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从米塞斯看当下中国经济的显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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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遭到市场毁灭性的报复之后，人们才会在强人政治的带领下，以改革开放为名发展经济。按照米塞斯的逻辑，这种名义上的改革开放，就是回到自发秩序，回到经济学常识，向市场妥协，向自由低头

　　米塞斯的《人的行为》，是人类经济学思想的极致。他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套我们梦寐以求，但却以为永远难以企及的经济学思想体系。

　　米塞斯一辈子坚守他的“个人主观主义行为学方法论”。他总是从个人的自由选择出发，始终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才是整个经济学世界的出发点。个人主观自由是经济学的起点，也是经济学的终点。因此，米塞斯的经济学建立在行为学的基础之上，从来不对目的加以评价，而只对达到目的的手段进行详细分析。按照这样的学术原则，米塞斯认为集权社会主义制度、通货膨胀政策、国家法西斯主义、政府干涉主义、民粹公平主义等等思潮，都是在手段范畴之内出现了巨大的错误。因为“他们所宣称的美好目标无法通过他们自己主张的手段来实现，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甚至还会加重人类社会的灾难。”

　　事实上，米塞斯为中国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方法论参考。可以肯定地认为，百年中国经济的错误，首先是一种方法论的错误。历史作证，无论是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还是毛泽东的“公私合营”、“大跃进”、“人民公社”，也许还包括眼下正在蔓延的“国进民退”、“收入分配福利调整计划”，都在经济的方法论上出现了巨大的谬误。人并非物理意义上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运用其自由意志在世界上行动的人，不能像工程师处理非生命物质的技术那样来处理人，那种试图通过统计方法来找出所谓经济规律的经济学，是误入歧途。目的看上去美轮美奂，但通向美好目标的手段，却反市场、反自由、反个体，这样的手段在过去已经给中国人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人们必须从这样的灾难历史中走出来。

　　米塞斯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将货币理论与边际效用理论进行了整合，这如同整合了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构建了综合的经济学体系。所以张五常说，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差别，就是在于“宏观经济学多了一个货币”，微观经济学从未做到对货币进行分析，但伟大的米塞斯做到了。

　　货币价值边际效用，听上去似乎很晦涩，但聪明的米塞斯却为我们呈现了人类社会最为真实的经济史：我们今天需要货币，是因为它昨天的购买力，而昨天的购买力，又来自前天，这是一个时间隧道，因此一直可以回溯到人类货币的起点。这当然是一副遥远的经济学图景，以货易货的时代，人们的交易媒介不是货币，而是具有某种用途的替代物品。随着交易水平的提高，终于有一天，黄金或者是白银充当了这种交易媒介，因为黄金和白银，本身就具有边际效用。

　　米塞斯的这一发现，启迪了人类社会重要的“自由货币制度”（free banking）。货币从一开始就来自自由市场，因此米塞斯极力反对政府任意印刷纸币增加货币供应。按照米塞斯的理论，我们能够发现，中国经济的第二重错误，就是不断用政府力量上演所谓宏观调控，这其实是借宏观经济学之名，人为增加或者减少货币供应量，通过操纵通货膨胀，牺牲民众福利，获取利益再分配的好处。而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出的天量货币刺激政策，事实上首先破坏的，是货币自由市场。这种人为设计的货币供应量，只能扭曲市场价值信息，扭曲生产结构，促进更加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

　　第三重错误，应该是中国经济一直不能理解、不能适应商业周期。

　　米塞斯认为，由于人性绝对的趋利特征，经济的繁荣和萧条，事实上是自由市场的一种自我修正。“如果我们把产品的质量改进和数量增加称作经济进步的话，我们应该把市面的忽然兴旺叫做退步，把萧条叫做进步。市面兴旺是经由错误投资而浪费稀少的生产要素，同时也经由过度消费减少了物资的存量，他的所谓利益是以穷困做代价的。相反的，萧条是走回头路，走向所有的生产要素都用在使消费者最迫切的欲望得到最大满足的境界。”

　　准确地说，不仅中国政府对商业周期无法理解，中国的企业也完全是瞎子摸象。有一种现象这些年一直经久不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说的就是政府管理经济的无序。问题的本质在于，经济的繁荣与萧条，类似于中国成语“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境界，需要人们保持足够的耐心和长远的视野，如果政府面对繁荣就忘乎所以，面对萧条则惊慌失措，我们的企业也会六神无主，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将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而只会产生一批跟着政府瞎撞的生意人。

　　米塞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反对“人造市场”，而中国经济近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部人造市场的历史。这既是一种经济习惯，也是一种文化习惯，总以为一切都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中，政府不仅制造每个人的生活，还自以为是地掌管每个人的生意。计划经济、公有制，成为政府挥之不去的乌有之梦。这正是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特征，忽略甚至取消市场价格机制，天真地认为市场层面的成本、交易费用、边际效用等自由秩序，可以由长官意志替代。这是第四重错误：对市场的不敬畏，官本位文化秩序下人性之恶过度膨胀，以至于几代中国人不懂价格，不懂边际收益，存在典型的经济学盲区。殊不知，这种人造市场完全没有可供计划者配置资源的价格信号，没有货币计算的市场反馈，因而天然缺乏必须的成本与收益计算工具，这直接导致，所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永远在黑暗里摸索。只有遭到市场毁灭性的报复之后，人们才会在强人政治的带领下，以改革开放为名发展经济。按照米塞斯的逻辑，这种名义上的改革开放，就是回到自发秩序，回到经济学常识，向市场妥协，向自由低头。

　　米塞斯最后一个伟大的学术贡献，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进程下，将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凸显出来。在所有的经济学家中，只有奥地利学派和米塞斯前所未有地肯定企业家的市场创造性价值，在他眼里，成功的企业家正是那些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变动、事先作出调整、为公众谋取最大消费者剩余的发起人和创造者。他们的天职，乃是利用稀缺资源最有效率的服务社会、服务公众，以满足他们最紧迫的需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企业家，市场将无法自由演进，只有企业家，才是市场发生和发展的主体动力。米塞斯甚至注意到，有两类企业家，一类是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家”，一类是官僚体系中的“经理”，前者是市场的产物，后者则是政府的食客与傀儡。

　　这样的分析简直是为古老的官僚中国量身定做。由于对分工缺乏认识，百年中国经济流变中，政府一直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围绕在政府周围的企业家，事实上都是政府利益的寄生虫，他们胸无大志，有奶就是娘，和一部分鼠目寸光的官员结合在一起，生理性地追求短期利益。官商结合成为中国经济演进的主旋律，百年之间，庞大的中国，竟然找不到一家像样的企业，更找不到一个具有充分自由市场精神的企业家。由此，中国经济的第五重错误，是政府的过度膨胀干扰分工，缩小市场，严重抑制了企业家的自由生长。

　　（作者系财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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