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张春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4:41:17
    从网上找了一些关于张春桥的资料,贴在这里供坛友鉴别。发这篇帖子只是想让大家能尽量了解一个真实的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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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1917-2005)巨野人,其祖、父均为旧官僚、地主,1931年入济正谊中学(今济十七中),1933年参加“华蒂社”并开始发表小说、散文等文艺作品,1935年到上海,先后以“狄克”、“何闻”、“子渔”、“李怀之”、“蒲西”、“安得”、“路宾”、“何泽”、“龙山”、“子执”、“吴松”、“齐索”等笔名发表文章,抗战后回济南,1938年1月到延安,后历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47年任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解放后任上海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51年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1956年任上海市委委员、常委和书记处书记,文化革命开始任上海革委会主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上海市委书记、南京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委员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等职,76年作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成员之一被捕,经中央批准,77年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经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判决死缓,后改为无期.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写道: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www.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遍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
    正象大家所知道的,人民军队内部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相互关系的模范。在军民关系上、在政民关系上、在军政关系上、根不相互关系上、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上,也同样遵守这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人们不是靠手里有权、有枪,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说服,靠真理,处理相互关系。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学著人民解放军的样子,处理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外来的人,一踏上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会发现:在整个革命根据地内部,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内部关系,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大家过著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同时到处讲政治、讲群众路线,因此,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计件工资制”,他们是自己背著自己的粮食来干革命的,他们一心一意,只为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中国。整个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前方后方,心连著心,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象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象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留著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象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就说在建设事业上吧,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经济学家认为最关心自己工资高低的工人们,说出了同经济学家根本相反的意见。上海的工人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理论和办法是“钞票挂帅”,而不是政治挂帅。真是一语破的,还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如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正确指出的,“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的法权”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还不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是不是只应当片面地强调“物质利益”原则,而不应当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行斗争呢?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答复了这种问题。他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他特别著重地赞扬了巴黎公社的英雄们采取的这种措施:“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他们的办公费,都随著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请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难道不恰恰是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并不讲究什么物质利益原则吗?难道马克思以及后来的恩格斯列宁都再三强调这条经验的时候,他们不记得还有资产阶级的法权等等吗?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给这些“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钱能通神”的经济学家帮忙。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倒是愤慨的指责:“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净净。”而许多人在提到这条经验的时候,总把它看作是“已经过时的'幼稚行为'”。那些攻击供给制、主张钞票挂帅的人们,不是也说什么供给制是“游击作风”、“农村习气”、是“已经过时”的东西了吗?他们不是也“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净净”了吗?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们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他们不惜捏造各种神话,说自己是“天子”,是天生的人间的主人。蒋介石这种人间的丑类,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就不知羞耻地自称他的血统是文王的子孙,他的一本传记更具体地说他是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子孙。这种神话虽然只应编入“笑林广记”,却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急于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天生的中国“最高”。上海的买办们,也是以“高等华人”为荣的。阿Q只因为说了一句他“和赵太爷是本家”,挨了赵太爷狠狠地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在旧时代,整个社会上,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哪一条不要讲究身份、等级?哪一项没有“礼”?合乎礼、不合乎礼,也就是合法、不合法,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派头来了。有些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原来有人说供给制度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风气发展起来,干部同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化了,领导干部的“三风”、“五气”有了发展。政治挂帅,平等待人,对待群众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这些,在有些人,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当党中央发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后,还遇到他们的节节抵抗。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吗?
  回想一下这一段,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情况虽然不同,受到的影响深浅也不同,但是,都可以从这中间找到必要的教训。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彻底。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国民党的官气,还影响著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受到某些人的抵抗。我们的前面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但是,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f9000101009i6z.html) - 说说张春桥_鲁西贤堂_新浪博客二  张春桥秘密离婚记
    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1916年生,皮肤较黑,短发,戴浅黄色眼镜,女学生打扮。李淑芳在天津读书时加入中共团组织,抗战爆发后入中共, 1942 年到晋察冀根据地党校学习,1943年被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她常给《晋察冀日报》投稿,字写得很好,由此认识了张春桥。恋爱时,张春桥 26岁,李淑芳27岁。
   李淑芳在1943年日军大“扫荡”时被捕,押到石家庄后叛变,进宣传班写反共宣传品,并参加反共广播和宣传演出。后来,时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春桥与李淑芳联系上,安排她进报社当编辑,改名文静。抗战胜利后,他们在张家口结婚。文静没有交代其叛变行为,但后来还是被中共组织掌握。虽经反复审查,但碍着张春桥的面子,文静还是被安排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
   张春桥背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这棵“大树”,他的文章又得到毛泽东赏识,因此官运亨通,一路攀升。从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到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文革”前当上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是张春桥点燃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虽由姚文元执笔,但却是张春桥和江青在幕后策划,江青水平不高,“智囊”还是张春桥。在揭发刘少奇派工作组和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中,张春桥都立有“大功”,要不怎么能升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宝座上呢?张春桥一路高升,文静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市“第一夫人”,于是,她不再隐姓埋名,开始频频露脸.
    虽然文静早被宣布为叛徒,却一直打而不倒。上海市委组织系统的几个负责人,偷偷调阅了文静的历史档案。张春桥盛怒之下,撤掉了他们的职务,并当场把文静的档案锁进市委的铁皮箱,贴上封条。尽管如此,文静的叛徒问题还是不断外泄。中共九大后,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文静从上海的公众场合彻底消失。# O以后,文静的历史问题就成了张春桥的一块“心病”。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一个造反派头头想讨好张春桥,说“张夫人”可以作为市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候选人。张春桥勃然大怒,当场痛骂。造反派头头莫名其妙,拍马屁怎么拍到了马蹄子上?其同伙徐景贤明白,张春桥打算与文静一刀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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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静给张春桥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张春桥爱抽烟,也喜欢喝酒,文静也抽烟喝酒陪着他。张春桥夜间工作时,文静通知厨师做夜餐。张春桥决定与文静保持距离,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九一三”事件后,从王维国(上海空四军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那里搜查出有关文静的大量材料。1972年秋,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后,没有回家住,而是住在了上海兴国路招待所。
   1973年9月,周恩来陪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邓颖超也来了。邓颖超到康平路大院进了王洪文家和姚文元家,还进了徐景贤家,却偏偏没进张春桥家。这可非同小可,大院里连小孩子都在议论。一连几天,文静都关着门。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陪外宾到上海,找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密谈。王洪文说:“我这次来,专门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春桥同志决定离婚了。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静那里,春桥同志自己会告知。考虑到影响,这个消息不必对外宣布。
     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张春桥飞黄腾达,担任了中共十大主席团秘书长。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邓小平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是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是第二副总理。
    1975年,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和三个孩子搬到了北京;王洪文调到中央后,妻子崔根娣和孩子们每年都到北京探望;可文静从来没有去过北京。一直到1976年10月,整整四年,张春桥没有再回过上海一次.野动态|山东|菏泽|巨野|山东巨野|免费博客|在线影视|在线游戏5 K* i% S+ i' j5 |' u-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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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2月2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邓”的打招呼会。会后,张春桥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叫到钓鱼台九号楼长谈。钓鱼台九号楼是张春桥的住所。谈话快结束时,张春桥似乎不经意地说,我这里需要一个秘书,你们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5月16日,上海方面庆祝“文化大革命”发动十周年,徐景贤收到张春桥寄来的一封密信。剪开信封,是一张白色道林信纸,信中写道:景贤同志: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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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张春桥不是找秘书,而是找“伴”。踏破铁鞋无觅处,上海市文教系统某机关开会,“她”的发言引起徐景贤的注意。这位“她”,口齿清楚,言辞敏捷,有独到见解,但又不张扬。徐景贤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向张春桥推荐。然而此后几个月,不幸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毛泽东病危、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徐景贤虽然到过北京,却始终没有机会与张春桥从容长谈。9月21日,徐景贤约张春桥下午面谈。两人在交谈中,谈到了“她”的情况,张表示可以考虑。10月1日,徐景贤通过有关部门,调来“她”的人事档案。为避免猜疑,还同时调了另外三四份档案。10月6日上午,徐景贤把“她”的档案装进大信封,密封后交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中央办公厅。然而就在当晚,张春桥被捕。
1981年1月,张春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20多年后获释。因为当年和文静离婚虽经中央批准,但没有公开,所以张春桥出狱后仍和文静共度晚年。
 三  文革后提审张春桥实录到9月中旬结束了对张春桥的侦查预审,其间一共提审了11次。每次预审,张春桥除表示“不看”预审记录、“不签字”外,始终耷拉着脑袋坐着,紧闭着嘴。连与他的同伙王洪文、徐景贤面对面对质时,仍是那副样子,张春桥在“四人帮”中以“军师”著称。他老奸巨猾,“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其罪行擢发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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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6月2日开始对张春桥的提审。这天上午9时,我、黄荣波、王汝良和担任记录的陈若林、周诗裳等在预审室坐定后,即由警卫把张春桥带入。我让他面对面坐下,我首先向他宣布中央决定,讲明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原文宣读《刑事诉讼法》第32、34、35条和第64条,特别强调《刑事诉讼法》中,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此后,张春桥便不说话,不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其间,我反复阐明政策和法律,也驳斥他所谓“不是反革命”的言论,他也一声不响。这次预审僵持了一个小时,在宣布将他带下去前,要他在预审笔录上签字,他说“不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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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在预审中可能不开口、不交代问题、不签字等,我们是有准备的。因为张春桥从隔离审查那天起,就不说话,但他曾表示“不到说话的时的时候”。
    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曾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
    1978年5月,中纪委二办审问张春桥时,他说:“我不说,以后再说。”
   1979年9月,中纪委的张启龙、刘顺元、李士英等几位老人曾集体找张春桥谈话,张表示“没有必要说.”我们曾多次分析过张春桥的思想活动。张说“不到时候”,那么什么阶段才算“到时候”,这个“以后再说”又是什么时候?我们当时认为公安预审可能是一个时候,因此做了两手准备,准备他不说话,争取他说话,即使他反扑、狡辩,我们都不怕,只希望他开口说话!
    第一次提审他后,大约隔了半个月又第二次提审,他还是那副样子,闭口不言。我们就估计他在预审中不会开口了。
   张春桥拒不回答问题,以沉默对抗预审。我们的对策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着重调查取证,掌握确凿的证据;采取揭露性的预审方法,即在审问过程中揭露其所犯下的罪行和玩弄的阴谋手段,完整地记入预审笔录,构成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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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调查掌握的材料入手,经过多次讨论、筛选,抓住张春桥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组织策划上海反革命夺权;制造上海康平路武斗,打伤91人事件;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秘密接见蒯大富,指使他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迫害大批干部和群众;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拘押干部群众388人;1976年,伙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伙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建立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等等罪行,具体而又符合法律的要求。
   我们事先写出审问提纲,包括在审问过程中,什么时候宣读证词,什么时候出示证据,什么时候证人出证等等,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完整地记入预审笔录。
   对于证据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必须有多个经查验确凿的证据方可,对原始书证、笔记,要经过技术鉴定,以证明确凿无误;对证人的证言,要一人一证,一事一证。
    到9月中旬结束了对张春桥的侦查预审,其间一共提审了11次。每次预审,张春桥除表示“不看”预审记录、“不签字”外,始终耷拉着脑袋坐着,紧闭着嘴。连与他的同伙王洪文、徐景贤面对面对质时,仍是那副样子。
www.juyebbs.com"与张春桥相反,江青在谈话或预审中,一直是胡搅蛮缠,东拉西扯,喋喋不休,有时胡说八道,把责任推到我的亲人、周总理身上;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虽能交代问题,但往往是避重就轻,竭力推脱罪责,姚文元常常表现出只认错不认罪。
   在审讯中,允许申辩,不搞诱供、逼供,更不侮辱人格,如实记录口供,允许修改补充。监管工作始终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可以说,在整个过程中,工作充分,手续完备,成竹在胸,做到紧张而有序,周密而有力,稳妥而服众。
    在各预审组工作即将结束时,审判委员会的江华、黄火青、伍修权等三位领导和审判工作小组的刘复之、凌云等八九位同志,在5号楼集体听取各预审组的汇报。要求各组按照起诉意见书所列各被告人的罪行,逐条讲清认定罪行的根据和掌握的证据,汇报一条,议论一条,逐条过筛,力求做到每一项材料都过得硬,做到事实清楚、符合实际、证据确凿、铁证如山。这样讨论了10多天,为以后特别检察厅起诉和特别法庭的庭审,创造了良好的工作基础和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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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王芳回忆录》  王芳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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