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最倚重两大“文胆”的迥异人生

陈布雷与秦孝仪
蒋介石的笔底功夫显然远逊毛泽东，但他有他的办法，那就是请人“捉刀”，所以他的署名文章和讲话稿大都出于他人之手。为他“捉刀”的主要是两个人：陈布雷与秦孝仪。
陈布雷生于1890年，浙江慈溪人，是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的主要“文胆”；秦孝仪是湖南省衡东人，生于1921年，早在1949年，即陈布雷辞世后的次年，他就以二十八岁的年龄，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1961年4月，秦孝仪在台湾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直到蒋介石过世为止，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
陈布雷与秦孝仪年龄相差三十一岁，属于两代人，分别承担了蒋介石大陆时期与台湾时期的“第一文胆”之重责，两人都有“国民党的第一支笔”之誉。
陈布雷才华出众，二十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1911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20世纪20年代初，陈布雷身在上海，他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评述，与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可说是不谋而合，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响导》周刊转载。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主笔的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
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挥师北伐后，蒋介石很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享有声望的陈布雷是理想人选。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的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激情四射、文采飞扬的《告黄埔同学书》。从此，陈布雷就成了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代拟文字，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系有影响力的国策顾问。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文胆”生涯的高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二百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
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陈布雷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其品行道德为人所称道。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作为国民党主管宣传的要员，陈布雷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譬如郭沫若。他曾促成郭沫若顺利回国。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有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想回国抗日。为此，郁达夫找到了陈布雷，陈布雷答应为郭沫若说情。但蒋介石对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于怀，于是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想请示委座……”这样，经陈布雷的说情，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陈布雷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作出过一些违心事，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撰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唯命是从，但内心里却十分痛苦。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陈布雷是个很矛盾的人物，著有《陈布雷回忆录》。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从无盛气凌人的傲气。他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颇有“贤相”之风，被蒋介石称为“完人”。
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终年五十九岁。他在留下的遗书和致蒋介石的信中称：“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致使“衰老被惫，思想柘涩钝滞”，他表示自尽之举实出于心理狂忧之万不得已
11月18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为陈布雷举行公祭典礼。出席典礼的有：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以及于右任、王宠惠、邵力子、何应钦等。蒋介石在祭文中，对这位一生以笔墨佐助自己“遂奠邦基”的文胆与国策顾问，作了盖棺定论之语：“畏垒(陈布雷号畏垒)椽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
秦孝仪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继承家学，精通儒学、经史，博览群书。从上海法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他曾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深造，荣获人文科学博士学位。秦孝仪二十多岁即受蒋介石重用，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议事秘书；二十八岁时，就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深受蒋介石与宋美龄信任。
由于文采过人，反应快，又能以毛笔速记，所以秦孝仪一直为蒋介石倚重。对传统经典相当仰慕的蒋介石，也不时与秦孝仪以四书五经应对，增添自己谈话的分量。是以秦孝仪能长期在国民党党中央工作，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职务屹立不摇，前后共达二十五年。
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后，秦孝仪除以“总统府”秘书的名义，续任蒋介石文胆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宣组副组长、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61年4月，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直到蒋介石过世为止，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通常蒋介石比较重要的文告、稿子，由他本人当面口述大意，秦孝仪则在一旁笔记下来，然后连夜赶好草稿，先给秘书长张群看过，再行对外公布。
秦孝仪作风低调，不过他在担任蒋介石文胆期间，还是留下一些逸事。例如金门岛上的“毋忘在莒”勒石，如今已是观光景点，但当时却是蒋介石在迁台之初，为了激励国民党军队反攻决心，于1952年5月赴金门视察后，决定题字，并由石匠镌刻在石壁上的，意在以战国时代齐国大夫田单，以莒城、即墨复国的历史故事自勉。秦孝仪也在蒋介石考察队伍之列；不久，金门司令官胡琏兴建英雄馆，也依此典故命名“莒光楼”，由于高十余公尺，自此成为金门的地标。因当时许多人不识“毋忘在莒”是何典故，所以秦孝仪特地于1959年撰写一篇《毋忘在莒本义》，刻成石碑，置在勒石左下方，讲述“毋忘在莒”的历史典故。
秦孝仪最为人知的传奇，在于他在蒋介石去世之际，以党国要人、蒋家家臣、蒋介石文学侍从等多重身份，承宋美龄之命，记录并撰述了蒋介石的遗嘱。这篇以“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破题的短文，在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代，各级学校曾规定学生背诵，也让秦孝仪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近年内地出版的《中华民国人物传》，将秦孝仪誉为“国民党的第一支笔”。
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的身体每况愈下，之前手术、阳明山车祸意外的重创，让这位曾经纵横中国的老人已然没有精力再与死神搏斗，虽然国民党把消息封锁得相当严密，但多数人都有了心理准备——蒋介石恐怕辞世在即。由于蒋介石已然无法视事，因此秦孝仪便受命为蒋介石预立遗嘱，由回光返照时的蒋介石大致口述草稿再加以修订。
秦孝仪在拟妥遗嘱后，便送请蒋宋美龄先行过目，没想到笃信基督教的蒋宋美龄，却指示秦孝仪要将原先遗嘱“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的初稿，从中插入“耶稣基督”四个字，“说明他是信基督的”。这使得蒋介石的这段遗嘱，变成“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平添许多史家议论，在当时内幕不明的情况下，秦孝仪也背了一段时间的黑锅。同时秦孝仪模仿孙中山遗书后有“汪精卫记”的前例，在蒋介石遗嘱后加上“秦孝仪书”四个字，也引来许多非议。
1975年4月5日深夜十一时多，蒋介石病危，出现瞳孔放大、心跳减弱的征兆，但在宋美龄指示下，医疗小组仍不放弃抢救的希望，曾数次注入心脏刺激剂，也曾用电极直接电击刺激，但仍无力回天，于当晚十一时五十分左右宣告不治。当时台北市区实施宵禁，严家淦、杨亮功、田炯锦、余俊贤、倪文亚等五院院长紧急奉命赶赴士林官邸，为蒋介石遗嘱签字并瞻仰遗容。根据蒋经国事后的自述，他当时“极尽悲哀，头昏不支倒地跪哭”。因此当秦孝仪要他在《遗嘱》上签名时，“余手发抖写不成书。向长辈答礼时亦不记得来者何人……”
在蒋经国主政后，当时的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文工会主任周应龙等，都是著名的重要文胆，有一段时期，前总政战部主任王也曾为蒋经国的重要幕僚，因此秦孝仪的心力逐渐转往“故宫博物院”发展，原来当时八十五高龄的故宫老院长蒋复骢因中风准备退休，因此由代总统严家淦出面，找蒋经国当说客，说服秦孝仪接任。秦孝仪原先只打算做两年，结果自1983年开始，他在“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十八年！
2003年，宋美龄辞世，秦孝仪与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一同飞往纽约为宋美龄致祭，在奔丧途中彻夜未眠，还提笔挥就《蒋夫人挽歌七绝句》。
政党轮替执政后，秦孝仪卸下“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务，随即纵情书画山水，更常回到故乡探望，也曾到湖南举办个人书画诗词展。事实上，早在两岸恢复正常交流后，秦孝仪便积极推动北京与台北故宫的互动，为两岸良性交流贡献良多。
2007年1月5日晚间，秦孝仪在台湾病故，享年八十七岁。与陈布雷相比，他的命运无疑要好得多：早年就得以参赞机要备享荣耀，晚年执掌“故宫”期间，又得以优游浸润于艺术与国宝之间，卸任后安度晚年并得以善终。
知名收藏家王度曾形容，他一生最羡慕的人是乾隆皇帝与秦孝仪，因为秦孝仪当了近十八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看遍无数历史珍宝，是相当有福气的人。
蒋介石谋士陈布雷自杀之谜 最后一句话让人深思

陈布雷年轻时，以“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的如椽之笔，横扫千军如卷席；中年后步入政坛，成为蒋介石的“文胆”和谋士；但是，抗战胜利，内战爆发，他为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不堪忧伤不已，悲愤交加，只能走向悲剧的结局。本书依据新发现的几十本陈布雷日记，对他的死因作了深入、全面的解读，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和可读性。
陈布雷之死激起千层浪
1948年11月14日清早，南京城内爆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中央日报》的第2版以3栏长题，刊载着一条新闻:
（中央社讯）陈布雷氏于昨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色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陈氏现年59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劳，仍照常办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
南京城掀起了一阵议论和传言。
“略感疲劳，照常办公，怎么会突告去世，真是奇怪！”
“唉辽沈会战失利，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前途凶险，国军在东北、华北都吃了败仗。陈老夫子是不是感到半壁江山岌岌可危了？”
还有一些谣传:“听说陈老夫子向总统进忠谏，总统发脾气了，打了陈老夫子一个耳光，陈老夫子羞愧交加，便吞安眠药自杀了。”
陈布雷不是死于心脏病突发，而是自杀身亡，这消息终于在11月18日由中央社发布:
（中央社电）陈布雷先生逝世经过。17日下午8时临时中常委举行会议时，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提出报告:布雷先生素患神经衰弱，以致常苦于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药三片始能入睡，有时于夜半醒来，再服数片，始能略睡，晨起总在上午7时左右。本月13日至上午10时，尚未见起床，秘书蒋君章推门进入卧室，见布雷先生面色有异，急请总统府医官陈广煜、熊凡救治，两医官判断布雷先生系服安眠药过量，其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其时，蒋秘书于布雷先生卧榻枕旁，发现遗书一封，嘱其不必召医救治，并嘱其慎重发表消息，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蒋秘书即遵守遗言，发表先生因失眠症及心脏衰弱逝世。陈氏家属及秘书随从检点遗物，又于公文箧中发现上总裁书二纸，及分致张道藩、洪兰友、潘公展、程沧波、陈方、李惟果、陶希圣诸友人，及留交陈夫人及公子之书信，均先后分别呈送，并由诸友人陆续送交陈委员治丧委员会，复于15日发现陈氏11日手书杂记，亦呈总裁阅览……
消息中虽然没有写明“自杀”，可是读者心照不宣，陈布雷是服安眠药自杀的；特别是对布雷先生杂记中“油尽灯枯”一语，不少市民、公务员都感到这话真是说透了。
走得清清白白
时已深夜，陈布雷根本没有睡意，他知道这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几个小时，他想要将身体沐浴一下，死得清清白白。沐浴之后，换了里外衣衫，在外面穿了一件棕黑色的马裤呢长衫，坐在写字台旁，燃起一支香烟。
这里天已近五更，寒气袭人，可是陈布雷却不觉寒冷，他又燃起了一支香烟，心想，这是最后的时刻，必须来得清白，去得清白，把所有的事交割清楚。他先写了一封遗书致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洪兰友，托照料中政会之事。又写了一封遗书给张道藩，瞩托移交“宣传小组”账目及单据。最后，留函蒋君章、金省吾两秘书，其中一段话表示了决绝之心:“我已无生存人世之必要，故请兄等千万勿再请医生医我（医我我亦决不能活，徒然加长我的痛苦，断不能回生也）。”关于死后如何发表消息，陈布雷留言:“不如直说‘从8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至于文件放在何处:“有小箱一只，标明BSS，内藏侍从室时代历年所办有关外交文件卷夹……”还有呈委座函，托谁呈阅……此外一再表明:物价日高，务必薄殓、薄棺、薄埋等。陈布雷在留秘书函中说，床下新皮箱内，尚有金圆券700元，嘱赠陶副官300元。陈布雷确实是两袖清风，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中是罕见的，因为当时米价已合金圆券三百几十元一石了。
远处传来晨钟声，其声悠悠，宛如慈溪故乡寺院内的钟声，天已露白。陈布雷取出两瓶安眠药，吞下了一瓶，又吞下了大半瓶，喝了一口水，环顾了一下四周，和衣躺到床上。
11月13日上午，听到陈布雷死讯，蒋介石面色发白，随即取消了当天会议。面对陈布雷遗容，默默无言，临走吩咐:“好好地料理后事，我派俞局长（军务局长俞济时）和陈局长（政务局长陈方）来帮助你们。”
“让我安静些！”是他最后一句话
陈布雷对待随身副官陶永标如子侄，自杀前给陶留下一封遗书，托付后事，对陶的出路也作了安排。陶永标有一段回忆:
布雷先生做了半辈子官，而且是大官，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从不搞特权，生活上清苦俭约，抗战时在重庆的伙食尤其简单，同部属同桌吃饭，衣着朴素，人所共见，房间里家具装饰也很简单，会客室中只有3把旧沙发，配给他用的汽车，从不许家人使用……
对于贪官污吏和各派特务，布雷先生更深恶痛绝……
1943年10月，蒋介石到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当时蒋兼行政院长，副院长是孔祥熙，蒋既出国，孔当然代行院长职务，布雷先生以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身份，有事须与孔祥熙联系。一天，在院办公处谈毕公事，正要告别时，孔祥熙突然塞给布雷先生一个信封说:“布雷先生，你身体不好，子女又多，负担重，战时物价高涨，我这一点区区小意思，聊表微意。”布雷先生脸孔一阵红，立刻把信封退还给孔。过了几天，布雷先生的侄孙，即屺怀先生长孙陈辟尘，在中央银行工作，来探望布雷先生这位叔祖，说起孔祥熙这种手段是经常用的，委员长身边的人几乎都拿到过，这次给叔祖据说是第一次送。“叔祖，你猜里面封的是什么东西？”
布雷先生说:“当然是钱啰！”陈辟尘:“叔祖，你知道有多少？”
布雷先生:“我看都没有看过，怎么晓得？”
陈辟尘:“是100万元的银行本票。”
陈布雷叹口气说:“腐败，腐败。”接着他用半戏谑的口吻说:“你们的总裁。哼，他想做本党的总裁，选不上，就在中央银行也设了一个总裁。唉，你们的总裁，这个总裁……”
关于陈布雷最后的时刻，陶永标这样回忆:
回到公馆时间已不早，我叫伙房快上饭菜让主任用膳，不料他一口推却说:“我觉得没有胃口，一点也不想吃。”我劝他:“不吃怎么行，多少吃些吧，半碗也好。”可是，这次他态度很坚决:“我实在一点也吃不进，你们去吃吧，不用管我。”接着他又吩咐:“我今夜要赶写一些重要东西，任何客人不见，电话也不接，一切改日再说，你也不要上来催我睡觉，我写好自己会服药睡的。”他上了一半楼梯又转过身来重复一遍:“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让我安静些！”
“让我安静些！”这是布雷先生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心力交瘁是他弃世一大因素
陈布雷之死，除了看透王朝末日，心力交瘁，确也是很大因素。陈夫人王允默女士说:“先夫子一生，诚可谓历尽艰辛。年16而失恃（丧母），25而失怙（丧父），此一大家庭之重任，乃落于一身。时弟妹众多，皆未成立。宗族乡党诸事，俱待规划、继理。先夫子乃辞去教职，一意家居，日常琐细，无不躬亲料理。盖以此为自身责任所在，不容趋避，虽因此牺牲一己之精力事业，亦无所惜。其服务于新闻界及政界，此种强烈执着之责任观念，始于为其思虑决断之中心。而其健康之所以未能及时挽回，终至日趋衰病，此实亦原因之一也。”
陈布雷责任心强，虽然感到不舒服，但还不肯休息，直到不能再拖，才作短期告假。1947年7月上庐山休养。越一周，致书蒋君章谓:“上山已七天，而脑力筋力之疲颓，曾不因接触大自然而恢复。至于体力不济，亦极可惊。出脂江路到传习学舍散步，一来回须两小时许。加以目光散漫，手腕颤痛，与三十四年（1945年）夏季无异。现在上午只能略看闲书，下午僵卧，傍晚散步，夜间绝对不作事，十时即安排就寝。如此休养，尚且毫无效果。于是弟悟年力衰老之已难补救也。”
55年后，蒋介石机要秘书一段口述
陈布雷为什么会自杀？蒋介石机要秘书周宏涛2003年9月15日有一段口述正式出版。周把陈自杀前国民党经济和军事失败背景以及美方对蒋介石的不信任和桂系白崇禧拆台，蒋介石可能下台的情况讲得很清楚，可以参考。
我一直没料到布公会走上自杀之途。回想到十几天以前去见他时，还很慷慨激昂地跟他谈到列强对我国不正确的批评又中伤蒋公，我也对那么多受到蒋公栽培的将领临危竟然叛变非常愤慨。布公低头默然，倾听着，有时以点头回应，我感觉到他的无奈及伤心。讲完我就告辞了，却没想到他隔了没多久竟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多年后，蒋公才亲口说出，陈布雷的自杀，是因为外间散布蒋公即将下野的谣言之故。陈布雷当时留下两封遗书给蒋公，第二封遗书中这么写着:“……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已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另方面，他也觉得自己已经枯竭，无法再为蒋公效力，终致走上绝路。
10年后，蒋公对党内的一次讲话中提到陈布雷的这番话:“当时余曾决心死守南京渐图光复，然如三十七年陈布雷同志去世时致余二信，尤以第二封信为最，在其自杀前一星期的政治会议后，在休息室向余报告外间谣言无奇不有，而党内亦人人如此说，并指明某同志之言论态度，极表愤慨，后果因此以死报国。”蒋公指的是要他下野的事。徐蚌会战期间，桂系要求蒋公交出领导棒子，陈布雷为此忧愤不已，终于导致他的自杀。
是否曾向蒋介石冒死忠谏？
11月28日，距陈布雷自杀不过半个月，在一个小规模会议上，蒋介石对高级文武官员说:“在座的诸位都知道，近来局势危艰，于党国很不利。值此千钧一发之际，更须本党同志精诚团结，同仇敌忾，而绝不允许任何人有涣散军心、动摇斗志的言论和行动。”蒋介石语调很严峻，他说:“共产党的宣传厉害得很呐！连布雷先生这样的人，居然也会受共产党的影响，我们万万不可轻视呐！”
蒋介石接着又说:“我还要说一件事。有人曾经对我陈言，说要让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加上夫人宋美龄，拿出五亿美元，用于国家。这是什么话！嗯！”蒋介石火气上来了，声音也提高了。“宋子文有什么钱，嗯！孔祥熙有什么钱，嗯！至于夫人，那就更没有钱了。所以，这个，散布这个言论，不管怎么说，只会给党国带来危害，有利于共产党！”
蒋介石虽然没有讲明陈言者是谁，大家猜想是陈布雷。于是，陈布雷死前曾对蒋进行过忠谏之说更是不胫而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