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晨叶、昝涛：失序的吉尔吉斯──内部撕裂与大国较力中的新国家

“郁金香革命”的余音尚未散尽，2010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再次包围首都比什凯克，总统巴基耶夫仓皇出逃。就这样，一个政府的统治就被终结了，这多少有点儿让人感到错愕。对于这个面积不足20万平方公里、人口仅有500多万的小国，不少论者似乎觉得它本身无甚可谈，可能也正由于此，人们便将目光更多地投射到外部，围绕美、俄的地缘战略争夺再三申论。这是某种冷战思维的继续。我们无意否认这种分析的合理性，但更愿强调回归常识。那就是，外因通常是要通过内因发挥作用，离开了对内因的分析，再精妙的外因分析也总让人觉得是隔靴搔痒。事实上，只有通过历史的纵向透视和国际政治的横向分析，相对完整地呈现吉尔吉斯的历史与现实困境，才可能对吉尔吉斯问题有所认识。

　　一、现代吉尔吉斯国家之由来

　　在某种意义上，吉尔吉斯的近代历史是作为帝俄与苏俄的附属而存在的。沙俄在19世纪末先后征服中亚诸汗国，并于1884年在河中地区设立突厥斯坦总督区，从此，整个中亚被正式划入了俄罗斯帝国的版图。苏俄取代帝俄之后，在中亚撤消了总督区，并于1924年实行民族国家划界。同年10月宣布成立隶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下设4个区），当时，全自治州有居民73.7万人，其中，63.5%是吉尔吉斯人，16.8%是俄罗斯人，乌兹别克人占15.4%，其他民族居民占4.3%。全州面积19.5万平方公里。1924年12月，管理该州的革命委员会将办公地由塔什干迁至今天的比什凯克市（1926年改名伏龙芝），这里从此成为自治州的首府。1925年5月，全俄中央执委会决定把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改名为吉尔吉斯自治州。1926年2月，又将吉尔吉斯自治州改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仍属俄罗斯联邦。1936年12月，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升格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

　　实际上，在1925年以前，“吉尔吉斯”这个词是用来称呼今天的哈萨克的。这个用语混乱的现象至少说明，在当时的中亚地区，还没有形成明确的近代民族意识和民族边界。借用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在苏联主导的民族划界之前，“中亚居民中民族差异的观念相当淡薄，他们很少称自己是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或吉尔吉斯人，总是以穆斯林自称。尤其是在中亚居民人数占压倒优势的突厥语诸民族，由于受泛突厥主义影响较深，更不愿意把他们划为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等民族。不仅这些民族旧的上层人士坚持‘突厥族’的整体观念，就是在中亚共产党员中间，这种观念也颇有市场。”（丁笃本：《中亚通史》，新疆人民出版社，第156页）

　　在前述意义上，作为中亚五国之一的吉尔吉斯，首先是由苏联“创造”出来的一个民族国家。对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而言，中亚五国这一“创造”具有打击泛突厥主义的重要战略考虑。加盟共和国体系的建立，击溃了泛突厥主义在中亚的政治诉求。“泛突”从此将不断面临来自苏联中央和中亚本地新民族主义的双重压力。中亚新民族国家的创建，培植了一批新的民族主义精英，并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宣布效忠于共产主义的苏联，他们立刻拥有了一个民族国家，尽管当时是形式大于内容。在这个框架下，中亚各国首先就在理论上从落后的部落部族时代“跑步”进入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因为，根据斯大林的民族观，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产物）。实际上，这是一个先进入“现代性”，然后再达致社会主义的方案。

　　民族国家划界在中亚的大众层面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对，因为，在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民族意义上的认同”。与其他中亚民族共和国相似的是，对于新创建的吉尔吉斯来说，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空壳”而已，“吉尔吉斯认同”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新事物。不久之后，“苏联人”又正式地成为一种被强化的认同。历史悠久的部族认同只是在形式上暂时被“苏联认同”遮蔽了。

　　苏联解体后，吉尔吉斯获得独立。独立被民族主义的悲情叙事赋予了新的意义。1992年8月29日，全世界吉尔吉斯人代表大会在首都比什凯克召开。总统阿卡耶夫发表讲话说：“由于历史上遭受众多不幸事件，吉尔吉斯人口数目越来越少。最后成为定居在亚洲中央的一个小民族。但是，我们最大的遗憾是自伟大的吉尔吉斯汗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之后的1000年之内，未能再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对当代吉尔吉斯共和国来说，它的民族悲情正是寓于阿卡耶夫上述讲话的逻辑之内：一个本来伟大的民族，因为众多不幸而日益萎缩；1000年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国家！换句话说，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的崩溃是当代吉尔吉斯人的一个历史机遇，一个千年等一回的机遇，使他们得以去创立和建设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二、部族主义与南北对立

　　中亚地区的民族国家被创建之后，旋即被纳入到苏联建设与发展的轨道中。各民族国家自身的建设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跨越”了。当然，这个“跨越”是以很多问题的被忽视、被遮掩和被搁置为前提的。“直到十月革命时期，中亚的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土库曼族等以游牧方式为主的民族，处于部族部落的宗法制之下。苏联时期这些民族现代化进程取得飞跃发展，但部族思想影响依然残存。中亚各国独立后，部族主义和地方主义思想有所抬头，影响着各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部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目前已成为潜在的不和谐因素之一。”（潘志平：《中亚的民族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新疆人民出版社，第78页）

　　在独立之后的吉尔吉斯，部族主义首先表现为少数族群与主体民族之间的对抗。在吉境内各部族混居，主要有吉尔吉斯族、乌兹别克族和俄罗斯族。乌兹别克族对乌兹别克有着强烈的认同，甚至要求将自己所在居住地归入乌兹别克斯坦。而俄罗斯移民的后裔，在苏联解体后就从一等公民下降为二等居民，从政治主导者变得几乎失去了一切参政机会，其心理落差不言而喻，历史优越感和境外俄罗斯国家的强势存在，也使吉国内的俄罗斯人不认同以吉尔吉斯族为主体建构起的民族社会。而作为主体民族的吉尔吉斯人，独立后的民族主义激情（如夸耀《玛纳斯史诗》）在实际上起了反作用，它强化了民族差别，同时也就加剧了其他少数族群的不满。

　　吉尔吉斯斯坦南北之间的地方主义对立由来已久。这一矛盾的起源首先可以追溯到生产方式的差异。自浩罕汗国始，吉尔吉斯斯坦就保持着南方农业为主、北方游牧为主的基本生产格局。长期以来，南北方对于土地等资源的争夺就已在部族之间造成了深深的裂痕。

　　文化上，吉国南北差异很大。吉尔吉斯南北之间有山脉阻碍，长期以来交通不便，因此，南北之间在文化上也相对孤立。南方的费尔干纳盆地在自然条件、经济和生活方式以及政治气候等方面都不同于北方。南部居民同相邻的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联系密切。与整个中亚的宗教布局大体一致的是，吉南部的伊斯兰化程度也远比北方要深，南部居民是比较虔诚的穆斯林。相反，北方的吉尔吉斯人更显自由开放。位于北方的首都比什凯克，是吉尔吉斯的经济、文化中心，更具俄罗斯与哈萨克色彩。与此相对，吉尔吉斯南方的奥什州则具有明显的乌兹别克色彩，南方人普遍主张与相毗邻的穆斯林国家发展关系。

　　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南北方差异非常明显。在吉尔吉斯，北方人把南方看作“毒瘤”，南方人则视北方人为铁石心肠的“压迫者”。北方的楚河谷地是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发达地区。从几乎各项社会经济指标看，南方都落后于北方，而且差距正在增大。在苏联时代的工业化政策推动下，吉北方率先发展起工业，之后便大幅度超越南方。独立后，在北方领导人主导的政府推动下，北方进一步发展，而南方无论是在工业化还是在吸引和利用外资等方面都远不如北方，南北经济差距不断拉大，以至于南方人称北方人为“冷血恶棍”，认为其独吞了经济发展的果实；因为贫穷，又距阿富汗较近，南部的毒品与恐怖主义也日益严重。

　　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权力的争夺总是会利用和煽动长期存在的南北对立，因此，部族矛盾与地方主义一直是吉国内各种动荡和冲突的重要原因。2005年“郁金香革命”的结果就是，以巴基耶夫、奥通巴耶娃等为主的南方集团联合北方反对派，共同推翻了以阿卡耶夫为代表的北方政府。但在利用了他的北方盟友之后，巴基耶夫随后就逐一排挤掉了他们，并大大加强了总统权力，任人唯亲、重用南方人。今年春天的政变，跟五年前的“革命”如出一辙，同样是那些曾经身居高位后又被排挤掉的反对派结成联盟，共同推翻了巴基耶夫的统治，其中仍然涌动着南北对抗和分裂的暗流：这次动荡首先是从北方发起的，奥通巴耶娃等领导人是巴基耶夫时代被排挤的政治失意者；出逃的巴基耶夫则打出了“南方民众起义”的牌。

　　三、脆弱的经济与腐败的民主政治

　　吉尔吉斯是一个拥有重要战略地位但贫穷落后的内陆小国。农业人口过大，工业发展不足，外来投资利用严重不足，贫困是吉尔吉斯历届政府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梦魇。据报道，2002年吉尔吉斯斯坦的贫困人口占52%，70%的乡村没有自来水，41%的地区没有医院和保健机构，60%的地区没有交通设施。当前，吉尔吉斯政府主要是靠美俄等国的财政援助维持生计，去年它的GDP仅有47亿美元，相当于苏联解体时的86.5%，人均GDP不过800余美元，仍有半数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下，尤其是以农耕畜牧为主的南部。可以说，这是一个异常脆弱的经济体。无论是对于2005年“郁金香革命”中下台的阿卡耶夫，还是对于最近出逃的巴基耶夫而言，贫困都是群众起来反抗他们所领导的政府的重要动因之一。

　　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吉尔吉斯先天没有发展自身经济的优势。吉尔吉斯是一个山区内陆之国，90%以上的国土面积是山地，海拔都在1500米以上，平地、可耕地很少，农业不发达。在资源和能源方面，吉尔吉斯又不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或者土库曼斯坦，后者有石油、天然气，吉尔吉斯没有这些自然资源，畜牧业比较发达，这是它传统优势，但这些显然并不足以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

　　实际上，在苏联时期，吉尔吉斯斯坦就是经济最落后的加盟共和国之一。但由于苏联时代特殊的经济区域分工和专业化布局，吉的落后形势并不特别引人注目。苏联的模式是强化地区专业化分工，这既有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的考虑，又有避免各地区形成相对独立、完备的经济体系的战略考虑。片面的专业化分工导致了生产畸形发展。在苏联时代，吉尔吉斯主要是作为矿产和畜牧资源的初级原料提供者而存在的，比如，它的锑和汞产量分别居全苏第一位和第二位，1988年砂糖产量37.76万吨，占全苏的3.1%，居第三位；1988年吉尔吉斯有羊1038.3万只，占全苏的7%，毛类产量为3.82万吨，占全苏的8%，均居第三位。这一时期包括吉尔吉斯在内的中亚各国都未建成较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但对吉尔吉斯而言，它的形势更加严峻，因缺乏其他中亚国家那种丰富的自然资源，不得不依靠哈萨克这样的资源丰富的邻国。如果说独立之前的吉尔吉斯还能够在苏联分工合作的经济布局中找到位置，那么，在获得独立和主权之后，其经济就不可避免地要依靠外援，尤其是要依赖俄罗斯。同时，在日用消费品方面，中国商人也开始在这里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除了先天资源不足以及历史原因以外，吉尔吉斯当下的经济困境还跟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有关。吉尔吉斯的国内收入有很大一块靠劳务输出。很多吉尔吉斯青年人在俄罗斯的大城市打工，赚取外汇，再寄回吉尔吉斯，这给吉尔吉斯带来了比较可观的外汇收入。但金融危机爆发后，俄罗斯经济也不景气，不少吉打工者只能回国，重新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这也是影响吉尔吉斯稳定的重要现实因素。

　　独立之初，吉尔吉斯曾在西方赢得了很高的赞誉。当时，吉尔吉斯雄心勃勃地想把自己建成“中亚的瑞士”，在阿卡耶夫的领导下，吉国引进了西方国家一直梦想普世化的竞争性民主政治制度，以至于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这个中亚小国曾是美国眼中的民主发展模范。当时，刚刚从解体的苏联脱离出来的各国都在积极寻找新的角色和身份，阿卡耶夫的领导班子开始寻求和西方建立良好关系，作为回报，它从西方获得了上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

　　阿卡耶夫一度对西方政治模式十分推崇，设想按西方三权分立、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改造吉尔吉斯。然而，现实总是会跟理想开玩笑。阿卡耶夫很快就发现，在民主制度下，自己的权力太弱小了，改革难以顺利推行。他必须跟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地方主义和部族主义作斗争。阿卡耶夫转而主张实行强有力的总统制，并通过全民公决得以实现（这个过程和俄罗斯类似）。

　　独立近20年来，吉尔吉斯人民在南北势力集团的政治斗争中，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阿卡耶夫在吉尔吉斯的经济改革是以快速的经济私有化为特征的。但这一过程造成了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均，实际上让原本就比较富裕的北方集团得利。2005年的“郁金香革命”之后，以巴基耶夫为代表的南方势力则大力鼓吹“宏观调控”，力图通过政治权力重新瓜分财富。巴基耶夫排除异己，让他的亲属、朋友和盟友进入经济调控部门，例如，他的儿子马克西姆就是吉尔吉斯“发改委”的部长。巴基耶夫集团无法改变私有化的既成事实，最终沦为通过权力捞钱，对广大人民的利益仍是置若罔闻。

　　在这个脆弱的国家，官僚贪污与任人唯亲现象严重。贫困也是腐败的一个原因之一。生活标准的降低使得官员大肆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同时，贪污也带来了行政的低效率和低效益，从而又加重了社会的贫困，形成了恶性循环。这最终导致了群众与政府的普遍对立，辅之以南北对立，使得任何人当政都容易成为反对派与民众攻击的对象。反对派也就更容易发起群众性运动，使政治斗争发展成为街头暴力，并冲击政府。

　　伴随着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争夺，吉尔吉斯的南北贫富差距被逐渐拉大，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各自的部族意识和地方主义。双方互不相让，只能走上分裂与对抗。在糟糕的经济条件下，政权的稳定难以实现。

　　四、大国博弈与中国利益

　　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在地缘和能源战略方面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过去很长时期，美国难以在该地区扩张势力，苏联解体后，它终于等到了机会。“9·11”后，美国在阿富汗建立了强势存在，并在哈萨克（后退出）和吉尔吉斯建立了军事基地。吉尔吉斯距离阿富汗仅有1000多公里，是美国通往阿富汗的重要的战略物资中转站。这也是为什么它愿意花大价钱保住自己在吉尔吉斯的玛纳斯基地的原因。

　　目前来看，尽管2005年美国推动了“郁金香革命”的成功，但总体上，俄罗斯还是比美国在吉尔吉斯的影响要大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前述吉尔吉斯与苏联存在深厚的历史渊源（其官方语言是俄语），另一方面也与俄罗斯坚决维护自己在这里的利益有关系。当然，在地缘、文化和经济方面，俄罗斯距吉更近，吉国内也有一个重要的亲俄集团的存在。根据各方面的猜测和观察，吉国这次春季政变其实是一场“俄色革命”。

　　吉尔吉斯虽无资源，但地缘战略位置重要，因此必然成为大国博弈的战场。从另一个角度说，这里也蕴藏着吉尔吉斯的生存之道。目前，美俄两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均设有军事基地，即美军的玛纳斯空军基地和俄军的坎特基地，两地相距只有45公里。这是吉尔吉斯开展“军事平衡合作”的典型例子。作为一个小国，吉尔吉斯别无选择，搞“一边倒”行不通，谁都得罪不得。从高额的租金和巨大的投资回报来看，这也是吉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随着冷战后中亚局势的改变，中国在中亚的战略利益问题也随之提出。对中国而言，由于和中亚诸国之间存在跨境民族、贸易、大型项目合作、能源进口等方面复杂而密切的关系，中亚的繁荣与稳定符合中国的利益。近年来，俄美在中亚的争夺以及由此引起的局势动荡，不能不引起中国的警惕。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实施中亚战略布局的重要机制。中、吉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缔约成员国。吉国的稳定符合中国利益。上合组织对中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安全利益，加强反恐合作，维护地区安全，防范和遏制疆独；其二，经济利益，中亚广阔的市场为中国扩大出口和西部地区的开放提供了机遇，中亚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是中国多元化能源战略的主要保障之一。

　　中国与吉尔吉斯共和国接壤，共同边界长达1100公里，中吉之间的贸易额从1992年的3.55亿美元已经增长到2008年的93亿美元。2009年，吉尔吉斯斯坦首次取代哈萨克斯坦成为新疆的头号出口市场。随着“引进来、走出去”战略的推行，中国企业已经遍布中亚五国，从高端的油气勘探开发、油气管道建设，到劳务和工程承包、矿产、通讯、建材、农产品生产加工、轻工业、商业流通、金融、服务业等都有中国企业的身影。近年来西方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导致了中国企业、商人与中亚国家、国民之间的一定程度的紧张。目前，在吉经商的华人接近3万。在五年前的“郁金香革命”中，动乱中当地华商遭到了“打、砸、抢”，人身和物质损失惨重，一些华人把2005年的春天称作在吉华人的“血色之春”。吉国这次政变也伴随着社会动乱的暗流，在比什凯克的一家中国商业中心遭到抢劫并被烧毁。这一情况显示，动荡的政局会直接损害到中国企业、公民在当地的安全。有分析指出：“近年来，吉尔吉斯斯坦衰败的经济状况引起了国内对中国人日益强烈的仇视情绪。该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中国，但这也增强了普通吉尔吉斯人心中那种被剥夺经济权利的感觉。”这种情况的出现不能不引起中国的高度重视。

　　中国新疆地区与吉尔吉斯等中亚国家存在复杂的跨境民族现象。这使得极端势力有可能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威胁国家安全。费尔干纳山谷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也是最动荡的地区之一，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割据一方，这里是多个恐怖组织的温床。当前，“三股势力”在中亚肆虐，极端势力从费尔干纳盆地向外扩散，对中亚各国和新疆地区形成辐射。每次吉国发生动乱，人们都会担心其南部费尔干纳地区的稳定，如果“三股势力”趁火打劫，在奥什、安集延一带构筑新的巢穴，将对地区安全、中国西部安全和新疆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五、余论：转型之痛

　　短短五年内，吉尔吉斯斯坦就发生了两次政治动荡，都是政府被群众性街头暴动冲击和推翻。人们尽可以说出很多原因：例如收入很低、物价飙升与反对派头目遭逮捕。这些直接和间接的原因当然都不容忽视，但从国家转型的角度来看，吉尔吉斯的多次动荡，与它不顾自身国情及历史特征盲目移植西方民主模式不无关系。尽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搞激进转型，不但不会称心快意，还必然出现“过敏”症状。

　　对吉尔吉斯斯坦来说，先是经历了由部族社会一跃成为“民族国家”的“跃进式”发展，但随后的民族国家建设在苏联框架内并没有跟进，可以说这并不是一个稳健且良性的进步。在苏联这部机器上，吉尔吉斯被裹挟进了一个新的社会阶段，它之被称为“民族国家”，仅仅是停留在口头和形式上而已。部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问题只是被搁置了，它迟早还要回来补上这一课。苏联解体后，以阶级话语化解民族问题已然不可能，民族问题已随之解套。这时本应进行稳健的改革，把民族国家建设与公民社会建设结合起来。但吉国激进的民主化使其失去了渐进式改革的可能性，一个舶来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以部族主义和地方主义为底色的国家基础上的，政治权力的争夺不是以法律和政策为基础，而是以地域、部族、派系和政治领袖为核心，这才是其出现社会、政治动荡的制度性原因。

　　在上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轮替模式只能是畸形的民主制，往往出现把地方、部族或个人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情况，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与社会的稳步前进也就无从谈起；贪污腐化、被外国政治经济势力所操纵的情况遂难以避免。从根本上说，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推进工业化、引进外资，缩小地区贫富差异，使南北经济利益连结趋同，才有可能逐步地消除吉国的部族意识与南北地域意识，建构起一个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健康的民族国家，为民主政治的运作提供良好的土壤。

　　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后冷战”时代的20年是一个转型时代，到目前为止，仍无法预见这个时代将持续多长时间。尽管，“转型”这个术语多少带有一些“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但就其所暗含的失序、动荡和阵痛等内容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最终达致有序而稳定的现代性状态的长期过程，即使人们还可以激烈地争论现代性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对当下的中国而言，它提供了从边缘立场审视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与经验教训的具体案例。以冷静而平和的心态关注转型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无疑具有积极的镜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