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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9:12:06

千年橘洲——大江东去 无非湘水余波

无数次经过长沙,甚至无数次从橘子洲头上的湘江大桥上穿过,却一直没有来看看这个橘子洲。趁着这个清明节儿子也放假,就一起来看看。吸引我到这里来的,当然是毛泽东的《沁园春 长沙》,相信很多读了这首诗的,都会想到这里来体验一下伟人当年的体验。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很多时候穿越千古而不衰。

虽为毛泽东而来,想得最多的还是湖湘文化,沟起我这些想法的,当然是那个朱张渡。那一年是1167年,那一年,一直立志要做“圣人”朱熹刚好37岁,“武功”练到了第九重,还没有进入化境,正需要找个高手切磋。而他的老师李侗已逝,他听说比他小两岁的湖南张式,学着跟自己在练类似的“武功”,而且有着共同的师祖,他决心找张式切磋一下。当时那个真叫山高水远,交通不便。现在几个小时的路程,他们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走了三千公里,终于来到湖南。也就在橘子洲头的朱张渡这个地方,两位“武林高手”相见了,于是有了朱张会讲,有了湖湘文化的发扬光大,最终通过王夫之、曾国藩、毛泽东等人的努力,这个门派成了“武林至尊”。这一切,跟这个渡口关系甚大。

讲到这里,要顺便将他们这一门派的关系讲清楚,北宋时湖南永州(道县)有个叫周敦颐的人,也就是写了“出淤泥而不染”的爱莲说的周夫子。周的舅舅是衡阳人,做了大官。大概周父早死,周跟母亲投靠了舅舅,在衡阳生活了至关重要的12年,学问大长,后来成了宋朝道学的开山祖师。周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学生,就是程颢程颐,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是朱熹的老师,这是一条线。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求学故事,就是“程门立雪”,其实主人公就是杨时,后来出任浏阳“县委书记”,这个杨时不只是学问了得,做官也非常不错,我翻开浏阳的史志,感觉这个人可能是浏阳历史上最优秀的“县委书记”。杨时有一个亦师亦友的弟子叫胡安国,胡安国和他的儿子胡宏就是衡阳胡氏,他们在衡阳开办学院,开创了湖湘学派,他们的弟子张式,就是朱张会那个张式,论辈份,胡氏父子是二程的再传弟子,而张是二胡的弟子,他跟朱熹是同一个辈份的。朱熹的老师李侗,也是杨时的学生。朱和张的师公是杨时,杨时的师公是周敦颐,这样一来,他们的辈份就很清楚了,都来自于周敦颐。

长沙岳麓书院设有濂溪祠,是纪念周敦颐的,门联为: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看来这话虽然跟“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一样,有些狂妄,却也很有几分道理。

讲到朱张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周敦颐时,我特别强调了周是永州人,儿子问是不是柳宗元工作过的永州。其实,讲到湖湘文化,不能不讲讲屈贾柳三人。他们都是外地人,都是被贬之后到湖南的,都对湖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柳宗元是二十岁就考中了进士,后因改革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从32岁干到42岁,一干就是十年。而贾谊也是天才式的人物,18岁就出来做官,23岁做到了省部级干部,可能是提拔得太快,到了群臣嫉恨,被贬到长沙。后来又被召回长安,任皇帝儿子的老师,皇帝儿子坠马死了,贾谊深自歉疚,直至33岁忧伤而死。 唐·李商隐和宋苏东坡都有专门的诗文写贾谊。贾谊在长沙写过《屈原赋》,应该讲,屈原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屈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座高峰,这座高峰的形成应该感谢他的被贬。说实话,如果屈原一直在朝中做官,可能是一个比较优秀的官员而已,最多一个诸葛亮,也许楚国多活几年,但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格局。但他被贬后来到湖南,写了很多千古绝唱,这个影响不是楚国一个官员能够达到的。湖南感谢屈原,湖南也成就了屈原。我这里将屈贾柳放到一起来讲,就是他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天才式的人物,年轻时都做了很大的官,都是因为受贬来到湖南,他们是从文化先进地区来到相对落后的地方,对这里的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讲,湖湘文化中的忧国忧民,不能不说有这三位的影响。
我相信出生有永州的周敦颐,肯定受了这三位的影响,也因此影响了千年湖南。在周敦颐死了820年后,在湖南湘潭有一个叫毛泽东的人诞生了。毛泽东的外婆是湘乡人,毛在湘乡读过小学,毛“近人独服曾文正公”,这个曾文正公就是湘乡人曾国藩,曾国藩出生的地方就是荷叶塘,追究曾的学术渊源,不能不讲一下衡阳的王船山。毛泽东求学的另一个重要地点就是岳麓书院,这里更是朱张开讲的地方。只是前辈们没有想到,他们开创的湖湘文化,将由这个来自韶山冲的小伙子推向一个巅峰。

历史很有意思,37岁的朱熹和35岁的张式在这个湘江一个水陆洲上相会,从而使一个湖湘学派正式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在朱张渡上有一副对联好像是:派衍湖湘,问津应记朱张渡;风高洙泗,报国宜存屈贾心。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在他们相会的758年后的1925年,就在这个渡口不远的地方,一个32岁的小伙子也来到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沁园春 长沙》。已是寒秋的湘江,乱象万千的中国,引起了这个青年人的万千感慨:问苍茫大地,谁主深浮。从这里离开后,毛泽东就到了当时的革命中心城市广州,担任了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随后国共联合推动北伐,再接下来就是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从此,这个年轻人推到了中国革命的风口浪尖,他已经站到了中国革命的最巅峰。有意思的是,十一年后的1936年,他写了一个同词牌名的词《沁园春 雪》,有两句应该是可以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对对应的,那就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如果说32岁的小伙子,这个时候还是一个书生,他隐隐约约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但还有些困惑,甚至还有些信心不足。那么43岁的毛泽东,已是经过土地革命和万里长征,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中国革命前途,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刚看朱张渡的时候,我甚至怀疑橘子洲是不是朱子洲,毕竟这里并不是一个盛产橘子的地方。不过,什么名字确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水陆洲,居然跟湖湘文化有着这么密切的联系。我只能说,橘子洲,我来得太晚了。朱张渡的故事是绵远而悠长的。

    公元1167年秋天,理学大师朱熹到长沙拜访张栻,在城南、岳麓两书院讲学,往来从湘江过渡,后人据此将他们过江的渡口称为朱张渡。相传二人曾将渡口西岸命名为文津,通往岳麓书院的古道命名为文津道,将东岸命名为道岸。太守刘珙在岸边建船斋,供二人往返时休息,二人尚以《船斋》为题作同题诗自娱。张栻过世之后的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史,移节长沙,仍取道古渡往来于岳麓书院与官衙公署,白天办公,夜间讲学,相从的门徒多达千人,渡口的繁华景象可想而知。

    然而,朱张渡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故事,其主要章节是在朱张身后长达数百年的时空中由无以数计的文化人共同完成的,它的风韵来自于语言风格和艺术技巧之外的文化人格的融注。朱张渡的实用性、文化性以及延续性处理是非常有难度的。翻开《岳麓书院志》、《善化县志》及其他各种地方志,会发现那些被现代生活所掩蔽的细节在历史文化时空中的真实意义,使人相信一个古渡能在非常广泛的层面上看到社会和时代的文化良知以及历朝历代纯洁、高尚、浪漫而真切的社会品格,当然也能看到人性的善与恶。湖湘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心怀家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匡济时艰、经世致用的人生哲学。因之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每当国家面临重大危局之时,振臂而呼舍身护国者首先必有湖南人。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湘人赢得了巨大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