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水长流：一双凤眼衬天庭 六十九年风雨情1

大厦名称“爱群”，平民大众化，人文色彩浓厚，还因为它是香港爱群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在广州开设分行的“资本信用凭证”的产业，故名。一间公司的财力是否雄厚，不能光靠老板吹、报纸讲、电台“啤”（粤：广播），必须眼见为实，人们才肯相信。

负责筹集华侨资本兴建爱群大厦，并担任首任董事兼监理的陈卓平先生（1877年—1953年），又名鹏超，号遇宗，新宁（今台山）人。其父早年在新加坡做杂货生意。陈8岁随母去新加坡，后又回国读书。光绪28年（1902年）中举（人）。1907年，陈赴新加坡接管父亲留下的产业，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把产业委托亲属“打理”（粤：管理），赴澳门与林君复（？—1942年）组织同盟会澳门分会，并任副会长兼秘书，开办“濠镜阅书报社”作为分会的活动场所。1911年与李天德等人在香港创办《民生丛报》，宣传革命，又参加黄花岗起义筹款。辛亥革命胜利后，曾先后任省临时参议会议员、都督府枢密部参谋、茂名县（今高州市）知事（县长）等公职。1926年后在香港创办香港人寿保险公司。5年后筹建广州爱群大厦（抗战期间，寓居香港、澳门。1953年在港病逝。生平著作有《爱竹斋诗钞》、《爱竹斋全集》等著作）。

许多人认为陈卓平、林裘谋、黄耀东等香港爱群人保股东在广州投资，纯系扩大业务，而陈卓平说：“此楼既成，固表现侨胞建设精神，复引起侨胞忠爱感想，将来投资内地，增加本国繁荣及国民生产力。”思乡报国之情溢于言表。

2、选址新堤：前襟珠海后枕白云
                       
当陈卓平派人到广州考察时，刚好陈济棠主政广东，一隅偏安，政局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商贸发达。当时城建有几项大动作，如建海珠桥（1929年12月始建，1933年2月建成）、粤汉铁路（筑于1906—1936年）、黄埔港扩建都抓紧进行。水上交通也四通八达，珠江河面满布紫洞（艇）、楼船、厨船、大厅（艇）、妓艇、电船（内河中、小轮船，有的吨位达16吨）、洋舢舨（小船），水上居民已达9万1千多人。而马路更已成网络，车辆剧增。据1932年市政当局统计，此时属于营业的人力车有6100辆、人力货车1560辆、自行车1300辆（自用自行车还有3000辆）、营业长途汽车（即市内公共汽车）102辆、普通汽车541辆（另自用汽车761辆）、营业运货汽车103辆、自用运货汽车34辆、自用摩托车156辆、自用人力货车920辆。这一切都坚定了“爱群诸公”（指股东）的投资信心。而爱群选址在新堤（即沿江长堤），是因此地有“当马路繁荣之冲，水陆交通之会”，而且未来建成的大厦“‘前襟珠海’、‘后枕白云’、‘登临四顾，则五羊胜景、历历在衣袂间’”。

大厦建筑工程主要由陈荣枝、李炳垣负责设计，英国、德国等多国专家协助组织施工，黄崇恩负责监理。大厦建筑在江边，地质条件相当不理想，土质松浮，江边全是烂泥，地下0.6至0.9米则与江面齐平，新建的堤岸（即当时称的新堤，现在的沿江路）填土工程正在进行，附近不能通车，建材基本靠人力运入工地。地基工程由香港惠保公司承接，从民国23年（1934年）3月开始，历时10个月完成。柱基88个，钢筋混凝土桩404条。先将带桩咀的钢垌（垌，粤音“筒”。广州常称钢管为钢垌、铁管为铁垌。垌为借音字），用汽锤打下，然后再落钢筋混凝土，随落随打。为了保证落料准确，最后10锤钢垌入土不超过2.5厘米，地面下从7.6米至18.3米就是坚硬的岩层。刚开始时就打烂无数用生铁铸造的桩咀，钢柱垌也很多被打崩、打烂或弯曲，最后，改用钢桩咀才顺利解决问题。打入的桩柱最长竟达18米，最短的亦超过6米。经测试，每条桩负荷能力能达到75吨。抗战胜利后经测量整座大厦倾斜不足1厘米，可见其地基相当牢固。而施工最困难的地方，令人意想不到竟是面积不大的“电梯土库”（电梯地基），它需深至3米，当挖至0.9米时，大量江水涌出，只得日以继夜用水泵抽水，延误了整个工程的进度。

大厦由省港德联建筑公司承建，其施工过程，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进口德国西门子公司下属的钢厂生产的935.4吨钢材，从香港雇请60名钉工、85名铁工，按大厦的造型先铆扎成一个钢架，然后再浇倒混凝土。当时的广州人，看见这个硕大无比、蔚为奇观、宏伟的钢架时，无不惊叹不已。甚至近郊的市民也专程来“开眼界”（粤：观看）。

3、巧妙设计：一双凤眼衬天庭
                       
一般大厦的建筑，几乎全都是四平八稳，绝少像爱群那样，尽管选址在游人如织的长堤，但被夹在两条马路的交汇点，是一个三角形的地块，且设计成直角三角形。其直角朝东南，最小的锐角向西，这样爱群外形设计便成一大难题。设计师巧妙地把这个锐角改成半圆的扇形，使整座大厦变得和谐、自然、不刺眼。向东望去，爱群像一艘豪华的邮轮，乘风破浪航行在珠江之上。更出乎人意料之外，原本朝南的正立面，被朝西的立面代替，许多爱群大厦的照片，就是从这个角度拍摄的。有的广州人忌向西，也有人搬出“日在西方而鸟栖”（引自《辞源正续篇合订本》、民国36年版）之说，晚霞绚丽，百鸟归巢，乃是吉祥之兆。

东面紧靠民宅，根本不可能开门口。门开在南，一入内就会感到大堂不够宽敞，北虽然是生位，但开门入内感觉和南门一样。最后打破常规，南北均开大门，平均春色，不分前后、正侧。把爱群半圆形立面比作人的天庭（即额头），两边门比作眼睛，应验了“一双凤眼衬天庭”的说法，甚至有人进一步评价说：“凤眼波长贵自成，影光秀气又神清。聪明智慧功名遂，拔萃爱群压众英。”人们不能不佩服设计者的聪明才智。难怪大厦落成之日，陈荣枝、李炳垣慨叹写道：“在此六年（从1931年设计到1937年竣工。笔者注）当中，尚称顺利，差堪告慰。”

爱群大酒店用料讲究，全部钢材来自德国西门子；全部卫生洁具、电梯、楼梯是美国货。餐具做工精细，有水晶盘，银制“东美林”刀叉、饭盅等。根据不同菜式，使用银叉又细分为鱼叉、菜叉、肉叉。全市能使用得起名噪一时英国“东美林”餐具仅爱群一家。所以爱群开业就傲视同行：“华南大厦，十五层楼。钢铁建筑，高凌斗牛。房舍三百，宽敞光凉。酒吧餐室，备美逾常。冷暖气机，四季皆宜。上下侍生，考选用之。物质精神，翘然独异。凡我侨胞，惠顾留意。”

开业当天，自然有美酒佳肴招待贵宾，热闹非凡。最值得一提的是，几十名侍应生（服务员），把预先准备好的纸张笔墨铺放好，请到场出席的各界高官、社会精英即席挥毫，留下见证爱群历史的题辞。这些题辞有的是上乘之作。如：回国定居的李宗仁先生的“宾至如归”；思乡心切，希望回归（曾写下“葬我于高山兮，望我故乡……”诗句），其书法深受台湾同胞喜爱的于右任先生的“规模宏远”；绯闻缠身的当年市长刘纪文先生的“隔离天日”；孙科的“杰构凌云”；居正的“饮且食兮寿而康”等。

4、洁白的大厦变成“黑怪兽”
                       
爱群开业第二年（1938年），广州沦陷，日寇除了占领行政机关（如广州市政府），亦马上派兵占据爱群大厦。而令广州人愤恨的一件事，就是日寇借口防空需要，把崭新的整座大厦涂成灰黑色，使爱群变成“黑怪兽”。迫于日寇的淫威，广州不敢公开说，背后则骂“‘萝卜头’（粤语：日寇）坏了爱群的‘风水’，坏了广州的‘风水’”。指责陈璧君（汪精卫之妻，当时经常往返南京与广州之间）：“肥婆（陈生得体胖）‘话得自己稫叻，点解唔去制止’（粤语：说得自己那样有本事，为什么不去阻止。注：陈极能言善辩，被审讯时为自己的罪行‘评功摆好’）。”抗战胜利后，爱群大厦的外墙，怎么洗刷还是留下难看的痕迹。此后几十年，大厦外墙原立面究竟是什么颜色？除了知道用上海灰批荡，再用砂纸打磨，涂成光洁漂亮的白色之外，连彩图、彩照也没有一张，只能凭想象去感觉，一直成为许多广州人的悬念。现在本文附上的效果图，或许可以解决许多人的心结。

5、“安乐窝”与“避难所”
                       
爱群也做过“党国要员”的“安乐窝”，残兵败将的“避难所”，又被汉奸、“大天二”（粤语：恶霸）、把头搞得乌烟瘴气。对广州沦陷失守负有重大责任、被市民讥讽为“余汉无谋，陈铁无城”的广州头号人物余汉谋，就经常在三四楼开房与情人幽会；日伪时期，“警察局长”郭惠民也经常在这里开房赌博。郊区许多“大天二”在这里赌博时，钞票是用“大皮”（粤语：大皮箱）装着，叫工人扛上扛下电梯。这些赌徒用的“色”（粤语：骰子）是用黄金造的。“水上宪兵队队长”陈才之流，更是一副“烂仔”（粤语：流氓）相，一手拎烟灯，一手托烟枪，敞襟趿鞋，上楼开房。当时几乎每层楼，都有“交际花”之类长期包租房间做“生意”。还有“人肉公司”网罗许多妓女入住“公司房”，由酒店的部长做把头，“收规”（粤语：收嫖资）的长堤“老爷”（即探长侦缉）包庇撑腰。酒店经常可以听到从“公司房”传出“按摩女郎”、“舞女”啜泣声。淫秽、烟赌之风弥漫整座大厦。

抗战胜利后，有“别动军”占住了所有房间，迟来的索性卧倒在走廊的地毡上，把美制手提机枪和手榴弹留在墙边，躺在那儿吞云吐雾起来，吓得酒店上上下下提心吊胆。

解放前夕，国民党兵败逃到广州，中山纪念堂被占为中央党部，小“党官”及其600余眷属，把大厅作为“临时宿舍”，爱群成了“省、部、院级”官员的“避难所”。“立法院长”童冠贤住2楼、甘肃省“主席”马鸿逵住7楼、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住8楼、“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梦麟（曾任北大校长）住14楼。有12个国家的流亡大使馆办事处租住爱群，竟然连房租也“走数”（粤语：溜走不付账）。军统特务、宪兵化装成侍应生，监视“可疑”人员，有位后来起义的将领，便被监视过甚至搜查过行李。又发生过特务从爱群开车去飞机场，打算拦劫“西北土皇帝”的金银珠宝、美钞，“小黑吃大黑”的奇闻。最骇人听闻的是，爱群经常发生服毒自杀和跳楼自杀事件，有时一年竟出现几十宗。

6、还厦于民，重获新生
                       
不少回乡探亲的华侨，来广州做生意的商人，参加美国飞虎队或其他作战部队的恩平、开平、台山、新会的退伍军人回乡结婚（因有携配偶赴美定居的优惠待遇），都以入住爱群为首选，以彰显其身分。此时，爱群生意兴隆。一般的侍应生为客人入座、离座脱西装、穿西装，都有5元港币“打赏”（小费）。那时5元港币足够一个月的“米饭钱”（伙食费）。最差的时候，也有每月30斤米作为工资，其余的收入来源就是依靠小费及娼妓给的“介绍费”。但荒唐的是酒店规定，如果住客拖欠房租，则要他们赔偿。有的侍应生被住“霸王房”（租房拖欠房租）的“侦缉”无故殴打，甚至被左轮手枪柄打得全身出血，连内衣也被血水粘着。

解放后，爱群重获新生。军管会接管爱群，作为省、市第一把手的叶剑英同志也曾在此办公，但很快搬出（1950年），还厦于民。有关部门租用爱群接待中外宾客，除了按月缴纳大笔租金，还把11楼（原来的露天花园）用白铁皮和木板钉盖成的已通风漏雨变成“水瓜棚”的舞厅、酒吧，花好几万元（当时是一笔不少的数目），用钢筋、水泥加固升高，改成宽敞华丽的餐厅。酒店内几乎全部损坏的电线、破烂的玻璃窗、断背崩角的床椅家私、剥落的批荡，全部出资装修，甚至添购大量的餐具（当时只剩下几十套）。

笔者相信和大多数老广州人一样，开放改革前没有“条件”入爱群“锯过一次扒”（泛指吃西餐），饮过一次茶，只是儿时在骑楼拾过“三炮台”等高档香烟包装纸来玩（摺纸角），可能“朝夕相处”，日久生情，每当羊城新盖起五星级宾馆、几十层的高楼大厦，就自然想起爱群。不知它什么时候，能脱去旧时袍，换上新霓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