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眼中的周恩来：他是中国人的“总管家”(1)

    周恩来一生的历史，就是新中国的孕育史，就是新中国的诞生史，就是新中国的成长史。

    “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这个题目，我感到很符合周恩来的特点。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可以用来指称周恩来，也可以用来指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但“总管家”不可以用来指称毛泽东，不可以用来指称刘少奇，也不可以用来指称朱德。我写过一本名为《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的书，1996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很受读者欢迎。但我的那本书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即内容不够全面。写那本书时，为了避免同其他写周恩来的书内容上重复，主要是从经济工作方面去写的。虽然经济工作是基础的和主要的方面，但总管家周恩来的工作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统战、军事、文化、卫生、体育、教育、党建……

    总管家称谓的由来

    最早称周恩来为总管家的是朱德。据薄一波回忆，1948年５月，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刘少奇、朱德汇报经济工作时，朱德说：“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一个家。他会把这个事情办好。”曾担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李琦，在给我写的《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作序时写道：“新中国成立前，正在筹建政府机构时，德高望重的朱德同志就曾经说过，周恩来是党内的总管家。”

    毛泽东也曾对周恩来用过这样的称谓。他曾对许多人感慨：我们的总理，“上至国家大事，下到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韩素音在她的著作《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描述要在战争废墟上建设新国家时写道：“当时的中国可谓千疮百孔。一切要仰仗毛称之为'大管家'的周恩来修补这条破毯子，并在有朝一日提供新的毯子。”

    周恩来认为自己是总理，就得什么事都要管，其职责就是总管家。他对各省市区和各部委负责人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他对秘书们也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我不怕忙，我能忙过来。”他认为既然是一国总理，天下大事应该最先知道，第一个知道。周恩来要求秘书们，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情要立即报告给他，不管他是在主持会议，还是在接见外宾，都要立即写条子递进去；如果在睡觉，哪怕刚刚吃下安眠药，也要立即叫醒他。在这样要求下，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事件，主管部长还不知道，周恩来已先知道了。1968年9月，周恩来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

    对中国情况颇有研究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周的经历表明，他正是人们所说的总管一切的人。”周恩来逝世时，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海外媒体评价周恩来“是北京全天候人物”，“是中国总管一切的人”，“是一位伟大的管理家”。这些评价符合实际情况。

    从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的角度看总管家

    总管家的称谓，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总战略家、总决策者的称谓。没有总管家的具体操作，总战略家的战略和决策，就可能被束之高阁，难以付诸实践。没有总战略家的战略谋划和决策，总管家的具体操作就会失去依据和方向。这正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

    郭沫若称毛泽东与周恩来是“同心、协力、共命”的关系

    在群星灿烂的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毛泽东扮演的是总战略家、理论家、总决策者的角色，周恩来扮演的是总管家、实干家、总执行者的角色。就像郭沫若所说，毛、周两人是“同心、协力、共命”的关系。毛、周两人的“协力”是和而不同的协力，是差异互补的协力。

    儒学大师马一浮曾在中南海怀仁堂挥笔写下两副诗联，分别赠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赠毛泽东的诗联是：“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透过这副诗联，我们看到的毛泽东是提出理论、原则，绘制新中国发展蓝图的人。赠周恩来的诗联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透过这副诗联，我们看到的周恩来是将原则具体化、目标步骤化，使设计蓝图进入可行性操作之中的人。马一浮以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用两副诗联表达了对毛、周之间协力合作关系的深刻认识。

    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为了让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战略性的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常常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管理者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如此。周恩来多次对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说，毛主席听汇报看文件只记几个大数就够了，我是办具体事的，要记一些具体数字。有一次，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问他，为什么不做些理论工作。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的。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