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领导人为什么不写自传

许锡良：中国的领导人为什么不写自传？

中国历史虽然号称为五千年文明，历经百代，但是，却没有一个领导人，特别是那些位处于“九五之尊”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写过自传。即使偶尔有一些记者采访下的自述，也多是在野的时候才会有的事情，比如毛泽东在延安时曾经接受记者采访有过一个非常简短的自传，那是基于宣传自己的需要。在当权之后，就再没有过。邓小平于1926年所写的《来俄的志愿》，这是记录邓小平早期活动与思想发展的《自传》中的一部分。而《自传》则翔实记述了邓小平到莫斯科之前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和在党团组织内工作的情况。那一年邓小平还名不见经传，只是一个刚刚接触社会不久的年仅22岁的年轻人。因此，也算不上是真正领导人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自传，写自传的时候，已经成为人家的阶下囚了，而且他在世的时候，也没有真正成为过一个领导人，即使做所谓的“满洲国的皇帝”，也不过是日本天皇的傀儡皇帝，那个自传自然是算不上是真正领导人的自传。

自传作品采用多种形式，从生前不必然要出版的私密写作(包括信件、日记、札记、回忆录、忆往)，到正式的自传。如果在广义上说，中国的蒋氏父子倒是有点自传。比如蒋介石有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日记，卷帙繁浩。但是，仍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自传。蒋经国在临终前也通过口述有过正式的自传。除此之外，在中国实在难找到正统领导人的自传。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的自传有几个特点：一是，发生在还未能够入正统宝座之前，出于宣传自己的需要会有一点年轻时或者短暂时期的自传，如毛泽东、邓小平。二是，在成王败寇的法则下成为偏安一方的失败领导人，如未代皇帝溥仪、蒋经国等。真正成为正统之后的领导人，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自传。中国古代历代的所有皇帝与世界上所有的专制独裁者一样，都不敢有自己的自传。在西方也同样如此，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是写在监狱里的，而且他那时还是一个流浪街头的流氓无赖，出于宣传自己的政治需要，他才通过自传来装扮自己，为自己捞足政治资本，作专制独裁的准备。

但是，在中国，文人学士则例外，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自传性质的文字。中国的文人学士是最喜欢作自传的一个群体。比如，如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即具有很好的自传性质；王充的《论衡·自纪篇》、江淹的《自序论》或者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等均为很好的自传体文字。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在古代和中世纪都少有自传文学存在(虽然有少数例外)，直到15世纪，这种形式才在西方开始出现。

这种情况可以解释为，人，那时的人们还没有一个强烈的自我意识，更没有主体意识，是还没有一个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导致的。那么，为什么在西方自15世纪以后，自传体才开始在西方盛行呢？那是因为西方15世纪是文艺复兴正如火如荼的时候，只有这个时候，人们的自我意识才开始觉醒，才开始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才可能有写自传，为后人留下一个人的心迹的愿望。在西方有过三本以《忏悔录》作为书名的自传体著作。它们分别是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卢梭的《忏悔录》与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启蒙时期卢梭的《忏悔录》，写得也是最动情，最率真的一本。卢梭的自传《忏悔录》写得也是最真诚的，在这部自传中，有许多隐私，作为个人的心迹真诚地被坦露出来。他把自己许多肮脏的想法与下流的行为也写进了自传中，有着自传中少有的卢梭式的真诚，读其《忏悔录》，使人想起“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式的卢梭式的“真话”。

但是进入现代文明社会，领导人的自传，不要说在西方，就是在前苏联也有不少领导人出了自传。如赫鲁晓夫的自传，戈尔巴乔夫的自传，内容都非常丰富生动，无论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记载得都非常详细，不加避讳，虽然未必都是真实的，但是，至少能够反映历史见证人与当事人，甚至发起者与领导者的一种立场、心境与视角。这些自传体的一手资料，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一手材料。

在美国，领导人的自传更是稀松平凡的现象。他们几乎每一个退下来的总统及政要都喜欢在晚年写自传。最有名的恐怕就是刚退休不久的克林顿的自传——《我的生活》，把自己一生从小到大，从默默无闻的一个被父母遗弃的野小子，到成为世界最强国的总统，从自己的恋爱过程到类似莱温斯基的蓝裙子拉链门的事件，几乎事无巨细，都一窝端到了世界各国面前，任由人来品评，既不怕犯政治错误，也不用犯男女关系，触犯社会道德的错误。本着真实的原则，一路写下来，不必故意损毁自己，也不必刻意装饰打扮自己，这是美国最为率真而作的自传。
  
从以上几个方面对比可知，写自传的人，常常是一个内心世界丰富多彩的人，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这是一个起码的条件。中国历史上只有文人学士，才子佳人，才会有写自传的欲望与冲动，那是内心世界丰满充沛的结果。一个政治强人，常常直接恶狠狠地赴向权力与财富，难有对自己心灵的自察行为。一个政治人物，一旦有了内心的丰富体验，常常也是在政治失败之后，甚至成为别人的阶下囚之后的事情。比如，政治强人从来不写那些“月满西楼”之类的诗词的。像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声音应该是来自生命的深处，来自灵魂的激荡。但是，正因为一个人开始能够写出这样的生命之诗的时候，其实意味着在现实政治中他是一个彻底失败的政治生命。

自传是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回忆，是对自己的道德人性的自我推敲，对自己生活与行为的一次检验，要使自己直面自己内心的道德律令的审判。写自传时，一个人是最不容易欺骗自己的。即使写出的文字可以欺骗读者，但是，写作的时候也难以欺骗自己。如果一个人是快乐充实的一生，是正直正义的一生，他写作回忆性质的自传文字，也将是人生幸福的一次重演，这种自传是快乐而充满幸福感的。否则，一个人虽然通过残酷无情的斗争，通过尔虞我诈，通过阴谋阳谋，通过厚颜无耻获得了权力，达到了权力的顶峰，但是，回忆起来也是充满了险恶、阴暗与恐惧感，那是不堪回首的。自传自然而然写不起来。

可以想见的是，中国的皇帝，就是不敢直面自己内心世界的人。他们的一生，一是从来不敢在夜晚仰望浩繁的星空；二是从来不敢低头省察自己的内心的道德律令，自然，他们也就从来不敢坐下来作点忏悔与反思。这是中国历代皇帝不敢写点自传，不敢用自己的笔记录下自己的一生的重要原因。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他们的这种作为人而不是作为君主的自主意识可能还几乎完全处于睡眠状态，他们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普天之下”的权力与率土之滨的王臣及王土。除了权与财，几乎一无所有，因此，内心世界极度地枯燥乏味；另一方面每天处于残酷的宫廷斗争的漩涡与荒淫无度之中，生活及内心世界常常充满恐惧感与虚无感，因此，导致既无写作的冲动，也无写作的时间精力与身体条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一个人治国家与治人国度里，前皇帝写下的任何自传性的文字，都可能会给在生的人带来灭顶之灾，包括他自己的子子孙孙，因为，在中国有崇拜古人，有崇拜死人的习俗，在这里，有老幼尊卑，死者为大的传统。

因此，从一个小小的政治人物的自传这个问题里，我们可以读到人性化社会与非人性化社会的区别。一个国家是不是人性化的和谐社会，是不是民主法治社会，是不是以人为本，敬畏生命的社会，就看他们的领导人敢不敢写自传，能不能写自传，以及在怎样的状态下写自传。什么时候看到中国的领导人也开始在退休之后轻松自如地像克林顿总统退休之后，在全世界四处演讲，自由自主地写自己的一生传记，就是中国人从领导、官僚到平民百姓都真正得到解放之日。无论是领导人还是平民百姓，我们在有生之年，就要作为一个人，都要来追问一个来自内心的问题：我们这一生，将以怎样的方式被后人记住？有了这样的追问，一个人才敢在晚年撰写自己的自传。

2010年6月19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