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勇：关于反右斗争的两封通信

吴兴勇：关于反右斗争的两封通信时间:2010-07-03 14:37 作者:吴兴勇点击:897次
　　（一）
　　冯惠彬同学：
　　您近来好吗？身体情况如何？自从上次接到你的信以后，我一直没有回信给你写信，可是您不要以为我把您忘了，我始终记得您的友谊。
　　那一次参加广州中山大学的同学聚会，我第一个遇见的同学就是您，散会后，我离开广州，回到长沙后，即接到您的来信，在我的记忆中，您似乎当过班长，但王贵民同学和傅举有同学说您没有当过，究竟如何，无法查考，我想您至少当过劳动委员，当时您是不是被定为左派呢？即使是的，我一点也不怪罪您，您的表现也和他们那些“左派”不一样，那些所谓的“左派”的凶神恶煞的嘴脸至今令我寒心。但您与他们不同，首先，您不是干部生，同情应届毕业生，在劳动中你对我很照顾，有一次，在劳动紧张的时候，您甚至走来问我说：“你需要休息一下吗？”我说：“不需要。”在这简短的谈话中，体现了充分的人性。这意味著，您并不把我看成是一个右派分子，而是看成是一个同学和一个人，人累了是需要休息的。因此，您的询问是非常正常而合理的，是人性未泯的表现。而另外那些所谓的“左派”呢？在他们的嘴脸上除了“奴性”和“兽性”外，我看不到别的东西。他们绝对不会关心一个右派分子，觉得他也应当在劳动中休息一下。
　　在您的这一封的来信中，您发了一些感慨，信很长，讲述了许多经历的往事，言辞十分恳切，话语十分诚挚，一片故人的心意。其中表述了您对参加反右等政治运动的反思，您的许多看法是对的。但两年来，我一直没有回信给您，这样很对不起您这位老同学。
　　在丙班时我所以和周济旺同学常来往，主要是他和我睡一个床铺，我睡上铺，他睡下铺。他的自学桌位和我背靠背，这就注定他会受我的影响了。他和我们一样，是幼稚可怜的“应届生”（所谓幼稚可怜，是针对那些年长许多、老谋深算的干部生而言，将干部生和应届生混编在一起，从而造成强凌弱的现象，这对应届生来说，是多么不公平）。他家在农村，经济困难。而我因家在城市，经济条件比他略好。我就凭着这点优势，使他在“鸣放”中，和我站在一边。说真的，他是一个受那些左派干部生欺凌的弱者，在历史系一年级丙班的反右中，他首先被拉来作替罪羊（在我被批判之前），后来在青海劳改21年。
　　历史系一年级丙班的同学中,和我常交往的除周济旺外，要数刘益安了。刘益安同学很低调，对生活没有什么奢望。抱着与世无争的态度，只按着自己的习惯和朴素的需求生活。像他这样对生活所求甚少的人，那些左派理应高抬贵手，可他们仍不放过他，将他定为中右。以致他一生怏怏不乐，受到歧视，终生未婚。死后几乎无人料理他的后事。
　　刘宜安是我的好友，忘年交，在学校中我们经常就一些事情交换意见，我被打成右派后，他还常和我谈心，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为当时其他同学都把我当成麻风病人一般，见面或不理睬，或投以鄙视的眼光。临近处理时，刘宜安还冒险将班上讨论的处理结果告诉我。后来我离开了学校,我们长久没有联系,新时期到来后,他主动写信给我,说他在某杂志上看到我的名字,很有感触。他的书法很好,我至今仍保留着他的信。我们通信交流之后，我出差到郑州河南省社科院去看他，这是我们多年分别后的第一次见面，他见了我，显得十分欣喜和感动，连忙邀请一些朋友们来和我们一道吃饭，其情景，完全是一对多年阔别的老朋友的重逢。他说了许多话，谈了许多过去的事，感慨甚多。这里不能尽述。但他曾向我解释说:历史系56级丙班的同学们对我没有恶感，本来没有想到要送我劳动教养,有保护我过关从轻处理的打算,是我自己的姐姐将我的家信交给她所属的湖南省邵阳市教育局反右负责人,然后再由邵阳市教育局反右负责人将这些信寄给了中山大学党委,所以中山大学党委才决定对我进行严惩.他一再十分惋惜地说：使你受到最严重的处分的是你自己的姐姐，而不是丙班的同学。我相信他的话出自他的真心。
　　在校时，我曾对刘说过：“这种极左势力，是文化的破坏者。”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两人当时曾有激烈的争论。可这次他会见我时，他联系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称赞我有预见。并向当时在中大历史系、此时在河南社科院的一位党员同学讲述此事说：“这就是我向你说过的那位老同学，他当时年纪轻轻，凭直觉发现了问题。”
　　我还记得，我最后一次遇到刘益安大约在1990年左右，那一次我们曾进行深谈，他对我今后的努力方向作了有益的劝告，同时，他还兴致勃勃地领我和他的同事们见面，将河南社科院的学者们一一介绍给我。他一直送我到招待所，临别时约我第二天一定再到他那里去，可惜第二天我没有前往。谁知这竟成了我们的永别，以后我听到了他逝世的消息······
　　刘宜安同学从不参加同学们的聚会。90年代初期，我参加了一次在广州举行的同学聚会，会上遇见了王贵民同学。聚会结束后，王贵民同学从北京写了一封长信给我，陈述他的感触，他说我完全没有变样，还是当年的旧神态。他在信中陈述了自己对参加整人的遗憾，我觉得他的感想是真挚的，出自内心的，尽管他是班上仅有的五个党员之一，他的参与多半是被迫的。特别是他能深刻地自省，并且能够拿出实际行动来补赎。例如，我曾请他审阅我写的《炎黄源流图说》的原稿，他欣然接受了，审读十分认真，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并且将我寄给他的100元审稿费也退回给我。付出了劳动又分文不取。
　　常参加聚会的有何丽儿和韦武等。我记得，我和何丽儿同学的重逢是在80年代初期的北京，我到中国社科院苏联所寻找一份资料，无意中遇见了何丽儿同学。何丽儿同学领我上她家中做客，把她的许多旧衣物送给我的小孩穿，她的小孩比我的一个小孩稍大。但对她的一片补赎之诚心，我却吐出了一句颇刺耳的话：“您现在再热心帮助我也弥补不了你们给我造成的损害。”我这是给她的热心泼冷水。但她是个有涵养的人，文革中因丈夫被关押判刑，有亲身受株连迫害的经历，也受过痛苦的煎熬。所以她原谅了我。后来，她继续寄了不少衣物给我，有一次是托彭慈世同学带给我的。由彭慈世同学亲自送到我家。乐于助人是她的优点。
　　我是在广州的同学聚会上遇见韦武的，当时我对他已没有印象，二十余年如一梦，把好多老同学、老朋友都忘记了。但通过他自我介绍，我约略记得他当时也是个活跃分子。后又听说他毕业后去香港，还担负了统战工作的特殊使命。此后我和韦武交往甚多，因为韦武曾在长沙经营一点生意，韦武为了帮助我，将我介绍给一位他认识的书商。这是一位有实力的书商，绰号杨百万。为了促成我和该书商的合作，韦武曾出钱宴请杨百万全家。后来，该书商约我写历史小说，终于推出和出版了我写的《韩信大传》。韦武在我家吃过饭，韦武的父亲刘老先生曾任广州国民政府的国防次长，是我一位在香港的表哥（名叫邓宏逖）的上司。韦武受我所托，曾到过我在香港的表哥家访问，也到过我在贵州的长兄吴兴智家探望（和宗绍新同学一起去的）。韦武为人慷慨，凡是答应的事，他一定做到。多年来，韦武对我的帮助一言难尽。这也是参加同学会给我带来的好处。
　　对甲班和乙班的同学，我的记忆更加模糊。例如，对蒋炳光同学我就没有印象，在同学聚会上通过介绍，我才认识他，原来他是乙班的班长。也曾被划成右派（可能是在我离开学校之后被补划的）。改革开放以后，他成了特级教师和广西桂林地区高级中学的校长。我对甲班的罗婉华同学（左派）只有一点点模糊的记忆。而对于黄萼辉同学（也许是左派）则完全没有印象，新时期见面，却聆听了她们的主动的深刻的反思。其他的同学更没有印象。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北京来了一位乙班的同学，从名片上来看，他似乎在某军事要害部门工作。我从不认识他，对我来说，他和陌生人差不多，他还真有点架子，令我陪他去湖南省博物馆参观。我遵命陪他去了，还通过关系，让他免费参观了博物馆。我对这位同学的过去全无记忆和印象。但断定他反右时必是左派，不然，为什么能分配到北京重要部门呢？那次我陪他去博物馆，完全是一种义务性的服务。我暗想，鄙人倒霉的时候，你们谁也不把我当成同学，见了面，犹如见到艾滋病人一般，可现在呢，连我不认识的同学，也要找上门来令我为其服务了。这些左派小市民的人情，全是势利眼啊！
　　别说乙班的同学，就是丙班的LightWangdescendantofcalligrapher同学和那位有一副寡妇面孔当过书记的陈同学，我也是重新认得的。最近我才记起这位LightWangdescendantofcalligrapher，当年在会上攻击我时，是不遗余力的，语言非常凶恶和恶毒，说什么“如果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吴某一定会端着枪上街。”他是转学来我班的，我从未得罪过他，他如此凶恶，也许是前世结下的冤仇，或许是他为了积累政治资本，就大干落井下石的勾当，按左派的政治术语来说，叫“痛打落水狗”。他是如愿以偿了，毕业后分配在人民日报工作，青云直上，周游列国，到处享受贵宾接待。
　　但即使那些曾参加整人而获取了政治资本的左派同学，如果他们有什么要求，我也抱着菩萨心肠，从不拒绝他们，例如，前次周年昌夫妇赴广州参加同学聚会，在长沙逗留，提出要上我家吃饭，我亲自动手，花了一天，作了一桌饭菜，招待他们。来我家吃饭的有反右时提拔为班长的周年昌同学及其夫人，反右时在班上任党支部书记dragon同学和因反右表现积极被保送读研究生的傅举有同学四人。我的热情款待使他们十分感动。dragon同学曾多次来我家吃饭，有一次是因为周济旺同学夫妇来长沙，他来我家看望，便一起吃饭。而那位LightWangdescendantofcalligrapher同学前次来湖南，大摇大摆以京城要员自居，我也凑一百元，招待他上高级餐馆吃饭，并将自己最近出的一部书送给他。我的心肠够慈善了。
　　反右以前，我对班上的几个党员同学，都是十分尊敬的，一直把他们当作学长看待，对他们没有一点防备和顾忌，天真地认为，既然他们在年龄上比我大，见识比我多，我就应该相信他们，把他们当作我学习的榜样。对Bear同学和dragon同学尤其如此，因为他们俩和我都是湖南同乡。有段时期，我和Bear同学十分接近，如同兄弟。大鸣大放时我在这位党员同学的宿舍房间中说了一句话：“听说有人鸣放为胡风叫屈，说他不算反革命。”当时没有录音机，我在这方面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不知为什么这成了我的最重要的右派言论之一。正是“话语会不胫而走并且会变形。”直到右派改正时，中大派一位姓林的同志（听说这位林同志后来升为某高校的领导人）来访问我。林同志对我说：“你的情节最轻，应该首先改正，但其中有一条，还是错误的，这就是你曾说过，胡风不是反革命。”我听了他的话，真有点哭笑不得，因为我从未说过这样的话，原话根本不是如此说的。我听了林同志的话，只保持沉默，没有为自己辩解，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辩解毫无意义。
　　我和dragon同学，不但是大同乡，而且是小同乡，我是湖南省邵阳市的人，而dragon同学的家族在邵阳很有影响，他的大哥dragonzhong曾是邵阳地区的老地下党员，建国初期任过重要职务，（最近才知道，他大哥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的另一个兄长在三反运动中自杀，他的堂哥dragonQiu-chu是湖南社科院的科研人员，也曾被划为右派），因此我对dragon同学始终十分敬重，记得1957年暑假回家时，我和他结伴同行，毫无隔阂（近来我向他提起这件往事，遗憾的是，他早已忘记了，真是贵人易忘事）。但我被处理离开中大时，dragon和FemaleofDescendantofConfucius二位同学是执行者。他们成了严酷无情的专政的代表者。我记得我的确在一次白日做梦中看见他。那是在三水农场的事，我在三水农场得了严重的肠炎，严重腹泻直到大量便血不止。这种病的后遗症至今影响着我。有一次，我发这种要命的病的时候（这是三水农场最猖獗的传染病之一，有人在三水农场就死于这种病），身体十分虚弱，蹲在粪池边，头昏眼花。我仿佛看见dragon朝我走来，其实这是另一个人，不是dragon，但我左看右看，总觉得是他。dragon的形象不知怎的竟在别人的脸上出现，可见他在我头脑中印象的深刻。
　　这封信写得很长，被王贵民同学（他阅读过此信的初稿）比作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我平素很少执笔写信。我之所以不太愿意写信，也有历史根源。写信往往是灾祸的原因，上文已经提到，不再重复。自从去三水农场后，真所谓脱胎换骨，对少年求学时代的回忆恍如隔世，觉得那是何等遥远。平反改正后，对落难时期的经历的回忆又如隔世，而求学时代的事又如隔世之隔世了。
　　中山大学是我一生的“滑铁卢”。我一生有多次失败的经历，中山大学这一次是最严重的一次。我始终相信，事物总在不断的变化中，坏事可变成好事，好事也可变成坏事。
　　我因得到家乡的亲朋戚友的帮助，反右后尚有学习条件，才能挣扎出来，谋得一席地位。我想起周济旺同学，就心中有愧，是我连累了他，那张惹祸的大字报是我写的，他只签了一个名。如果他没有签名，最多定为中右。但他平反后见到我毫无怨言。我今天仍旧要为周济旺同学鸣不平。周济旺仅仅因为在我的大字报上签了名，因而被打成右派，现在仍有人说他有作风问题。其实他不过常找女同学谈话而已，现在看起来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在反右运动中，他是名副其实的替罪羊，因为他没有什么政治观点，即使有什么政治立场，也只是因为他的家庭是农村的小地主，因而对土改有点不满。在鸣放过程中,他跟着我行动,我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胡里胡涂当了右派,因此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并且始终不肯在文件上签字.表现得十分坚决和顽强,被送到三水农场劳动教养后，不久，他就逃跑了，他逃跑前曾征求我的意见，我没有劝阻他，我现在想起来，这是一种对朋友不负责任的态度。我没有和他一起逃跑，也是不够朋友的义气，既然是朋友，就应当有难同挡。周济旺逃跑后，又被抓回，被判了12年徒刑，后来在广东清远县劳改，再次逃跑，又被判刑20年，他父亲在家闻讯，气愤而死。（周来中大读书时，母亲已经去世）周在家是长子，家庭在他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可是呢，结果在青海劳改了二十年。最近我看见了他的妹妹，一个十分朴实的农村妇女，说明他的家庭并不富裕。他的妹妹（现在长沙居住，她的女儿在长沙地质中学任教，女婿在著名的长沙雅礼中学任教）向我诉说反右斗争对她的家庭造成的损害，她的家庭在偏远的农村（湖南临湘县），周济旺是长子和独子，他的同胞只有两个妹妹，没有兄弟，因此周济旺是家庭的倚靠和希望，好不容易进入大学，家庭盼望他光耀门庭，不想碰上反右，在一场建国后唯一将大学生作为敌人打击的政治运动中，在中大历史系一年级丙班成了替罪羊，自己吃了20年苦不说，还连累了家庭，老父也因而气死。由于老家在农村，没有家底，周济旺至今仍生活困难，与那些妻荣子贵、富得流油的同学相比，有天渊之别。至今那些左派精英们，提起周济旺同学，仍然嗤之以鼻，抱着不屑一顾的势利眼光。可是，难道那些在鸣放中呼风唤雨、上蹿下跳的干部生中就没有一个右派，唯有这个憨厚朴实、见识不多的农民子弟是右派？他们昧着良心，把这个处于弱势的农家子弟作为挡箭牌和替罪羊，送上反右的祭坛，以保证他们自己在运动中安全过关，难道五十年后，他们的心中仍然没有一丝愧意？不错，现在周济旺同学还处于贫困境地，可他的贫困是怎样造成的？为了那些左派能过安逸生活，他甘当牺牲品，左派为了谋求自己的飞黄腾达，以他作为垫脚石，故所以时至今日，他仍然贫困，无法翻身，仍然被那些在京城里享受荣华、早已进入富有阶层的左派瞧不起。可是呢，那些左派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左派，他们靠的是假报成分，虚构历史，瞒上欺下，投机取巧，陷害无辜，才谋得左派的桂冠。是的，他们一个个都是假左派。
　　乙班刘法生的事情更是悲剧。他家庭出身中农，与新政权无恩怨，又没有写大字报，只不过平日能独立思考，具有向往自由的独立思想，爱好文学。但怎么也不够右派条件，更不应该为此而丧失生命。如果按唯成份论，他出身中农，应该是团结对象。据我所知，乙班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干部生，在反右运动中却是左派。毕业后分配到华中地区一所著名的重点高等学校的历史系工作，现已成为研究近代史的名教授。而刘法生却因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当了替罪羊，被年龄比他大许多的一些“政治打手”打成右派，一个纯朴的农家子弟，被一些“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打成反对面，最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在文革中，右派属于黑五类，会遭到红五类和当权者的追捕和斩杀，我虽然万分侥幸，逃脱了斩杀，九死一生，但我的许多亲戚和朋友，却没有逃脱。例如我的父母亲，就死于当权者的棍棒之下。而刘法生也是遇难者之一，他因为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被诬蔑为反革命，死在湖南临湘县白洋田公社的书记和民兵的拳脚之下，他的母亲闻讯，立刻服农药自杀了。他的坟墓在堤边，早已被洪水推入大湖之中，尸骨无存。在学校中，刘法生可以说是我唯一的知心朋友，他的思维敏捷，本人有文学天赋，他的外语学的是英文，他有用英语写作的志向。反右和文革之摧毁人才，由刘法生可见一斑。
　　我也有愧于许多被打成右派的同学，他们中许多已经离开了人世。最近我梦见一位被打成右派的同学——甲班的蔡全照，在我的梦中，他的样子十分年轻。因此我写诗一首：“依稀枕中寻旧梦，未卜梦中复见君。四十四年阔别后，不料君貌更年轻，飒爽风华仍依旧，执着稳重面貌新，或许此形显来世，脱胎换骨重做人。”某些和我一道落水的右派同学，未能等到遇救的一天，已离开人世，他们是李宗武、何征清、刘法生、蔡全照等人。他们的性格中都有难能可贵的一面，可惜他们不但失去了求学的机会，连生存的机会都丧失了。李宗武（绰号老武爷）同学有点神经质，在一次大批判会上，他耐不住了，表了一下态，以维护自己的尊严，不想这样的不谨慎的行为给他带来了永远无法挽回的恶果。第二天他就被抓走了。他没有写大字报，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右派言论，如果他能小心应付，或许不会受到这样严重的处理，也不会后来永远消失在改造场所中。我对李宗武同学也有愧，我曾将他和我说的话和FemaleofDescendantofwomanofeightGods同学说过，结果，这成了甲班批判他的材料。有一个曾和李宗武交往密切的同学，后来划为中右，新时期中飞黄腾达，成为一个地级市政协主席。正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何征清同学参加志愿军，在朝鲜浴血作战三年，有诗人气质，出口成章，结果死于文革的黑色恐怖中。太可惜了。前年我在贵州遇见宗绍新同学，他诉说自己被划为中右后蒙受的苦难，但是中右比起右派来，有天渊之别，中右不公开宣布，尚且留在干部的队伍中，只是不得到重用而已，右派是打入另册的人，和二战时德国的犹太人差不多，大都被清洗出干部队伍，不再安排工作，在社会上当作对立面看待，其政治地位，连普通民众都不如。
　　我怎么也没想到蒋家樟和宗绍新同学也被划为中右，因为凭他们的政治警觉和生活经验，理应可以逃此一难。我原来估计我们班上划为的中右只有罗秉英和刘宜安两人，没有蒋、宗二人的份。没想到政治迫害是没有目标和止境的，躲过了今天，躲不过明天，今天的迫害者也许是明天的被迫害者。但事隔多年以后，蒋家樟和宗绍新仍然保持自己原有的人格立场，对不公正的现象始终保持正义的观点，这是难能可贵的。真值得学习。儒家说；“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佛家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说：“反右是针对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这次运动后，整个自由知识分子阶层被消灭了。”我并不是说凡是被打成右派的都是自由知识分子，而没有成为右派的则不是。我是说，反右运动一来，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好像坐在一艘泰坦尼克船上，这艘船已经撞上冰山（极左势力），必然有人搭不上救生艇，有些人靠检举他人，侥幸逃生，右派就是搭不上救生艇的人，他们虽然牺牲了或者遭受了很大的苦难，但是历史将记住他们。而某些自命为知识分子的人却伪装左派（前已说过，当时没有真正的左派，全是伪装），安富尊荣，获得上寿，享受一生。子孙满堂，却逃不脱历史的耻辱柱。祝您全家好，就此搁笔。
　　吴兴勇敬上
　　2008年8月31日星期日
　　（二）
　　蒋家璋同学：
　　别来无恙否？大翰捧读，深感君之笔力的深厚，思想力的充足，入木三分，鞭辟近里，剖析入微，佩服佩服，但我一直没有回信给你，让你两年之后才读到我的回信，深表歉意。
　　我之所以不太愿意写信，也有历史根源。我记得反右运动开始后，我把自己的看法写在家信上，向家中的父母倾诉。谁知我的一位sister把这些信交给了领导，她的领导又将这些信交给了中山大学的党领导，因此我‘荣获’最严厉的处分。这事许多同学都清楚，上封信已提到，刘宜安同学在80年代初次和我见面时，就谈起此事。这事的详细经过是这样的：起因主要是因为张文辉班长通知我,说准备取消我的甲等助学金（后来我不同意，被改为降低到丙等），我本来没有将自己在反右中挨整的情况告诉家中,我一直将此事瞒着他们.我早已预料到家里的人都很胆小怕事,会经受不起这样的坏消息.可现在助学金有被全部取消的可能,必须家中多寄钱来接济我。家长们素来把钱看得很重。怎么办呢？我必须将此事向家中解释。于是我向父母亲写了一些信,信中主要是为自己辩护和解释，同时说了一些对反右运动的看法.这是一些十分平常的信。谁知我的一位sister“大义灭亲”，跑到家中，以抄家的方式，把我写给父母的信，全部交给了领导（她本是三青团分队长，又是党外的拿高薪的名校的领导，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无疑已成为划右对象，但因大义灭亲有功，因此只被划为中右，但仍得到三降处理：降职，降级，降薪。几年后，她向领导申诉，说自己有大义灭亲的立功情节，得到平反，但她的丈夫仍被划为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她自己又挨整，因此又向领导申诉，说自己在反右运动中有大义灭亲的立功情节，可惜这次那些极左的掌权者不卖她的账了，将她下放农村劳动了几年），所以这事的起因是张文辉同学将助学金降低的事通知我.这事是对我的突然打击。我怎么也想不到我的bloodsister会将我写给父母的信交给自己的单位，因而成为湖南省邵阳市的一件大奇闻，举城皆知。至今仍有人提起。但是根据私人信件定罪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因为这是私人的信件啊！，我没有对外发布任何言论，这是一家人私自交流。绝对不能构成撒布右派言论的罪证。可是我们班上那些整人的先生们却将其当成了好材料。我还记得那位党支部副书记QinFirstKing在班上念我的家信的时候的那副洋洋得意的神态。他认为，这可找到了这个右派在思想上反对当局的铁证了。可是他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做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宪法规定公民的通讯自由受到保护，通讯的内容是个人的机密，任何人不能私拆公民的信件。天理昭昭。他们这种违反宪法的行为是他们永远无法洗刷的，那位党支部副书记当时凭借出身好（其实如果按他的生父划成分，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又是党员，在班上高人一等。人人不敢小看他。可是不到一年后，他自己却因为右倾言论被罚到清远劳动半年。后来在文革初期又被打成小邓拓、何长工的小爬虫，批斗中差点丧命。后来他的后台保护他，将他送到西康附近的一个军事单位躲藏起来，才免遭灭顶之灾。但身体受到摧残，使他英年早逝。但是他晚年对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深刻的反思。
　　今年五月底，北京的王贵民同学接受我院吕芳文同志的邀请，来到了湖南，参加虞舜九嶷山纪念地（在湖南永州宁远县境）的一项学术活动，活动完毕，在长沙停留，傅举有同学在烈士公园门口一个名叫“雅景隆苑”的餐馆宴请他，在长沙的1960届中大历史系的同学如Gragon、QinFirstKing等都参加了，我也有幸与会。我在宴席上向Gragon询问当年反右的情况，Gragon答复说，他在中大反右运动中，曾被领导批评指责，说他领导反右不力，甚至右倾。他还说，反右处理阶段，他已不在历史系56年级丙班当学生，已经被调离到某某系当干部去了，因此，他对处理的情况一概不知，这就是说，他把责任全部推卸掉了，可是,在铁的事实面前，任何辩解都是无用的，当时整理我和周济旺的材料的是Gragon，在班会上预先当众宣布处理我和周济旺的决定的是Gragon（唯独对我和周济旺保密，但刘益安同学含含糊糊向我透露了一点风声），送我和周济旺劳动教养的也是Gragon，这位大权在握，严格执行上级命令的党支部书记就睡在我的铺位下面，1958年4月14日早晨，杀气腾腾的Gragon将我唤醒，命令陈代光同学帮我捆行李，宣布送我和周济旺劳动教养，他一直将我和周济旺送到集中的地方，在小礼堂前面的草坪里，那儿有中大党委会的几个干部在等候，前来集中的还有甲班的汪剑鸣（送他来的是已故的FemaleofDescendantofConfucius，当时她任甲班的党支部书记），西语系的杨宗琨和另一个同学（其名字我忘了），化学系的锺炎吾，物理系的冯启礼，可能还有55年级的程万里，一共八个学生。这是铁的事实经过，即使FemaleofDescendantofConfucius、陈代光已故，可汪剑鸣、周济旺等仍在世。即使Gragon现在能对于过去那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有所反思，但总不能抹煞过去的事实。即使Gragon今天功利心全消，老于世故，巧言掩饰，可不能抵消他当年凶相毕露，具体执行反右扩大化的责任，Gragon等人（包括那个英年早逝的FemaleofDescendantofConfucius,她领导的甲班反右，打出7-8个右派，她应该为何征清、李宗武、蔡全照等的死亡负责）运用社会上权力斗争的手腕来对付携手南来共读圣贤书的同学，其手段的残忍已经达到了极点，如此手段，人神共愤，天地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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