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岛慎一与刘正成先生论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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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书法文化研究家西岛慎一    邹涛  译

       编者按香港《书谱》2009秋刊“刘正成研究”约请了日本著名文化学者、原二玄社总编辑西岛慎一先生撰写了此文，现贴于网上以飨网友。

                     (一)

“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晋书-王羲之》传如此论。“手追”当是指持笔运书，即形容书法“手的轨迹”。书法还有“心慕”之说，即被所书对象打动，以此尝试模拟笔的轨迹，故又称此为“心的轨迹”。晋书中所喻，心手双畅，两种轨迹和而为一者唯羲之一人。

书法因王羲之的登场而自律为艺术，此自律易被理解为笔迹，即书法。书法史则作为笔迹的展开史得到阐述。在古法的学习和传授中被视为第一要件，从而变得形骸化。

董其昌则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缺点，强烈主张回归羲之的“心慕手追”世界。董将自己的书法同赵孟頫的书法进行比较，得出以下论述。“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不作意，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第作意者少耳”（《容台别集》卷四书品）。

重点论述了熟与生、作意和率意等书法制作的目标和手段的对比性思想，否定了赵书的熟与作意之特点，立足于董的率意，追求新生的秀色。董又说“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容台别集》卷四书品）。由于董其昌的“率意论”的登场，中国书法史观从中世纪进入近代，有了质的变化。出现了以率意论为立足点的张瑞图、王铎、傅山，继邓完白、赵之谦、吴昌硕之后金石派雄起，以前所未有的创作姿势支持了率意论。

1996年秋与刘正成先生在东京见面时，我阐述了以上的论点。在刘先生的推荐下，其经纬以“中日两国书法发展面临许多共同问题”为标题登载在《中国书法》杂志1997年第二期上。

当时中国书法界正围绕着书法的现代化进行着讨论，主要论点皆围绕着西方艺术的近现代展开和受其论据的影响。即由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和其思想引深出的印象表现主义而来。

董其昌的率意论不正是一种印象主义的宣言吗。按照董说书法的现代化是否可能？我真想如此询问。

                        (二)

中国书法当时如此，在过了十几年后的今天依然在就造型、构成等进行着讨论。书法若无造型便成立不了，但光有造型也成不了书法。若从心慕手追的论述论述，非将气、性灵、韵等重要性加以考虑不可。

现代西方艺术以构造主义为主进行讨论者较多，因此立足的基础有思想层面的因素。而以写实为旨的描写主义的西洋绘画则是固定化了的中世纪社会的产物，之后与追求人性自由的文艺复兴思想同样，西方绘画产生了质的变化，脱离了单纯的描写主义，成为立足于印象主义遗迹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

想必董其昌的率意论是对此潮流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吧。以率意为基础，追求书法的文艺复兴，在现代书法方面得以开花结果。至少在日本的近现代书法史上，如内藤湖南、神田喜一郎、西川宁、青山杉雨等有心人皆如此看待董其昌的率意论。西川、青山先生以此思想为立足点，实践着自身的书法艺术。神田先生以董说为背景，论述了禅学和李卓吾的童心。青山先生将神田说进了一步，认为在董活跃的万历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市民文化的繁荣。董的率意论让人看到了以文艺复兴运动为基础的人性解放动向。
作为了解以董说为基础的日本近现代书法史理论与实践者之一，我曾提出建议，中国书法界是否也应该讨论董其昌的率意论。

                   (三)

十分意外的是，刘正成先生同我的交流竟始于古人。1979年3月，筑波大学书法专业的大学院生组织了以今井凌雪为团长的访中团，我也随同前往。刘正成先生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书法交流会，当时先生34岁，我44岁。我从翌年1980年开始参加青山杉雨先生的访中团，开始了每年访问中国的活动，主要访问以上海、杭州等江南地区，有过交流的先生们有王个簃、沙孟海、林散之、谢稚柳等等长者。但我一直没有放过经常观察年轻人中有无可以引领下一步中国书坛的人物的机会。我从创刊号开始一直不间断地订阅上海的《书法》、《书法研究》、北京的《中国书法》、《书法丛刊》、武汉的《书法报》等专业报刊杂志，参考此五报刊的报道内容，决定该读哪位作者的论文。

1980年，第一届国展开幕，我特别注意报道的参加者名单，刘正成先生也在其列。1981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从那时起，希望与我（当时任日本二玄社总编辑）交流的中国书法家有增无减。从1982年开始，因二玄社的业务关系我访问了北京，有了同年轻书法家交流的机会，并多次到北京师范大学拜访启功先生，听取了宝贵的意见。

进入1994年，《中国书法》第一期刊登了“古文字学家书法座谈会”的特集，有李学勤、高明、裘锡圭等著名古文字学者登场论述了书法理论。继而每期都组织美学家、美术史论家、古书画鉴定家、文学家等召开座谈会讨论书法问题。《中国书法》的内容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我因工作关系参与了故宫博物院的有关事务，因为当时故宫的学艺部门干部得知我从事书法出版事务，所以经常听取我的意见，也曾谈到有关书法界与外部毫无联系而颇感困惑。大家认为，书法在中国属于文化领域，相关领域范围很广，在相关领域中，定有对书法有一定思考者，是否该多听取他们的意见，等等。持此观点的单国强先生就曾出席过古书画鉴定家的座谈会。

《中国书法》的编辑体制在朝着应有的方向发展，我推察，主持了这一系列座谈会的关键人物就是刘正成先生，中国书法界的下一代新星如此登场了。刘正成先生的名字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有关中国书法界的现状，我曾一直抱有疑问，现在出现了可以直接讨论的对手。

1995年1月24日，刘先生访日，在名古屋的中京大学进行了一场演讲，我有幸旁听了该演讲。题为“中国书法的历史发展与美学观念”，论述了贯穿丰富历史认识的中国书法史通论。他将始于先秦直至当代书法的历史分成八段，论述了各个阶段的书法特质和思想倾向，听着很受刺激和启发。

他论述的有关西方美学思想对当代书法的影响的内容值得关注：日本的少字数书和前卫书法依据于西洋美术的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手法无视作为书法特色的章法，因此产生不了写意性，有被截断的印象。刘先生是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看待书法的。

此次演讲在之后的《中国书法》1995年第三期刊登了“中国书法的文人化非文人化倾向”为标题的文章。刘先生指出，书法有“书卷气”和“金石气”两个审美特性，并随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代替书卷气的重视结构的潮流，邓完白的“计白当黑”之言是重视形质的象征。我认为这正是书法家由文人化向非文人化的发展。

刘先生似乎很追求文人的属性。中国有过文人即士大夫的历史经历，先生将其定义更加严密化了，向非文人化的进化便是从此派生出来的。但是，将书卷气限定在文人书法范围内定义是否有理论上的矛盾？形质美导致结构主义，正如在名古屋所论述的与章法的放弃相关联。

                     (四)

在我们日本，不存在文人这一历史性阶层，文人不应该成为代表社会的一种属性，只不过是代表生于文墨喜于文墨者的代名词而已。只有象西行、吉田兼好、芭蕉等所代表的为无常思想而生的无用者的系谱才被称之为文人。无常，从否定的角度看人生，作为存在的旁观者反而持积极参与现世社会的人生观。董其昌的率意论不正是提出了与属性不同的新的文人观吗。董其昌之所以倾倒于李卓吾的童心说，就是其不拘泥于社会属性，想构筑新的文人精神。

1997年12月，在台北发表的“论中国书法的美术化倾向”中，刘先生再次论述了从书卷气的灵性美、神采等推移到书法形态的宏观现象----即追求形质的金石气的观点。也就是说从重视性情向重视形质的潮流可定性为美术化倾向。从论述历史变迁的推移上看此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但先生在名古屋论述的写意艺术的特征又如何呢？

1996年发表的“体与用----论康有为的书法历史观”中，先生引用了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行论述。以中国书法为体，以抽象主义绘画为用的方法论成立得了吗？恐怕这容易被视为生物学里的“杂交”，难以创造出新的生命体。

刘正成先生的书法艺术不正是追求了书卷气的神采之质吗！注重章法，表达写意，刘先生这样的书法大概是受苏东坡的影响较大，因为苏东坡主张“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东坡题跋卷四）我认为刘先生的书法艺术的特长便是此东坡论的实践。

在与刘正成先生讨论书论时，我不断地直接地提出自己的疑问，以上便是我对当今中国书法感受到的最直观而朴素的问题，而且我至今尚未找到能够代替刘先生回答我问题的人。刘先生以为如何呢？

(邹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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