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加沙

        以色列在公海拦截枪击土耳其救援船队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怒，但全世界的愤怒并未阻止以色列对加沙救援船队的持续拦截。 　　自2007年哈马斯控制加沙地带以来，以色列就对这个约150万人口的地区严格封锁，国际救援船队也在一次次的拦截中付出沉重代价，“马维·马尔马拉”号船只的喋血就是最新的例证。在一定意义上说，救援之困更是加沙之困。   　　南都周刊特约记者_方亮 　　2010年6月4日，巴勒斯坦拉马拉，巴勒斯坦民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国际人士 仿造一艘像国际救援船一样的船只，抗议以色列拦截国际救援船事件。 　　2008年1月23日，加沙人民炸开与埃及之间的隔离墙， 一批批的生活用品被运进已被封闭数月的加沙。   　　在最后的国境之后，我们应当往哪里去？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鸟儿应当飞向何方？   ——巴勒斯坦诗人穆罕默德·达维什   　　2008年10月，全球100多个城市响应柏林文学节的号召同时举行诵诗会，纪念两个月前与世长辞的巴勒斯坦诗人穆罕默德·达维什。20多位中国诗人聚集在香港商务印书馆活动室内，幻灯片映出达维什的头像，诗人们手捧诗集忘情朗诵。数度采访达维什的香港记者张翠荣回忆起诗人的音容笑貌。在一次采访中，达维什对她说：我身在家园，却在流亡，家园仿佛一个大监狱。   　　此时此刻，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比喻，以色列军队对加沙的围困已进入第二个年头，这“最后的国境”已然是一个庞大的监狱，生活于其中的150万巴勒斯坦人俨然成了诗人笔下那“无处可飞的鸟儿”。   　　不自由的家园   　　所有人都不会忘记2008年1月的那场“突围”。在哈马斯的默许之下，加沙人民炸开与埃及之间的隔离墙，男女老少，手提肩扛，一批批的生活用品被运进已被封闭数月的加沙。隔离墙另一边的埃及商店原本顾客稀少，但在这一天，每一家商店门口都排着数百人的长龙，积攒了一年多的存货统统被巴勒斯坦人搬回家中。即使价格突然暴涨，也难以阻挡人们大采购的热情。因为所有人的家中都已经“弹尽粮绝”，而这样的采购机会不知何时才会重现。   　　一位随着人流进入埃及的巴勒斯坦老人并没有打算买什么，面对记者他只是平静地说：“我来享受一下久违的自由感觉。”   　　在加沙，自由是一种比生活用品还要稀缺的东西，因为那里已经成了一个“露天大监狱”（联合国官员语）。2007年以色列军队摆下铁桶阵，加沙人民坐困愁城。到2010年，失业率已经高达60%，98%的工商业都因为封锁而瘫痪。北京女孩曲阳成为150万“囚徒”中唯一一个中国人。17年前，在北京一家外贸公司任职的曲阳接待了巴勒斯坦商人马特尔，没想到两人竟一见钟情。一年以后，马特尔上门提亲，最终把美丽的中国女孩带回了动荡的中东。   　　曲阳自然知道中东的动荡，但仍决定嫁给马特尔，只是不知道她有没有预料到13年后会被围困在丈夫的祖国。此刻，马特尔的建材生意因为围困已经做不下去，而她也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曲阳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多家媒体在加沙固定采访对象。通过她，加沙的惨象被原原本本地传回到国内。在一次采访中，一向坚强乐观的曲阳流露出希望回到家乡的愿望。   　　回到家乡，这可能是曲阳最理想的归宿。但是，那些坐困愁城的巴勒斯坦人呢？他们不像曲阳那样还有另一个归宿。对于他们来说，加沙就是家乡，他们没有地方可去。   　　在一次采访中，达维什对张翠荣说：“一走了之？去海外流亡？我每年夏天都去巴黎过一段时间，在那里打开报纸阅读家乡的战乱、围困，流亡感更重，疏离得无法自拔，心也不知放在哪里。”   　　此刻，每一个加沙人都是达维什。   　　生命线？死亡线？   　　生活仍需继续，98%的工商业都已经瘫痪之后，人们绞尽脑汁寻找可以搞到食品和生活用品的渠道。在人们的努力下，地道成了人们仅有的可以依靠的手段。   　　在埃及和加沙交界处是高高的隔离墙，2008年被“突破”之后，它建得更高更坚固。但是，在隔离墙的下面则是1000多条地道，加沙的人们像鼹鼠一样挖着地道，希望通过它将埃及的食品运到加沙，让饱尝饥饿的老人和孩子能过得更好一些。   　　就这样，地道成了“生命线”。在它们的联通之下，埃及的商人和加沙人民开始共同进退。但是，地道可以用来运送食品和物资，也可以用来运送其他东西。当以军发现无论怎么围困，占据加沙的武装组织哈马斯都仍有足够的火箭弹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将怀疑的矛头指向了这些地道。在特拉维夫的压力之下，埃及选择了围堵这些地道。有时，为了堵住加沙的“生命线”，埃及军人也不得不使用一些非常手段。   　　马吉德·拉哈姆，27岁，加沙人。27岁，这本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岁，但是很不幸，刚刚真正成熟的他赶上了以军的围困，而且这一围就是4年。为了养家，而且也为了能将自己心爱的女孩早日娶回家，他有病乱投医，想着各种办法去赚钱，但最终，只能像其他加沙男人一样选择挖地道赚钱。此时，这已经是加沙最大的产业。   　　他每周工作6天，只有周五放假，工作时间是从下午5点到第二天凌晨3点，这是典型的地下工作。这一天是周五，原本不用上工，但这些天似乎人手不够，赚钱心切的马吉德选择了加班。不过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地道另外一头等待着他的是埃及军人。正当马吉德奋力工作的时候，埃及军人向洞内灌入瓦斯，马吉德和其他的伙伴当场毙命。   　　曾有人劝过马吉德不要再干了，他没有听。那天中午他父亲曾劝他不要加班，注意身体，他也没有听。最终，他连一声“再见”都没有来得及同自己心爱的女孩说，只留下父亲整天捧着遗像发呆。   　　毫无疑问，这是悲剧。但是，当悲剧成为常态的时候，身处其中的人们可能已经麻木到体会不到刻骨铭心的悲伤，甚至有的人随时准备去死。   　　救援与血案   　　阿拉法特死后，达维什倾其一生所歌颂的巴勒斯坦分裂，持强硬主张的哈马斯占据着加沙这弹丸之地，独力对抗强大的以色列军队。有人说他是孤单英雄，有人说他穷兵黩武。但不管外界如何评说，哈马斯坚持不与以色列谈判，即使被以军团团围困。   　　在极为困难的战略环境中，哈马斯选择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手段是将加沙人民的一切苦难表现给全世界人民看，以此向以色列及其背后的美国施压。这一招的效果极为显著。2008年8月9日，诗人达维什处于弥留之际，一群勇敢的国际人士却正在替达维什完成让加沙人民摆脱困苦的心愿——这群人便是“自由加沙运动”组织成员。   　　加沙的惨状通过国际媒体强烈刺激着全球人民的视网膜。“从人权和和平角度支持加沙人民”，带着这个目标，“自由加沙运动”正式成立。南非圣公会大主教图图、北爱尔兰和平主义者马奎尔、美国反战人士、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等最为知名人物对该组织的支持都使得哈马斯感觉胜利并不遥远。   　　所以，当该组织资助的人道主义船队向加沙“进军”时，不光达维什在天之灵得到抚慰，哈马斯的战略更是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船队在起航之前声明，他们不会通过埃及水域抵达加沙。言外之意是，突破以色列海军的“禁航区”是唯一途径。或许是迫于压力，以军没有像它所声称的那样对船队动粗。8月24日，船队成功抵达加沙。船队成员中有一位女士名叫劳伦·布思，在她的名片中你可以看到记者、人权人士等各种头衔，但是她所不愿公开的一个身份似乎显得比上述头衔都要重要：她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小姨子。布思抵达加沙后忙着到聋哑学校分发物品、看望学生难民，她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记者的镜头。当布思在加沙的照片出现在国际媒体的版面上时，布莱尔在任时支持的战争政策遭到了沉重打击。媒体评论称，布莱尔的小姨子成了哈马斯的一张王牌。   　　首次远航的成功极大地激励了“自由加沙运动”成员。当年10月，他们再次成功出击，以军仍未拦截。尽管在第三次航行中忍无可忍的以军对船只进行了射击并逮捕了部分志愿者，但这无法阻止远航行动的持续进行。此后，该组织又数次进行远航，直至2010年5月31日的加沙海上血案。   　　5月31日凌晨，地中海笼罩在一片“黎明前的黑暗”中，也许敏感的人还可以从中闻出死亡的味道。“自由加沙运动”的一支由6艘船、600多名志愿者组成的船队便在这种味道中高扬着“自由舰队”大旗向加沙全速前进，而加沙的人们也在盼望着他们将船上由40多个国家筹集的1万多吨医疗用品、建筑材料、帐篷、食品早日送到。   　　以军毫不手软地对船队进行了拦截，这或许是船队志愿者所预料到的。但是这些没有让他们在被拦截时选择束手就擒，而是用各种器物向以军发起攻击。数名以色列突击队员“从天而降”，登上名为“马维·马尔马拉”号船只的甲板。但是，这些头戴头盔、手执武器的士兵上船后遭到船上人员的投掷攻击，随后双方爆发冲突。最终，以军开火将船上人员制服，19名志愿者命丧当场，其中大部分为土耳其人。   　　参加了此次行动的一名以军成员后来对记者说：“当时这些志愿者曾用棍棒打我们，甚至用刀向我们刺来，我们刚一落上甲板就遇到一群狂怒不已的人，他们向我们进攻，手中的武器是铁棒、网球拍、匕首甚至汽油弹。”而在另一则视频中，以色列士兵登船后便对手无寸铁的志愿者发动攻击，顿时血流成河。到底谁先攻击谁？这种罗生门似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   　　一夜之间，以色列的国际形象跌至谷底，加沙围困遭遇危机。不过，尽管国际社会纷纷谴责以色列，但后者还是一如既往地一次次拦截加沙救援船队，似乎已经摆开了阵势叫板：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截。   　　背后的秘密   　　就在“以军袭击人道主义救援船”这样的大标题赫然出现在全球媒体的头版上时，人们难免要问一句，为何以军此次祭出了雷霆手段？难道这次的远航不同于以往？   　　于是，一个名为“人道主义救援基金会”的组织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据称，在几次航行下来之后，“自由加沙运动”就已经陷入了财政紧张的窘境，若不是这个总部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组织出手相助，后来几次远航根本无法成行，其中也包括5月31日的这一次。   　　6月4日，“人道主义救援基金会”成员结束了以军的羁押，被土耳其政府派出的专机接回安卡拉。在机场，他们被当作英雄，受到热烈欢迎。这让基金会的成员感慨万千，曾几何时，他们曾是遵循世俗道路的土耳其政府打击对象。1997年，军方出动20多辆坦克和10多辆装甲车，在大量记者的眼皮底下推翻带有宗教色彩的埃尔巴坎政府。而同样带有宗教色彩的“人道主义救援基金会”也几乎处于被强行解散的境地。这个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以帮助灾民为目标而成立的组织遭到数次突查，军方想尽一切办法搜集其与恐怖组织勾结的证据。   　　1999年8月，一场严重的地震突袭土耳其西部，1万多人被吞噬。但当社会各界都开始救助灾民的时候，“人道主义救援基金会”却被政府禁止参与救援。这个为救灾而建立的组织因为自己的伊斯兰色彩而遭遇灭顶之灾。   　　但是，世事无常。当一个人不走运到极点的时候，转运的时刻也就不远了。2002年，另一位充满伊斯兰色彩的总理埃尔多安上台，“人道主义救援基金会”迎来了繁荣期。不久之前，那艘后来遭到以军袭击的“马维·马尔马拉”号客轮被以区区80万美元的超低价格卖给了“人道主义救援基金会”。该船原先的拥有者——土耳其政府用这种方式对基金会的远航给予了支持。   　　但是，“人道主义救援基金会”在以色列是一个遭到取缔的组织，用以色列情报部门的话来说，该基金会与哈马斯、基地组织、车臣非法武装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从此次远航开始准备的第一天起，以军就发话称一定会对其进行拦截。   　　当年以军没有放过联通埃及和加沙的地道，又怎么会放过在他们眼中与哈马斯有染的“人道主义救援基金会”呢？于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加沙海上血案上演，19名善良的志愿者魂归天国。   　　事件发生后，以色列面临国际社会的重重压力，仍强硬表态将继续拦截救援船。可能最终受伤的不是以色列，不是救援船队，而依然是被重重围困的加沙，救援之困在一定意义上更是加沙之困。   　　可能曲阳和马吉德的故事会让人感到无奈，但这就是加沙，这就是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