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德：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决策纪实

作者：张树德 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毛泽东的心头大事
1954年1月21日，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下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艘以核燃料作为动力的潜艇。随后，苏联、法国、英国也相继拥有了自己的核潜艇。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大国的中国怎么办，中国何时能够拥有自己的核潜艇？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导人挂在心头的一件大事。
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钻研的……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1956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的号召。这一年的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毛泽东这些富有远见的思想，成为我国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指针。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国务院成立了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数百名科学技术专家，经过反复研究，制订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和“以任务带学科”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确定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研究任务，“原子能作为军用动力堆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项。与此同时，海军经与一、二机部和科学院有关部门研究，海军提出了发展导弹核潜艇的规划。
聂荣臻亲自起草绝密报告
1958年6月，随着我国第一座实验型原子能反应堆开始运转，一直萦绕在主管国防科技事业的聂荣臻元帅心头的一个想法终于成熟了：中国要研制自己的导弹核潜艇！
为了迅速启动中国的核潜艇研制工作，聂荣臻邀集海军苏振华政委、罗舜初副司令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副院长王诤等领导同志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就研制导弹核潜艇问题进行了座谈讨论。
6月27日，聂荣臻元帅亲自起草了一份绝密报告——《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核潜艇的报告》，报“德怀同志、总理并报主席、中央”。报告指出：“根据现有的力量，考虑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拟以罗舜初、刘杰、张连奎、王诤等四同志组成一个小组，并指定罗舜初同志为组长，张连奎同志任副组长，筹划和组织领导这一工作。”
这个报告一送上去，当即就得到了批准。
6月28日，报告送审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对报告作了如下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政常委批准，退聂办。”
6月29日，邓小平总书记仔细审阅报告后批示道：“拟同意。并请主席、彭总阅后退聂。”邓小平还在加快研制进程的有关表述旁加注“好事”。
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毛泽东主席也很快圈阅了这个报告。就这样，一项事关海军建设大局，也关系到国防现代化建设大局的重要尖端技术工程就决定了。随即，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专门领导这项工作的班子，由罗舜初任组长，刘杰、张连奎、王诤为领导小组成员，负责筹划和组织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从此，研制导弹核潜艇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科研项目，在中国大地上秘密拉开了序幕。
断然拒绝赫鲁晓夫
为加速实施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中央军委于1959年11月决定：核动力由二机部负责，艇体和设备由一机部负责，海军负责抓总。据此，海军修造部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组，对艇总体设计进行了探讨研究。
中国人自己研制导弹核潜艇，在很多人看来，真可谓是“天方夜谭”。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常规潜艇还处于襁褓之中。在连常规潜艇都不能自主研制的情况下，上马研制导弹核潜艇，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偶然发现有人从境外带回一个玩具潜艇，我们也反复揣摩、研究，想从中得到某种启发。”
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研究条件下，核潜艇总体组靠集体的聪明才智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于第二年就拿出了核潜艇总体方案的构思。
中国核潜艇研制计划刚刚提出时，中苏关系尚处于蜜月期间，依靠苏联提供部分技术资料，是聂帅当初提出计划时考虑的措施之一。
1958年10月，中国海军政委苏振华率代表团访苏，达成了从苏联引进部分海军装备的协议，并于1959年2月4日正式签订。这就是著名的《二四协定》。根据协定，苏联方面向我方提供了常规潜艇的技术资料和设备，派遣专家帮助中国制造，让中国代表团成员参观了列宁号原子破冰船和几种舰艇等。尽管苏方对校潜艇的技术资料十分保密，不肯吐露实质性的内容，但还是回答了一些关于核反应堆方面的枝节问题。
然而，随着赫鲁晓夫自感地位已经稳固后，他那唯我独尊居高临下强加于人的面目就逐渐表露出来。最终导致了中苏之间关系的破裂。
赫鲁晓夫任职期间，曾两次来华访问。关于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谈，赫鲁晓夫在《最后的遗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们刚刚开始建造柴油机潜艇和核动力潜艇时，我们的海军部门便建议政府要求中国政府能同意在中国建立一座长波无线电台，以便我们能与在太平洋航行的我国潜艇部队保持通讯联络。”
关于当时苏联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建立联合潜艇部队的内幕，在美国某大学国防安全与军备控制中心供职研究核潜艇的美国教授约翰·威尔逊·刘易斯是这样讲述的：
“早在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拉季翁·扬·马利诺夫斯基已写信给彭德怀，倡议在1958至1962年间中苏联合建造一个长波无线电传输中心和一座远距离无线电接收装置。苏联将为这两座装置提供70％的资金。北京把马利诺夫斯基的建议看作是一种‘控制我国情报和保密通讯’的企图而予以驳回。
“7月21日，正值双方误解达到顶点的时候，尤金拜会了毛泽东。尤金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询问中苏两国建立联合潜艇部队的可能性。毛泽东问道：‘首先，我们应明确指导原则。你们的意思是我们应该靠你们的帮助来建立这样一支潜艇部队，否则你们就不给我们援助？’彭德怀出席了这次会见。当议题转入无线电通讯台站时，彭德怀重申中国反对建立这个长波台，他说：‘所有权应属于我们，否则这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毛泽东又进行了补充，明确地指出肯定‘不赞成组织一个军事联盟’。
“翌日，尤金和毛泽东再次会谈。这位中国领导人反复重申反对建立长波无线电台，并声称：‘建立联合潜艇部队是一个涉及中国自主权的政治问题’。毛泽东看着尤金，愤怒地大声说：‘在政治立场上，我们丝毫不会让步……你可以说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如果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得不说你们已把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扩展到中国海疆了。’这次会谈之后，尤金电告赫鲁晓夫说：当苏联的建议被提出时，毛泽东喊道：你竟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个建议是对我们国家尊严和主权的侮辱！”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会谈中，赫的这一意图控制中国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
9月30日，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再次来华访问，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活动。会谈中，他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会谈的场面是这样的：
赫：毛泽东同志，我们关于建立这个联合舰队的建议，不知道你们做了进一步考虑没有？
毛：不行。这个建议，我们早就答复过你们了。
赫：那，关于在你们这里设立长波电台的事呢？
毛：不行。我不想谈论这件事。
赫：毛泽东同志，我们将给你们建电台的钱，对我们来说，电台属于谁无所谓的，只要我们能用它同我们的潜艇保持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电台送给你们——我们只希望尽快建台。
毛：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想谈论这件事。
赫：我们的舰队在太平洋游弋，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最好能达成一项协议，使我们的潜艇能在你们的国家里有一个基地，以保障加油、修理和舰员上彼岸休假……
毛：我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赫鲁晓夫同志！
会谈中，中方提出希望苏方不要中断1957年10月15日由聂荣臻、陈赓、宋任穷代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签订的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技术方面援助中国协定中所规定的项目，并再次提出核潜艇技术问题。
赫鲁晓夫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苏联有了核潜艇，你们就有了，我们可以组建联合舰队。
就这次会谈的情况，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毛泽东更加愤怒，他突然站了起来，挥舞着他那巨大的手掌说：‘你们不支援我们，我们自己搞。’这样，谈判不欢而散。”
10月1日这天，赫鲁晓夫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同中国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他指着正在天安门前通过的民兵方队说：“这，将是核导弹下的一堆肉。”接着他阴沉着脸告诉毛泽东，苏联准备撤走所有援华专家。
话说到这个份上，由苏联援建核潜艇之事不用再提。毛泽东愤然指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成了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奋勇当先，拼命搞出中国核潜艇的源源不竭的动力。
核潜艇项目曾暂时下马
赫鲁晓夫离开中国后，中苏关系开始全面紧张。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聂荣臻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确定了国防科研工作“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把研制原子弹、氢弹放在第一位，其他项目都要重新进行调整以缩短战线。最终决定先集中力量搞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艇项目先暂时下马。
面对这个无可奈何的选择，大家默然无语。陈毅元帅还是舍不得下马，提出：“我不赞成这方面的缩减，而赞成继续进行钻研，不管要八年，十年或十二年，都应加紧进行。”
然而，无论人们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以当时的国力确实无力同时支撑原子弹和核潜艇这两个大摊子，核潜艇工程最终还是下马了。
舰艇研究院院长刘华清和政治委员戴润生向聂荣臻元帅做了汇报。中心意见是：从长远考虑，核工业动力潜艇研制工作不宜全部下马，否则，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技术队伍也将散失，以后再重新上马，困难更多。
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这份报告，与这份报告同时上报的还有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份报告，二机部也不希望核潜艇工程彻底下马。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开会进行了慎重研究。
1963年3月，中央专委决定，在国民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保留一个由五十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和艇总体等关键项目的研究，为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完成设计试制核潜艇作技术上的准备。
五十多人的队伍，承担庞大的核潜艇工程，显然力不从心。但是以总工程师彭士禄为首的核动力研究室已经很满足了，他们坚信核潜艇工程还会有重新上马的一天。这五十多人就是核潜艇工程的种子！他们最终使这一尖端项目重新上马。
（摘自《毛泽东与共和国重大决策纪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