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50多座：1999年后全国开建的大学城数

中国首个大学城举债扩建10年留下逾20亿元债务

核心提示：中国首个大学城廊坊大学城经过10年的举债扩张，资金链断裂，身后留下了超20亿元的债务，这只是中国高校一轮轮扩张的缩影，其疯狂与无序让人反思。

高尔夫别墅的广告。

为讨债者居住的村子。 （陈新焱/图）

凯旋门，中学校长刘志毅为中国第一个大学城设计的城门。 （CFP/图）

红网6月24日报道 从1999年高考大扩招开始，中国许多大学仿佛一夜成为企业。扩招——举债扩建——再扩招还债，成为普遍的运转逻辑。

大学城也突然成为一门中国特色的时髦生意，在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思路下成为拉动城市经济的“新项目”。

然而，经过十年疯狂建设后，当这个“产业”里，高校资源的供给曲线一路向上时，需求曲线却从2008年起掉头向下，至今三年里高考生已减少100万。

“产业”的拐点正在出现。

而真正的考验是，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依然搅在一起的高校 “产业”里，竞争的失败者们能否退出？谁来为他们的巨额债务埋单？

大学城和独立学院，是这场“产业化”运动的两种典型产品，本报记者调查了最近发生的上海财经大学独立学院停办事件和第一个大学城的生死轮回，以为十年之记。

我们呼唤并期待，让大学的归大学，企业的归企业。

■ 在地方政府的鼎力相助下，一个中学校长的突发奇想变成现实，中国持续至今的大学城热由此发酵。

■ 十年后，大学城中，预想的十万学生只有三成，城里只剩一群讨债的人和卖疯了的高尔夫别墅。

■ 这时候，全国已有50多个大学城。

中学校长开启大学城时代

“一条街，两边是商铺，那叫大排档；如果两边都是大学，那就叫大学城。”

中学校长刘志毅没有想到，十多年前他的一次突发奇想，竟然开启了中国教育的一个新时代——“城”时代。

那是1998年5月的一天，48岁的刘志毅接到一个电话，是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工会主席张忠华打来的：“有位归国华侨想向你请教问题，你去不去？”

这位华侨名叫爱新觉罗·显琦，是清末八大亲王之一的肃亲王善耆之女，彼时在廊坊办了个爱心日语培训学校，经营一直不好，便想向时任北京二十五中校长的刘志毅请教。

刘当时声名在外。1993年，他率先在二十五中打破了教师的铁饭碗，实行全员招聘；此后又提出“民办公助”(学校由国家所有，而采取民办形式经营，自负盈亏)的办学理念，并让二十五中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

第二天，刘志毅便去了廊坊，看着学校周围的大片空地，他给出了第一个主意：要不办个大专？

彼时，技能人才正缺，职业教育被提上中国教育大纲。而廊坊，恰好又没有这方面的民营学校。

饭后，他们在学校周围散步，看着一望无涯的庄稼地，刘随口问了句：这些地能不能用？要不办个大学城吧？

“大学城？”陪同者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什么叫大学城？”

“一条街，两边是商铺，那叫大排档；如果两边都是大学，那就叫大学城。”刘志毅打了个比方。

那时候国内对大学城的理解几近空白。其实大学城的概念在西方早已出现：牛津、剑桥以及日本的筑波等，都是比较成功的典范。

刘随口而出的想法，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注意，当天他便回了北京。没想到，几天之后，对方打来电话，“你这个主意好，再来廊坊一趟吧。”

同盟军

与常务副市长一起来的，还有廊坊经济开发区、教育局、土地局等重要部门的一把手。优惠条件当场谈妥，土地5.5万元一亩，是当时市场价的六分之一。

6月17日，在北京的办公室里，已转任北京八中怡海分校校长的刘志毅对南方周末记者坦承，在提出建大学城的想法之前，他也没做过专门研究，“只是在书上看到过这个概念”。

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天马行空”，“国外的经验都证明，一个大学城往往能带动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他给对方描述的蓝图是，北京到天津，相距100公里，而廊坊，刚好处于两地的中间点，在这里建一座城，引来各类大学，周边再建好相关配套，就能将北京和天津连为一体。

对廊坊来说，这是个一本万利的生意。平地而起一座城，投资、消费的带动作用不说，知识和人才的积聚，对与北京相邻，但差距却在十万八千里的廊坊来说，想起来就很美妙。

事实上，大学城的选址，也恰好在廊坊经济开发区内，“我们的想法是，大学培养人才，直接送往周边企业，不但解决了就业，也解决了企业的人才培养难题。”

这些，都成了刘志毅说服他人的逻辑和理论体系。

同盟军很快就找到了。

1998年6月，爱新觉罗·显琦将建大学城的想法告诉了北京外企服务总公司常务副总勒振国，后者亦相当兴奋，专门在北京城市宾馆宴请刘志毅，听其讲述办“城”思路。

北京外企服务总公司是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国企，实力雄厚。它的加入，让投资方的队伍遽然壮大。

他们的想法与正着急招商引资的廊坊市政府一拍即合，后者的效率出乎他们想象。第二年8月，在廊坊爱心日语培训学校，他们与当时的廊坊市常务副市场刘学库见面。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廊坊经济开发区、教育局、土地局等重要部门的一把手。在这位副市长的主持下，优惠条件当场谈妥，土地5.5万元一亩，是当时市场价的六分之一。

廊坊的凯旋门

孙吉庆承建的公寓楼，给他的时间是59天，过一分钟，就罚款两万。

政治专业毕业的刘志毅兴趣广泛，如今虽年过半百，但依然留着半长头发，看起来颇有艺术家风范。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设计。

他曾为北京二十五中学生设计了八套校服，并且获得了国家外观专利；此后，又为这所自己执教28年的中学设计了新校门、实验室和图书馆大楼。

东方大学城，则是他的一件标志性作品，所有的规划图均出自其手。尤其是“城”门，他很费了番心思。最初准备了三个方案：一是由十多个中国牌楼排列而成的“门阵”；一是埃菲尔铁塔；还有一个就是凯旋门。后来考虑到造价，最终选择了后者。即便如此，这个由上好理石包裹，门顶还有雕花的二十多米高的雄伟大门，也花去了两百多万。

刘志毅甚至一度成为大学城开发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但后来对方考虑到他并无资本投入，遂让其退出。但刘与投资方达成协议，由对方出资帮其建校园，他将在大学城中新开一所寄宿制分校。这个后来闻名全国的贵族学校，设计同样出自他之手，全部是黄砖白瓦的欧式风格。

东方大学城开始建设的这一年，公元1999年，在中国教育史上，被看成是一个重要节点。

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从那一年起，中国开始实行史无前例的扩招政策，当年全国高校招生比上一年猛增47.7%。此后，扩招数量以每年近30%的速度递增。

大学扩招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校园的紧张。大学城，恰好成了解决这一矛盾最快最省钱的方式。

从东方大学城动工那一刻起，前来视察的领导——上自中央，下到地方——络绎不绝。

其他地方政府也有很感兴趣的。刘志毅说，其实在他提出这一想法之后，北京的大兴县也表达了合作意向，甚至一度欲将全县的用地指标集中，供建大学城之用。考虑到土地批审周期过长，刘最终建议放弃。

接下了个“香饽饽”的廊坊，面对这个天上掉下的好项目，兴奋异常。据说，在大学城进行土地审批时，廊坊市政府官员为尽快完成手续，在风雪交加的路上等待开会途中的河北省领导。而为了让大学城尽快开城，有关方面甚至花费近千万元，为东方大学城修建了原本应该由企业自主解决的雨水泵站、污水泵站、消防站等设施。

一开始，项目名称为“华北大学城”，刘志毅说，考虑到翻译成英文，老外不大明白，最后改成了名头更为响亮的“东方大学城”。

在各方力量的呵护之下，这个“中国大学第一城”尚未出生，就已光芒万丈。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廊坊是河北省的明珠，东方大学城是廊坊的明珠。

这颗明珠拔地而起的速度，令人惊叹。

建筑商，内蒙人孙吉庆1999年来到廊坊时，这里还是绿油油的庄稼地，仅仅10个月的功夫，就耸立起了建筑面积达57万平方米的98个楼座。

“那情形，和大炼钢铁差不多。”孙吉庆此前承包过多处工程，但廊坊大学城是他见过建城速度最快的。为了赶在扩招后的第一年开学，这里的每一栋楼都倒排工期。孙吉庆说，他承建的公寓楼，按照正常标准，至少需要70天左右，但给他的时间是59天，过一分钟，就罚款两万。

债务危机

二期工程用地已达11000多亩，仅一个高尔夫球场就占了一半多。

从这时开始，所有建筑商就再也没有拿到过一分钱。

孙吉庆是被大学城的光芒吸引而来的淘金客之一。

在张扬的宣传中，东方大学城被看成是中国第一个开创了“政企合作”模式的大学城。然而，也正是这种模式，让危机的隐患，就此埋下。

据公开报道，在大学城项目实行之初，外企服务集团公司提出，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采取滚动开发、梯次推进的建设方式。整个大学城仅一期占地2300亩，总投资高达14亿元，但在建设之初，大部分资金均未到位。

为吸引开发商，东方大学城开发公司开出了比市场高不少的价格。其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规定，由建筑商全额垫资建设款，开发公司分3年还清。

这种“先建设，后付款”的开发方式，就如同让参与者各自先花钱去买面粉，做成面包卖出之后再还钱，其风险可想而知。但高额利润和大学城“国家级教育项目”的金字招牌还是让像孙吉庆这样的建筑商们蜂拥而至。

他们不仅建设了教学楼，也建起了别墅、商品房、度假村，甚至高尔夫球场。

在大学城二期开建后不久，以“教育产业化”为目标的东方大学城便逐渐偏离了原来的轨道。

当时，大学城通过审批的规划面积仅为5000多亩，但在二期工程开建后，实际用地已达11000多亩，仅高尔夫球场，占地就达6640亩，超过了大学城建筑面积的一多半。

据报道，在建设这个号称亚洲最大的108洞高尔夫球场时，为弥补平原地区球道造型的缺陷，投资方动用大量土方，不但挖出10万平方米的人工湖，还平地拔起数十座近10米高的山坡和丘陵。

但是，这时候大学城出现了严重的资金紧缺问题。

根据最初签订的银企合作协议，东方大学城开发公司获得了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3.1亿元的贷款。但在2000年对大学城项目进行重新评估后，河北省分行被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下令停止向东方大学城贷款。

事实上，东方大学城的债务危机在开建的第二年就已经开始显现。从建造大学城二期开始，所有建筑商就再也没有拿到过一分钱。他们背后还有无数拿不到工资的民工。矛盾因此产生。

2002年9月，有讨债的民工身带假炸药到已经开学的校园内逼迫大学城还钱。被媒体广为报道的是，2004年1月，因为拿不到钱，来自江苏省扬中市的常广风吞下大量安眠药试图自杀，倒在了廊坊市有关部门负责人面前。

因为建筑商不愿意继续垫资，本应在2003年开工的大学城三期也被迫暂停。

离城风暴

“大学城从市场中来，就让其回到市场中去”

与此同时，大学城的一些负面新闻，也不断见诸报端。

建城时的大跃进，留下了大量质量隐患。进城的学生发现，去厕所要打伞，宿舍墙皮总是莫名其妙地脱落。据说，东方大学城曾经成立了七百多人的维修队伍，仍不能及时补救工程质量出现的问题。

而大学城遗留的债务黑洞，也让生活在其中的学生们深感恐惧。在大学城中央，有一个名为堤口村的城中村，从2001年起，这个村常年住着近百名讨债的民工，其中一些人在这里住下就再也没有离开——这其中，就包括孙吉庆兄弟。一些讨不到钱的债主甚至直接涌进学校，试图搬走电脑等教学用品。

一时间，入住院校及学生家长与东方大学城的摩擦投诉不断。一些院校甚至出现学生入校不久就要求退款、退学的情况，令入住院校叫苦不迭。

忍受不了混乱的管理，从2003年开始，一些院校开始陆续撤离。

见此势头，原本袖手旁观的廊坊市政府坐不住了。2004年12月，廊坊市政府着手大学城的债务重组，但经营状况并未就此转变。2005年年末，东方大学城开发有限公司负债总额18.69亿；2006年上升至25.59亿；2007年年末负债总额则达到24.16亿。

廊坊市政府此时才发现，这颗曾经的明珠已经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不愿成为“冤大头”的政府开始了突围之路，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告诉记者，廊坊市委市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和股东经过多次研讨，最终达成共识，“大学城从市场中来，就让其回到市场中去”。

在与国内外上百家教育集团接触后，2008年初，经廊坊市国资委批准，新加坡主板上市公司莱佛士教育集团出资约20亿元人民币收购了东方大学城99%的股权。

然而，原本寄希望新东家能带来新气象的师生们很快发现，股权变更带来的最直接变化是收费的增加。过去，学校每年向大学城管委会缴纳每名学生1500元的教育资源费和1500元左右的住宿费，宿舍内的水、电、暖气费用都包含其中。而新东家莱佛士则要求每年每个学生加收600元教育资源费。按照这个新标准，北京城市学院的5000名学生需要多缴纳300万元，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的8000多名学生需要多缴纳480多万元。

除了向学校收取费用之外，大学城里的免费项目也在减少。在这里，开水5毛一瓶，洗澡5元一次，足球场50元一小时。

这加速了一些学校的离场。高峰时，大学城有高校30多所，但现在只剩下了14所。鼎盛时期的6万多人，也减少了将近一半。

新定位

廊坊市政府提出，要将东方大学城建成 “具有国际水平的高等职业教育基地”——这成为大学城的新定位

在制定东方大学城的规划时，刘志毅把投资回收期限设定为15年，“用10年时间，大学城的面积达到2万亩，拥有10万大学生和常住人口15万。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城每年的净收益将达到2到3个亿，除掉管理费用，还有1.5亿的盈利。”

十年过去了，他的这一设想并没有成为现实。

但廊坊大学城却拉开了中国大学的造“城”序幕，其后，上海松江、北京昌平、南京仙林等大学城拔地而起。仅两年时间，全国规划建设的大学城就达五十多座，遍及21个省、市。

而且，他们中的多数，都曾前往廊坊大学城考察学习，而刘志毅，则经常被要求介绍经验。

“我不认为大学城的模式是错的。”十年之后，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刘志毅说。在他看来，东方大学城的落败，是“败在企业的短视上”。

2006年，刘志毅在北京二十五中退休。一年之后，他所推行的“民办公助”教育改革被叫停。全国1115所实行同样改革的学校被教育部要求“洗脚上岸”。

2008年11月，廊坊市政府提出，要将东方大学城建成“具有国际水平的高等职业教育基地”——这成为大学城的新定位。

6月17日，记者致电莱佛士东方大学城集团公司，对方婉拒了采访要求，办公室主任秦振忠请记者理解他们的难处，“我们现在最好的方式，是只做不说”。

收购东方大学城，使莱佛士教育集团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资教育服务供应商。这个在新加坡主板上市的企业，目前以四个品牌在亚太经营着28间学校。

2007年10月，莱佛士发表公告称，将动用内部资金或外部融资，以及集团在东方大学城取得的营收，4年内分4次、每年支付约5亿元来完成收购。廊坊市政府当时宣称，东方大学城“二十多亿的债务黑洞有望在未来4年被填平。”

但在去年5月，莱佛士再次发表公告称，其对东方大学城的收购款将延期两年支付。

知情人透露，接手大学城后，莱佛士教育集团亦很头疼。过去十年所积累下的难题，非短期就可解决。

城里的两条商业链

现在，在“高校云集”的大学城里，与书有关的店铺只有两家。也有公共图书馆，不过要收费。而高尔夫球场边的别墅，红火得需要预定

然而，对于这一切，大学城里的学生并不知晓。对他们来说，生活、学习，还要在这里继续——尽管这里已没有太多的学习氛围。

这里只剩下一高一低两条商业链条。

低端商业链的消费主力是大学城里的数万学子。

在那个曾经住满讨债人的堤口村，村民们在失去土地之后，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经验成功嫁接为靠学生吃学生——当初大学城设立时连接天津与北京的梦想早已落空，这里依然只是只有一路大巴与廊坊相连的荒郊野外，只剩下学生来光顾生意。

从这里的每一条街口望过去，各家平房院门口都立着名目各异的旅馆招贴。有几条街口还竖着两米多高的白底红字招牌：成人保健品。这里的房子每月100元到250元不等，还有便宜的日租房和按10元一小时计费的临时休息房。

堤口村和大学城一期的篮球场只有一墙之隔，学生可以自由出入村子，村民也可以自由出入大学城。

在“高校云集”的大学城里，与书有关的店铺只有两家：一家新华书店，一家餐厅兼书吧。

当然，大学城里也有公共图书馆，不过需要收费，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一学生冯扬说，里面的书也所剩无几。现在惟一的用途，就是用来上自习。

大学城里的另一条商业链则要高端许多。

在毕癉路东侧，那个号称亚洲最大的108洞高尔夫球场，A区已经一片荒芜，但B区和C区仍在照常营业，这里的球童有些就是大学城里来兼职的学生。如果想成为这里的会员，则需交纳50年近百万元的会费。

球场斜边上，是去年下半年刚刚开盘的，一个名为“旭辉·十九城邦”的联排别墅售楼处，其广告语简单明了：“大学城里的高尔夫庄园”。

售楼小姐介绍说，一期的房子早已销售一空，二期的房子需要提前预约。这里的房子均价9000元一平，是廊坊市区的一倍多。

距此不远的大学城三期，另一个楼盘——凤凰花园也正在赶工。6月16日，端午节，刺眼的阳光打在大学城的马路上，空荡荡的校园里，难觅人影，只有这里的工地依然繁忙，晒得发烫的运土车穿梭往返，扬起漫天的尘雾。

大学城产能过剩？

经过十年大跃进后，中国教育终于进入了收缩期。

月初，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高考人数今年继续减少。自2008年以来，三年共减少了100万。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姜钢解释说，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适龄人口和高中毕业生减少”。

今年高考应届生基本上是“90后”，他们正好出生于第三次生育高峰(1985年～1991年)之后，整个1990年代，出生人口一直大幅下降。

中国高校——特别是那些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三四流院校——将可能因此面临生源危机。

在此前，他们刚刚经历了一轮疯狂的扩张。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教育大体经历了市场化——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国际化——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规模合并；产业化——疯狂扩招和建大学城三大高潮。

公元1999年，被看成是这三十年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从那一年起，中国开始实行史无前例的扩招政策，当年增长47.7%。此后，以近30%的速度逐年递增。

与此相伴的，是基建项目的跟进。而大学城，则成为这一现象的极端表现。据不完全统计，自廊坊大学城建成之后，仅两年时间，全国规划建设的大学城就达50多座，涉及21个省、市。

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在一次研讨会上称，从1998年到2005年，中国高校新建、改建的学生宿舍和学生食堂的面积超过了过去50年的总和。

一般来说，大学城建成后，对于建设资金的返还，主要通过以下途径：配套服务经营、后勤社会化服务、教师和学生公寓的出售与出租、校本部土地的置换、学生学费收入和住宿费收入等。

在这些收入中，学生是一切收入的来源。大学城的学生规模成为决定投资胜负的关键。

然而，学生越来越少，让这一赌注变得越来越危险。

以江苏为例，自2002年以来共开工7个大学城和高校园区，建成后可容纳60万学生。但江苏每年参加高考的仅20多万人，其中还有25%考到外省去。

如何装满大学城，成了一个问题。

事实上，生源减少的危机，已经开始显现。2009年，全国民办高校的招生人数普遍下降了一半左右。北京民办高校计划外的非学历教育招生数较去年同期锐减60%。

破产不再遥远？

在过去的十年中，扩招——贷款——再扩招，是中国教育产业化运转的有效链条，也是中国大学城遍地开花的最重要动力。

在这个过程中，大学负债，已不是新闻。民间保守估计，中国大学目前债务约为2500亿；而稍微冒进一点——如果算得上的话——则是在4000亿到5000亿元之间。

然而，面对若隐若现的危机，高校到底有多大的还账能力呢？

民进中央副主席，原苏州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朱永新2006、2007年曾连续两年向中央提交关于控制大学建新校区和重视高校债务危机的提案。他算过一笔账，高校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学杂费和国家财政拨款，其中，财政拨款基本上用于学校人员工资的支出，不可能有结余；收取的学费中，扣除那些国家明文规定了用途的部分，只能剩下54%。他说，即使这些钱全部用于还贷，恐怕也是杯水车薪。凭借高校自身的力量在规定的期限内还本付息几乎不可能，银行在向高校贷出款项之日起，这些贷款就注定会成为不良债权。

事实上，早在2003年，建设银行就对外发布了风险警示，谢绝对大学城的所有贷款。

但是，已经放出的天量贷款，正让高校的链条日益紧绷。

卖地还债开始出现。2006年浙江大学将西湖边上湖滨校区卖掉还债。而武汉理工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退休教师告诉记者，迫于还债压力，去年该校将一个可容纳4000人的老校区卖给了开发商。

由于有政府担保，民间的普遍看法是，即便出现危机，高校也不会破产。但是，如果大学的造血机——大学生源——普遍出现问题，没有人知道，危机的链条会怎样传导，会不会有人可以兜底。

事实上，“破产”已经出现。2009年8月，位于上海松江大学城里的上海经贸学院就宣布，学校不再续办，从而成为中国第一所倒闭的高校。(实习生胡嘉欣、张利安亦有贡献)

让学校归学校，企业归企业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中国出现时起，独立学院(最初为民办二级学院)就饱受争议，十年发展，几番整治，依然是非不断──卖文凭、卖土地、抢学费、玩退出……层出不穷，被教育界戏称为高校教改怪胎。

上财浙院的故事，无疑是对怪胎二字的有力注解。

合作方的两年纷争，已把独立学院定位不清、权责不明、规范的治理结构缺失等问题暴露无遗，而这确是诸多独立学院现内部状态的一个缩影。

与此同时，虽然教育部早已对独立学院作出了“五独”的要求(独立办学、独立招生、独立发放文凭、独立财务核算、独立法人)，但在现实里，这种产权并不清晰“独立”，说不清道不明──母体大学仍把独立学院当作旗下二级学院进行管理，而投资方则是把学校看作是己方投资建设的一个工厂，双方理念、诉求，往往分歧很大。

对于这些现象，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按照现行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民办高校被定位为公益性行为，这虽然与‘办学就是搞公益’的传统观点相符合，却在现实里却造就了一个个既是学校又像企业的独立学院，并造成诸多管理问题，参与方对利益的追逐也都名不正言不顺。”

不过，这个错位未来或许能被扭正。目前正在多方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上已经提出，未来将对民办学校作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界定，分类管理。

代表质疑广州大学城向农民低价征地后造地王

昨日，广州市人大举行本次会议首场询问，八位人大代表针对大学城去年接连拍出“地王”问题向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和市规划局发起询问。人大代表担心的不仅仅是地价抬高房价导致老师们买不起房，更担心大学城的整体定位因为政府卖地行为而发生转变。

南方都市报4月14日报道 昨日，广州市人大举行本次会议首场询问，八位人大代表针对大学城去年接连拍出“地王”问题向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和市规划局发起询问。人大代表担心的不仅仅是地价抬高房价导致老师们买不起房，更担心大学城的整体定位因为政府卖地行为而发生转变。

广州市规划局工作人员向葛洪义代表（左三）讲解大学城规划图。 本报记者　冯宙锋　摄

“八人问政小组”

广州市人大代表、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葛洪义同时是广东省政协委员，他在年初省两会上就提出，大学城不能沦为富人的后花园。

广州市人大会议召开后，葛洪义与广州市人大代表许若宁、毛燕、邓成明、黄建武、郭学进、温杰、罗交晚联合组成“八人问政小组”，点名叫来广州市规划局、市国土房管局、大学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对大学城高价卖地决策过程逐一进行询问。这也是本届市人大首次就政府卖地问题发起询问。

昨日，广州市人大举行本次会议首场询问，八位人大代表针对大学城去年接连拍出“地王”问题向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和市规划局发起询问。人大代表担心的不仅仅是地价抬高房价导致老师们买不起房，更担心大学城的整体定位因为政府卖地行为而发生转变。据介绍，大学城一共规划了15块住宅用地，目前已经卖了11块，人大代表昨日呼吁政府暂停大学城土地出让，探索住宅用地出让的新机制。

大学城成开发商高价卖房噱头

去年，一股地产投资热潮席卷小谷围岛。伴随着整体房地产市场从逐步回暖到房价暴涨，广州市政府去年接连出让位于大学城核心区南北片的住宅用地，在各路开发商的追捧下，地价屡创新高。2008年底楼市低迷的时候，大学城住宅地价只有3072元/平方米，去年底这里最新的“地王”价9503元/平方米已经比2008年翻了两倍。

“你们这样卖地有没有考虑后果？大学城到底还是不是大学城？”在昨天下午举行的询问会上，广州市人大代表、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葛洪义向坐在对面的政府官员抛出一连串提问。

高价卖地已让早期进驻大学城的开发商收获暴利。

“现在在大学城买房的很大程度上是投资的，这就形成了一些开发商借学校来卖房，大学城成开发商卖房的一个噱头。我们很担心今后的小谷围，开发商比大学城都有名，这就背离了大学城建设的初衷。”葛洪义认为，当时规划预留的住宅用地应该考虑首先服务大学城，解决老师的住房问题。

老师不在大学城影响教学质量

广州市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建武昨日还进一步强调，大学城的老师无法住在大学城会影响学生的发展。“大学城现在学生大概已经接近12万，将来要达到15万，十所大学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学生和老师之间课后没什么交流。”黄建武担心这种现象会导致大学城的教育质量下滑。

广州市规划局总工程师叶浩军表示，大学城早期规划时曾在每个学校的生活区里安排了一定比例的老师和学生宿舍，“但安排老师的住房比例比较少，主要是考虑到当时是以分校的形式进驻，很多老师的住房问题都在房改时解决了，大学城的老师公寓是为了安排新来的老师，或吸引学科带头人。”

黄建武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我专门问了中山大学建设方，他们说没有教师住宅规划，在学生住房中建了一些教师周转用房。”他认为大学城的教师住房不一定要销售给老师，不一定私有化，而是可以考虑出租，让老师可以长期住在那里。

剩余四条村可建万套教师公寓

广州市国土房管局执法监察支队支队长文靖表示，现在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现行土地政策和住房保障政策都限制了政府在大学城建房提供给教师居住。文靖表示，会向省和国家反映大学城面临的实际困难。

目前，大学城保留的四条城中村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广州市规划局总工程师叶浩军昨日指出，政府已经在四条村中预留了部分用地来安排建设教师公寓。现在这个规划还在编制过程，大概可以提供一万套公寓给大学城老师居住。

大学城住宅地是否擅改规划？

广州市人大代表葛洪义问：小谷围岛建设时，岛上是不是所有土地都分配给大学了？公共用地是不是为大学服务的？其中有没有住宅用地？是服务大学城的住宅用地，还是商业住宅用地？

广州市规划局总工程师叶浩军答：2003年4月，广州开始编制大学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大学城确实是按照大学城的理念和目标来规划建设的。在小谷围17平方公里的总用地面积里，高校用地大概有10平方公里，四条村的用地大概有1.1平方公里。其他0.46平方公里用地是为大学城服务的商业、科研、居住用地，其中住宅用地大约是0.27平方公里。

葛洪义问：当年规划大学城不建住宅，现在有了住宅地，是不是规划改了？大学城原来有个地铁出口，听说在开发商的影响下，这个地铁出口搬到岛外某个楼盘？

叶浩军答：坦率地说，大学城发展到今天也有了一些变化，但2003年批准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是没有变的。目前，老师的居住确实是个突出问题，原来在大学城的南部华南新城地块，也有经济适用房用地，为符合政策的老师提供住房。地铁规划的问题，四号线和七号线，在小谷围岛有三个地铁站，目前没有听说地铁线路和地铁站规划位置发生变化，一直按照规划来建设。

政府为什么要加速卖地？

葛洪义问：想问问国土部门，去年出让大学城住宅地时，有没有考虑后果？

广州市国土房管局执法监察支队支队长文靖答：地卖高了不是我们的本意。招拍挂制度走到今天，价高者得确实有不利因素。现在国家政策没变，中央也在调研。

葛洪义问：如果预测到这个地卖出去后无法为大学服务，为什么要卖？为什么在广州保障房政策越来越清晰的情况下，要加速卖地？你看上海已经改了，广州也在建保障房、限价房。大学城中轴线预留的土地为何不能做成限价房？你们能不能歇口气，没卖的就先不要卖了？

大学城卖地的土地出让金用途是什么？能不能用于大学城的建设？深圳可以在最贵的地方拿些土地建房引进人才，现在考验我们是不是真的想办大学，我非常不希望出现政府借大学城开发土地。

文靖答：关于土地出让金的使用，国家有规定。我们也理解大学城的孩子要和老师多沟通，现在广州正在考虑经济租赁房，城中村和学校一起来促成在大学城范围内建教师住宅。

葛洪义问：现在学校对面是湿地公园，师生非常担心你们把湿地公园和绿地都卖了。

文靖答：住宅中包含的绿地不会卖，湿地不可能动。

葛洪义：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怕你们把能卖的都卖了。

低价征地高价卖正不正确？

葛洪义问：大学城用地审批时，从农民手里拿过来本来是教育用地，当年给农民多少补偿？有传说是(每亩)5万元，如果不方便说，就说这样(低价征地高价卖地)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

文靖答：这个问题我确实不知道。

葛洪义问：我们是用办教育的名义从农民手里征地的，今天却把地卖给开发商。不能把农民赶走了，换一批跟大学无关的人住在里边啊。这在道德上是很成问题的事情。

广州市国土房管局主任科员罗小勇答：我们并不是把农民赶出去，大学城有1.1平方公里的村自留地，广州的征地不但给钱还给地。大学城10平方公里是高校用地，真正属于经营性商业住宅用地的只占大学城总面积的2%，如果政府导向是想靠大学城卖地生财，完全可以划多一点。

广州市人大代表邓成明问：政府部门在做出卖住宅地的决策后，是否征求了各方的意见？这个事情我们几个(市人大代表)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冒出几个地王来。

罗小勇答：每年都可以查到卖地计划，这个计划在讨论时要召开国土资源联席会议，审议公布后再卖地。从这个角度讲，卖地是征求了多个部门的意见。

人大代表点评

政府财政应用于公共服务

昨日询问会持续了2个多小时，葛洪义会后表示，这次询问会举办得“还可以”，“至少对大学城基本用地情况搞清楚了，虽然预留了住宅用地给大学，但由于现在土地出让制度的原因，客观上造成土地价格比较高。但政府出让土地如果不考虑土地用途的话，我认为是考虑不周的。”

“我们非常理解政府在大学城的投入很大，现在希望通过卖地收回成本。但财政是公共财政，应该体现在提供公共服务，不是建设财政，不能都用于建设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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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王把农民的胃口吊得很高，每天早晨起来都感到价格不一样，大学城没法再跟农民谈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