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荣比附成“台湾的于丹”。

书城 2006年7月 前言http://www.flwbooks.com/books/index.asp?id=60028218http://www.flwbooks.com/books/index.asp?id=60028218
zhubinhua(杭州)

去北京是突然决定的，飞机上心里还在嘀咕，不知这回能见到谁见不到谁六月六日侍晚刚出首都机场，在京的几位搞委就打来电话，人家都等急了。一见面来不及嘘长问短，坐下来就摊开七月号的拟目进入讨论．平时在电子邮件上种得够多了，但面时面地交换意见还是最争人惬意的工作方式。这一期有荡兆光透析“淫祠淫祀”的妙文，有胡小跃对‘龚古尔夫人”的专访，有吴晓波撰写 《 中国企业史 》 的心得之作 · 拿到这些丈章心里颇感瑞实，一大堆烦心的事儿哲且扔 1 脑后。至日，一大早从东城赶往海淀的万圣书园，邀了一些学者、作家和出版界人士搞一个座谈。北京堵车依旧，堵得你心慌意乱。车到门前，见王得后先生已前脚赶到，随即是艳病而来的陈平原先生事先就听说这时节找学者聚会很难，因为每年一度的博士生、硕士生论文答辫就在近日，幸而来者竟济济一堂。茜兆光、李零、严绍烫、阁步克、罗志田、孟华、岌晓虹、唐晓峰、吴彬、或燕、胡宝国、查建英、沈双、郑勇这些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带来了关切与勉慰。也许是平日钻在艰深的学问里，许多学者发言中例是一再强调刊物的清趣、风格与可读性，强调丈幸的叙事色彩，希望多发短稿．座中查建英女士街近出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 》 正是仿间热门话题，即有人提议可多注意访谈、对话一类休裁。陈平原、李零、唐晓峰几位光生谈到，刊物要有一些与自已共周成长的年轻作者，希望今后能在 《 书城 》 上见到更多的新面孔。严绍全光生还热情洋溢地讲述了许多办刊设想，给人启发甚多。复刊伊始，兵需要高人点拨六月十三日下午是上海的座谈会，再一次让人领受智慧者的“头脑风基”。与会者有陈子善、陈村、蔡翔吴亮、张汝伦、钱文忠，严搏非、陆颐、张新颖、王为松、王宏图、蒋凡、陈克艰、李天纲、孙甘霉、罗岗、黄呈宁干。发言中自然见仁见智，但大多希望 《 书城 》 能力盛一个富有汤容的文化刊物，文章类型要多样化，避免单一。甚至有人提出，不舫有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野路子”文章。相比北京座谈会上发言多以鼓励、建议为主，上海的学人更有直截了当的私评。扣，缺乏选翅策划，资讯类文字尚嫌薄弱，也有时版式提出意见，等等。聆于座中，若芒刺在背，如当头棒喝，亦如醒潮灌顶．整个六月就是一个“忙’字．月初，六月号样刊刚一送来．偏杯犯就忙得人仰马翻，这边还在麟分寄刊物，那边电话、电子邮件、翩不时传来意见反馈作为复碑的第一期，自在各方关注之中．有些读者还专门打来电话，指出哪篇文章有哪个错字编辑部在进发下期组版的同时，针对来自各方的批评、建议正在认真梳理和悠结，对于一个重渐起步的刊物来说，这一切都是珍贵的对富。
傅佩荣：半篇《论语》护一生  -
傅佩荣,1950年生,祖籍上海。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毕业,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比利时鲁汶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客座教授,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4月21日早8：30，北京大学第四届“华夏儒商论坛”。来自全国各地、处于各个年龄梯队的“总”和“裁”们在领诵者的带领下齐声朗读《中庸》。这是他们的晨课。半小时之后，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走上讲台。他要用3个小时串讲一遍《论语》。
这不是傅佩荣第一次带企业界人士读经。
从1998年起，受飞碟电台和几家民间基金会之邀，傅佩荣开始给大众讲孔孟、老庄和易经。在《罗兰小语》、《柏杨话人生》曾经风靡一时的台湾，傅佩荣也赢得了大批听众。父母开车送小孩上学，电台里傅佩荣讲《论语》，小孩到了校门口不肯下车。傅佩荣认为自己的成功之道很简单。
“第一个老百姓希望能听懂，听懂之后他们去对照原文，发现有根据，并且（所有的条目）连起来作为一个系统有道理，看完就可以实践。”凭这三个原则，傅佩荣把大腹便便，脑子里商机无限的儒商们拴在讲台下，极少有人中途退场，间或有笑声。
傅佩荣深谙演讲之道，被演讲技巧稀释过的孔子似乎显得更加自然、亲切。他的演讲从孔子“没有人能了解我呀（莫我知也夫）”喟叹开始，把两千年多年的孔子拉到听众的眼前：他身高1米92，被称为“长人”，这副好身板继承自大力士父亲叔梁纥，鲁郑交战，郑国城门大开诱敌进城，鲁军鱼贯而入的时候悬门突然落下，叔梁纥单手托住玄门让鲁军安全撤离。父亲孔武有力，可他在孔子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家道中落，孔子在穷街陋巷长大。那时候只有贵族子弟能上大学，孔子没有机会，只好云游各处求学，渐渐成为古代学问的集大成者。所谓“没人能了解我呀”一是因为学问的深厚，二是因为孔子秉承“因材施教”，不同的学生请教同一个问题得到不同的答案。
人们极容易把傅佩荣比附成“台湾的于丹”。事实上，去年和今年，傅佩荣曾两度和《百家讲坛》讨论合作。线装书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等出版机构，已着手把傅佩荣讲古典文化的系列书籍在大陆翻新出版。这些书从书名到开本、装帧都和《于丹<论语>心得》有几分相像。《于丹<论语>心得》的封面上写“《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傅佩荣<论语>心得》的封面上写“古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今人半篇〈论语〉可以护一生”。两者似乎都在走“心灵鸡汤”的路数。
http://news3.xinhuanet.com/book/2006-09/27/content_5142442.htm
在大陆，傅佩荣不时遭到媒体这样的追问：你觉得她（于丹）做得怎么样？她（于丹）怎么能把“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小人说成小孩呢？每次，傅佩荣都以台湾人特有的机智圆通把问题化解掉：“能引起这么大的注意，本来就是很大的贡献。至于她讲的好不好当然可以讨论。问题是如果让我讲《论语》恐怕照样也会有十个博士出来。学术和媒体不同，要两面兼顾，肯定两面不讨好。这点我同情于丹。至于说改善，谁不需要改善？已经做成的事情，我学孔子，既往不咎。”
4月22日，在学者们为北京大学教授李零的论语心得《丧家狗》召开的座谈会上，因在美国给华侨讲“三国”不能出席讨论会的易中天请《百家讲坛》的编导宣读了一封半文半白的贺信。大意是说，对李零的学问钦佩不已，不能参会，祝会圆满成功。这信没什么信息量，但它或许表明了一种姿态。
1，孔子有没有理性思维？
南方周末：您在演讲中强调孔子的思维是理性思维，《论语》和《苏格拉底》的对话集里都有一个儿子要告老子的例子，苏格拉底用推演一步步证明儿子并不一定符合正义，孔子直接说，儿子不能告老子，“直在其中矣”。两相对照，孔子的理性思维何在？
傅佩荣：孔子教学生，如果学生不进一步追问，孔子就不会进一步把道理说得很透彻。所谓“大叩大鸣，小叩小鸣，不扣不鸣”。孔子的教材是《书经》、《诗经》、《易经》，他不会讲自己的思想。
孔子说，爸爸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爸爸隐瞒，这就是“直”。什么叫“直”？直就是真诚。儒家强调真诚。哪里有儿子真心诚意愿意看到父亲坐牢的？你去检举父亲肯定希望得到别人的称赞，说你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们的法律后来也有这样类似的规定，法理不外人情。一个人做什么事情，三等亲之内的人举证是要打折扣的。
南方周末：您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假设是孔子之前有一千年的文化，这是他讲话的依据，所以他不需要推理。苏格拉之前就没有文化积淀吗？以至于他只能从常识出发，用自己的理性一步一步推理？
傅佩荣：雅典哲学在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属于第三期，苏格拉底出来说话的时候，他之前有自然学派哲学和辩士学派哲学。自然学派研究自然，不理会人生问题，辩士学派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沦为相对主义，这两派苏格拉底都不欣赏。他的话题通常都是人类应该怎么做，这在当时并没有成型的标准。所以，他只有从头开始。
南方周末：孔子之前就有一千年的文化是好事还是坏事？
傅佩荣：方东美先生说，中国文明是早熟的文明。周公的时代治理卓越，孔子只要有一段时间没有梦到周公就觉得自己衰老了。周武王消灭商朝是公元前1122年，西方在公元前12世纪还在演荷马史诗。特洛伊战争还在神话时代。
重要的不是有没有孔子这样的集大成者，重要的是孔子之后的学者有没有正确地理解他。这里就有悲剧了。孔子公开说，没有人能了解我呀。孔子之后一百多年出现孟子，孟子很了解孔子，但孟子不为后人理解。因为他有反对暴政、专制独裁的观念，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秦始皇之后都是专制政体。只有宋朝是个例外，宋朝比较尊重孟子和儒家，宋朝皇帝请儒家学者上课的时候，老师坐着，皇帝站着。
南方周末：可是西方也有政权的存在，为什么基督教后世有丰富的教义教派，而儒家学说越解释越单调？
傅佩荣：西方政权和宗教互相利用也出现了很多悲剧，天主教在很长时间内很腐败，最严重的时候出现三个教宗，每个教宗背后都有一个政权支持他。贩卖赎罪券，大搞宗教法庭，你只要跟我想法不一定就审判，就火烧死。基督教的丰富是在宗教改革之后才有的事情，大鸣大放，但是也有点不可收拾，宗教日益多元化。基督教经过两次分裂，一次是1054年东正教出现，君士坦丁堡根罗马教廷分裂，一次是1517年马丁-路德揭竿而起，到现在为止，马丁-路德这个系统已经超过两千派了。
儒家在宋朝之后发展得非常蓬勃，分为三大系统，朱熹理学，王阳明心学，张载气学。其中王阳明的心学影响最大。因为理学强调先念书，所谓格物穷理。这样一来，如果一个人没念过书，他就没有可能成为圣人了。心学认为一个人就算不认识一个字，照样可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样就把人格和圣人书分裂开来了。
南方周末：可心学并没有让儒家学说从知识分子的学问变成大众的学问。
傅佩荣：王阳明的一个学生说，满街都是圣人。这话就有问题了。人人皆可以成为圣人是说你要经过修炼，但是人性本善，满街都是圣人，这种话就变成笑话了。
2，孔子的理想是不是乌托邦？
南方周末：我在读您的书的时候，有一个感觉，您企图在孔子的道德训诫和上天建立联系，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不是您觉得只有挖掘孔子思想里的宗教情怀，他的学说才更高级？
傅佩荣：孔子自己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很多人把天命讲成命运，这是不够的，因为命运只是你在现实世界的遭遇。孔子的生命在五十岁的时候起了重大的变化，他五十岁出来做官，做得很好，但是鲁国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内部斗争一塌糊涂，三家大夫把鲁君赶走，鲁国根本没有国君。
孔子六十的时候说六十而顺。我不认为是“耳顺”。孔子周游列国是56岁到68岁，这个阶段是他顺天命的阶段。如果你不谈天，孔子后半段的生活完全不可理解。比如说，为什么他到了56岁不退休呢？要知道他周游列国很惨，有两次差点被杀，他毫不犹豫就把天抬出来。一个人在他最危险的时候才会表达他最根本的信心。
如果你不把“天”理解为超越界的概念，孔子的一生根本没有办法理解。
南方周末：我知道对“五十知天命”有另外一种解释说，孔子五十岁的时候，通过《周易》算出自己将要当官。而孔子又强调圣人是有权力且生来聪明的人，也就是说，到了50岁的时候孔子作为知识分子的命运终于和权力挂起钩来了。您怎么看待这种解释？
傅佩荣：我对这种说法很难苟同。我理解孔子的天，是把《论语》所有提到天的地方都提取出来，放在一起比较，看我的解释有没有矛盾之处。
孔子生命的精彩是从顺天命的六十岁开始的。我把孔子的天理解为超越的力量，这和古代把帝王称为天子的信念是吻合的，而孔子也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我对天命的理解是一个人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既不是来自别人也不是来自自己。国家就好象一个天子开着游览车带大家去欣赏景点，开着开着天子心脏病发作到了下来，我们就要问在这个车上，谁有使命继续开车，不是有权有钱凶悍的人，而是会开车的人。孔子就是会开车的人，他把古代的智慧完全学习了解消化，了解国家的使命何在。
南方周末：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孔子一辈子也没当上这个司机。当时是弱肉强食的时代，生存是硬道理，他的道德训诫似乎终其一生也没有实践的机会。
傅佩荣：这不代表他没有资格。秦始皇是强盗逻辑实践得最彻底的，消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但是始皇帝到了第二代就结束了。说明他那套逻辑在古时候就不好，所以才有商朝消灭夏朝，周朝消灭商朝，到了周朝大家就问：难道我们还用强盗逻辑，成王败寇这套治理国家吗？还是应该思考怎么样让人类和平共存，走一条温和理性的路？
孔子有资格开车，是因为孔子把古代经典完全学习消化了。他三十岁不到就有贵族请他当家教。孔子在鲁国做官，六年时间，从县长一路做到司寇、代理宰相。他做得太好，以至于齐国受不了了，派了16位美女，120匹好马送给鲁定公，鲁定公就定不下来了，一天到晚看美女宝马，就对孔子开始疏远。
如果你给孔子机会，他一定可以成功——这是孟子的信念，孟子说，如果你让孔子来治理国家，他绝对可以做到小的国家天下尊重它，大的国家天下得太平。但孔子执天下的一个原则是“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你让孔子做不该做的事，杀不该杀的人来治理天下，他不干的。这实际上是人文主义的最高理想。
南方周末：这不是乌托邦吗？
傅佩荣：如果没有乌托邦的理想，人根本没有方向。
南方周末：很大大陆学者，包括海外的余英时先生也这么认为，孔子思想作为政治哲学是失败的，在明以后就成为一个“游魂”。
傅佩荣：从历史实证的角度可能的确是如此。但失败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没有被正确的理解，实践起来七折八扣；另一个原因是根本没有给他实践机会。
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如果我们认为孔子的政治哲学失败的，我们怎么理解孔子对管仲的称赞？管仲先是辅佐公子纠，对付公子小白，而且差点没把公子小白射死，公子纠被公子小白打败之后，管仲又去辅佐公子小白，也就是齐桓公。子路认为，管仲的变节是耻辱，孔子却认为，管仲辅佐齐桓公，避免了六国之间的战争，这就是“仁”。这说明，孔子的政治哲学如果得以实践也可以产生类似管仲的效果。
再退一步，如果你说儒家的政治哲学是失败的，你能不能告诉我西方哪一派政治哲学是成功的？就算民主政治、自由主义也还在争论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