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独特性的诱惑（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1:47:00
该怎样理解这些“中国特殊论”和“中国模式”理论家？他们是一群全无现实感，只生活在自己臆想的理论世界里的人吗？他们看到的中国是宣传文件上的中国，如果毛泽东时代充满了“平等”与“人民”、“民主”的口号，那就是个更平等、民主的时代。
黑五类、臭老九、十三级干部，农民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土地上种玉米还是水稻、教师不敢对学生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整个工厂不由分说地从沿海迁往深山，这样的例证被忽略不计。而现在，他们则说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避免了“资本主义危机”，“和谐社会”的政策减少了两极分化、减轻了残酷的市场行为对个人的伤害，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贪婪令人愤慨，但中国一名地方支行行长可以挪用上亿元的资金，中国的超级国企同时享有垄断利润与低税收；中国则是一个比“西方的资本主义”更残酷的“资本主义”，普通人要面临政府权力与市场力量的双重挤压。
他们也可能是一群全无心肝的人。他们就像卡尔·波普尔笔下的历史主义者，迷恋伟大的民族、伟大领导人、伟大的阶级、伟大的观念。他们看不到牺牲的个人，只以抽象的伟大来衡量一切。毛泽东的个人魅力，两位数经济增长，共产党的绝对权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模式”的惊人理论，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几千万人的死亡、活生生的个人悲剧，被一笔带过。
他们也可能是一群投机分子，用混乱的学说来掩饰自身的焦虑，除去个人虚荣别无所求。像十九世纪的俄国、德国知识分子、二十世纪初日本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深陷对西方“羡恨交织”的情绪。他们在八十年代不加选择的拥抱了西方，而当他们前往这个理想国时，浪漫的泡沫破裂了。异国生活带来身份焦虑，对中国的认同显著加强。而个人焦虑和知识风尚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结合起来。 美国大学校园中左派云集，从前他们批评资本主义、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殖民主义，幻想社会主义的美好，引用毛泽东思想；现在则是福柯、德里达、赛义德的时代，他们质疑启蒙主义的传统，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变的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都是被权力塑造的。女权主义者、少数族裔、第三世界，所有自认弱势的群体都在其中找到了情感的呼应、智力上的启发——他们都深受主流力量的控制与迫害。对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与他们研究的中国，也在其中。既然一切知识都与权力相关，“自由”、“民主”、“法治”、“市场”是否只是西方控制世界的另一种手段，为了批判这个西方，他们就必须把中国塑造成另一种榜样，一条独特的中国道路。文革中成长的他们，与文化上的传统中国早已失去联系。往日的保守主义者美化中国的文化传统，把它描述成一个和谐的儒家社会，他们着重于美化毛泽东时代，一个洋溢着平等与试验精神的年代。毛泽东时代的破坏精神与这股后现代思潮也不无相似——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与后殖民理论相关，全民动员像是更彻底的民主参与，鞍山钢铁厂的管理条例中酝酿着超越福特主义的管理精神……
中国的崛起让这些理论获得了意外的生命力。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中国总是难以作解，这些新理论告诉他们，中国很独特，它与西方的游戏规则不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理论增加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它也符合政治人物与官僚系统的期待，既然是中国的独特体制造就了它的成功，这个体制也毋须改变。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才是这个中国难题的最佳解释者，他们既赢得了外来者的关注，又回到了中国社会的中心。他们很少去追问这些理论的内在矛盾，他们宣称摆脱对西方的迷信，寻找自己的道路，同时又陷入了新的西方迷信，这个西方以“后现代”的名义出现。中国的唯一目的是，是去挑战西方的资本主义霸权，满足他们的理论创建的个人雄心。中国人的生活，中国社会的普遍困境，都与他们无关。
这股知识风潮、这群知识分子最终要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筒。但我们又很难忽略他们带来的危害。朱利安·班达用“知识分子的背叛”，来批评二十世纪初的欧洲的民族情绪的煽动者们，而这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则以另一种形式进行了这种背叛。他们也是此刻中国社会的象征，人们用灵魂换取虚荣，用故弄玄虚来掩饰谎言。
为何虚荣、谎言总是奏效？它不仅是政治权力的支持，更与中国长期的思想混乱相关。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生活在身份危机中，她不知怎样应对“天朝帝国”的崩溃，怎样解开“自大——自卑”这个心结。它激发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人们聚集在民族国家的旗帜下，进行一场集体性的救赎。
知识分子是这场行动的代言人。长期以来，他们与国家权力紧密相联，自认是现实权力与道德权威的双重代言人。中国在衰落令他们的身份迅速跌落，他们发现自己不仅无力拯救中国，还感到自己长久自傲的知识与教养变得一钱不值，要从头学起物理、天文、民主、共和、化学、代议制。他们也发现，民族国家是新的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他们的自尊与声望也赖于她的表现。个人的屈辱与国家命运纠缠在一起。于是，浪漫化的中国历史变得如此诱人，它给予人们最后的归属感与身份感——或许我们此刻身陷危机，但我们有绵延、辉煌的过去。同事，人们也把期望寄托在未来的整体成就上，一旦国家富强了，你就会重获失去的荣光。
寻找集体归属感、寻找民族的独特性并没有错，所有的民族都有着类似的经验，人们永远会迷恋于“什么令我与众不同”这样的命题。但是夸张这种独特性，用独特经验来遮蔽普遍经验，却预示着危险。历史经验，习俗、政治制度、商业贸易、种族、肤色、审美、食物，地理条件，它们必然会给不同的国家与民族带来独特之处。但这种独特既是复杂、含混的，也往往是阶段性的产物。让我们重温T.S. 艾略特的精妙论断：“我们对种族了解的越多，越知道自己的杂种。”如果种族如此，更何况文化、政治传统，它必然是由很多不同的观念碰撞的结果，它仍将不断的被修正。
而更危险的是，用这臆造出的、整体性的“独特性”来压制内部的不同声音。中国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与挫败，不断提醒我们，中国的命运、中国的独特价值，不是来自于整体性的努力，而依赖于每个人、每个群体的自我发现。当社会每个人、每个群体寻找出自身的目的与意义，彼此不断的碰撞与妥协，才构成了国家的价值与目的。而当个人的创造力被释放出来，当社会的多元价值被建立起来，人们也会发现并不需要总把认同与归属感寄托在空洞的中华民族上；而当人们习惯于多元社会中的相互辩论与质询时，人们也就再难成为狭隘的民族独特性的拥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