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美国应试教育之父卡普兰的历史意义

作者:薛涌

最近，美国有两位重要人物去世。一位是著名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另一位则是卡普兰公司(Kaplan Inc。)创办人斯坦利·卡普兰 (Stanley Kaplan) 。肯尼迪的死闹出的动静，几乎赶上了一位总统，他的葬礼就有四位健在总统出席，几乎所有政要竞相露面。卡普兰的死则几乎无人知晓，大部分老百姓甚至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只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个大公司的牌子一样熟悉。

事实上，这两个人几乎同时退出历史舞台，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肯尼迪的死结束了一个时代，一个豪门的时代。卡普兰九十年的生命则开创了一个新的平民的时代。这个时代刚刚起步，绝不会因为他的去世而终结。

爱德华·肯尼迪生于1932年。因生于豪门，他得以追随家族传统进入哈佛，但很快因为考试作弊被除名。在那个年月，这样的富家子弟，自能高于一切规矩之上。考试作弊被除名，那么就再申请回去。1960年他哥哥当选美国总统，空出了自己在麻省的参议院席位。当时爱德华才二十八岁，而法律规定年满三十才有当参议员的资格。但是，新总统自有安排:他建议州长任命自己的一位朋友填补这一参议员席位。这位朋友等到总统的弟弟满三十后马上忠实地将议席让出。 1962年，爱德华得以在选举中轻易获胜，此后至去世，一直担任美国国会参议员。

作为历史上在任时间第三长的参议员，有人说他一生的政治影响甚至超过了两位兄长(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不过，看他的个人历史，再看满庭政要在他葬礼上那么动情，信仰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的我还是不禁惊讶:这是美国吗？凭什么要选这么一位来成就这些业绩？难道普通美国人中没有比他更优异的人才？他的成功，挤掉了谁的机会？

冷静想想，这也合情合理。美国以地方自治立国，这种自治传统来源于中世纪。你看看威尼斯、佛罗伦萨等自治城市国家的统治集团，虽然也是选举产生，但还是几大家门把持，政治统治集团如同行会一样，以家门作招牌，并有强烈的排他性和垄断性。老百姓也认这个招牌。这种共和体制中的政治世袭，和王权的政治世袭不同，代表着中世纪那种跟着邻居中的名门大户捍卫自己权利的草根政治心态，并一直延续到今日的美国。麻省特别是波士顿的老百姓几十年间形成了强烈的信念:有事要找肯尼迪！

但这套世袭政治文化，正在缓慢瓦解。变化首先发生在大学里。半个多世纪前，美国的常青藤盟校还如同豪门的私人俱乐部:肯尼迪家去哈佛，布什家去耶鲁。这是世袭接班的第一步。但二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豪门对常青藤盟校的垄断逐渐被突破。突破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多元化，即大学要海纳不同阶层和种族的英才；一是以能力为中心，即大学通过考试成绩等选拔人才。其中，SAT作为申请大学的参考成绩，地位越来越重要。

在这一新时代，进哈佛耶鲁的是一批功课好、智商高的学生，这就突显了卡普兰的意义。斯坦利·卡普兰生于1919年。1939年，他以优等生的身份毕业于纽约城市大学，但继续申请就读五所医学院时均被拒绝。他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我是犹太人，我上的是公立大学，真是祸不单行。”这一经历推动他研究起了标准化考试。他称，只要医学院有入学考试，他就能向校方证明，他这样一个从公立大学的毕业生将完全不输于一个私立大学的毕业生。

当时犹太人受到教育歧视，唯一的晋身之阶就是考试。犹太人靠考试成绩好，大量挤入常青藤盟校，甚至在哈佛耶鲁等等引起惊慌，大家要想办法如何“ 解决犹太人的问题”。美国大学中专门的录取办公室就是这么成立起来的。其办法是把“品格”作为衡量学生的手段，冲淡了考试成绩的重要性，成功地降低了犹太学生的录取率，捍卫了传统白人的垄断地位。

卡普兰并不屈服，他把精力放在犹太人唯一可以依赖的武器(即应试)上。那时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即学术智慧测试，1995年更名为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即学术能力评价测试)刚开始不久。人们认为，考前有针对性的突击和准备并无意义，因为SAT是一个衡量内在脑力的智商测验；知识可以增长，但脑子不可能变聪明。卡普兰于1946年开始研究针对SAT的应试办法，当他创立的培训机构成功提高了学生的SAT成绩后，联邦贸易委员会在1970年代末决定对他展开调查。

本来，调查的目的是看他到处鼓吹的他的课程能提高SAT成绩的说法是否属于假广告，但于1979年出版的调查报告指出，卡普兰的培训课程能够提高SAT的语文和数学部分的成绩各25分(总分在200-800之间)，这等于给他的事业做了广告宣传。于是，立志上大学的高中生们纷纷涌入卡普兰的培训班，这让他生意兴隆。1984年他将自己创办的培训机构以4500万美元卖给《华盛顿邮报》。如今，卡普兰公司是《华盛顿邮报》集团中比《华盛顿邮报》本身身价还高的分支，年收入高达23亿美元。

卡普兰引发的考试革命，被称为教育民主运动。虽然上得起SAT补习班的还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但肯尼迪如果活在今天，不可能找人代考，分数还是要自己争取的。另外，美国大学的录取办公室对富人的经济优势也很有意识，当年作为排挤犹太人的工具的“品格”评价，如今被用来照顾弱势阶层子弟。特别是在精英大学，富裕家庭的子弟必须考得更高，才能和穷孩子竞争。穷孩子则因为显示了“克服生活中的挑战”等品格而获得加分。这样，平民子弟出头的机会就多了不少。

以后的美国政治，家门的影响会逐渐减弱，但名校的影响则可能加强。克林顿夫妇、奥巴马、刚刚上任的大法官索尼亚·索托马约尔，全是一色的常青藤盟校毕业生。特别是最高法院，几乎全被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三大法学院毕业生占据。常青藤盟校本世纪开始又试行奖学金改革，使平民子弟几乎可以在那里获得免费教育。与此同时，各私立大学虽然一直招收一定比例的“遗产学生”，即以特殊标准录取一些大家族特别是给学校捐款的富豪子弟，但这种政策在教育平等的浪潮中所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世袭教育的终结，恐怕是指日可待了。这样，大大小小的肯尼迪们就很难和那些功课好的普通学生竞争了。没有常青藤的牌子当然还可以出头，但这条路已经不如过去那么容易了。

这一切，都突显了卡普兰的历史意义。有人说，作为美国的应试教育之父，卡普兰把教育变成了考试。这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在美国的具体环境下，考试毕竟是消解传统权力的最好工具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真正的平民社会的一块重要基石。(作者系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