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历史：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单独谈了两次话，然后又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批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泽东指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的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要求他们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并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他还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于1966年4月9日至12日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会议，批判彭真。会议最后作出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经中央审定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名单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刘志坚，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吴冷西、陈亚丁、尹达、张春桥。

　　1966年4月22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22日的讲话中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灵魂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止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两个。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反复审改的《通知》修改稿。

　　1966年4月28日、29日，毛泽东又两次讲话，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更加严厉的批评。他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攻到底！

　　这表明，毛泽东要打倒彭真以及要把“文化大革命”强加于全党已是箭在弦上、不可挽回了；至于其后接着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只不过是例行一下组织手续而已。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仍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内容主要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批判彭真以及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5月18日，林彪发表有关“政变”的讲话，宣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永远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军共讨之”。并危言耸听地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等等。而这次会议所做的最大的事，恐怕就是它在5月16日通过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个通知，把毛泽东半年多（即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的所思、所想、所谈都集中起来了，反映出来了。其中毛泽东直接加写的两段话，可以说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和基本纲领。这就是：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中共中央于1966年5月28日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1966年8月2日中央又决定陶铸兼任顾问）；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批发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热烈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成为毛泽东点燃“文革”最轰动、最有影响的两把火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即《五一六通知》)有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也有了，下一步就是怎样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在这方面，毛泽东又接连放了最轰动、最有影响的两把火。

　　一把火就是批发聂元梓等7人5月25日贴出的《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康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秘密策划的，目的是“在北大点火，往上搞”。大字报攻击北大党委根据北京市委的黑指示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掀起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压制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企图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修正主义轨道”。大字报贴出后遭到广大师生的反对，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周恩来派人严厉批评聂元梓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搞乱了中央的部署。康生大概觉得事情不妙，需要“最高”发话，急忙将这张大字报的底稿（有的说是抄件），背着在京主持工作的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毛泽东于6月1日看到这张大字报后，一方面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说要广播，同时又在刊有这张大字报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1966年5月27日印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批示：

　　康生、陈伯达同志：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当晚，新华社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发表这张大字报，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时全国震惊，举世注目。这张大字报像一个火球投入了干柴，引起铺天盖地的燎原大火，烧焦了中国各地一个又一个“反动堡垒”！康生6月2日到北京大学向师生讲演：“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聂元梓8月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华北组会议上说：“毛泽东在全国公布了这张革命的大字报。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国也爆炸了！”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也说：毛主席批发一张大字报，“把全国全发动起来了”。

　　再一把火就是“热烈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一批干部子弟建立起名为“红卫兵”的组织。他们除参加社会上批《海瑞罢官》、“三家村”的斗争外，并和学校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作斗争。他们以“造反”为旗号，于6月24日、7月4日、7月27日连写三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他们的活动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感到有压力。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他们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给毛主席的信，托到会的江青转交毛泽东。毛泽东8月1日就给他们写了一封意义严重而又热情洋溢的信。其中说：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阶级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7月27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的这封信一传出，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活动拿到了“尚方宝剑”，一下子风靡全国，震惊世界。诚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北京大字报一广播，红卫兵信还没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此后，毛泽东又接二连三地接见了各地到京的红卫兵。这样，“文化大革命”就被毛泽东一把火又一把火地“点”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