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衡：还是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为好

还是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为好
刘衡
一个人，一个党都免不了要犯错误。问题是：犯了错误后，是不是敢于正视、反省、改正。如果他有自我批评精神，就会受到人们的欢迎、拥护。
1978年9月，党中央决定给全体右派分子甄别、改正了，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拥护。12月8日，我刚被改正，我就在走廊贴上我的最后一张《向党汇报》，表示了对党的赞美：“正因为您敢于正视自己走过的艰险曲折道路, 您才能够变得伟大、光荣、正确。正因为您敢于当众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 彻底平冤,您才能够消除隐患,带领全国人民大步向前。”
1979年，我作为“独立大队”，特地到江苏、山东等从来没去过的地方采访，看看我是否能够重新当记者。
夏季，气候炎热，为了避暑，我漫游到了山东半岛的最东头、全国太阳最先升起的地方——荣城石岛。听说那儿有一个女市场管理员张小芹，十分勇敢，当了全国三八红旗手。市场管理员? 是女的，又是先进，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
我特地去找她。她告诉我，有一位全国有名的作家采访了她。已经写好了，《人民文学》把小样也寄来了，准备下期刊登。那位作家征求她的意见，把小样给她念了一遍。我问：“写了些什么？”她说：“主要是写我黑夜在海船上和投机倒把分子勇敢搏斗的场面，被人打伤等等。”我听了，不以为然，说：“现在让市场开放，这样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不符——我看这篇稿子登不出来。你看呢？ ”她说：“我看有点悬。”我又问：“你觉得你以前种种做法对不对？”她说：“用三中全会精神一对照，不对！好些人很恨我，说我是过时的英雄，对我当全国三八红旗手十分恼火。看来我以前挨打，是该挨！ ”我高兴了：“你有这个觉悟，太好了！《人民文学》那篇文章登不出来的，我来帮你另外写一篇，从反省的角度……”
于是，我问，她答，我记，弄了几天，写成了一篇稿子。我把稿子念给她听，她很满意，说我把她讲的都写出来了，连有些没有讲的意思也表达出来了。她说，“不能变成国民党”这一段写得最真，正是她心里所想而嘴里没说的话。
这是一篇揭短的文章，由她自己说，是反省、忏悔，由我来说，就变成揭露、批判了。张小芹自己既然有那个觉悟，就用不着别人代她揭发。因此，我采用的是“自叙体”的写法：
有钱难买回头看
——记山东荣城石岛市场管理员张小芹的谈话
我在市场管理工作中，走了十几年的弯路，在弯路中我得到一些教训。
用不着“草木皆兵”
1967年11月，我调到山东荣成县石岛工商行政管理所。邻居、朋友们都吓一跳；“管理市场？那不是妇*的工作！”我心里也直打鼓：石岛是山东有名的港口，有两万多人口。定期有客*走大连、青岛。南、北六个省、市的渔船要到这里停泊、过路。来来往往的人，一年少说也有四五十万。多的时候每天要来五六千人。这里以渔、副业为主，主副食要靠市场供应，市场管理工作是繁重的。人们都说，我们是给社会主义站岗放哨，要跟阶级敌人斗智斗勇，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流血、受伤。
我没有男同志那样高大的个子、粗嗓门。走在街上，我把脸孔板得死死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那天清早4点钟，开往大连的*船快出发了。每次出发前，我都要上船检查。我正在路上走，忽然看见路灯底下有个妇女卖鸡蛋。我赶忙过去问：“你干嘛来这样早？”她没好气；“你说早，我还嫌晚了呢。”我把脑子里的疑问一个一个端出来：“你来这么早，把鸡蛋卖给谁？你说是你自己的鸡蛋，怎么会有这样多？少说也有两百个，敢保是投机倒把！”她更气了：“嘴巴一张皮，说话不费力。你说我是个啥，我就是个啥了吗？”我说：“你把鸡蛋给我，回头再处理。”她不给，我去抓她的包袱。一不小心，鸡蛋“哗啦”撒了一地，破了好些个。
等我从船上回来，天已亮了。那个妇女身边围了一圈人。她一边擦眼抹泪，一边喊苦叫冤：“俺舍不得吃，那天俺闺女拿走一个，俺还打了她一巴掌。”“俺村的拖拉机天不明进城，把俺捎上……”她一眼看见我，指着我向大家告状：“她说我来得早，你们说，我怎么能不早来？早来早走，我赶回去，还要下地干活哩！”我在观众气愤、责备的眼光里，把她领到管理所。以后到她村里调查，跟她说的一点不差。我立刻拿出两块九角钱，到她家里赔礼道歉：“我刚干这个工作……”她高低不肯收钱：“你不怕地冻路滑，大老远来看我，这就行了！你又不是故意打破我的蛋。”我说：“你要是不收钱，就是对我还有意见。”她把钱接住了。以后到石岛，几次来看我，还到处宣传：“你别看张小芹干起工作来脸上不笑，心眼挺好。”
这件事给了我教训：一切要经过调查研究，不能轻易给人扣帽子。睁开警惕的眼睛是应该的，可是不能弄得草木皆兵，因为搞投机倒把的毕竟是少数。
不能变成“国民党”
几年“文化大革命”，闹腾来，闹腾去，把国家闹穷了，人民闹苦了。原先石岛猪肉随便买，到1974年，每人每月只供应一斤。猪肉一紧张，供销社收购鸡蛋更困难了，把派购任务分给生产大队。当时，有的生产大队和收购部门想出的窍门、点子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比方：每一只母鸡要卖两斤蛋，剩下的蛋要等全县收购任务完成，才能随便卖。每一户不管养不养鸡，都要卖两斤蛋。上学的小孩每人要给老师交一个蛋，不然不供应肥皂、碱面。咱们管理所的工作倒变简单了，用不着再搞什么调查研究、区别对待，反正一律不准鸡蛋上市。
可是，我们管了明的，出现了暗的；管了集中的，出现了分散的。人们化整为零，更不好办了。那时节，大街小巷多了一些挎着篮子走路的人。他们在篮子上边盖块布，一看见我们，就跑就躲。有一次，在一条巷子里，我看见一位大娘正跟人讨价还价。我走过去说：“你的鸡蛋要卖给国家！”她说：“谁说我卖鸡蛋？我是走亲戚。”我说：“你走亲戚，怎么说一角三、一角五的？”她赖不过去了，就说：“谁给钱多，我卖给谁！”我一听，火气直往上冒：“一个鸡蛋卖给谁，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想，我看你满脑子资本主义思想！”她气得直哆嗦：“你，你嘴大！爱咋说就咋说！我就是不卖给国家，把蛋摔了也不卖！死管死管，不是吹胡子就是瞪眼！我看你们这些人，不会有好下场！”
我脑子一“嗡”：“不会有好下场！”这话好熟呀，在什么地方听见过？突然，我记起来了：那是在1947、48年，我才六七岁，我老家平度县正跟国民党“拉锯”。我们大人、小孩晚上都不脱衣服睡觉。一听说国民党部队快来了，爬起来就跑。有的人一边跑，一边骂：“你们这些国民党，光晓得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怎么，20多年以后，在老百姓眼里，我也变成“国民党”了？老百姓见了我就跑就躲，不说真话……我从小是苦孩子，爸爸做长工，妈妈讨饭。*来了，我们一家才过上好日子。我的哥哥参军南下，打到福建，死在国民党的枪炮底下。我再怎样变，不能变成“国民党”呀！这一夜，我在床上想了很久。我想，今后不能再训斥别人了，说话要和气。又想：群众对我不满意，仅仅是因为我态度不好吗？不是的！
态度不是根本问题
1975年，桃子快熟了，我到北车大队宣传、动员他们把桃子全部卖给供销社。我爬树、抬筐、推车、装车，什么活都抢着干。按说我的态度是够好的了。可是，社员对我并不高兴！有一次，一位大爷对我说：“你人倒是个好人，就有一样不好——不让我们到市场卖桃子。”我说：“我这是在堵资本主义的洞。”他说：“你知道吗？‘买卖梨果，如临虎窝，早上一担鲜果，晚上一堆烂货。’全部往外调运，车辆不够。八成熟就要摘下来，该卖一等的只能卖二等、三等，少卖好些钱！”当时我没有多想，现在仔细琢磨，大爷的话有些道理：社员的桃子卖不上好价钱，供销社收不上好桃子，顾客吃的是酸桃，像这样的“三不满意”，难道就是社会主义吗？
我还想到：我们今天管猪肉，明天管鸡蛋，东西越管越少，越管越贵。管得投机商贩有机可乘，群众怨声载道。社员完成了鸡蛋交售任务，我们还要限制他们。有病的、生小孩的常常吃不上鸡蛋。即使我整天陪着笑脸打哈哈，群众也不会领情、买帐！
管理所其他同志和我有同样的苦闷。这样，我们对工作就不那样“认真、负责”了。走在街上，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收购部门收不上鸡蛋，找不出原因，就怪在我们头上。他们到公社告状：“现在鸡蛋公开上市了，管理所撒手不管了。连个鸡蛋都管不住，哪像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苦闷更大了：工业管不着，商业管着我。我呢，只有去管老百姓——不管老百姓，还能做什么？
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直到粉碎了“四人帮”，通过学习，我才慢慢弄明白：“四人帮”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是这条路线把我们国家引到毁灭的边缘，把我推到“与人民为敌”的地位。三中全会以后，各项经济政策落实了，我们的市场、我们的工作都出现了新的面貌。
苹果、桃、梨能够自由上市了。熟一筐，摘一筐，随摘随卖，每斤能多卖几分钱。社员收入增多了，顾客吃上了满意的鲜果甜桃。
粮食在完成交售任务以后，也能够自由上市了。那些吃商品粮的大肚汉能够买到粮食，用不着偷偷摸摸，求亲告友了。今年上市的大米、大豆跟去年同期一个价。小麦、玉米、瓜干每斤比去年同期下降一角到一角五分钱，比国家的议销价格还低。
鸡蛋能够自由上市了，价钱跟国家牌价差不多，一点也不影响收购。国家提高了鸡蛋收购价格，定了奖售办法。全县今年计划收购一百万斤，到八月底，已经完成12009300斤。
现在，集市在我眼里完完全全变了样子。它不再是阶级斗争的战场，而是“方便群众、调剂余缺、促进农副业发展、补充国营商业不足”的地方。自自然然的，我脑子里的弦放松了，脸孔不绷了。群众说：“张小芹现在是雨过天晴，笑容满面。”
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在已经万事大吉了。走到街上，上了*船，我仍然要睁大眼睛。今年7月，有天在张家村，有个人卖桃子，给人称10斤，少了3两，两人吵了起来。我去干涉，卖桃子的吐了我一脸唾沫：“上级叫我们自由买卖，你还想吓唬老百姓！”我说：“上级并没有叫你胡作非为，自由买卖也要公平！”当时，我没有计较个人的面子、荣辱，而是感到我们的宣传工作不够。接连几天，我用喇叭筒向大家讲解开放集市贸易的意义、应该注意的事项等等。
我要保护群众的正当贸易，就要去干涉这些搞掺杂使假、短斤缺两的人。广大群众对这些人也是痛恨的，骂他们是“搅浑清水的泥鳅”、“弄坏一锅好汤的耗子”。俗话说：“众人眼是秤”、“揭底最怕老乡亲”。半年来，我们处理了30多个案件，有百分之七八十是群众报的案。
我走到正确路线上来了。也可以说，我从“与人民为敌”的地位回到人民队伍里面。“有钱难买回头看”，记住我在弯路中的这些教训，我才能够在新的长征中，不再做挡路石头，才能够跟着大家一块前进。
《财贸战线》1979年11月
这是我1979年出土以来写的最后一篇稿子。其他8篇陆续登出或者就要登出了，唯有这一篇寄给人民日报工商部后，没有音信。我打电话问某编辑。她说：“现在一开放市场，搞过了头，都搞乱了，我们不能火上加油。 ” 我说：“我们山东这里市场还开放得很不够。”她说：“那是你们山东局部地区，我是指全国，我们是指导全国的报纸，不能跟着局部地区跑。”
10月，我回到报社，又找某编辑谈这篇稿子，她把我的“得意”之作，如变成国民党、与人民为敌等等段落都删掉了。我见稿子删得不像样子，考虑再三，就把原稿抄了一份，作为读者投稿，寄给《财贸战线》(《经济日报》前身) 。我为什么要考虑再三呢？这是由我们多年的习惯所养成。多年来，我们只为本部门写稿。如为外单位写稿，就是不安心本职工作、有名利思想等等。
稿子寄去后，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女编辑刘珈看了，眼睛一亮，把稿子推荐给记者部兼群工部副主任谢牧。我原来的标题是根据文章前边的话起的：《在弯路中得到教训》，谢牧根据文章后边的话改成现在的标题，比我原来的标题漂亮、有力、响亮多了，并且很快在第二版头条刊出。许多读者给编辑部来了信，认为这是该报创刊以来的好稿件。事实证明，正像范敬宜的名文《莫把开头当过头》说的那样，当时人民日报某编辑把市场开放的开头当过头了。
张小芹作了自我批评，不但没有丢掉面子，而且受到人们的谅解、称赞。第二年接着被选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2007.5
五柳村2007年5月18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