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告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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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革命 2010-06-30 告别革命 2010-03-13 刘再复反驳光明日报的批判 ——《亚洲週刊》江迅专访录 北京《光明日报》週前对刘再复、李泽厚合著的《告别革命》提出猛烈批判，不点名指责刘再复、李泽厚二人十年前在《告别革命》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否定近现代以来的一切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全盘西化”，指责他们是“以‘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北京《光明日报》特邀北京大学教授沙健孙、梁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文海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龚书鐸四位资深学者，就所谓“历史虚无主义”问题座谈。三月十五日《光明日报》发表长文《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座谈纪要。此文引发思想界和学术界巨大反响，官方人民网（www.people.com.cn）、中国网（china.com.cn）、四川社会科学在线（www．sss．net．cn）及网易部落（bulo.163.com）等数十家网站转载，网民在众多论坛上纷纷跟贴，展开反批评。正在香港城市大学讲学的刘再复，在阐释“告别革命”理念的时候，说：“《告别革命》书中早已说明，我们并不否定以往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只是不赞成把暴力革命视为历史必由之路，视为唯一圣物。” 研究超越意识形态 刘再复说：“我们对中国近代史提出一种新的认识，认为近代史不仅仅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的历史，还应当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改良运动的历史。”他说，中国近代史是一条线索的历史，还是两条线索的历史？近代史应当要讲争取民族独立、民族革命的历史，反对帝国主义和专制王朝统治的历史，但能不讲一百多年中国接受现代文明、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吗？评价历史人物，应当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看其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做了哪些实事，讲的是“实”，不是“虚”，这恰恰不是虚无主义，而是求实精神。《光明日报》这四位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一种违反历史事实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反社会主义思潮”。沙健孙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是：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建设性意义；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用攻其一点、不及其餘的方法，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主流，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 李文海、龚书鐸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集中体现，就是所谓的“告别革命”论，竭力渲染革命的“弊病”，公开判定“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的结果只是实现了专制复辟”，其影响之坏，危害之大，不可不防。梁柱认为，应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根源，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东剧变及其后国际上出现的西强东弱的总体态势，使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的市场扩大。革命队伍里有人因低潮出现而惊慌失措，丧失信心，另找出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出现，正是要求“重写历史”，鼓吹“告别革命”，说到底是为“另找出路”。 当刘再复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学演讲中国古典文化和古典文学时，北京却开始掀起新一波反新自由主义浪潮，批判“告别革命”。其实，“告别革命”源自刘再复与李泽厚十年前出版的长篇对话录《告别革命》，他们对“革命是圣物”的理念作了反思，对“暴力革命是历史必由之路”作了“告别”。他们认为，影响过去一百年中国命运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但展望新世纪，不能再把革命当作圣物，他们主张以“改良、建设”代替“破坏”，决心“告别革命”。 革命只是部分历史 这本书已出版韩文版，二○○四年香港中文版已发行第五版，关注的人愈来愈多。刘、李在“告别革命”之后，又提出“返回古典”命题另一文化思路。刘在香港演讲古典文化，正是探索现代文人如何从中国精神传统中吸取思想资源。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现任香港城市大学荣誉教授的刘再复，每年都会从美国到香港讲学。今年三月一日起，为期四个月，在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作六次演讲，已开讲的是：中国的贵族文学，中国的放逐文学，中国的輓歌文学。之后的演讲是：“双典批判”（对《三国演义》和《水滸传》的批判，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文化批判，是价值观问题）。就最近受到不点名批判一事，刘再复接受《亚洲週刊》访问。 谈到《告别革命》一书，刘再复说：“以往人类的历史是否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暴力革命的历史？历史的主要脉络是生产力的发展（包括生产工具的变革）还是暴力革命？我们认为，暴力革命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些瞬间，一些短暂时期，主要的脉络应是生产力的发展。当社会出现阶级利益冲突，包括世界秩序冲突时（现在仍有这种冲突，如贫富悬殊不均的冲突），那么，面对矛盾冲突，应採取什么解决办法？是把阶级斗争的极端形式暴力革命作为‘第一优先’的选择，还是把阶级协调、改良改革作为第一选择。我们认为暴力革命是不得已的选择，能通过协商、调和、妥协的办法解决，总是比火与剑的大规模的流血办法好。” 刘再复认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中国是要“继续革命”，把民族生活重心放在阶级斗争上，还是要“告别革命”，把民族生活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之上，即邓小平所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无疑问，应当选择后者。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原来只代表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现在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这是大变革、大告别，正是告别革命的思路，以下是访谈要点： 十年来，你们对大陆批判“告别革命”很少作回应，为什么？ 十年来很多人批评“告别革命”，都没有看《告别革命》这本书，只是看了书皮，看了“告别革命”四个字，心情就紧张起来了。对“告别革命”理念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但是，和《光明日报》上的四位历史论者很难讨论，很难进入学理性问题。他们首先设置一个政治审判所，使用的完全是本质化即简单化的“文革语言”，没有冷静的学术心态，只有亢奋的革命心态，更没有进入问题的建设性态度。这就很难讨论问题。 你对《光明日报》上的四位学者熟悉吗？ 对这四位学者，我都很陌生，昨天才有朋友告诉我，沙健孙是有名的极左派，早在邓小平生前，就批判邓小平了，这一信息使我更明白他们的心态。二十世纪的中国，特别是发生了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这是革命理念极左化的结果。这一沉重的教训是必须汲取的。 头脑留在六十年代 《光明日报》文章四学者中，有位叫李文海的，《亚洲週刊》报道过，他批判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我恰恰对这部电视剧很看好，《走向共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超越了党派，超越意识形态。《光明日报》上的四位学者，身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头脑却仍停留在二十世纪中叶。这种思想的惰性告诉我们：唱革命高调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极左思潮正在回潮，而一旦回潮，二十年的改革，将丧失全部精神根据，最后只能被加上“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而受历史审判，回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路上去，这是应当警惕的。 你如何对《三国演义》和《水滸传》作价值观上的文化批判？ 《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大全，而《水滸传》是暴力崇拜，对妇女的蔑视。我批评它的一个命题，就是“凡是造反的都是合理的”，一造反，就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什么手段都可以，武松为反抗，血洗鸳鸯楼，杀十六个人，连小丫鬟都不放过。从文学上看，两部小说都是经典著作，一百零八将塑造得确实好。但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不一样，着重价值观。再说宋江，不能简单说是“投降主义”。宋江在中国农民革命中，运用另一种政治游戏规则，即要谈判，要妥协，他自己并不想做皇帝。对宋江需要重新认识。所以我说，《三国演义》和《水滸传》是中国的“地狱之门”。 怎么理解“双典”是中国“地狱之门”？ 中国人如何走向精神地狱，就是透过这两本书的，它们比其他什么学术著作影响都大，千千万万中国人就是通过这两本书，塑造自己的文化性格的，不断形成中国的集体无意识，《三国演义》的权术已发展成厚黑学。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水滸”中人、“三国”中人，时时讲权术，唱“该出手时就出手”。小衙内虽出身官僚家庭，但他还是幼儿，是无罪的，李逵用斧头劈成两半，这该出手吗！这种理想不能不批评。一百零八将内，是四海皆兄弟，那一百零八将之外，是随便可以砍杀的吗？用兄弟伦理、亲情伦理代替责任伦理，如果以此建设现代化，问题可大了。 四月十八日在香港举办两岸台商论坛，请你做演讲嘉宾，你准备讲什么话题？ 两岸论坛请我和李欧梵去讲讲。这些年我回到古典文学。这次两岸论坛，我只能去讲讲自己内心的话，谈自然文化。我是反对台独的，台湾要“去中国化”，果真如此，台湾还剩下什么？我在城市大学讲阅读“老三经”（《山海经》、《道德经》、《六祖坛经》），讲老庄，讲禪宗，这是讲自然，不是讲意志，世上许多问题还是让它们自然解决比较好，不要太人为，太意志，包括两岸问题。此次我就讲这样的自然文化，自然解决，中华民族现在发展得很好，是鸦片战争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还应该让它继续自然发展。 顺其自然学会妥协 两岸的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已经非常频繁了，那么多台商去大陆，是少见的现象，文化上很多方面已经统一了，无非是台湾有一些作家和文化人，觉得大陆还有专制，如果大陆专制再少一点，自由多一点，以后就没有太多隔阂了。我相信，中国人一定会在巨大商业活动中学会妥协，学会谈判。 听说你的作品在大陆出版依然受阻？ 最近本来有三本书出版的，一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红楼梦悟》、《父女两地书》，有一本已出清样了，还是不能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独语天涯》和《父女两地书》的第二版都成书了，却被扣下了，出版社还受到批评。上海三联书店最近有意出我女儿刘剑梅的书《狂欢的女神》，就是因为书中有我写的序言，所以出版社上报选题时没有批下来。自己的书不能出，我倒无所谓，只是女儿的书，因为我的缘故受影响，我有点难过，这影响到我对故国现实的认识和情感。她自己却看得很淡。不过，我想说，既然出了书，不管在什么地方出，不管什么时候出，它就是一个存在。 （原载《亚洲週刊》二○○五年四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