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男孩危机：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一文的反驳

孙云晓  李文道^[①]  赵  霞

 

摘要：针对徐安琪在《男孩危机：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一文中对“男孩危机”和“拯救男孩”的质疑和误读，本文以大量研究结果为基础，论证了男孩危机绝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而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男孩在学业、体质、心理和社会适应等方面面临发展危机；男孩和女孩都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但应试教育与男孩天性背道而驰，对男孩更不利；父亲对男孩性别角色的发展非常重要，中国父教缺失严重；性别差异先天存在，需要因性施教。

关键词：男孩危机 应试教育 父教 因性施教

 

2010年2月的《青年研究》发表了徐安琪研究员题为《男孩危机：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的文章（以下简称为《伪命题》），认为“男孩危机”的提出是“危言耸听”，“男孩危机”是个伪命题。徐安琪研究员长期关注女性、婚姻和家庭研究，颇有影响。然而作为《拯救男孩》的作者，我们并不认同其文章的核心观点，但也很愿意就一些问题进行商榷，并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对一些事实加以澄清。

 

一、男孩学业危机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伪命题》质疑“高考状元女生多是‘男孩学业危机’的主要指示器”，认为只是反映了部分考试成绩突出女生的学业成就，并认为“即使是各级各类学校的女生学习成绩优于男生，也未必表明女性在教育领域已占据优势地位，‘阴盛阳衰’的所谓‘性别倒挂’已威胁到男孩的生存”。

首先必须重申，我们并不赞成宣扬高考状元，但高考作为高等教育人才的选拔制度，其合理性、科学性是得到肯定的。近年来，这一群体中性别趋势的转换之迅速之剧烈不能不引起关注。从1999-2008年，不到十年时间，高考状元中男女生的比例发生了逆转，男生由66.2%下降至39.7%，女生则由33.8%上升至60.3%；不仅文科状元中男生由47.1%降至仅17.9%，理科状元中的男生也由86.1%降至60.0%。大学的国家奖学金获奖者中男生的弱势也非常明显，男女总体比例均接近1：2，而且在各类大学中呈现同样的特点，女生的优势是压倒性的。《伪命题》指出，许多女生考分高的专业（文科为主）存在给予男生降低入学标准的优惠待遇，这种不公正的现象不是恰好说明了男生在学业上的落后状况吗？

众多研究表明，几乎在每个学龄段，男生的学业表现都落后了。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很多教师和学生都明显地感觉到，男生在学校的整体表现不如女生，考试成绩落后，班队干部、三好学生也以女生居多。一些地区性的调查证实了这种感觉，例如，在北京市2008年“小升初”被推荐的优秀生中，女生的比例明显高于男生，一些学校男女比例超过1：2甚至更高（罗德宏，2008）。对广东省301名中小学教师的调查发现（许思安、张积家，2007），最近一次考试成绩排在前10名的学生中，女生显著多于男生，后10名的学生中，男生显著多于女生；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总成绩在班级中位于前25%的学生人数，女生也显著多于男生，后25%的学生人数，男生显著多于女生；班干部和三好学生中，女生的人数显著多于男生。对上海市部分初中和小学的600名学生的抽样调查表明（丁钢，2004），在语文、数学两门主课上，无论是平均分还是及格率，女生均保持绝对优势。对湖南省邵阳市、邵阳郊区、邵阳县等地的多所中小学的抽样调查发现（赵永华，2004），小学至初中阶段，女生各科的总成绩显著优于男生。

在高中阶段，对重庆市26所中学6539名高中生会考成绩的统计分析发现（吴岚，2002）：（1）女生的学习成绩总分显著高于男生。男生总分平均分为624.27，女生总分平均分为632.28；（2）学习最好的女生多，学习最差的男生多。如果根据分数高低将学生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分数段，那么男生处于高、中、低分段的人数比例分别为7.0%、79.4%、13.6%，而相应的女生比例则分别为10.0%、80.0%、10.0%；女生在高分段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男生，而在低分段的人数比例显著低于男生；（3）女生的优势科目是男生的两倍，男生占优势的科目只有3门，即物理、化学和地理，女生占优势的科目多达6门，分别是政治、语文、数学、生物、历史和英语。

男生在学习成绩上的落后一直延续到大学阶段。对全国34所大学2003级毕业生的调查表明（文东茅，2005）：成绩排名靠前的女生多，排名靠后的男生多，学习成绩前25%的男生比例为31.2%，女生为44.9%，学习成绩后25%的男生比例为7.7%，女生为2.5%。

可见，从中小学到大学，男生的学业成绩普遍落后于女生，男孩的学业危机是全线性的危机。这既没有言过其实，更不是杞人忧天。事实上，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工业化国家，男孩学业落后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在英国，近些年的考试结果表明，女生几乎在所有的科目上都比男生表现优异。在英语、外语等科目上，差距非常明显，即使在传统的男生优势领域，如数学和科学科目上，女生也与男生达到旗鼓相当的成就。在澳大利亚，联邦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表明，男孩不仅在读写能力、学校投入和喜欢学校、教育成就等方面与女孩存在差距，在出现纪律问题和被学校开除的学生中，男孩几乎占了绝大多数。在美国，男生比女生更早脱离正式的教育制度离开学校，人数比女生多，年龄也比女生小。年轻女性要比年轻男性更愿意上大学，更可能读到毕业，而且更有可能去攻读一个硕士学位。美国的《商业周刊》曾这样断言：“在美国各地，女生在学习方面似乎建立了一个罗马帝国，而男生则像古希腊一样日趋衰败。”

男生学业落后引起了教育者与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之所以关注这一问题，是因为男生学业落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学业落后让男生在校园里成为被忽视的边缘群体，男生变得讨厌学校，讨厌学习，反教育、反学习的态度和厌学的情绪很容易在男生群体中蔓延。学业失败、旷课逃学、离开学校、闲散于社会，是很多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基本路径。随着不需要技术的体力劳动工作越来越少，教育成了不可逾越的门槛，学业失败的男生将越来越难找到好一点的工作，在建立家庭方面也将面临更大困难。根据美国2005年的统计，一个年轻男人如果没上过大学，他的收入不到大学毕业生的一半，被解雇的风险比大学毕业生高3倍，离婚、犯罪、无家可归的概率也更大。学业上的帮助可能是预防这些社会问题的最经济的投资，难道非要等其威胁到大多数男孩的生存才值得关注吗？

 

二、应试教育对男孩更不利

 

《伪命题》认为“将男孩的学业成绩已被女孩追上或超越归咎于‘应试教育’尤其是以考试成绩来决定升学的方式无疑是打错了板子”，提出“近年来无论是高考、中考还是各级各类学校的期中、期末考试，越来越偏重于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仅靠死记硬背已难以获得高分。而随着试题中素质教育含量的日趋提高，女生的成绩未见下降却日渐上升，这只能说明，当今的女孩并非只是擅长死记硬背，她们同时还是素质教育的受益者。”《伪命题》还进一步论述了高考的不可替代性，并指出女孩之所以成绩优秀是因为她们的勤奋努力而非善于死记硬背。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我们说应试教育是“男孩危机”最凶猛的杀手，并不是说考试是“男孩危机”最凶猛的杀手，应试教育显然不等同于考试，否认应试教育也并不是要否认考试的功能。在目前情况下，高考仍然是较为公平、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近年来，我国也的确在高考改革方面做出了诸多尝试。但是考试改革不仅仅是改变考试的内容或形式，更重要的是考试理念的革新。当前在考试理念上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倾向是以考试代替教育评价，以考试成绩作为主要的评价指标，评价方式单一，评价结果被简单、机械使用，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个考试要考出人的长处，考出人的优点，这才是好的考试。好的考试要让学生知道自己适合学什么，适合往什么方向发展，给每个人以科学的评价（戴家干等，2007）。但反观我们的考试，以纸笔测试为主要形式，较多强调了学生的阅读能力、语言能力，而对其他如逻辑能力、空间能力、动手能力、运动能力较少考察。单就语言能力来说，大量研究表明，女孩获得语言、发展言语技能的年龄较男孩更早，女孩在语言上的优势持续整个学生时代。大量以语言和阅读能力为基础的考试，不仅会挫败语言能力处于劣势的男孩，对一些语言能力欠佳的女孩也有失公平。应试教育拿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标准评价所有的孩子，完全忽视了不同性别孩子之间的差异，让许多各具个性的学生难以发现他们自己的长处，难以展现他们自己的优势，更难以在当前的评价体系下获得承认。男孩们长期在学校得不到正面的反馈，最终将会挫败他们的积极性，造成严重的伤害。这样的考试制度显然还需要大力进行改革，使不同性别、不同个性、不同才能的学生都能够通过考试正确的评价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而不仅仅如《伪命题》所说“唯一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改变的是考试内容更有效地评估考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靠死记硬背获得高分的概率。”

值得注意的是，女生虽然在考试成绩上占据了优势，但为适应这样的评价体系，也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辛苦和努力。2009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1800多名高中生的调查表明，女生每天做作业以及额外学习的时间都多于男生，47.4%的高中女生每天做作业在两小时以上，35.1%的女生除了学校上课、做作业外，每天还要额外学习两小时以上，比例均高于男生；67.3%的女生“非常想提高成绩，也愿为之拼命努力”，多于男生，而男生“想提高成绩，但不想太辛苦”的多于女生。女孩的勤奋努力值得肯定，但为提高成绩而付出超长的学习时间，其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长期坐着学习对身体的伤害，没有时间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没有机会探索自我等等，都会妨碍女孩的长期发展。女孩绝不是应试教育的宠儿，她们同男孩一样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牺牲品。

我们特别指出应试教育对男孩更不利，是因为应试教育的许多做法与男孩的天性根本是背道而驰。男孩天生具有更高的活动水平，早在胎儿时期，男孩的身体活动就比女孩活跃，在整个童年期，男孩都一直保持着比女孩更高的活动水平（David R.Shaffer，2005）。男孩还更喜欢竞争、冒险、挑战，这些行为倾向都与男孩体内更高水平的雄性激素分泌有关。应试教育的要求正好与男孩的这些天性相反，不少中小学包括幼儿园都在追求一种静的文化，禁止学生课间奔跑，要求轻轻地走路，轻轻地说话，甚至拆掉了单杠、双杠等运动器械，春游、秋游或远足之类的野外活动更不敢组织。男孩正常的成长需求不仅得不到满足，反而很容易被贴上不守纪律的标签，成为老师批评的对象。

男孩在很多方面的发育较女孩要晚，一名刚出生的女婴的身体机能和一名出生6个星期的男婴不相上下。女孩达到成年身高的一半、进入青春期及停止发育的时间都比男孩早，女孩一般11岁左右进入青春期，身高迅速增加，而男孩大约13岁左右进入青春发育期。在儿童青少年时期，男孩的大脑发育总体上落后于女孩（里奥纳多·萨克斯，2009）。在心理发育方面，英国学者葛非·哈曼（Geoff Harman）的量化研究指出，11岁时，男生口语能力、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的发育水平分别比女生晚11、12和6个月（庞超，2007）。研究还表明，在自制力和言语发展上，男孩的落后尤为突出。但是应试教育模式化的培养模式，对男孩发育晚于女孩的事实根本不予考虑，许多原本正常的行为或表现被认为是落后的，不少男生因此被扣上“差生”的帽子，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近年来，素质教育的呼声虽然很高，但应试教育却愈演愈烈，升学压力不断下移，“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了普遍流行的教育口号，不少父母希望孩子尽早入学以求抢占先机，同时又渴望自己的孩子出类拔萃超过同龄人，这对于很多男孩来说可能都是灾难性的。

男孩与女孩对学习方式的偏好各有不同。对全国10个省市3737名中小学生学习状况的调查表明（郑新蓉、韦小满，2000）：男生更倾向于动手实验和操作的学习方式，女生更倾向于文字及语言类的学习方式。男生更喜欢用电脑这种学习方式，男生更喜欢“实验”，而女生更喜欢通过“读课外书”、“聊天”来学习。性别教育专家迈克尔·古里安（迈克尔·古里安，2006）认为，男孩的大脑与女孩大脑相比，更多地依赖动作，更多地依赖空间机械刺激。男孩天生更容易接受图表、图像和运动物体的刺激，而不易接受单调的语言刺激。同样面对教师滔滔不绝的讲授，男孩的大脑就要比女孩更有可能感到厌烦、分心，他们也更容易表现出瞌睡或坐立不安的行为。这可能是因为男生的大脑在一些区域成熟比女生快，而另一些区域成熟比女生慢。

一项规模较大的大脑研究发现，男生与女生在大脑发展顺序上不同，女生大脑中掌管语言和精细动作的区域比男生早熟六年，而男生大脑中掌管目标和空间记忆的区域比女生早熟四年（Harriet等1999）。该研究认为，男女生大脑中负责语言、空间记忆、运动协调及与别人相处能力的发展是不同顺序、不同时间、不同进度的。不考虑这些差异，就无法让孩子在适合的年龄以适合的方式开始学习，就会导致在幼儿园甚至更早就让男孩和女孩一起学习阅读、识字，在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之前提前学习，反而会让他们反感阅读，厌恶学习。

以升学考试为中心的应试教育使男孩在学校中受到严重伤害，是导致男孩学业危机的罪魁祸首。同时，它还与男孩所面临其他一些身心发展危机有关。《伪命题》作者也承认，学生技能和身体素质下降确实是应试教育的负面后果之一，但《伪命题》显然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根据《2005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的数据，1985~2005年，中国男孩在营养不良、超重、肥胖发生率方面持续走高，如7~22岁城市男生肥胖的比率由0.19%飙升至11.39%，超重比率由1.23%升至13.25%，同时中度以上营养不良的比率也由0.08%升至0.13%，轻度营养不良由2.59%升至2.88%。男孩在重要体质指标上的表现均呈下降趋势，20年间，城市男生和乡村男生的肺活量分别累计降低304亳升和312毫升，立定跳远（下肢爆发力）成绩分别下降5.18厘米和3.24厘米，斜身引体（力量素质）成绩分别减少3.50个和0.69个，50米×8往返跑（耐力）成绩分别下降8.88秒和8.40秒，1000米跑（耐力）成绩分别下降22.82秒和17.47秒，50米跑（速度）成绩城市男生下降0.02秒（唯乡村男生在此指标上未下降）。随着国家经济改善，孩子们享有的营养和卫生条件不断提升，但男孩体质不升反降，比20年前还要差，就连征兵都面临体质差、合格率低的尴尬现状。国家的未来取决于现在的孩子们的素质，包括男孩也包括女孩，而身体素质是最基础的素质，如此体质状况能不让人为国家安全和民族未来忧虑吗？

众多心理学研究表明，多动症、学习障碍、智力障碍、自闭症等儿童青少年阶段常见的心理疾病上，男孩的发病率远远高于女孩。男孩与女孩患多动症的比率为4：1~9：1（王建平，2005），患自闭症的比率为6：1~9：1，患学习障碍的比例可能在2：1~6：1（王建平，2005），智力障碍的发病率比例为1.5：1~1.8：1（王玲，2002）。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2008年发布的数据表明，男性青少年比女性青少年更易于沉溺于网络，男性青少年网民沉迷网络比例为13.29%，女性为6.11%，男性约比女性高出7.18个百分点；在沉迷网络的青少年中，男性比例达68.64%，远远高于女性的31.36%；《中国小学生互联网使用行为调研报告》指出，在小学阶段，男孩沉迷网络的比例（9.5%）明显高于女孩（4.6%）。男孩的社会适应也不容乐观，男孩是一个更容易卷入暴力和犯罪的群体。在工读学校、未成年犯管教所中，男孩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女孩。2007年，全国工读学校在校生中，男生比例高达86.30%，是女生的6倍多（韩进，2008）。故此，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甚至说：“威胁社会秩序的不是暴力和犯罪，而是男人。”

男孩与女孩在心理和社会适应上的这些差异客观存在，而应试教育或者与这些危机有直接的关系，或者加剧了这些危机对男孩的伤害。就沉迷网络问题来说，中小学生陷入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应试教育严重挤压了他们的生活空间，枯燥单调的学习模式让他们厌倦，而且男生更加难以在学校获得成功的体验，相比较而言，上网、玩游戏比学习有意思多了，它以上网者的兴趣为中心，引导上网者自由去探索，并能不停地获得奖励和满足。一位资深游戏玩家说：沉迷网络的出现，正是应试教育形式输给网游“教育”形式的具体表现。此外，应试教育表面上对教育抓得很紧，而实际上真正的教育被荒废了，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人格完善、社会适应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由于男孩一些常见心理疾病的发病率更高、更容易出现社会适应不良，从而更多地遭受教育荒废的不良后果。

 

三、父教对男孩很重要

 

《伪命题》的第三个质疑是“父亲榜样缺失导致男孩阴盛阳衰”。《伪命题》作者曾做过父职参与的专题研究，承认中国父亲在子女教养和关怀陪伴方面做得还很不够，赞同并期待父亲有更多的参与和作为，这不仅对男孩而且对女孩的全面发展、不仅对孩子而且对夫妻关系的和谐融洽，乃至对父亲自身的体验及成长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很高兴看到上述观点，但该文对我们的观点的某些误读令人不解。我们认为父亲在男孩的成长中有着不同于母亲的重要作用，但并未得出“在家庭教育中，父亲的作用应大于母亲”的观点，我们指出母亲在养育儿子过程中面临一些挑战，比如要克服溺爱、过度保护孩子的倾向，但并未“贬损女性的教养方法、夸大男性主导作用”。

众多研究都承认父亲对孩子的性别角色发展有重要影响。弗洛伊德认为，男孩在发展过程中会有意识无意识地模仿父亲的角色和行为，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性别特征的行为。社会学习理论则强调榜样的作用，认为父亲为孩子提供了一种男性的榜样和行为模式，男孩往往把父亲看作未来发展的模式而去模仿父亲，女孩则往往从父亲身上的男性品质上找到未来生活的参照，青春期的女孩甚至会把父亲看作为未来丈夫的模式。研究者比尔通过对父亲缺失家庭和完整家庭对比发现（Biller，1969），完整家庭的男孩比父亲缺失的男孩在性别角色定位上表现出较多男子气。然而，父亲缺失对孩子性别角色的影响，是由于家庭中缺少了男性人物所致，还是因为父亲的离去使家庭遭受贫困等问题所致，目前的研究并不能得出清晰的结论。因此，研究者转而研究父亲在双亲家庭中的影响，尤其是父亲与男孩和女孩的交往方式的不同，来揭示父亲在孩子性别角色形成中的作用。美国父亲角色研究的专家罗斯·派克的研究发现（罗斯·派克，2000）：由于父亲往往以更加鲜明的、更加差异化的方式与儿子和女儿互动，父亲在孩子的性别角色发展中比母亲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另有研究证实（李泽志、袁妮，2006）：如果父亲在家中是果断的、具有支配性，男孩往往表现出高度的男性化；如果父亲在家里是软弱而母亲具有支配性，男孩会表现出更多的女性化特征。事实上，父亲是以各种方式在影响着孩子性别角色的形成，除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模型，还通过他们的人格、他们与孩子日常交往的方式等等。因此，对于《伪命题》认为传媒对孩子性别角色形成的实际影响已不亚于父母的说法，我们并不赞同，传媒可以提供性别角色模型，但无法替代父亲与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和日常互动。

父教缺失将对男孩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在西方研究领域，20世纪30年代末到70年代被称为“缺席父亲”时期，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父亲服兵役难得见到孩子，而二战之后，许多父亲为养家整日在外工作，只有晚上和周末才能见到孩子。后来随着离婚率上升和单亲家庭增加，“缺席父亲”逐渐被用来指由于分居或离婚而与孩子偶尔联系或完全不联系的父亲。在美国，研究者注意到无父家庭的男孩更可能成长为危险男人。美国著名的男孩研究专家迈克尔·古里安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提供了一组数据：在美国，90%无家可归或离家出走男孩来自无父家庭，71%的高中辍学生来自无父家庭；63%的自杀青少年来自无父家庭；70%青少年惩戒所里不良少年来自无父家庭。父亲不在当然不是造成青少年犯罪和问题行为的唯一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与此相伴，比如离婚家庭常常生活贫困等等，但是，父亲不在，孩子失去了学习自我控制的榜样，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美国学者大卫·布兰肯豪恩认为，高离婚率社会所面临的并不仅仅是父亲的丧失，而且还有为父之道观念的衰落，这一点具有致命的社会后果，因为许多孩子正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成长：当他们需要帮助时，却没有一个权威人物可以依赖。

我们特别强调父教对男孩成长的重要性，是针对中国父教缺失的严重现状提出的。近年来，不仅离婚率剧增带来单亲家庭增多，而且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致使为数众多的留守儿童长期与父亲分离，即使在完整家庭中，越来越大的职场压力也在迫使父亲们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工作上。新浪网2009年的调查显示（黄冲、韩妹，2009），在1988名被调查者中，60.7%认为“现在的孩子缺失父教”，26.3%“觉得不好说”，仅13.0%认为“父教并不缺失”。同时，社会价值取向的快速转型和日趋多元化不断地削弱父亲对孩子的影响力，父亲的权威形象日渐消解。虽然父亲积极参与育儿、参与孩子生活的新形象正在逐渐出现，但这种变化非常微弱和缓慢。在新的父亲形象并未建立，而传统的父亲形象日渐流失的今天，父教缺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如果不及时加以关注，受影响的将是一代男人。

 

四、男女有别，因性施教

 

《伪命题》质疑“男女有别，因性施教”的提法，理由有二：一是男女孩的大多数差异并非“天生”的而是在成长的社会化过程中学习、模仿，尤其是被传统的性别规范所建构和塑就的；二是“双性化”不同于“中性化”，应该实施双性化教育。我们认为这些理由并不能否认“因性施教”的必要性，而且其中对我们的观点也多有误读。

首先，我们也来看看“男女有别”的先赋性和后致性。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了多种理论来解释性别差异。这些理论有的强调不同性别的生物差异，有的则强调社会对于儿童的影响。强调先天生物差异的学者认为，人类生物学的各个方面，包括激素、染色体、大脑、基因等是形成男女先天行为差异的原因。近年来脑神经科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比如科学家发现，随着女孩年龄的增加，她们的右脑越来越有组织性，右脑半球不同脑区之间呈现越来越清晰的联络路径，男孩则在左半球呈现这种发育趋势，这或许能解释他们在认知能力和学业表现上的差别。但是这些大脑差异也可能是受到社会化过程影响的结果。强调社会影响的学者在整个二十世纪占据主流，他们认为，儿童对成为一个男性或女性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所处社会环境的“性别课程”给予了他们什么；他们主要研究男孩和女孩是如何在家庭、学校、同龄群体及传媒等的影响下，变得“男性化”和“女性化”的。例如心理学家班杜拉等社会学习理论者认为，儿童通过两种途径获得性别认同、形成性别角色偏好，首先通过直接教导，那些与其性别特征相一致的行为得到鼓励和奖赏，其次通过观察学习，儿童习得多个同性别榜样的态度和行为特点。后来出现的社会建构的观点，则更强调人在性别形成中的主动性和选择性，一些研究者认为，从3岁开始儿童即是积极的自我社会化者，他们会尽一切努力获得自己所认为的与其自我形象相一致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特征。这些认同反过来又强化了已有的性别差异。

事实上，关于性别形成的各种理论从不同的方面增进了我们对性别差异的理解，导致性别差异的生理与社会因素其实很难剥离。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我们既不能否认生物因素的作用，也无意夸大其影响，但却必须正视其存在，而不是回避或无视这些差异。我们努力追求的男女平等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男孩与女孩享有同等机会的社会，也应该是一个尊重和珍惜差异的丰富多彩的社会。“因性施教”的提出也正是基于我们对影响性别差异的生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综合考虑，因为生理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它、了解它、顺应它；因为承认教育等社会因素对性别形成有影响，所以我们才要更加有意识地发挥其影响，使男孩和女孩都能发挥其优势，避免无意识的性别刻板印象对其限制与误导。

其次，《伪命题》特别指出“双性化”和“中性化”的区别，我们非常赞同，这也是我们一贯坚持的观点。心理双性化者同时具有男性化和女性化特征，而“中性化”个体这两种性别特征都比较缺乏。至于“中性偶像”在青少年中的流行，我们必须看到其背后巨大的商业推手，慎重判断其是否真正“反映了传统性别文化的多元转型”，更要看到它可能导致的青少年在性别意识上的焦虑。在这种背景下成长的青少年，更不容易确定作为一个男生或女生的意义是什么，以及长大后要成为一个怎样的男人或女人。

关于双性化是否从各个方面都优于男性化或女性化倾向，当前的研究并未能得出一致的结论。一些研究发现，双性化的人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能够依据当前情境的要求调整自己的行为；双性化的儿童和青少年具有更高的自尊，而且比传统性别特征的同伴更受欢迎，适应状况也更为良好。但也有研究发现，具有过多异性性别特征的儿童，往往处于被同伴拒绝的边缘，自尊水平较低。一项针对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二年级学生性别角色和适应状况的研究发现，适应良好的男孩和女孩将自己看作自身性别群体的典型成员，但同时也认为自己有探索异性领地的自由（Egan等，2001）。我们认为，“双性化”并不等同于“男女无别”，双性化教育应该是顺着孩子先天的性别倾向来引导他，让男孩和女孩首先认同自己的典型性别倾向，乐于做一个男孩或女孩，然后再从学习异性特质中受益。

《伪命题》批评“难道女孩就应该接受教师单调的语言刺激，不需要以运动、实验操作、使用计算机、参与体验的方式进行学习，就不能打篮球”，这显然曲解了“因性施教”的含义及初衷。因性施教并不是《伪命题》所说“体育课让女生跳舞、男生打篮球”，也不是要分别对男女孩进行阳刚和阴柔角色规范的教育，因性施教的核心是要让男孩和女孩得到他们真正需要的教育，所以一定要了解男孩与女孩在学习方式、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上的差异。现在一些所谓无差别的中性教育无视这些差异的存在，其结果反倒是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人为地扩大了性别差异，比如无视男孩语言能力发展较女孩晚的事实，让他们过早地、以不适宜地方式开始学习阅读，这样不仅无助于提高他们的阅读成绩，反而让他们不喜欢阅读，强化了“男生语文不好”的刻板印象；对女生来说，中性化教育同样造成了伤害，由于女生的学习方式与当前学校以语言教学为主的教学方式较为匹配，优异的成绩鼓励了女生固有的思维方式，但并未能鼓励和帮助她们超越传统性别定型的束缚。一些分班教学实验发现，在单一性别的教室内，男生和女生更能打破性别刻板印象，而在男女合班时，性别刻板印象会造成轻微的压力，使得男生和女生较少表现出不那么“男性化”和“女性化”的偏好与行为。

总的来说，在一个性别差异客观存在的社会中，试图无视这种差异，对男孩和女孩都只会造成伤害。女孩在很多领域仍然遭受歧视，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但这并不能掩盖男孩在很多领域逐渐弱化的事实。如果说教育在消除歧视上还能有所作为，那么我们认为，因性施教比无性别教育更有助于消除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更有助于满足男孩和女孩的真正需要，更有助于实现每一个人的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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