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反养生·犹太化·奥林匹克

田飞龙：反养生·犹太化·奥林匹克

　　这又是一组似乎没太多逻辑联系的“关键词”，但这似乎也是一种文体，将“关键词”组合为一个标题，以政治法律的眼光加以观照，透视出其中包含的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辛酸、困惑与成功，似乎也颇为有趣。

　　反养生

　　“张悟本事件”我一直没怎么碰，主要原因在于不懂“养生”。然而近来常在电视上看到有关报道和讨论，特别是近几日又一期电视辩论，科学派和传统养生派从“张悟本”出发讨论中医养生乃至于整个中医是否要终结。科学派的方舟子以西方分析医学的眼光不仅激烈地反养生，而且激烈地反中医，认为中医养生以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都是错误的，是落后的，是无法在解剖实验中获得实证的。传统养生派则主张一个“张悟本”代表不了中医养生，中医养生是具有东方哲学基础的大成智慧，是融宇宙观、生活伦理及人体认知于一体的辩证系统，非西方之分析医学所能穷究或比拟。我在观点上倾向于传统养生派。张悟本是滥用中医养生行骗之人，其倒掉不仅不意味着中医养生的倒掉，恰恰是后者发扬光大的开始。然而科学派指责中医养生迷信，指责国人信任养生在于科学素养差，却不知“科学”在他们那里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科学的蒙昧化，然而在今天这个“科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时代，任何东西或任何意见一旦在形式上与“科学”挂钩，则不仅具有合理性，甚至具有了道德优势。看电视辩论上方舟子的专横嘴脸，我就知道他并不懂科学精神，而只是科学主义的信徒。中西医之争并非简单的技术之争，而是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之争。可惜的是，辩论中传统养生派并没有能够清晰地表明“解剖验证法”的局限——西方的分析医学高度依赖解剖，其预设对象为“死体”，其哲学范式为原子主义；中医的核心概念是“经络”，其预设对象为“活体”，故不可能通过死体解剖获得验证，其哲学方式为系统论。

　　不过，“张悟本事件”确实给我们严重的警示：中医作为国粹，其前途与声誉不仅在于哲理的阐明，更在于当下的正确实践，如何弘扬中医精粹以造福国人乃至于人类，这是中国医学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同时，我们也无奈地看到，当科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就是一种蒙昧化的“技术宗教”；当科学不再尊重其未知的领域和对象，其进步就已终结。从这场“反养生”的电视辩论中，我既看到了部分科学人士只有“科学主义”而没有“科学精神”，也看到了中国人在哲理和实践上传承自身文明的能力还很欠缺。正确弘扬传统与反对科学主义应成为我们时代需要着力展开的精神任务和历史实践。

　　犹太化

　　中国人在“犹太化”？这是不是有些耸人听闻？但随着中国的大国崛起以及中国移民的海外经济成功，这可能成为一种可信的判断。当初犹太人也是四海为家，漂泊无依，勤奋机智，以宗教维系精神团结和认同；而今中国移民，遍布世界，从事经营历百余年，在各国已初具经济社会规模并引发普遍之嫉妒与仇恨，他们不信宗教，却以儒家伦理致力于经营和生活。应该说，“犹太人”和“中国人”都具有移民普遍化的特点，也具有经济成功所必要的伦理品质和心智结构，但在政治意识上都不够成熟——犹太人一直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没有真正的政治民族性，因此全球化、自由主义和人权对他们而言是最好的武器，却不一定在每个历史阶段都能有效地保护他们；海外中国移民的勤奋善良导致了其经济成功，但重生活、轻政治的传统令其无法有效融入当地的政治社会并获取保护。此次巴黎美丽城事件就足够证明了这一点。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愈演愈烈的中国海外移民被侵权事件，我们就明白一股针对中国崛起而刺激产生的“反华”世界运动和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反犹”运动尽管存在宗教背景、东道国支持等各方面的差异，在“经济成功+政治幼稚”方面还是很接近的。犹太复国主义是对犹太人苦难及其政治幼稚的一种矫正，如今犹太人成功地控制了世界主要的传媒和金融网络，并以美国和以色列作为政治保护国。近日中国已初具大国姿态，然而海外中国移民所受之保护却远不如今日之犹太人。正在发生的法国华人大游行是海外中国移民政治意识萌醒的标志——他们在惨痛的受害经验中终于明白，祖国的保护在主权丛林中只能作为一种必要的背景，意义有限，而他们以往专注于经济成功，在政治上信任法国这样的民主法治国保护自己，现在证明也是不够的——他们终于懂得，权利是需要斗争才能获得保护的，权利只有在群体性政治团结之下才可能获得实在的支撑。放宽视阈，我们发现国内公民的政治成熟是更深刻的历史任务，因为如果我们只懂自由主义和人权理论，只懂权利被保护的德性主张，而没有民主行动的基本意识和能力，没有政治上的成熟，则经济越成功，在国内外受到侵权的可能性越大。

　　中国人的“犹太化”趋势是中国人经济心智的有力证明，但这对于中国人的世界存在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政治心智，在国内层面促进公民对政治的参与，促进通过民主机制的权利保护，成就合格之公民；在海外，中国移民除了背靠强大祖国以及信赖海外法治之外，还必须利用海外民主政治中的自治规则和宪法自由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不仅需要通过企业之“社会责任”获取当地民心，还需要通过不同程序之“政治参与”获取当地之政治认同与保护；这两个层面是相辅相成的，因为随着全球化和进一步开放，国内公民会更多地走出国门，其公民素质对于海外生存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同时具备经济心智和政治心智，中国人的海外生存安全与尊严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一个人的奥林匹克

　　昨晚看了一部电影，名为“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讲述的是中国第一位奥运运动员刘长春的故事，关键处不禁潸然泪下。08奥运的时候，曾有一段介绍刘长春的宣传片，他是注定要进入中国奥运史乃至于中国历史的。1931年9月18日举行的华北运动会上，他战胜日本短跑选手获得金牌，成为国人骄傲。大家请注意，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四分五裂和内忧外患之中，但民族气节在其精英层激荡——精英者，非财富与官位，实为公共意识与担当精神之谓也。所以无论哪个行业，都有些榜样需要树立，以熨帖国人之心灵创伤——譬如武术界之霍元甲等，刘长春也属于这一行列。所以，刘君彼时之获胜，尤其是相对于日本选手之获胜，其意义绝不可低估。是夜，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迅速沦陷，刘长春因出名而被日本关东军软禁并诱使其作为伪满洲国代表参加奥运会，刘坚拒并伺机逃脱。逃至北京，本以为国家会支持他参加奥运会，但体育局长之阳奉阴违，令其怒发冲冠，直呼后者“畜牲”——其实不仅“弱国无外交”，弱国也无“体育”——泱泱中华四万万人口，奥运会已举办到第十届，竟无一次参加纪录。作为东北大学学生，刘最终辗转找到张学良并获个人资助赴美参加奥运会。期间刘曾受一东北大学女学生姚可秀之精神刺激，成为日后奋进之精神动力——姚在反驳刘关于她们返回东北参加义勇军之成效的诘问时，慨然答曰：“中华民族历处最大之危难，需要儿女成为战士；不能因为无法取胜，就放弃成为战士！”巾帼也是战士，须眉何可后退？此处不禁又想起电视剧《松花江上》主题歌中的一句歌词：“孩子你睡吧，爸爸洒下热血，为你长大！”，这样一种责任感，这样一种道德自觉与担当，令人感动。刘后来得到留学美国的体育博士宋先生的教练辅导和全程支持——在1932年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一行两人，唯一的运动员刘长春高举国旗，目光坚毅，唯一的教练员刘先生紧随其后，充满期待——那一刻，一个民族悲怆而果敢地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身姿似已定格——对，一定意义上，我们的现代历史从那里出发，从那一刻计算——中国人负重奋起，走向世界。

　　但由于旅途颠簸，压力巨大，加之缺乏大赛经验，刘君在100米预选赛中败给日本选手——美国及日本的报纸大作政治文章，谓“东亚病夫”蒙羞奥运赛场，南京国民政府基于政治考虑遂指令退赛。教练基于压力和全局考虑，向奥委会提交退赛申请，他对刘说：“你的奋斗精神与拼搏身姿已为国人知晓，然今日之中国千疮百孔，遍体鳞伤，于尊严无法再受任何之巨大刺激，所以必须退赛。”刘答曰：“我之比赛绝不为个人，乃为代表国家民族第一次站立世界之赛场，以表明我国之精神面貌；国家多难，儿女当为战士，不可因不能取胜，就放弃战士之责！”最终争取出赛，影片定格于刘君在200米短跑线上起跑的那一刻——那就是“青春之中国”，一跑而七十余年，至今日之中国崛起。

　　影片《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的英文标题为奥委会主席罗格亲自题写，是在体育上对中国人百年体育奋斗的世界性肯定。“一个人”既是一个民族的辛酸故事，也是一个民族的奋斗史诗。2008年的集体兴奋作为一种历史性补偿，其来有自。

　　我常想，中国历经近现代百余年之屈辱打击，始终未沉沦屈服，奋斗至今，渐然获得世界尊重。然民族复兴之途犹艰且遥，我辈青年今日之起点更佳，然责任更加沉重——此前辈之牺牲积淀与历史所赐之绝佳机遇，绝不可因我辈之怯懦、懒惰与思想贫困而致错失，否则罪莫大焉。

　　“不能因为无法取胜，就放弃成为战士！”——这不正是中华民族百年来艰辛奋斗之一贯旋律吗？

　　（2010年6月21日下午于湖南星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