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石窟 - Qzone日志

中国石窟史的下半阕
佛教从印度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一路上留下了诸多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从新疆克孜尔石窟，到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盛唐以后，北方石窟相继衰落，学术界的观点则是“唐盛宋衰”，认为石窟艺术到了宋代业已衰落，再无值得一提的佳作。
谁能想到，接过中国石窟艺术接力棒的，却是四川。石窟在四川分布极为广泛，广元、巴中、大邑、邛崃、蒲江、丹棱、绵阳、荣县、夹江、安岳、大足、泸县等等，大致可分为青衣江、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几大流域。从北魏、北周的渗入，到初唐的兴起，中晚唐的兴盛，五代保留中国石窟艺术的火种，宋代出现了安岳、大足两个中心。
如今，敦煌、龙门、云冈早已盛名在外，敦煌更是形成一门敦煌学，受“唐盛宋衰”思想影响，学术界目光长期以来集中在北方，对于南方石窟少有涉及；敦煌、云冈游人如织，充足的收入与良性的循环使得当地文管部门有更多资金用于石窟保护与研究，而四川一带除了大足，众多石窟直到今天依旧隐藏在深闺之中，常年见不到一个游客，更不要谈对石窟进行系统地研究和维护了。北方的石窟，是中国上半部石窟史，是一部皇家石窟史，而四川的石窟，则是中国石窟史的续传，是一部民间的石窟史。
本刊从中选择了广元、邛崃、安岳、泸县四处有代表性的石窟进行细述，分四期连载。从地理位置而言，这四处串联起了石窟艺术从北到南的脉络，大约覆盖了嘉陵江、沱江、涪江、岷江几大流域；从石窟历史而言，广元是佛祖入川第一站；邛崃是成都平原最为重要的石窟中心；安岳留存着中国五代石窟的火种，是中国宋代石窟的代表作；泸县则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明代石窟，是在蒙古人铁骑下绽放的莲花。
■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广元千佛崖佛祖入川前码头
《看历史》特约撰稿┃萧易

自佛教石窟艺术传入巴蜀以来，地处四川盆地通往汉中平原金牛道上的广元，与米仓道要冲巴中一起，成为石窟进入四川的前码头。诸如韦抗、苏颋、毕重华等唐朝官吏的入蜀，带来了技艺精湛的石匠、画师，中原地区盛行的开窟祈福之风也在蜀地慢慢延续开来。

■ 一个唐官带来的石窟
2010年初春，当我在一个清晨来到千佛崖时，这里铁门紧锁，见不到一个游客，地面上随处可见长方形的考古探方，露出108国道下的青石板路——古金牛道。由于108国道改道，文物部门将拆除数十年前为开发旅游搭在崖壁上的台阶，清除铁栅栏，对千佛崖进行系统维护。自唐代以来，千佛崖看尽了一千多年的人间浮华，听得了一千多年的车喧马鸣，如今，这里即将回归佛国的宁静。
千佛崖全长380余米，西高东低，最高处84米，状若扁平的直角三角形，现存石窟873窟，造像7000余尊。这个数据，比清人的记载足足少了整整1万尊。千佛崖西临嘉陵江，金牛道依崖而过，再后来，民国川陕公路，现代108国道又从崖下而过。1922年，国民政府修川陕公路，曾将千佛崖南段一部分石窟炸毁，因此，历来也认为千佛崖被毁石窟超过了大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丁明夷指出，金牛道依崖而过，川陕公路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宽，工程量不会太大，被毁石窟应该不会超过三成。清人的统计，不无夸大之嫌。
千佛崖石窟大多开凿于唐代，与入蜀上任的唐朝官员渊源颇深。唐开元二年（714年）的一天，太子左庶子韦抗接到唐玄宗上谕，令他即日赴益州出任剑南道按察使、大都督府长史，大都督府长史是唐时的三品官，表面上是幕僚长，事实上却掌握着兵马大权。韦抗不敢有误，不多日即与家人从长安奔赴汉中，沿嘉陵江驿道入蜀，进入利州（今广元）赴任。
在利州的两年中，韦抗凡事谨小慎微，处处与人为善，加之当时蜀地少有战乱，他并无什么特别的功绩。唐朝王室、官吏、商贾多有开窟祈福的传统，来利州第二年，韦抗找来一个石匠，在千佛崖开龛凿像。这是一个三米多高的马蹄形洞窟，佛祖端坐中央，南北两壁雕满了观音，窟壁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历代题记，习惯上此窟也称为韦抗窟。716年，韦抗匆匆返回长安出任黄门侍郎，他究竟是否看到了石窟完工，尚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韦抗窟最早的题记为开元十年（722年）：“剑南道按察使银青光禄大夫行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韦抗功德”。藏佛洞题记更早：“大唐开元三年，剑南道按察使、银青光禄大夫、行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陕西万年县韦抗，凿石为路并凿千佛功德。”这也是迄今千佛崖能找到的最早题记，韦抗窟也往往被认为是千佛崖最早开凿的石窟。（《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石窟造像进入四川的前站
事实上，早在韦抗入川两百多年前，佛教造像已经进入广元。1983年4月，广元城关豫剧团建筑工地发现了一些佛像，出土时整整齐齐地堆放在一个土坑中。佛像大多残损，佛头早已不存，其中一尊释迦文佛背面刻有“延昌三年”题记，延昌是北魏宣武帝年号，延昌三年即514年。佛像身形瘦削，上身较长，整体风格颇有北魏“秀骨清像”之风。1986年9月，这里又出土了一通刘约造像碑，碑文中有“晋寿郡”字样，北周闵帝元年（557年）后，东晋寿郡始更名为晋寿郡，刘约造像碑的年代也由此被认定在北周时期。
1989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佛教室的丁明夷、马彦等学者对千佛崖进行了一次系统考察，认定千佛崖石窟造像始于北魏末年。千佛崖第7窟大佛窟，宽5.73米，高5.52米，深4.9米，大佛方脸浓眉，鼻梁粗大，令人想起云冈石窟的佛像。他的模样既不像印度人，也不像中国南方人的相貌，而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此时的广元虽然归属南朝，却屡屡被北朝军队占领，大佛的风格恰恰证明了这段历史。
第21窟三圣堂采用北魏年间流行的三壁三龛窟结构，正中与南北两壁皆凿有佛像，龛中均为一坐佛二菩萨，飞天束发直立，着短衫，腰束带，大裙裹足形如羽尾，整体呈现出轻盈飘逸之态，与麦积山石窟、须弥山石窟某些造像尤为相似。
迄今发现的四川石窟造像，大多为唐代以后作品，相比之下，石窟进入广元年代颇早，其造像与北方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这或许与广元特殊的地理位置不无关联。广元北依秦岭，南控剑阁，东北扼秦陇、西南控巴蜀，地处四川盆地通往汉中平原的金牛道之上，战争年代更是兵家必争之地。史载广元十六国时属成汉政权，南北朝大部分时期又归南朝统辖；大同二年（536年），还入南梁，称黎州，北魏闵帝元年（557年）更名为晋寿郡；隋朝初年称绵谷，唐时置利州，武则天之父武士彟或许是首任利州刺史。
广元虽地处巴蜀，却屡屡更名，归属建制也时有变化，而上述这一段时期，正是中国北方开山凿佛的高峰期。甘肃麦积山石窟，始凿于十六国后秦，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至鼎盛；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时，北魏、唐朝大规模营建140余年。地处要冲的广元自然深受影响。
蜀道难，石窟艺术只能沿着为数不多的道路向四川盆地腹地慢慢推进，巴蜀之地与中原的交通长期以来惟依赖金牛道、米仓道而已。其中，金牛道是古蜀道主干线，其路线为从汉中兴元府（陕西南郑）以西，经勉县西南烈金坝（金牛驿），南折入五丁峡、五丁关入蜀；米仓道则由南郑南向米仓山，经集州（今四川南江）直抵巴中。广元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了石窟艺术进入四川的前码头，地处米仓道要冲的巴中则成为了四川早期石窟艺术的另一个中心。（《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唐朝官吏带来开窟祈福之风
有唐一代，官员、文人、商贾或外放为官，或流徙巴蜀，或往来经商，特别是韦抗等来自长安的大员，随行人员中往往不乏中原技艺精湛的石匠、画师，中原地区盛行的开窟祈福之风也在蜀地慢慢延续开来。
开元八年（720年）正月，又一位唐朝名臣自长安赴利州，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名叫苏颋。
苏颋由长安入蜀，路过千佛崖，写下《利州北佛龛记》：“吾见夫山连岷山嶓，水合江沱，山兮水兮，路穷险耶，南望兮此多情。吾观法像住世于岩之阿，千百万亿兮相观我，载琢载追兮吾匪他……”想来当时的千佛崖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工匠在绝壁上往来上下，凿石开龛，远远望去，佛像俨然有“千百万亿”之巨。
到利州不久，苏颋就捐资在千佛崖开窟。第二年，他巡行至利州，石窟已经完工，苏颋大喜，又作下一首《利州北佛龛前重于去年题处作》：“重岩载清美，分塔起层标。蜀守经途处，巴人做礼朝。”此时的千佛崖规模更胜，岩壁上到处是清秀隽美的佛像，石窟如同佛塔一般，层层罗列，直达山巅。
幸运的是，苏颋捐资的石窟得以一直保存至今，石窟不大，雕有一佛二菩萨，是唐时最为常见的雕刻题材，南侧有“都督府长史、持节剑南道检校史、上柱国许国公武功苏颋造”题记，习惯上也称为苏颋窟。此外，利州刺史毕重华在千佛崖也捐资凿有菩提瑞像窟，窟内雕有毗卢遮那佛与十二弟子。据广元文管所学者陈正鹏统计，除了韦抗、苏颋、毕重华，千佛崖唐代捐资者的身份，尚有利州长史、光禄大夫、御史大夫、东川官吉使、昭武军节度使等官名以及晋国夫人、越国夫人等称号，可见早期造像往往与官宦关系密切。
就在千佛崖凿石声不绝于耳之时，嘉陵江对岸乌龙山绝壁上也是方兴未艾。乌龙山现存石窟52龛，因山上建有皇泽寺，故得名皇泽寺石窟。皇泽寺据传与武则天不无关联，《舆地纪胜》记载：“（皇泽寺）在州西告成门外，寺刻武后石像，状比丘尼。”1954年，皇泽寺大殿前曾出土一通石碑，上书“大蜀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多少验证了史书记载。
或许是因为武则天的缘故，唐代皇泽寺香火一直颇为旺盛，石窟造像规模与数量也仅次于千佛崖。1908与1917年，德国建筑师柏石曼与法国探险家色伽兰先后来到皇泽寺，柏石曼用相机第一次拍下了皇泽寺存照，照片发表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建筑与景观》一书中。    
照片中的皇泽寺荒芜而落寞，破败的大殿背后，大大小小的石窟层层叠叠，密如蜂巢，即便是再小的石窟，都能清楚地看到菩萨曼妙的身姿与华丽的背光。这也是近代历史上对千佛崖的第一次考察，不过并未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多少反响，人们熟知的，还是北方的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而千佛崖，只有民间的不断妆彩与顶礼膜拜。四川石窟第一次震惊国人，还要从1945年顾颉刚、马衡等人在大足大佛湾发现大足石刻说起。
大佛窟是皇泽寺规模最大的石窟。对照柏石曼的照片，不难发现此窟民国以后曾有妆彩，窟壁漆成红色，主佛也穿上了棕、青二色彩衣，而当年栩栩如生的力士，如今已风化成一个斑驳的轮廓。据四川省社科院学者胡文和考证，大佛窟佛像体形硕大、浑厚，头与身体不成比例，表情冷漠、僵硬，眼神颇为忧郁，菩萨的璎珞也显得过于硕大，带有隋代石窟的特点。大佛窟的开凿年代，当在隋末唐初。（《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巴蜀之地俨然佛国
沿着石梯一步步登临，佛像在面前次第出现，嘉陵江日复一日的野风磨灭了佛像的脸庞，曼妙的身姿也变得模糊不清。更令人心痛的是，石梯就搭在石窟旁边，无形中加剧了水土流失，游人与佛像没有距离，在窟壁、佛像上随意涂抹、刻画，这使得千佛崖石窟群成为四川最亟需保护的石窟群。
千佛崖以大云古洞为中心，大云古洞高3.8米，宽5.3米，深10.6米，是千佛崖最大的一窟，正中中心柱雕有弥勒佛站相，南北各有两个圆形龛，龛中设坛，这也是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须弥山石窟中流行的石窟寺布局，既有造像，又是僧人修行的密所。大云古洞的来历，据学者张同标考证来源于《大云经》。《大云经》本是一部平常的佛教典籍，却因为记载了一个天女以女身当国王的故事，暗合武则天称帝，在公元690年一夜之间身价百倍，不仅朝廷诏令广为刊刻，全国各郡县皆建造大云寺，开凿石窟，以传抄、颂念《大云经》为时尚。难怪广元人说，大云洞中的弥勒佛身材修长，眉如新月，樱桃小口，就是依照武则天的模样刻成的。
围绕大云古洞，千佛崖石窟向南北两段延伸，见缝插针一般布满岩壁，最密处石窟上下十三层，蔚为壮观。盛唐之后，广元民间造像已极为踊跃，捐资者的身份也是林林总总。比如卢舍那窟，捐资者为“同州吕再兴、刘应，兰州瓷窑户田忠三人”；大佛洞南龛、南下方龛则是一个叫彭景宣的信徒分别为亡女、亡妣捐资开凿。凡此种种，可以清晰地看出石窟造像从官宦走向民间的脉络。
与四川许多隐藏在深山中的石窟不同，由于地处通衢大道，千佛崖绝壁上凿有无数题记，年代从唐延续到民国，如同一部民间史书，记录下佛在千佛崖的历史。就三圣堂而言，唐景龙三年（709年）四月，“弟子王小兰为母乞愿平安，敬造供养”；唐开元七年（719年），有个叫郭奉的女子又为亡女彭二娘供养了一尊观音像；五代天成二年（927年），御史大夫李仁矩路过千佛崖，出资将三圣堂装点一新；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利州转运司主押官王泽民与妻子亦“装饰此佛一堂”。
晚唐之后，北方知名石窟相继衰落，深受中原影响的千佛崖大规模造像也日趋停止。迈过了道路的瓶颈，在邛崃、蒲江、大邑、夹江、丹棱、安岳、资中、乐山，四川唐代石窟如雨后春笋一般兴起，四川接过中国石窟艺术的接力棒，成为中国晚期石窟的代表作。从此，巴蜀俨然佛国。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