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时代（约170万-4000年前）

按照历史年代，中国远古文化包括了史前文化时期、夏、商、西周的大部分时期人类的社会生活。史前文化是指没有文字记录之前的人类社会所产生的文化。

考古学上的中国史前社会从发现古人类开始，下限为发现甲骨文的殷墟年代，也就是商代盘庚迁殷之前的历史时期；历史学所指的中国史前社会是有了文献记载之前的历史时期，即西周有了共和纪年之前的阶段。

中国史前文化按照考古年代主要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及青铜时代。史前考古学着重从史前文化遗址的地质、器物、古人类、古生物遗存来研究，历史考古学则通过文字、铭刻、古建筑等方面考察古人类的历史。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青铜时代，也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明的起源。新石器时代晚期也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三皇：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五帝：黄帝、颛顼 、帝喾、尧、舜）时期，一直没有确实的考古和文献证据。

夏启、商汤、周武是三代开朝君王，对于三朝很多事件断代的考证，即使从孔子开始就有文献记录，但疑问仍然很多。

青铜文化在夏商周发展到了鼎盛时期，除了甲骨文，大量刻在铜器上的铭文也是重要的文字记录。

史前时期即有正式历史记载之前中国境内人的发展史，包括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母系氏族、以及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史，直到最后建立夏朝。这时期时间的跨度最大，从约170万年前到公元前21世纪。猿人包括云南的元谋人、陕西的蓝田人，后来的北京人的头结构又有了新的进步，北京人使用的是粗制的石器，过着极为艰难的原始生活。

此后是母系氏族与父系氏族时期，母系氏族公社有 一个共同的祖先，现在“姓”这个字就横形象地体现了远古的母系氏族的事实。母系氏族在全盛期之后逐渐衰落，过度到父系氏族时期，同时，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也形成了，原始社会开始走向了解体。

史前时代的三个阶段

原始人群：

原始人群是史前时期的初级阶段，也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原始人群又可分为“猿人”、“古人”两个阶段。这一时期在考古学上属于旧石器的早期和中期。

猿人化石的主要代表有元谋人、蓝田人和北京人。猿人使用的工具是打制石器，主要依赖采集果实和挖掘根块为生，同时狩猎活动也有着重要的意义。猿人还懂得使用天然火，改善了生活环境，增强了征服自然的能力。猿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血缘家庭，若干个血缘家庭形成了较为松散的社会组织。由于猿人脱离动物不久，所以其婚姻还处于杂交状态。

古人的体质较猿人明显进步，已接近现代人。古人化石和遗迹分布更为广泛，主要代表有大荔人、长阳人、丁村人及许家窑人等。古人使用的工具仍然是打制石器，但打制的技术有所提高，并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古人在生活上仍然依赖采集、狩猎。在此阶段，婚姻状态有所进步，先由原始杂交过渡到同辈群婚，再过渡到一个家族的男子与另一个家族的女子群婚。

母系社会：

母系社会又称母系氏族制。在母系氏族制前期，人类体质上的原始性基本消失，被称作“新人”，属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晚期。到母系氏族制后期，现代人形成，属于新石器早期。

中国境内的新人化石和文化遗存遍及各地，其主要代表有河套人、柳江人、峙峪人和山顶洞人等等。这一阶段的打制工具有较大改进，并发明了弓箭。其生产部门主要是采集和狩猎。人们学会缝制兽皮衣服，产生了原始的审美观念和宗教。同时，出现了族外婚，形成以一个老祖母为核心的氏族制。由于女子在采集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氏族制。同一氏族的成员都是同姓的，子女也从母姓。

母系社会繁荣时期的文化遗存遍布南北各地，主要代表有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窑文化、屈家岭文化及细石器文化等等。此时，生产力水平有明显进步，磨制、穿孔石器取代打制石器；原始农业产生；家畜饲养、原始手工业及副业出现等等。人们开始了定居的生活。原始审美和宗教观念继续发展，并产生了最早的文字符号。

父系社会：

中国进入父系社会的时间，大约在四千年前。其主要文化遗存代表有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等。此时在考古学上属于新石器晚期。

父系氏族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比以往有较大的提高，其表现主要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家畜饲养规模的扩大；制陶技术的进步；铜器制造的出现；丝织品的发明；手工业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形成等等。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男子在生产部门中突出地位的出现，原来男女在氏族中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男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婚姻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父权制随家庭出现而产生，财产按照父系继承，世系随父系计算。父系氏族制形成后，私有制萌芽、产生。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阶级对立出现。由此进一步导致原始社会解体，国家开始产生。

传说时代

在五千年前，中国进入了所谓的传说中的“英雄时代”。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大都进入部落、部落联盟阶段。夏夷诸部的分布在大河中下游的沿河川盆地、峡谷、大平原及其附近的丘陵坡地，号称膏壤沃野，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不少的氏族部落不断开发了这些地方，经营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多种经济生活，因而这一地区成为我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中心地区，通称为中原。透过有关这一时期的传说记载，可以大体窥见到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国家产生阶段的社会变革的过程。

中国文明初起的时代，有三皇五帝的传说。三皇的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伏羲，女娲，神农。传说伏羲氏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致嫁娶，以丽皮为礼，创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女娲是在伏羲氏以后为天下共主，他作笙簧，是音乐的开始，传说她练石以补天，聚芦灰以止滔水。神农氏（炎帝）继女娲后为天下共主，传说他是农耕和医药的发明者，又创造了五弦琴，开始蜡祭和市场。看来，至他开始，中华民族开始进入农耕社会。“五帝”也有不同的说法，《史记．五帝本纪》认为“五帝”乃黄帝、颛顼、帝喾、唐尧和虞舜。

传说中的黄帝，姓姬(或云公孙)，号轩辕氏、有熊氏，原居于西北，后迁徙至涿鹿(今河北涿鹿东南)一带。炎帝传为神农氏，姜姓，号烈山氏或厉山氏。时南方强悍的九黎族，在其首领蚩尤率领之下，和炎帝争夺黄河下游地区，炎帝失败，向北逃串，向黄帝求救，并结为联盟。黄帝统帅炎、黄二部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在大将风后，力牧的辅佐下，大败蚩尤，结果蚩尤被杀。涿鹿之战后，炎黄两部落发生战争，黄帝击败了炎帝。从此，中原各部落咸尊黄帝为共主，炎、黄等部落在黄帝的领导下融合成华夏民族。故中华民族素自承为“黄帝后裔”，又因炎、黄两部落融合成华夏民族，故也称为“炎黄子孙”。

黄帝之后，最著名的共主有唐尧、虞舜、夏禹等人。禹系夏后氏部落之领袖，姒姓，又称夏禹、大禹。相传尧的末年，洪水泛滥，禹父奉命治水，花了九年时间而一事无成，而被尧处死。及舜即位，禹奉命继其父治理洪水。禹用疏导的方法，广修沟渠，终于根治了水患，从此成了华夏民族的英雄人物，被称为“大禹”。

这个时期没有可信的文字记载，主要是靠神话与传说保存至今的。以顾颉刚先生为主要代表的“古史辨”学派，则以“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为宗旨（顾颉刚为《古史辨》第四册所作序言），在继承疑古学风的基础之上，明确地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即：“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学派认为，“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对本来流传于不同地域、不同部族的传说加以系统化、条理化的改铸之后形成的古史体系，所以其中颇多矛盾和异说。古史传说在其形成、流传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人为神化、加工改造、甚至是凭空虚构等问题，使其与信史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这使得在十九世纪之前人们大多把传说当作真实的历史来看待的局面得以很大的改观。此外，考古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收获，特别是北京猿人、仰韶文化的发现，使人们了解到与传说根本不同的远古历史的片断。

除了顾颉刚和疑古学派对传统的古史与古史观的冲击与批判外，在十九世纪二十～四十年代，部分卓有见识的学者就开始了富有创新意义的工作：试图把当时所知的考古成果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重新构建和解释上古历史。代表这一探索方向的经典之作有：蒙文通先生在《古族甄微》（1927年）中提出我国的上古民族可以划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系，并依据传说材料分析各自的文化特征。钱穆的《国史大纲》（1940年），从五个方面特别强调了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吕思勉《先秦史》（1941年）致力于考辩古史系统，多处表达与“古史辨”学派不同的观点。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不仅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了研究传说时代的方法，还将上古部族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这一重大建树，直到现在仍得到古史学界的承认和尊重。同时，继承“古史辨”的疑古精神，主张对历史传说持审慎批判态度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刘起釪的《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堪称新时期古史考证的代表作。书中对自盘古历三皇五帝各种古神古帝古先王的神话和古史资料，一一加以严谨的考证和清晰的表述。“古史辨”学派疑古过甚的缺陷，被衣钵传人所纠正或弥补。特别是书中最后一文《研究古史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实为研究古史者所不可忽略。以上所述对古史传说的不同观点，构成了史学领域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