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与１９３６年的国共秘密谈判

潘汉年与１９３６年的国共秘密谈判
潘汉年与１９３６年的国共秘密谈判
潘汉年是中共秘密工作战线上一位传奇式人物。１９３６年，他作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在莫斯科、南京、上海等地同国民党的代表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
莫斯科，王明点名潘汉年作为谈判代表
１９３６年１月初，正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潘汉年被团长王明叫去谈话。王明要潘汉年代表自己去同国民党驻苏使馆武官进行谈判。
１９３５年，长期以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在对中共的态度上也有所变化。最初，他很想通过苏联对中共施加影响，使中共能够服从他的统率。基于这个想法，他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了多次秘密交涉，但没有结果。
１９３５年底，国民政府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在向蒋介石汇报情况时，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交给了他。这个讲话公开宣布愿意同国内各个党派团体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结成统一战线。蒋介石仔细看了这个报告，从文中的字里行间捕捉到了中共正在调整自己政策的信息。他决定马上派邓文仪回莫斯科找王明联系，以便了解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可能性。
邓文仪回到莫斯科后，立即致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提出了和王明见面的请求，但没有得到回音。情急之中，找到原１９路军流亡将领在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请他从中斡旋，与王明联系。
王明从胡秋原口中知道邓文仪的意图后，便和中共代表团成员进行了研究。大家认为还是与其接触为好。但在未清楚其具体背景和条件之前，王明不宜出面。因此便推出了在此方面有比较丰富经验的潘汉年。
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３日晚，潘汉年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胡秋原在莫斯科的寓所。邓文仪正在等候他，见潘汉年来到，立即上前与其握手。双方寒喧一番后，便进入了正题。潘汉年开门见山地说：“邓先生，王明同志听说你要见他，商谈两党联合抗日问题。因他事忙，一时抽不开身，委托我先来见你。你这次找我们，是私人身份，还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呢？”邓文仪说：“我这次来，完全是秉承蒋先生之意。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当然，如果详细谈判，一些具体细节还需要请示。”“那么，你们党内对国共合作的基本意见如何呢？”潘汉年问道。邓文仪道：“来莫斯科之前，我们党曾在南京召开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在会上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后，大家基本上同意。我们曾在南京、上海等地寻找共产党关系，没有找到。后想赴陕北直接与红军谈判，但恐事先无接洽，进不去。最近蒋先生看到王明在七大的讲话，马上派我来找你们洽谈。”
摸清楚邓文仪的底细后，潘汉年进一步说：“在全国同胞要求一致抗日的今天，你们到底有何表示呢？”邓文仪说：“蒋先生认为，日本人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够了。要抗日，必须集中８０个师的军队，而现在这些军事力量却被红军牵制住了。假如能像１９２５年那样的合作，一定有办法。我们与红军停战之日，即为与日本宣战之时，所以我希望能早与你们谈妥。”
由于邓文仪的主要目的是与王明谈判，所以没有进一步与潘汉年谈合作条件。而潘汉年的任务也只是了解一些基本情况，也就没有再更深入地问下去。
几天后，王明约见了邓文仪。邓文仪列出了合作条件：取消苏维埃，其政府人员可参加南京政府，红军改编为国军，必须开到外蒙。王明拒绝了他的要求，要邓回国直接找中共中央谈判。
在会谈后，邓文仪请王明回国继续谈判。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研究后，决定派潘汉年回国促成国共谈判。
陕北　毛泽东任命潘汉年为“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
１９３６年４月，潘汉年经巴黎回国。他先在南京同国民党指定的代表交通部次长曾养甫进行了会谈。７月２４日潘汉年到达西安，８月８日到达了保安。
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政策也由过去的反蒋抗日改变为通蒋抗日。为此，决定成立中共上海办事处，任命潘汉年为主任，负责同国民党的联络和谈判。
８月２６日，毛泽东由肤施（延安）给在保安的潘汉年去了一封电报，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现急需兄去南京谈判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他要潘汉年去南京时取道延安，因为“谈判方针亦须面告”。
９月，潘汉年和中共派驻西安东北军的代表叶剑英及彭雪枫边章伍等人，装扮成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到达西安
国民党在派邓文仪去莫斯科同中共代表团联系的同时，也从其它渠道同中共中央接通了关系，表示希望周恩来亲自去香港或广州与国民党负责人谈判。１０月９日，中央收到此电后，认为双方在没有停战前，周恩来不宜出面，决定让潘汉年出面。１０月２４日，潘汉年抵达上海，就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
上海　陈立夫对潘汉年说，必须请周恩来出山
作为国民党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对待中共态度上很矛盾，一方面，迫于日本侵华的压力不得不与中共谈判；另一方面，他始终都想消灭红军这支武装力量。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他在和冯玉祥的一次谈话中说：人的问题好解决，党的问题也好办，而军队问题“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谁敢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何况他们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古去吧！”因此，当外部压力稍微轻松，他就把注意力转到对红军的进攻上了。他想以军事优势迫使中共就范。１０月２２日，蒋介石亲飞西安，调集３０个师军队围攻红军，他决心把红军全部赶到外蒙去。如不成功，就让红军在宁夏绥远边境自趋灭亡。他对心腹陈诚说：到那时，看共产党还有什么条件可讲。
１１月７日，在上海的潘汉年接到毛泽东的来电。毛泽东要他以中共中央正式代表资格速赴南京，与陈立夫谈判。１１月１０日，潘汉年和陈立夫坐到了上海沧州饭店的谈判桌前。
离开陕北时，潘汉年曾随身带了周恩来８月２２日写给陈立夫、陈果夫及蒋介石的信和毛泽东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议草案》等文件。一见面，他就把周恩来的信交给了陈立夫。陈立夫问潘汉年：“潘先生是代表周恩来还是代表毛泽东呢？”潘汉年回答道：“我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并非代表任何个人。”陈立夫说：“那么贵方愿意合作之条件是什么呢？”潘汉年于是根据《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议草案》申述了中共的条件：“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在不变更红军组织与领导的条件下，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编制；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的抗日救国大会；建立统一的指挥机关，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可派人参与其工作。“陈先生对我们的条件有何意见”？说完后潘汉年问陈立夫。
“我代表蒋委员长作一答复：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３０００人之军队，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党内干部可到相应的政府机构服务；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各点都好办。。
看来，蒋介石还是想通过谈判解决红军。潘汉年心理这样想，于是，也笑着回答说：“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而不是什么合作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苏联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蒋先生现在有些想法，大概是误会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了吧！南京向来标榜决心抵抗，未知从何做起，历史上未见对外对内两重战争可以同时并进，先生以为如何？”
陈立夫听了潘汉年这番话，很安静地把眼睛闭上，想了想，声音很轻地答道：“是的，条件很苛刻，谈判恐一时难于成就。不过周恩来如能全权代表军事出来和蒋委员长面谈，或者保留的军队数目尚可斟酌的，如由３０００扩大为一万之数。蒋先生的意旨，中心是先解决军事，其它一切都好办。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出来呢？如果他出来，蒋委员长答应亲自和他面谈，那时，或许蒋委员长的条件不会那么苛刻。”
潘汉年很清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不会同意国民党的条件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周恩来更不会出来。因此，他带着滑稽的笑声问：“陈先生，那么要不要把蒋先生所提收编各点打电报给周恩来呢？”陈立夫思索一番，说：“这样的话恐怕周恩来不会出来，暂时不提也好，看周恩来愿意不愿意与蒋谈。”潘汉年说：“如不把贵方意见提出，仅说蒋先生愿意见他，岂不是我骗他出来，何况现在双方交战激烈，如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陈立夫说：“能否停战，蒋先生意思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而军事问题，双方谈了必须负责，因此必须双方军事直接负责人面谈。”
潘汉年看陈立夫始终坚持军事问题的解决，就针锋相对地说：“军事问题的解决，也要求先停战，而且是无条件的，为了双方军事负责人的会面，我们应讨论如何使各方暂守原防休战。”陈立夫拒绝了这个提议，谈判一时陷入了僵局。
沈默好久后，潘汉年又向陈立夫提出了一个建议：“陈先生，看来，双方当局对整个问题恐一时难于接近，我们可否就陈先生直接所负责的政治的、群众的等部门进行统一谈判，以造成将来整个合作的基础呢？”陈立夫显然没有料到潘汉年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因此他和在一旁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张冲面面相觑。好久，他才说：“这不可以，必须整个来谈，必须在唯一领袖意旨下来进行工作。还是请你先打一个请周恩来出来的电报。”潘汉年考虑了一下，觉得拒绝他的提议，使谈判陷于僵局不太好，最后同意了。
张冲送潘汉年出沧州饭店时，对潘汉年说：“陈先生对蒋委员长所提办法也很失望，但我们一定想办法促成此事。”潘汉年也表示，正式谈判时间恐还未到，如南京方面什么时候需要谈，可随时找他。
１１日，潘汉年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未谈及国民党的条件。第二天，他又写了一份详细报告派交通送给了中央。
南京　国民党只给红军三千人的番号
就在１０月底，红军进行的“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失利，中共中央接受苏联援助的战略计划再无实现可能，蒋介石也加紧了对红军的进攻。因此，在对国民党谈判条件上也有了较多的让步。他们在焦急地等待着潘汉年的谈判结果。
接到潘汉年的电报后，毛泽东马上给潘汉年回了一份电报，询问：“南京对红军究能容纳至何限度，望询明电告。彼方条件如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无益。”在电报中，毛泽东还告诉潘汉年曾养甫通过间接渠道转中共中央的国民党曾提出的四项条件：党可公开活动；政府继续存在；参加国会，红军改名接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他要求潘汉年按照这个原则谈判。
国民党截获了毛泽东的这份电报。陈立夫马上电邀潘汉年赴南京再次谈判。
在南京，潘汉年首先见到了张冲。张冲表示，第一次陈立夫所谈保留军队３０００，意思是保留红军番号的３０００人，其余则归南京军队编制。显然，蒋介石因为进攻红军的初步得手而提高了谈判条件。
１１月１９日，潘汉年见到了陈立夫，但陈立夫的态度也改变了许多。陈立夫说：“蒋先生坚持原来提出的方案，绝不让步。你可以把收编办法报告你们中央。”潘汉年再次拒绝：“上份电报未提及条件，中央已不同意周恩来出来，如这样报告，我与你们的谈判也无法进行。”他又一次提议，双方可先停战，以便双方军事长官面商一切。陈立夫则坚持军队问题不解决，无从停战，并威胁说，如红军过事要挟，可能中苏关系更加恶劣，因为日德正在拉拢蒋加入反苏阵线。
针对这种威胁，潘汉年坚定地说：“反苏联与否，职责在南京，与红军无关，我们讨论的是一致抗日。”他把所带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议草案》递给陈立夫。说，“这是我们党对民族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如双方能按草案原则精神协商，则不难成就。否则，我们希望南京顺从民情坚决抗战，恐将成泡影。”潘汉年进一步指出：“养甫先生转告我们合作办法，关于军队一点，离我们所提原则尚远，今蒋先生所提较养甫先生所讲更远，这从何谈起呢？”
陈立夫争辩道：“所述养甫意见，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对第二人讲过谈判条件。”
第二次谈判就这样草草结束。潘汉年把这次谈判结果电告了毛泽东。
１２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又回到了谈判桌上。
１９３７年２月，周恩来出面，与国民党开始谈判。而这时的形势，已与两个多月前大不一样了。
潘汉年的谈判为周恩来的出山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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