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次发布国家信用等级报告：中国AA＋、AAA∶美国AA、AA·每日商报

  中国专业评级机构11日发布中国首个国家信用等级报告，这也是世界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第一次向全球发布的国家信用风险信息。

  这份由中国民营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发布的报告，依据不同于现行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对50个国内生产总值合计占世界经济总量90%的国家信用等级进行评估。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意味着发展中大国中国的评级机构业已加入推动改革现行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努力中，并着手尝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信用评级体系。

  而其背后，则是争夺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战争。

  中国高于美日德

  大公本次的评级选取50个国家，包括欧洲20国、亚洲17国、北美2国、南美6国、非洲3国和大洋洲2国。在主要国家中，中国信用等级本币AA＋、外币AAA，美国本币AA、外币AA，德国本币AA＋、外币AA＋，日本本币AA－、外币AA。

  从整体信用水平看，本币投资级以上级别（BBB－及以上）的国家占72％，投机级（BB＋及以下）国家占28％，外币投资级以上级别国家占74％，投机级占26％。从本外币级别一致性看，本外币信用级别相同的国家是38个；本币级别低于外币级别的国家有3个；本币级别高于外币级别的国家有9个，基本反映了世界主要区域信用风险的典型特征，以及国家信用风险在世界范围的布局及变化情况。其中，挪威、丹麦、卢森堡、瑞士、新加坡五国获得本外币均AAA的评级。委内瑞拉、希腊、冰岛、越南、厄瓜多尔等国在本外币投资级别中均获得投机级评估。

  从大公的国家信用级别与美国三家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和惠誉的评级结果比较分析来看，明显地反映出在不同评级理念指导下对具体国家偿债能力在判断上的差异。从大级别（不考虑＋/－号的差异）的评定来看，美国三家评级机构之间的信用等级差异较小；大公与三家评级机构的差异则十分显著，存在明显级别差异的国家共为27个，占总数的54％。一致高于三家评级机构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政治稳定，经济表现较为优秀的新兴市场国家；一致低于三家评级机构的国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缓慢、债务负担日益沉重的发达国家。

  大公国际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说，此次选用的信用评级标准以国家管理能力、经济实力、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和外汇实力为核心要素，核心思想是支撑国家举债能力和偿还债务来源的根本是该国的财富创造能力。相对于现行国际评级体系忽视国家财政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根本地位，评级把财政状况作为对于一国政府债务偿还能力具有直接决定作用的因素，并重视综合体制实力在保障信用水平稳定性方面的作用。

  棒打发达国家

  大公国际昨天还发布了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指出2010年全球经济虽然将结束收缩，但是产出恢复的速度总体将较慢且非常不平衡，全球政府债务规模继续快速增长，国家信用风险总体水平仍处于高位。

  大公国际认为，2010年全球财政收入会有所提高，但仍未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在财政支出继续上升的作用下，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仍将高达6.8％。

  报告认为，国家信用风险复杂化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信用风险普遍恶化同时出现局部危机，其未来发展演变具有较大不确定性。首先，宏观经济增速与债务增速之间的差距明显拉大。宏观经济状况是债务规模和长期利率的关键决定因素，更高的产出增长率会有效抑制债务增长和收益率的上升。由于自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表现已经无法支撑债务增长的速度，大公国际预计2010年在主要发达国家，政府10年期国债利率将出现一定幅度上升或债务短期化现象加剧。一些在2010年经济仍为负增长，而债务增速却很快的国家利率上升和债务短期化的幅度将最大。

  其次，欧美发达国家金融部门复苏前景仍不确定，国家信用危机又提高了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和系统性风险，也对利率上升构成潜在压力。再次，国内私人储蓄率低，国际资本流入的可持续性下降。除德国、日本、挪威等少数国家外，发达国家国内私人储蓄率普遍偏低，政府债务的应债主体中国际投资者占很大比例。

  报告指出，尽管全球总体国家信用风险水平仍在高位，但是各地区风险的幅度，可控的程度差距很大。中东和非洲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总体上都保持了财政盈余，拉美和东亚国家略有赤字，除少数国家外，这些地区各国债务水平普遍较低，加之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总体经济形势在2010年将加速好转，因此金融危机爆发后债务虽有所上升，但风险上升幅度尚可控。

  世界金融秩序传统的“看门人”声名狼藉，似乎给了新兴市场挑战他们的勇气和理由。

  从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到欧洲债务危机，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屡屡遭到“公信力”的拷问。

  统计显示，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在所有的次级贷款MBS债券评级中，给予了大约75％的债券AAA的高等级、10％AA级、8％A级，仅有7％的债券被评为BBB或更低。

  而去年12月中旬爆发的希腊债务危机也正是从评级机构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开始的。去年12月22日穆迪宣布将希腊主权评级从A1下调到A2，评级展望为负面。此后的几个月时间内，希腊的主权信用连续遭到了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多次降级。到6月14日穆迪宣布将希腊主权债务评级降至Ba1级，沦为垃圾级。

  在希腊债务危机逐步升级并演变成欧洲债务危机的整个过程中，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招致了欧盟的强烈不满。欧盟委员会多次指责评级机构不负责任地下调欧盟成员国的主权债务级别，加剧金融市场的动荡和不安情绪。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吴晶妹指出，由于系统性风险未纳入评级模型，致使三大评级巨头在美国次贷危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中暴露出明显缺陷，评级理念的更新已迫在眉睫。

  此外，令三大评级机构饱受诟病的还有他们的中立性。目前，评级行业的收费机制为“发行人支付模式”，在这一机制下，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据介绍，2007年美国次贷资产规模为1.3万亿美元，而三大评级机构通过提供次贷评级服务获取的总收入为18亿美元，利益驱动带来评级的缺陷。

  拷问传统秩序

  群起争夺话语权

  当前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信用评级的重要性。今年4月底欧盟宣布要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俄罗斯、韩国、日本等也纷纷制定相关法规，扶持保护本国评级机构发展。

  国家主席胡锦涛近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四次峰会上明确指出，要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减少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完善信用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问责制度，特别是要制定客观、公正、合理、统一的主权信用评级方法和标准，使有关评级结果准确反映一国经济状况和信用级别。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吴红表示，许多国家信用评级正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通过掌握评级话语权抵制现行不公正的国际评级体系正在成为一种潮流。这为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评级新规则、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直接融资占比为19.5％，全年直接融资额达到2.55万亿元。“由于直接融资完全是依赖企业的信用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因此信用评级的标准、质量和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金融战略的成败。”吴红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认为，评级结果直接决定企业融资成本，制约其生存与发展空间，已变相掌握了企业的生杀大权。而随着近几十年来经济金融化的发展，不仅仅是金融产品、机构企业，甚至包括主权国家都被纳入评级的范围。信用评级已经成为控制资本市场走向的制高点，与国家金融话语权乃至金融主权息息相关。

  在国际现行国家信用评级体系中，中国政府及企业信用评级长期处于较低级别，导致海外融资成本大增。江涌说，信用评级直接影响一国的资产价格与金融市场稳定，与国家金融话语权乃至金融主权息息相关，中国亟须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评级体系。

  业内人士指出，掌控信用评级话语权的国家长期拥有最高信用等级，由此每年可以帮助其少支付数千亿美元的债务利息。而我国却因为评级话语权的缺失，政府和企业海外融资成本大增。

  根据此次大公国际发布的国家信用报告来看，大公与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家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差异十分显著，存在明显级别差异的国家共为27个，占总数的54％。其中，一致高于三家评级机构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政治稳定，经济表现较为优秀的新兴市场国家；一致低于三家评级机构的国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缓慢、债务负担日益沉重的发达国家。

  另有专家表示，培养本土信用评级机构，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对维护我国金融主权、推动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重构具有重要意义。不过整体看，建设中国有影响力的信用评级等级体系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未来应尽快制定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发展规划，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扭转国际信用资源占用的失衡状态，为我国争取应有的国际金融话语权、规则制定权提供支持。

  中国培养“金融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