹由炮兵科学研究院负责，激光反导弹由科学院上海光电所负责。会后，国防科委向毛泽东和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防御敌人导弹的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
4月17日，五院二分院向院领导呈报开展反导弹工作的意见，建议立即成立一个规划小组，由8人组成。其任务是负责制订反弹道导弹和某型号导弹总体规划，年内拟订出技术途径和战术技术指标。二分院党委常委提出由蔡金涛副院长负责指导该项工作。
按照钱学森的指示，五院二分院研究室负责人宋健开始搜集和分析国外相关情报资料、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经过反复分析计算，1964年5月，宋健写信给钱学森，提出应先研制低空拦截反导弹系统。钱学森对此表示同意。这样，基本形成了“反击一号”的指标设想。二院开始技术设计工作。
1965年1月4日，以国防部五院为基础成立了第七机械工业部，国防部五院所属二分院改称七机部第二研究院，二院调整为地空拦截式导弹研究院。
1965年2月至6月，七机部在二院二部“反导规划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502室，4月改为711所，由部直接领导。6月30日经国防工办批准，在711所的基础上成立反导弹武器系统总体研究所，代号为七机部二院26所，承担反导弹技术抓总和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任务。钱学森推荐宋健担任该所所长。
二院自1964年开始组织队伍，1969年8月改成反导弹、反卫星总体研究院，十几年时间内全力开展了反弹道导弹系统总体设计和配套设备的研制。
1965年5月4日和5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12次会议，会议同意国防科委提出的关于防御敌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安排意见。5月10日，中央专委办公室根据专委第12次会议精神，发出《关于防御敌导弹研究工作问题的通知》，要求四、五、六、七机部，中国科学院，炮兵，二十基地等有关部门必须把防御敌导弹的研究列入本单位的季度计划和长远规划，由国防科委组织上述单位开展研究工作。
1965年6月26日，七机部向国防科委上报《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初步方案设想和研制意见》，内容有敌情分析、拦截方法、战术技术指标、预警、跟踪、识别、制导和研制进度等。7月8日国防科委向中央专委和军委呈报《关于导弹防御体系各系统的研制规划报告》，规划设想在1973—1975年研制出试验系统，进行拦截试验。8月27日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批复同意了这一规划。不久，七机部将反导弹体系的代号编为“640工程”。
1966年2月28日，国防科委召开“640工程”汇报会议，确定以中、远程弹道导弹为主要目标，搞“点”防御。
1967年10月，国防科委召开全国“640工程”会议，国家计委，国防工办，总参，空军，炮司，一、二、四、五、七机部，中国科学院等16个单位127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建立“640工程”综合总体和指控系统的研究单位问题，正式确定了5个系统的工程代号，及加速反导弹试验靶场的建设和开展反导弹用核弹头研制工作的建议。会议确定第一个奋斗目标是在建国25周年时，研制成功第一个反导弹武器系统、建好包括预警系统在内的第一个反导弹防区，并对具体工作进度作了安排。
此后，“640工程”研制工作全面快速展开。
提出“640防区”的设想
1970年2月，二院军管会向国防部及国防科委提出在1974年前建立“640防区”的设想，提出该防区应具有反弹道导弹、反低轨道卫星兼有反飞机能力。方案对防区地点、武器配备、兵力部署、预警范围、指挥系统、作战过程、建设进度等都提出了具体意见。之后又进行了修改和重新规划。
同年7月15日，国防科委向中央军委办事组呈报《关于反导弹反卫星武器第一个防区的设想和几个问题的请示》，具体提出了建设北京防区的方案设想，防区建成后由空军使用。
1970年8月15日至9月19日，国防科委在北京召开计划会议，制定1971年计划和“四五”计划设想。
会议在“三年赶、两年超”（即用三年赶上、再用两年超过美苏的水平）冒进口号的指导下，确定七机部在“四五”期间总的设想是：到1974年在主要战略导弹武器（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反导弹、反卫星导弹）方面，赶上当时美苏的水平。
二院的任务是“一年一个型号，四年建成防区”，1974年建成我国第一个反导弹、反卫星防区，做到一次可拦截15至30个来袭弹头。
事实证明，这是脱离实际、根本无条件实现的高指标。根据“四五”任务规划，12月，二院二部正式提出我国第一个反弹道导弹防区（“640防区”）方案设想。
1971年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示同意第一个“640防区”建在京、津地区。1971年6月国防科委和空军联合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防区建设和武器研制问题，决定首先研制高拦武器。
为了突破“640工程”的技术难点，七机部与天津市组织力量展开了“天津会战”，会战的主要项目有：反导系统精密跟踪相控阵雷达，导弹发射架，导弹自动驾驶仪，无线电控制仪，固体发动机壳体，控制指挥用数字计算机等。
“640工程”的基本情况和成果
1966年3月30日，七机部下发关于反导弹体系代号的通知，反导弹体系的代号编为“640工程”。各分系统的代号为：反弹道导弹系统为“640-1工程”，超级炮为“640-2工程”，激光炮为“640-3工程”，预警雷达系统为“640-4工程”，弹头再入物理现象的研究为“640-5工程”。
1．“640-1工程”系列
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包括低空拦截和高空拦截反导系统。
低拦系统，主要开展了“红旗81号”（后改称“反击一号”）试验器系统的研制和“反击二号”导弹武器系统总体方案的论证，并进行了单项预研；高拦系统，主要开展了“反击三号”导弹武器系统总体方案的论证和各分系统的攻关试验。
“反击一号”试验器系统方案以拦截中国某型号的中程地地导弹再入弹头为目标，该系统包括：导弹、目标精密跟踪雷达、制导雷达、导弹发射设备以及把这些设备联结成拦截系统并与远程预警雷达（“110”雷达）协同工作的指挥所。
1965年12月22日，七机部下发1966年研制生产计划考核项目，要求二院开展“红旗81号”（反弹道导弹）的预先研究工作。1966年2月1920日，二院研制的“红旗81号”3发小比例模型弹飞行实验成功。
1968年1月10日，国防科委批复，二院本年要进行“反击一号”模型弹研制和飞行实验，1969年进行低空方案拦击试验。
1968年上半年，由于“文革”，一些单位处于瘫痪状态，“反击一号”安排的19项科研计划，全部未完成，严重影响了其研制进度。
1970年8月，反击一号第一发模型弹在二十基地进行飞行试验，达到了预定目标。
1972年4月，“反击一号”第一批两发独立回路遥测弹完成总装，出厂交付。
不过当年5月15日，遥测弹在昆明基地进行飞行试验，发射后不久，导弹在空中爆炸，试验失败。周总理得知消息后指示：“不要急于打第二发，要认真把问题搞清楚，然后采取措施，再考虑打第二发。”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也批示，要求把好质量关。二院迅速召开工作会议，认真分析和讨论，找出了试验失败的主要原因。经过反复试验，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1979年8月至9月，“反击一号”在昆明基地成功地进行了两发模型遥测弹的飞行试验。
1978年10月，二院向七机部上报《关于结束“反击一号”研制工作的报告》，提出，准备在完成3发模型弹后结束研制工作。
1980年3月9日，国防科委通知，停止“反击一号”研制。
为了装备反导防区，在“反击一号”研制的同时，二院于1970年开展了低空拦截武器系统“反击二号”的方案论证和研制工作，确定其战术指标是：射程50公里，拦截高度2040公里。
1971年10月至1972年4月，共进行了6次小比例(1∶5)模型弹弹射试验，其中5次获得了成功，1973年因任务调整停止了研制。
1971年6月国防科委和空军联合召开会议，决定首先研制高拦武器，后定名为”反击三号”。“反击三号”是一种在几百公里的高度上、在外层空间拦截敌方来袭弹头的反导武器系统。
1974年5~6月，七机部和二院共同组织启动了“反击三号”高拦反导武器系统的方案讨论以及配套设备研制和关键技术攻关。由于工程任务的调整，1977年“反击三号”也停止了研制，其中已研制成功的S-7大型车载计算机作为“东风五号”和其他型号配套使用。
二院在研制“反击一号”的同时，还完成了“实践二号乙”卫星设计、“反卫一号”(以卫星反卫星)武器系统总体设计和部分设备研制试验，这些试验均获得了成功。
2．“640-2工程”
1971年1月，为了便于“640工程”的统一指挥，七机部军管会根据国防科委通知，由二院接管了常规兵器研究院（即总后勤部二十院）所属超级炮研究所，代号为二一○所。
二一○所承担的超级大炮反导系统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试图用炮射次口径弹作为拦截手段。早在1965—1966年间，就在85毫米口径滑膛炮上进行了试验。4公斤的弹丸，初速达到了1200米/秒，
这个速度比改装前提高50%。1966—1968年，在14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上进行了11次48发试验，发射18公斤重的弹头初速达到了1600米/秒，射高达到了74公里，射程130公里，1000米立靶射击精度0．0168%，达到了当时国际水平。在滑膛炮发射次口径弹试验的同时，二一○所还进行了320毫米次口径火箭加力弹、固体冲压加力弹的研究试验，确定了320毫米超级大炮—“先锋号”超级大炮的设计方案：炮长26米，炮重155吨，弹重160公斤，初速900米/秒。力争在1969年参加拦截“东风某号”弹头的试验。
第二阶段，1970年，研究人员意识到由于国际上突防技术的发展，利用无控次口径弹拦截导弹已不可能，改为研究炮射导弹。
经过几年探索，二一○所认识到炮射导弹研究缺乏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于1978年经批准停止研制。
3．“640-3工程”
中国激光科技从一开始就得到了高度重视。军委主席毛泽东、军委副主席林彪等时任军方高层都表示高度重视激光武器的发展，对此寄予厚望。
在聂荣臻等人的支持下，1964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简称“上海光机所”）成立，主攻高功率、大能量的强激光器研究工作，承担“640-3工程”研制任务。
上海光机所以高功率固体激光器为主攻目标，启动钕玻璃激光系统研制。到1970年代中期，“640-3工程”的激光远距离打靶和激光反响尾蛇导弹研究取得重要成果，获国防科委重大科研成果奖。虽然激光炮研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技术上存在着根本性的障碍，于1976年下马。“640-3工程”使中国激光技术科研水平上了一个台阶。
4．“640-4工程”
640工程的战略预警雷达系统发展比较顺利。该雷达系统的核心是7010相控雷达和110单脉冲跟踪雷达，由南京第14电子研究所负责研制。
1977年，中国第一部“110”超远程跟踪雷达装备实现“110”单脉冲超远程精密跟踪雷达探测距离大于2000公里，在中国发射洲际火箭、卫星等工程中多次执行了跟踪测量国外外空目标的任务。“110”雷达的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超远程跟踪大型雷达的国家。
“110”超远程精密跟踪雷达和7010相控阵预警雷达可探测外空目标，对我国发射中程和远程导弹、人造卫星、同步卫星等都具有重要作用。它们的研制成功，缩短了我国的雷达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1979年和1983年，以中国自行研制的“110”超远程跟踪雷达和7010相控阵预警雷达为主的探测设备，准确地跟踪了美国“天空实验”和苏联1402号核动力卫星，为中国准确地预报上述两颗失控卫星坠落的时间和地点提供了数据，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640工程”的调整和下马
“640工程”“高、大、精、尖”（张爱萍语），技术难度大，但中国当时在技术水平、生产条件和经济上都不具备全面展开这样庞大复杂、工程浩大的系统研制工作，因而在“640工程”的研制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困难。天津会战和068基地（二院反击型号三线基地）的建设虽然投资巨大，但是进展缓慢。10多年来，广大科研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拿不出预期的型号产品。自1974年后，研制工作一再收缩。“640工程”长期处于“欲干不成、欲罢不忍”的状态。
在科研人员不断进行研究的同时，世界局势也在悄然变化。1972年美国和苏联签订了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1976年，美国宣布关闭“卫兵”导弹防御系统。这不能不影响到“640工程”的决策者和参与者。
但是在“文革”中，人们对“640工程”提出的异议，却被认为是“歪曲最高指示”、“下马风、散伙风”而遭受批判。
1977年后，有关部门开始酝酿“640工程”研制任务的调整。
1977年11月，七机部在《关于二院方向任务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将武器研制改为系统试验”，彻底扭转了“640系列工程”的方向，也预定了它们的结局。
1978年2月，二院向七机部呈交《关于二一○所任务方向问题的报告》，提出终止反导超级大炮的预研工作。
两个月后的4月26日，七机部部长宋任穷向二院传达了国防科委的意见：组成一支精干队伍，继续进行反导多途径探索；所需经费专款专用；其他力量承担进攻性武器的研制任务。
1978年6月29日，中央专委召开会议，听取国防科委汇报，研究调整七机部二院任务方向和制订空间技术发展规划等问题。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要点是：要拼命把“东风某号”搞出来，要集中力量加快进攻性核武器的研制，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二院应把研制力量放到进攻性武器的研制上。反导武器还是要积极研究，留少数人继续搞。
1978年89月，二院在昆明基地成功地进行了“反击一号”两发模型遥测弹的飞行试验。随后不久，考虑到“反击一号”技术落后，研制周期长，资金消耗大，技术力量不足，生产条件差，“继续搞下去对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合理调整二院任务和研制力量不利”，二院遂主动向部里提出：在完成3发模型弹后结束研制工作。
1982年，航天部计划会议正式决定“640工程”下马。除保留激光破坏原理和核电磁脉冲技术两项课题外，其余有关“640工程”的研究全部停止进行。
“640工程”历经十几年，虽然最终未能研制出型号产品，但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其中有些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科研队伍也得到了很大锻炼，这对于中国导弹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姬文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