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迥异人生

青年毛泽东

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到开国大典

毛泽东　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董必武

董必武  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何叔衡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

何叔衡　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

邓恩铭

邓恩铭　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

邓恩铭出身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

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

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是较活跃的青年。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

陈潭秋

陈潭秋　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仅是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同时已是著名的学生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在江西、满洲、江苏等地做党的工作，曾被捕入狱。

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化装同行，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

1935年7月，陈潭秋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中央电示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并担任我党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

李汉俊

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

李汉俊　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血染刑场，被敌人所害。但此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

李出生湖北潜江，后留学日本。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汲入马克思主义营养，由学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定见解。

一大召开后，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兄居住的厅堂做会场，终日备烟沏水准备会务，同时也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会议后期，他从容应对特务的骚扰，保护了与会代表。

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

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李达

李达　也是农家之后，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18年6月，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

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这为李达后来成为党的理论家，从而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基础。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

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

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

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毛称李达为：真正的人！

陈公博

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

陈公博　是广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场遭敌探骚扰，次日会议移至南湖，惊魂未定的陈公博脱离集体而逃，返回了广州。

此时，正赶上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却拒不执行。

此后，他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

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陈公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回国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年之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汪再次联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

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及军事委员会训练部长要职。

然而，就在汪陈联手、多行不义之时，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陈公博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仓皇逃到日本。随后，国内掀起惩罚汉奸的浪潮。陈被送回南京。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6月3日，将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

周佛海

周佛海　是旅日代表。1917年初夏，周佛海赴日留学，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通过阅读大量社会主义书籍，周佛海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1921年，周佛海在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

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学，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周佛海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为生活所困而沉沦。

回国后，周佛海很快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沆瀣一气。1924年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

周佛海一脱党，便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然而，蒋介石的重用未能满足周佛海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汪精卫一见如故，共谋“和平”。

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此事最后取得成功，周立了头功。

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

与此同时，周佛海非常重视特务工作。他采用种种特务手段，使自己成为伪政权起事人和“开国元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政府作鸟兽散。

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上海市长一职表示将沪完整交给中央。蒋介石收电后，任命周佛海为行动总队司令。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周以“迫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之罪被判处死刑。

周佛海的婚外恋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

张国焘与毛泽东在陕北

张国焘　是北京代表，一大会议主持者，中途叛党。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参加示威游行，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

1921年6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

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变节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在苏联。客居苏联三年的张国焘一回国，立即撰文拥护王明。不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

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先是要夺红军总政委一职，继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

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并面见蒋介石，决意叛党。

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他在上海办过宣传反共的《创进》报。1949年，张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一起办起《中国之声》杂志。

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