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读书与学习

被忽略的伟大 古代人的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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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学

六艺

《缀术》

古代人

孔子

国子监

杂谈

提到古代教育，总会让人想到私塾。想到私塾中先生们摇摇晃晃着身子，念叨着被传诵了若干年的经典。几乎很少看到有私塾先生在传授语文以外的课程，譬如数学、譬如体育、譬如音乐。然而，这在古代教育中却是随处可见的。

先贤被人忽略的伟大之处

　　没有谁会否认读书识字的重要性，按现在的话来说，智育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从古至今，人们习惯把孔子称为智育教育的圣人。他的著作和课堂实录都被后世奉为圭臬。

　　如果我们看到一则记载，是孔子在教育他的弟子们如何射箭、如何驾车，想必十有八九会被认为是笑话。然而，孔子时代的教育中确实包含这样的内容。那时候的早期教育，包含如下课程：礼、乐、射、御、书、数。《周礼·地官》中说，专门辅导贵族子弟学习六艺的人叫做“保”，“保”的职责是：“掌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射箭，属于体育课；御，是骑马，属于驾驶技术；书，是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数，是算学知识、历法和数术。

　　能够做得了“保”的人应该是一个综合素质非常高的人。孔子在《论语·子罕》中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至少说明他是精通六艺的。而这一点恰恰是以他为代表的先贤们习惯被后人忽略的地方。

　　由六艺可见，孔子的教学内容已包括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但这三部分内容并非等量齐观，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关于仁的重要定义来看，孔子显然是把“学会做人”即德育放在基础或首要的地位来强调的。由于“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科学文化知识就是智育，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在2500年前已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思想。

这一教育思想至今仍被推广，不能不说是伟大的。

不苟言笑

　　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教育家的教育观点是影响深远的。之后的汉魏、隋唐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能歌善舞文人，歌以咏志的情怀在士人阶层中有着非常好的市场。

　　到了宋代，这一传统便渐渐消亡了。这主要是和理学的兴起有关。理学借助着家训著作和蒙幼读物的形式流传，家教中自娱性的乐舞内容被视为不正经，女子教育强调“无才便是德”，男子教育强调要严性正气，不苟言笑，更不允许进行歌舞戏曲活动，而且轻视武功。

　　久而久之，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培养出了一批毫无生气的学究来。先贤们强调的“礼”在这里被简化成了不苟言笑，“乐”被缩水为“严性正气”。

算术何来出路？

　　中国人对于数字的迷恋由来已久。据历史记载，早在西周时期“数”作为“六艺”之一，成为贵族子弟必修的一门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数学知识的延续和发展，主要依靠私授家传。如著名数学家祖冲之就称得上是数学世家。

　　隋唐时期，在数学教育方面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在国子监内设立算学馆，并相应地在科举考试中设有明算科。如隋朝国子寺设立“算学”，置有博士二人，助教二人，招收学生八十人，进行数学教育。唐沿隋制，国子监亦设置“算学”，但其设于何时则有两种说法。一说为贞观11年(628)，“是岁大收天下儒士……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唐会要》也有类似记载，并且提到唐太宗多次亲临国子监视察，“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另一说则称，“唐废算学，显庆元年复置。”从唐初百废待兴到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的总体情况来看，大致应是，贞观初设“算学”，后曾一度被撤销，而在显庆元年(656)又在国子监内重新添设算学馆。

　　唐代算学馆由算学博士“掌教文武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为生者”，共招收学生三十人，分为两组，学制均为七年。学习内容主要是十部算经，其中一组十五人学习《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周髀算经》和《五经算术》，另一组十五人学习《缀术》和《缉古算经》。按当时规定，《孙子》和《五曹》共限习一年，《九章》和《海岛》共三年，《张丘建》和《夏侯阳》各一年，《周髀》和《五经算》共一年，《缀术》四年，《缉古》三年，此外还要兼习《数术记遗》和《三等数》。

　　尽管数学经历了如此辉煌的过去，但是，和八股文章比起来，它实在算得上冷门。因为在科举的时代，如果有谁钻研自然科学，在社会上一准儿没有出路，不仅丧失了获得功名利禄的机会，甚至要遭到打击迫害。明末著名的科学家宋应星在所写的《天工开物》中，就开门见山地说，这本书与功名进取是毫不相干的。大多数读书人因此很看不起自然科学，最终也导致了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西方。

　　由是可知，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取得的。倘若如科举之八股文一般受重视的话，我们今天的科技不知要发达多少倍。

毛泽东论读书与学习：学要胜古人 书要反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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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古人

求学时期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

湖南

杂谈

毛泽东是个终生与书为伴的人，他热爱学习热爱读书无人能比。毛泽东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自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善于挤时间看书学习。长沙求学时期他勤学苦读，革命战争年代他利用战争空隙争分夺秒地研读，社会主义建设时代更加嗜读。毛泽东的故居中南海就像个书天书地，居室的书架上摆满了书，办公桌、饭桌、茶几上到处都是书，床上除躺卧的位置外也全都被书占领，连厕所里也摆放着书。为了读书，毛泽东把一切能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他利用上厕所的时间，把宋代淳熙本《昭明文选》等书断断续续地看完了。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时，毛泽东也总是带着几箱子书。直到重病临终之前，毛泽东也未放弃对书本的钟爱。在1976年9月7日至8日下午的弥留之际，毛泽东仍在坚持看文件、读书。据医疗护理记录，8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共11次，达2小时50分钟。其中有一次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看了7分钟的书，他又昏过去了。10多个小时后，毛泽东在书香味中离世了。

　　毛泽东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是他成为伟人、作出丰功伟绩的先决条件之一。在数十年的读书生涯中，毛泽东积累了渊博的学识，也有着丰富的学习经验。毛泽东常常论及读书与学习，其相关思想非常丰富。毛泽东是怎样论读书与学习的呢？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学要胜古人。在毛泽东早年所作的《讲堂录》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在现实中，毛泽东也确实是才胜今人，学胜古人。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立志探寻宇宙的大本大源，想读尽天下书。从1920年开始，毛泽东到北京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后，就开始潜心钻研，不断积累这方面的知识，并完成世界观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他依据中国国情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于革命实践，并在这一过程中创立了伟大的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把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并且，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继孙子兵法后中国军事思想史上的一个高峰。同时，毛泽东在哲学、诗词、书法等方面也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二、积学贵有恒。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期曾立言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用功读书，持之以恒。他写过一副自勉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化用明代学者胡居仁所撰的对联)。这副对联体现了毛泽东对积学贵有恒精神的称道。毛泽东之所以成就为哲学家，是他终生注意研习哲学的结果。例如在延安时期，已是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时，曾亲笔作了3000余字的摘录，还致信艾思奇虚心求教。

　　三、书要反复读。毛泽东提倡读书要“三复四温”。在日常生活中，毛泽东对喜欢读的书，一遍又一遍地研读，一次又一次地加深理解。每读一遍书，他习惯在封页上画上一个圈。从中南海故居保留下来的书籍中，可以看到许多书的封页上画有四、五个圈。有些书，页面上留有红、蓝、黑各色笔迹的圈划批注，这是毛泽东不同时期反复阅读留下的手迹。一些重要的马列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史类以及文学类的著作，他更是反复研读。如《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都读了10遍以上。对于《红楼梦》，毛泽东读得更仔细，并且至少读过10种不同版本。

　　四、广收博览。读书广收博览是毛泽东一贯提倡和践行的。毛泽东在给秘书林克的信中曾这样说：“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这句话其实也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自己的读书范围就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西方社会科学名著到马列主义著作，从古代作品到近人新作，总之，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报刊杂志，都在毛泽东的涉猎范围。

　　五、系统钻研。毛泽东提倡博览群书，同时又提倡认真研究、系统掌握书本知识。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更是号召系统研究。他曾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他还强调：“从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六、勤动笔墨。勤动笔墨是毛泽东读书时的一大特点。毛泽东在读书时常常在书页上圈圈点点，勾勾划划，留下自己的心得或评论。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研读德国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毛泽东就曾在书页上写有12000字的读书批注。在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为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所读过的哲学教材书页上都留下了许多阅读符号，如横线、竖线、斜线、波浪线、三角、方框、圈、点、勾、叉及问号等。此外，毛泽东在读书时，还细心地改正了原书中一些排错的文字和标点符号。在建国以后，毛泽东读书时作批注亦不少。

　　七、学思结合。毛泽东这一主张与孔子的名言“学而不思则罔”一致。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曾批评学而不思的陋习。他说：“吾国二千年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与这种陋习相反，毛泽东在读书时善于独立思考。尤其是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毛泽东把所读之书放置在一个恰当的历史背景中，注意把握所读之书形成的时代特点、社会条件和作者的成书条件、写作动机、指导思想和目的，弄通读透书的内容。他以自己特殊的价值取向，从书中鉴取历史兴亡之道，通过品评历代政事，臧否人物，吸取经验教训，悟出自己所需的为政方略，并在同古人的对话中激发出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

　　八、不闭门求学。毛泽东主张，求学要结合社会的实际，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他在《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正是为了践行开门求学原则，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曾利用假期考察湖南农村。北伐战争期间，毛泽东于1927年专程赴湖南考察湘潭、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在广泛和深入调查农村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九、学离不开问。毛泽东认为学习不仅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还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他主张学孔夫子的“每事问”。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批评许多领导者，一接任新的工作就喜欢宣布政见，一遇到困难就叹气、恼火，而不知到自己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要了解情况，“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十、要善于挤和钻。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时曾说：学习可以想法子解决。一个法子叫做“挤”，用“挤”来对付忙。好比木匠师傅钉一个钉子到木头上，这就是向木头“挤”，木头让了步。另一个办法叫做“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毛泽东是“挤”和“钻”精神的提倡者，更是实行这种精神的模范。青年时期他曾在路灯下看书，甚至躲在厕所里看书。建国后他日理万机，工作十分繁忙，但仍利用饭前饭后、节假日、旅途间隙读书。1975年，毛泽东的眼睛做手术后，视力有所恢复，又开始了大量阅读，有时竟然一天读上十几个小时，甚至躺在床上量血压时仍手不释卷。

　　十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毛泽东曾说：“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事实上，毛泽东对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这两者都作出了表率。学而不厌首先表现在毛泽东长年坚持阅读马恩列著作及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文学、史学等专著。毛泽东同时是诲人不倦的导师。无论是在湖南一师附小任教，还是在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讲课，毛泽东都能深入浅出，讲得非常生动、活泼，且循循善诱。

方铭：读书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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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春秋》

先秦

泻泉

方铭

中国

杂谈

光明日报《书摘》，为人所爱。众编辑皆勤勉好学之君，以为开卷有益，遂博览群书，摘其精髓，以飨天下之士，为世所重。命愚作《读书赋》，其意甚殷勤，敢不奉命，大人君子，幸垂意焉。

　　上古结绳，而伏羲画八卦，人文兴焉。黄帝垂衣，苍颉造字，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然后书契始作，盖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著也，著之简牍，名曰典册；著之锦绣，名曰帛书。蒙恬制笔，蔡伦纸新，鸿才海富，逸思泻泉，含毫落纸，永不灭也。

　　夷夏有别，夏多文也。炎旧事，纪在《三坟》，论其三材，分天地人；五帝彝训，续入《五典》，制彼教法，镇定上下。重以《八索》，杂以《九丘》，所以区别，八方九州，教化所宜。然帝王质文，世有损益，岁历绵暧，声采靡追。自虞夏而后，方册颇传，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衰周之世，孔子继圣，仰观天文，俯察含章，订《诗》、《书》，传《仪礼》，正《乐》，翼《易》，修《春秋》，惟德动天，无远不届，而后多有读书之士。立志乐道，好善助人，诚信忠厚，知耻自知，谦抑孝亲，勇毅慎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义礼智，温良恭俭，皆夫子所道。后世天子以及庶人，一是其气，皆以读书修身，本立而道生，天下之通义也。

　　读书之旨，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仁者以道义，天下为己任，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于斯，颠沛于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重无比，其远无比。故士不可以不进德，不可以不修业。德者，道德仁义也；业者，艺也，技也，学也，谓技能也。

　　德之不，学之不讲，是吾忧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莫若书；经纬区宇，发辉事业，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莫若书；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金声玉振，日用不匮，莫若书；弥纶天下之事，陶铸性情，记久明远，莫若书。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圣人道义，存于文章，则读书之义，大矣哉。

　　周公朝读百篇，夕见七十士；孔子晚而喜《易》，读之韦编三绝；原宪潜吟而忘贱；颜回精勤以轻贫；刘向精专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班游以选受诏，进读群书；王充家贫无书，至京师市读书，一见辄诵忆；匡衡凿壁，引邻家火光，孔中读书；董遇好学，避难采薪负贩，常挟经书，投闲习诵；王欢专精读书，不营产业，家无升斗，妻患，或毁其书；车胤少勤学，家贫无灯，夏月乃聚萤照读，冬曾聚雪；刘家贫好学，织牛衣以卖而自给；朱买臣少家贫，勤学不事产业；孙敬好学，闭户读书，不堪其睡，乃以绳悬之屋梁，人曰闭户先生；倪宽与人佣力，带经书耕。

　　学不可以已，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终日而思，不如须臾所学。贤圣其犹孳孳，况中才与小人。夫为君而不明于道，上无所承天，下无以化民；为臣而不明于道，进无以事君，退无以修身。

　　昔宋真宗著《劝学文》，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若以读书仕进，可以立取富贵而视之，诚如此训，则其所养成者，固难免有淫骄侈残民国之人也，使在位皆若人，国丧无日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读书之旨，在于道极中庸，而文成高明，则修身养性，创造财富，新人生命，如屋如粟如车，如窈窕贤淑，此皆读书之验也，有何不可。所谓卖金买书难，读书买金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知识即力量，知识即财富，知识即第一之生产力，如此其然矣。

　　或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为己者，以修身为本根，为人者，以邀誉求生生。《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然则勤于读书，而暗于修身，则其失必远。尽信《书》，不如无《书》，故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赞曰：守死善道，磨而不磷。进新习故，不舍於口。克己复礼，为仁由己。聿厥德，令终有淑。勉尔思，我言惟服。

　　方铭，1964年生，北京大学毕业，文学博士，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研究先秦两汉文学及文献，有《战国文学史》、《战国文学史论》、《期待与坠落：秦汉文人心态史》、《经典与传统：先秦两汉诗赋考论》、《中国儒学文化大观》等多种著作行世。

2008年十大国学事件

(2008-12-31 12:19:09) 转载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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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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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先进文化 　　2008年北京奥运会，国学复兴，世界共仰。大到恢宏的开幕式，小到精致的纪念章，具象的展览，抽象的艺术，静态的器物，活态的民俗，国学的诗意呈现和激情演绎让世界见证了中华文化的渊深浩瀚。国学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身为中国人，不管你承认与否，国学都深植在你的内心，因为它是我们民族的性格密码，连接着我们和母亲的血脉。 ■深度解读 　　国之将兴，其学也盛，2008年的北京奥运将国与学的互动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传统元素从来不曾像今次这般得到如此淋漓尽致的运用和展现，中国人的内敛和含蓄因百年梦圆的喜悦而完全释放。国学之美在在各个角落中忘情流淌，甚至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古典的味道。尤记当初北京奥组委刚刚成立时，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征求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意见，季老建议在开幕式上将孔子“抬出来”，此话立时炸开一春之波。人们质疑的不是季老，也不是孔子，而是他们背后的国学——国学能否赢得世界的认可，能否胜任奥运的使命？如今这个问题已随着奥运的成功举办而冰消瓦解，国学的魅力令全球为之惊叹。北京奥运是体育的盛会，更是国学的盛宴，世界因此而见证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新生。 　　2008年7月15日，一批约2100枚珍贵战国竹简由校友赵伟国从境外拍卖购得后捐赠入藏清华大学。10月14日，李伯谦、裘锡圭等11位专家参与鉴定，一致认为，这批竹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10月22日，清华大学正式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深度解读 　　“清华简”的发现足以与中国学术史上的两次重大发现——西汉初期发现的“孔壁中经”和西晋初期发现的“汲冢竹书”相媲美。从“清华简”的形制和文字看，属于公元前4世纪到3世纪的战国中晚期，应出土于楚国境内。竹简上文字多数至今仍然精整清晰，亟待进行整理研究。“清华简”内容涵盖经史，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发现有秦前写本的《尚书》和久已失传的《乐书》，堪补“六经”之缺；还发现有编年体史书，所记上起西周初年，下迄战国前期，与传世文献《春秋》、《左传》、《史记》相比，独具许多新的内涵，先秦史或将据此改写；此外，有类《国语》、《仪礼》及有关《周易》等的大量文献都是两千年来前所未见的。每一次文献上的重大发现都必然会带动学术上重大飞跃，正如国学大师王国维1928年在清华讲演时所说，中国自古新学问的兴起常由于有新发现。毋庸置疑，“清华简”对于中国学术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意义将是难以估量的。 　　2008年11月28日上午，古籍电子定本工程成果评审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大厦隆重举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十多名专家参与了评审，标志着古籍电子定本工程正式启动。 ■深度解读 　　“古籍电子定本工程”是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与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针对目前古籍电子版本错讹多，信誉低，仅能用于查询索引，难以准确引用的弊端，动员多方力量，经过三年艰苦努力，于2008年11月完成的古籍整理软件平台。凡列入该工程的古籍书目，均将本着“择优而定，从善为本”的宗旨，以学界公认的权威版本为底本，依据严格的标准和流程加工制作，最终可实现古籍电子化的零差错率。从而奉献给读者“水明沙净”的优质电子文本，达到使研究人员无需核查原书即可放心引用的目的。“古籍电子定本工程”综合了当前中文信息化中最优秀的成果，是古籍数字化的新思路、新方法，无论在文献学上，还是在版本学上，都是一个巨大的创新，必将推进古籍数字化出版不断走向规范化和标准化，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重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羌族是我国一个古老的民族，现有人口30.61万人，80％以上居住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县、理县、黑水县，以及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等地。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对羌族文化造成了近乎颠覆性的破坏。昔日美丽的羌寨沦为废墟，近3万羌民遇难，大量建筑文物被埋被毁，许多民俗语言因传承人的不幸离去而归于消亡，抢救羌族文化迫在眉睫。 ■深度解读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诗里的羌笛是如此悲怆，仿佛在为“5·12”地震中那些逝去的生命哀咽。古老的羌族早在殷代甲骨文中便有记载，他们信奉“万物有灵”的多神教，崇礼尚祀，能歌善舞，世代口口相传，没有文字。孰料天降大劫，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毁于一旦——那蓝天之下的神山圣水，那节会之上的曼舞欢歌，那高耸的碉楼，那横飞的索桥，那别具特色的花灯戏，那撼人心魄的羊皮鼓……所有这美好的一切，眨眼间灰飞烟灭，痛甚至哉！5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川映秀镇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要求保护好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的古老文化和文明。6月14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由国家民委、文化部、文物局共同举办的四川地震灾区“抢救羌族文化遗产”特展。9月7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秘书长向云驹亲自执笔的《羌族文化学生读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暨赠书仪式。10月，文化部正式设立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并将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纳入了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抢救羌族文化，任重而道远。 　　国务院于2008年3月1日批准颁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种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家。《名录》有汉文古籍2282部，包括简帛117种、敦煌文书72件、古籍2020部、碑帖73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0部，包括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白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等14种文字。 ■深度解读 　　我国的古代典籍是祖先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和心血结晶，是中华灿烂文明的载体，也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颁布，拉开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序幕。2月28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全面启动古籍保护工作。9月底，《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工作陆续展开。2008年1月23日，首批推荐名单在网上公示，3月1日正式颁布，同时揭晓的还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审结果。6月14日—7月20日，“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隆重举行，可说是对这一重大成就的呼应，必将对我国的古籍保护工作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经典的总称，自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将它们汇集刊刻后，便成为历代科举的钦定教材。2008年9月17日，随着新学期的开始，“四书”在建国后首次作为本科生的必修课，被搬上了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实验班的课堂。联系之前关于“四书”是否进中学课堂的广泛争论，清华此举实属勇气可嘉。 ■深度解读 　　2008年2月，新华出版社将台湾中学使用40年最具权威的国语必修课本引进大陆，以《国学基本教材》为名出版，分《论语卷》、《孟子大学中庸卷》，任继愈先生在序言中明确提出了“四书”应进中学课堂主张。其后，郭齐勇先生和卞孝萱先生也分别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支持此一观点。一时间关于“四书”是否应进中学课堂和语文教材的争论此起彼伏。9月17日，清华大学大胆将“四书”列为本科生的必修课，可谓得风气之先，也为此前的争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客观的说，“四书”进课堂乃是大势所趋。作为儒家的核心经典，“四书”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只是到宋代以后，才渐渐为封建统治者所控制和利用。如今，卸下历史的种种枷锁，回归真实的“四书”,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汲取古人的智慧，丰富我们的心灵。
　　“囧”是现在网络聊天、论坛、博客中使用最频繁的字之一，被称为“21世纪最风行的一个汉字”。它原先早已沦入了故纸堆，却不知被谁天才地发掘了出来，并在其本义“光明”之外，形象地赋予了“郁闷、悲伤、无奈”之意，由此而在网络上引领起一股古字新用的潮流。其后，“槑”、“靐”等继踵者不绝，一时间大有席卷天下之势。 ■深度解读 　　网络着实是一个神奇之地，可起死回生，变废为宝。如“囧”等生僻汉字，即使在古代也未必有人识得，谁曾想竟会在21世纪的今天大行其道？借用古字字形，赋予新的涵义，创造新的用法，一方面令古字的形、音、义达到和谐统一，表达生动形象而不乏趣味，使网民们拥有了自己独特的语言标志；另一方面，也从某种角度反映了汉字的独特魅力和无穷活力。诚然，网络语言对传统语言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也暴露出种种弊端，但这并不能成为拒绝古字新用的理由。与其让那些徒具考古价值的生僻汉字湮没在辞典中渐渐被人遗忘，倒不如将它们在时代的语境中复活，重新焕发光彩。以开放的眼光来看，这未尝不是在丰富我们的语言文化。 　　金陵大报恩寺塔是明清时期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系九层七宝琉璃塔，有“天下第一塔”之誉，自太平天国年间被毁之后，便渐渐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中，直到2008年7月17日地宫开启。大报恩寺塔地宫的发现可谓高潮迭起，长干寺碑文的解读，神秘舍利函的揭封，阿育王宝塔的现身，以及对塔内圣物的期待，在在牵动人心。 ■深度解读 　　金陵大报恩寺塔是明成祖朱棣为纪念其生母贡妃于永乐十年（1412）所建，工程耗时近二十年，为古城南京的象征，被誉为“天下第一塔”，“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与古罗马大斗兽场、亚历山大地下陵墓、意大利比萨斜塔等并列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观，1856年不幸毁于战火。长久以来，学界一直猜测大报恩寺地宫下埋藏着众多惊世宝物。从2007年开始，南京市文物考古队伍对大报恩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确定了大报恩寺遗址范围并发现了大报恩塔的地宫位置。2008年7月17日，尘封近六百年的地宫终于开启，意外发现了北宋长干寺碑文及神秘舍利函和“开元通宝”等唐宋钱币。8月6日，舍利函的神秘面纱被层层撩起，千年“鎏金阿育王七宝塔”现出真容，11月22日，正式迎请出函，这是五十年来在中国发现的最大一尊地宫佛塔，其精美绝伦，可称当世无匹。据碑文所载，“佛顶真骨”便藏于塔身之内。虽然大报恩寺考古还远未结束，但就目前出土成果而言，无论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还是艺术价值，已足可睥睨天下，相信它还会继续带给人们惊喜和震憾。 　　2008年7月29日至10月7日，“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经过两年筹备之后，在首都博物馆辉煌亮相，全国26省市55家博物馆的169件镇馆之宝“奇迹”般邂逅于此，可谓一场空前绝后的旷世盛宴。此次所展出的文物跨越上下五千年，每一件都堪代表各个历史时期文化艺术的最高成就，从而生动地勾勒出中华文明的发展轮廓。 ■深度解读 　　如果不是百年奥运的契机，如果不是得天独厚的北京，“中国记忆”也许永远只能是个梦。然而当这梦终于实现时，没有人能形容它的辉煌。悠悠五千年文明集于一瞬，那一件件流光溢彩的瑰宝仿佛在静静述说历史，虽然无声，却震撼心灵。从半坡人面鱼纹彩陶盆到金沙太阳神鸟金饰，从西周虢季子白盘到秦始皇兵马俑，从马王堆汉墓帛画到狮子山金缕玉衣，从禇遂良《兰亭序》摹本到欧阳询《梦奠帖》真迹……，无一而非传世经典，无一不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约会，每一个亲临其盛的人都是莫大的幸运。原来我们的祖先如此伟大，原来我们的文明如此深厚，而我们却懵然无知。若非踏上这条千载难逢的“记忆”之旅，天晓得我们还将遗忘多久。现在已到了该醒悟的时候，行动就从珍惜开始。 　　2008年又被称为“名著翻拍年”，因为在这一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不约而同地遭遇影视翻拍的命运。一时间，专家担忧，观众质疑，怀故恋旧者严词反对，追新求变者拍手欢迎。影视界明星大腕风从云动，张纪中、吴子牛、高希希、李少红四大名导各出奇招，欲与前人试比高。我们不禁要问：有多少经典可以重来？ ■深度解读 　　四大名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其影响遍及戏剧、音乐、书法、绘画、民俗、旅游等各个领域，可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任何举动只要一牵涉到四大名著，便会迅速招来亿万人的关注，甚至最终引发出一场激烈的文化争论，就比如今年的四大名著影视翻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中央电视台摄制的四大名著连续剧，因其忠实的精神和严谨的制作而为观众津津乐道，成为一代人永恒的记忆，其对于经典的传播和普及亦是功不可没。二十年一轮回，转眼来到2008年的今天，仿佛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四大名著不约而同被卷到了翻拍的风口浪尖。《三国》换导，《红楼》选秀，《西游》《水浒》也不甘寂寞，一个要向西方的魔幻靠齐，一个要向男权的世界挑战，颠覆的意味日甚一日。与之相呼应的是网络上关于四大名著的种种重释和解构，精彩与无聊并存，严肃共恶俗同在，直让人眼花缭乱。举头三尺有神明，翻拍理当鼓励，但前提是要对四大名著常怀敬畏之心，切忌浮躁冒进。说到底，尊重大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