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兵团人的理想与爱情

“那八千湘女的秘密使命就是嫁给这些为国奉献了半生的军人，你要是不同意组织就会找你谈话，说你看看他们为了你们幸福生活奋斗了这么多年，现在连个老婆都没有，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奉献一下呢？有的兵团更着急，男兵排着一队从东门进去，女兵排着一队从西门进去，两队兵围着一个长条桌坐着，你对面是谁，你这辈子就跟着谁。有的倒是能对上眼，一看就满意了，有的伴侣怎么都对不上眼，年纪都能当人家爷爷了，女的就闹，闹了也就只能将就着。”

“湘女”倪碧纯、高兰英、谢新觉、刘功辉、戴庆媛、华淑媛、郑瑞阳（从左至右）

历史上，这是汉代张骞开拓的丝绸之路，唐朝吐蕃兵戎相见的楼兰古国，在一望无垠的大漠戈壁之中，是枕戈待旦的边防军人。

而在很多人的模糊印象里，新疆是一个充满诱惑色彩和浪漫情调的地方，王维盛赞“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昌龄戎马倥偬，“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翰醉卧沙场，“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在梦里，新疆既是沙场战场，又是莺歌燕舞的塞下之城。

1951年，说话跟连珠炮似的刘功辉，怀着对书上描述的戈壁、葡萄、雪山、大漠的幻想，来到这片原是不拔之地的疆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她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拖拉机手。

1962年，身强力壮的七尺男儿阮衡，作为南京军区调往新疆的1000名精干军人之一，在兵团与刘功辉相遇。

他们的命运在新疆交汇。

兵团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女兵刘功辉(前排右一)

15岁的河南姑娘，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
“房子也是单位分的，我们不掏钱，那时候看病、住房都不要钱。”她的语气里有种今时不同往日的感慨

　　刘功辉至今还保存着一张泛黄的黑白老照片，气宇轩昂地站在镜头最中间，身后是一台拖拉机。那是她成为中国第一批女拖拉机能手时的留念。照片的上方，有这样一排字：机耕农场全班互助合影留念 1953.10.20。

1950年、1951年、1952年，时任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应新疆军区王震将军之请，向新疆输送了三批共8000左右年龄约在13岁到19岁之间的湖南姑娘，这一早已被多数人遗忘的事件在历史上称为“八千湘女上天山”。

刘功辉年方15，在区里当书记的姑父代写的一封介绍信使她顺利地成为了其中一名。

然而，到了新疆石河子，出现在刘功辉眼前的，除了戈壁滩，就是盐碱滩，“哪有什么雪山啊、丝绸之路啊！石河子老街就只有七八户人家，方圆几十里都找不到人烟，我们没有水喝，没有粮食吃，后来都是自己动手做，女兵和男兵一样劳动、开荒。冬天敲开冰块当水吃，还吃雪，雪里羊粪牛粪都有。”

虽然生活困难，这些都还能勉强解决，偌大的新疆，住宿却成了她们最大的难题。新疆的气候和湖南有着天壤之别，一群脚步从未跨出过湖南的小女生，如何受得了新疆冬寒夏炎、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我们自有办法，就是挖地窝子，地窝子就是在地上挖出一个坑，两三米深，上面再用树枝、芦苇铺起来。地窝子在地下，风刮不到，我们经常是很多人挤着睡在一个地窝子里。”

在石河子，刘功辉加入了她湖南宁乡老乡陶峙岳将军的第二十二兵团。

新疆的和平解放是王震将军和国民党陶峙岳将军（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次国共合作之功。上世纪50年代初，共有三位大将军坐镇新疆，其一是王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有五个师的兵力，约有10万正规军；其二是陶峙岳的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起义部队，解放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也有10万左右正规军；其三是法铁依·伊凡诺维奇·列斯肯的新疆“三区革命”（1944年秋，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爆发的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暴动，反对国民党军阀盛世才，建立革命政权。）民族军部队，解放后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只有两三万人。为了加强领导，解放军一兵团部分军力被分插到二十二兵团和五军政治处，做思想工作。

讲起自己的拖拉机往事，刘功辉兴致勃勃，阮衡则以沉默表达了他对刘功辉的爱，虽然这个故事他已经倒背如流。

解放前，整个新疆地区只有几台拖拉机，到50年代初，这些拖拉机已光荣退休。

1951年，新疆的生产建设仍然是原始的耕作方式，筑房用的是干垒土，犁地用的是土犁、木爬犁、自制打夯机，即使“全军大生产”，这种传统技术也难以为继。陶峙岳将军决定用黄金到苏联购买了一批拖拉机，共有20多台。此后，陶峙岳和王震商定将八一农场、二十二兵团机耕农场和解放军二军六师建设成为新疆最大的三个机械化农场。这批拖拉机，则成了当时新疆最新兴、最高级的机械设备。

拖拉机刚刚购进，新疆建设兵团便选拔拖拉机手进行培训。刘功辉因为性格大方活泼，动作麻利，而且得到老乡陶峙岳将军的照顾，得以在新疆建设兵团10个师中初选的140人中脱颖而出。“陶将军就批准了我们三个女兵，一个是1950年来的文工团女兵，一个是1951年来的宣传部女兵，还有一个就是我，其他的女同志都很羡慕我们呢！”

1952年10月，她们兴冲冲赶到陶峙岳的训练场，那是石河子下属的几个农场之一，“没有桌子，没有板凳，我们都把书本放在三角凳上，蹲着或坐在地上写作业。”刚开始是两三个月的理论学习，不仅没有拖拉机，连中译本的教材都没有。“当时也没有专门的教师，教我们的是陶将军的副官，他懂俄语，因为拖拉机都是从俄国买回来，他就一本俄汉字典一本说明书，一边翻译一边讲解。直到快结束学习的时候才来了一辆拖拉机，领导教我们实际操作。”

她们三人便是中国的第一代女拖拉机手。

回到二十二兵团后，刘功辉当起了拖拉机驾驶员。他们工作白班夜班两班倒，每天12个小时在拖拉机上，还有两三个小时用在了保养机器上，“从天不亮干到天黢黑，机器从来不休息，我们没有礼拜天，除了春节、元旦、国庆放一天假外，其他时间都在工作。”

1953年，刘功辉被选为班长，她的劳动热情更加高涨了。“我们和男同志一样干，还争取比他们干得多。兵团和内地不同，劳动不记工分，不发工资，只记你开了多少亩荒地，我们有了拖拉机后，我一个白班能开出一百多亩地来，王震将军叫拖拉机为‘铁牛’，把我们驾驶员都当宝贝儿。”

她们没有工资，只发津贴，领导对她们的奖励方式也很特别，多劳多得，得的是衣服。

刘功辉的拖拉机刚开了两年，这时也调转了头。刚刚成立的兵团需要大量的技术干部，1955年冬，作为第一代拖拉机手的刘功辉理所当然“被动员去了石河子拖拉机农八师农场，在那里学习技术。”

1956年11月，刘功辉学成归来，被评为先进分子，“我那一年开始有了工资，23级，一个月68.88元呢，在当时算很高的了。”1956年，新疆建立了普遍的工资制度。

“房子也是单位分的，我们不掏钱，那时候看病、住房都不要钱。”她的语气里有种今时不同往日的感慨。

“我们还算比较幸运，分到了城市，现在很多还在农村的人，当初也是兵团人，但他们可能连电视都买不起！

“八千湘女上天山”剧照

　“没有兵团抵抗外国势力和新疆分裂势力，新疆可能变成第二个外蒙”

　　当刘功辉还在农八师的拖拉机上“叱咤”田间地头时，阮衡尚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天当铺盖地当床，一把炒面一把雪，成就了魏巍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上甘岭战役。

抗美援朝战役胜利之后，阮衡回到家乡浙江衢州。1955年，南京军区成立，浙江省是南京军区下辖武装力量之一，因此阮衡也划归了南京军区。

三年困难时期，苏联撤出援助，中苏交恶。继之的1962年，又爆发“伊塔事件”，六七万新疆人在俄罗斯族人祖龙泰耶夫的策划下叛逃苏联。中央军委立即遣调南京军区、沈阳军区、广州军区各一千精干力量到中国版图这个雄鸡的尾巴上，时刻准备为中国背水一战。他们的任务是在边境地区实行代耕、代收、代管。

阮衡所到之时，新疆建设兵团正处于集体转业初就的阶段，备战备荒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当时工农业都已经起步了，兵团里除了专业的武装部队，还有在当地招募的民兵和复员军人，当地进入兵团的农民负责农业生产，分了生产队、工作队和战斗队，做不同的工作。”

阮衡被安排的第一个工作便是兵团财经干部学校政治处教员，在这里他教了三年的政治经济学。

男女之间最动人的甜言蜜语，莫过于“我要让你吃得饱饱的”

　　谈及那个时代的爱情，现在看来是一个荒诞的笑话，在当时却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拉郎配”。“那八千湘女的秘密使命就是嫁给这些为国奉献了半生的军人，你要是不同意组织就会找你谈话，说你看看他们为了你们幸福生活奋斗了这么多年，现在连个老婆都没有，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奉献一下呢？有的兵团更着急，男兵排着一队从东门进去，女兵排着一队从西门进去，两队兵围着一个长条桌坐着，你对面是谁，你这辈子就跟着谁。有的倒是能对上眼，一看就满意了，有的伴侣怎么都对不上眼，年纪都能当人家爷爷了，女的就闹，闹了也就只能将就着。”直到六七十年代，随着调往新疆的女兵逐渐增多，这种男多女少的紧张状态才逐渐得以缓解。

他们的婚姻始于1958年。

他们的爱情始于1962年。

你一定会奇怪，为何他们的爱情会超前4年于他们的婚姻，实际上，那不是闪婚的爱，而是邂逅的爱。

提到“恋爱”这个字眼儿，50年后的刘功辉也还是下意识地，甚至有点害羞地压低了声音，害怕坐在旁边的孙子好奇的追问。“我们没有约会，那时候哪管那么多啊！”在那个年代，虽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女孩子还是不能主动出击的，他们的约会，或许就是相视一笑，或许就是勾勾小手指，或许就是“我要让你吃得饱饱的”这样的甜言蜜语，这也是那个时候的豪言壮语。

两人似乎更愿意称他们的爱情是“自由恋爱”。他们是经过别人介绍才相识相爱的，而且恰恰就是对上了眼儿的极少数之一，年龄差距只有六岁，刘功辉的初中文化也能和阮衡互相交流，同时也为阮衡的博闻强识倾倒，这种自由恋爱，在“组织包办”充斥的时代自然显得格外珍贵，夫婿搞军事，夫人搞技术，夫婿稳重，夫人热情，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完满的一对。

也是在这一年，他们在浙江完了婚。1962年冬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儿子阮立，后来还有了一个“千金”。

文革期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遭到严重破坏，新疆兵团经济濒于崩溃，与1966年初相比，1967年粮食总产下降近1/5，1974年人口增加17万，耕地面积却减少了3.5万公顷，王震在访英经过乌鲁木齐时回忆时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王震本人也因为一篇《我的大字报》被四人帮诬陷为三反分子、黑帮头子，遭到围攻、批斗、挂牌游街。

阮衡出身不好，因言获罪，“我被整了，拉去劳改了，和四川、上海调过来的劳动犯一起劳动，还好我老伴是中国第一批女拖拉机能手，又是技术干部，我又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上过战场的，历史还算清白，所以我放得还算早。”

讲到这些，气氛总是有些沉重，刘功辉话锋一转，谈起了他们繁杂工作之余的娱乐生活。“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看电影，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有人专门来放电影看，我们整个二十二团都聚在一起，坐在地上，前面拉着很大一块白布，电影就在上面放了。我们还很喜欢文工团的表演，《白毛女》《刘胡兰》《白月河》我们都是看了又看，有时候还自己组织唱歌。”

文革后的石河子市是当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里唯一一个实行师市合一制度的地方，“师市合一就是兵团和市政府都管辖，但是兵团有合法的行政地位，相当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兵团的师长也是石河子市的市长。”这也是石河子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战时党政军企合一，平时独立于石河子市政府。

1980年代，“约会就是去逛逛公园、看看电影之类的”　　

八千湘女上天山

“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这主要是对六七十年生代人的描述。

兵团第二代虽然也是生在红旗下，但自然又有了一层特殊的含义。如果说兵团第一代经历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草创和初建阶段，兵团第二代经历的则是新疆的发展和转型阶段。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此时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经济实体，十个师合纵新疆南北，连横新疆东西，生产、销售、再生产在这个集体里完全独立完成，这种集体经济在五六十年代创造了很大的经济奇迹，石河子从一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一毛不拔之地，已经成长为新疆一个美丽的新兴城市，没有陈旧的工农业基础，兼容大量的外来人口和文化。即使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兵团人并没有被迫选择某种信仰，“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都有信仰佛教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也做他们的宗教活动。”阮衡沟壑纵横的脸上堆满了艺术家看着自己杰出成就似的笑容。

阮立所处时代的兵团人二代，经历着新疆史上的大变革。

从地窝子到土房，从砖房到楼房，新疆十年间已经“换了人间”，田陌连片、渠系纵横、林带成网、道路畅通的绿洲生态经济网络，建设起了石河子、奎屯、五家渠等军垦新城。

从兵团建立伊始，新疆经历了承载大批劳改犯的放逐，大跃进的大兴水利，文革的黑白颠倒，6年的存亡之争。1975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军区党委向中央提请撤销兵团，并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同意，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总局，兵团所属各企业事业单位、农牧场划归地方统一领导和管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继东北生产建设兵团、海南建设兵团被撤销后，第三个被撤销的兵团。

“兵团撤销对普通工人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工厂还在，工人就几乎不失业，只是转换了管理体制。”但是，兵团撤销后，师长负责制取消，市长成为掌舵手，原兵团的领导班子不得不另谋高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失序。

在兵团撤销后，新疆掀起了一股向外的移民潮。老一代兵团人的年龄已经接近退休，部分兵团人逐渐回到了原来的老家，人大一个研究生的姥爷何永康，也是50年代调往新疆的兵团人，在这时选择了回老家陕西。

阮衡则选择了留在新疆：“在新疆已经稳定了，再说都二十年了，看着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已经发展得不错，现在也有感情了。”

阮立仍模糊记得兵团撤销时的一些情况，那是他正在读中学的一段时间，很多兵团单位一夜之间换了匾牌，撤下“兵”“团”“连”的字样，换上了带有“市”“县”的牌子。

除了他们的记忆，这组数据更能说明兵团撤销后出现的社会问题：撤销兵团三年间，农垦总局增加了44个，但是粮、棉产量反而分别减少了1.2亿公斤、1244万公斤，财政亏损达6.67亿元。

1980年-1981年间，新疆又发生了一系列暴乱事件：阿克苏“四九事件”、叶城“一一三事件”、喀什“十三零事件”。

家住阿克苏农一师一家医院的工程师武叔叔回忆“四九事件”时说：“和这次七五事件像，很多人被骗上大街空喊口号，他们冲进党政机关，打砸抢烧。”

对兵团撤销后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王震向中央提出恢复兵团，直到1981年，邓小平考察新疆后最终拍板决定恢复，消失达六年之久的兵团重又现身。“因为兵团有特殊的责任、地位和重要性，所以兵团力量是在增加的，现在已经有十四个农师了，而且也没有人再提取消兵团的话。”阮衡回忆时仍充满兵团人的骄傲。

那些被取代的“兵”“团”“连”，一夜之间又开遍新疆。

90后与上辈人都不一样，希望女朋友“性格活泼可爱”

　　1981年，18岁，本是高考的年龄，阮立并没有选择邓小平出大力气才恢复起来的高考，而是找了一个“铁饭碗”——石河子一家电力公司技术工人，这碗饭一端就整整端了30年。“有五险一金，还有各种各样的福利，待遇也不错，还是国营的。”在那个年代，国营工厂是几乎所有青年人的梦想，作为工人，他们是饱含激情和光荣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1983年，新疆兵团的经济也逐渐放开，兵团内开部始出现小卖部、零售店、百货店之类的商品店，“大锅饭”成了历史。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一个又浪漫又混乱的时期，胆大的人坐着在这个社会上的垂直升降梯，沉沉浮浮，成王败寇。

“下海”和“下岗”是这一时期的热词。“热比娅就是那个时候下海投机倒把才富起来的，她先是在广场上摆地摊、卖干果、给人家洗衣服，后来挣钱多了，就涉足房地产业，成为新疆女首富。此后她以危害国家公共安全被逮捕，2005年出狱后她去了美国，没想到又回来搞分裂。”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也是新疆又一轮移民浪潮的年代。新疆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成为除了“孔雀东南飞”的内地人四海淘金的又一目的地。

河南、四川、甘肃成为向新疆输入人才最多的省份，“打工”也成为一种逐渐时尚开来，甚至席卷全国的文化和浪潮。新疆的棉花产量很高，这成为很多内地人向往新疆的理由，他们甚至专门到新疆去承包团场，如果风调雨顺，现在一年算下来，一个普通农场光是棉花就够卖十几万元。

“石河子也来了很多外地人，现在的石河子都讲各种方言的普通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经济改革，企业也响应号召，谁都不知道今天还吃着国家饭的自己明天是否还能像往常一样，7点钟起床，8点准时到点工作，下午6点钟下班，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被清巢的是不是自己，谁也不知道“铁饭碗”会不会成为“土饭碗”。

随着全国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推进，农垦兵团试行了家庭农场，发展庭院经济。第一个是农七师的耿千里家庭农场，到1986年各种家庭农场已经达到4.46万个，阮立仍然选择了抓紧电力公司这碗饭，因为工人在当时仍是最光鲜的职业，相比那些高风险不稳定的弄潮儿，兵团出身给了他选择国营选择平稳的资本。

阮立和李金玲的恋爱史，像是翻录了老一辈的爱情，四平八稳。1989年，阮立仍在石河子一家电力公司上班，李金玲在石河子一家食堂上班，是阮立妈妈的朋友当了回月老，牵了根红线。“我们的约会就是去逛逛公园、看看电影之类的。”相比老一辈的爱情，他们是内敛又大胆的一代，他们“边恋边婚”而不是“先婚后恋”，他们不会把“爱”字时常挂在嘴边，却能把最平凡不过的日子过得充满简单的小甜蜜， 他会用单车载着她满大街炫耀，虽然无人喝彩。

同一年，他们结婚，有了自己的电视机，彩色的，这台电视一直看到了90年代中期。

“那时候的娱乐就是跳迪斯科、看电影、逛公园，几个朋友一起玩。”

1990年，他们喜得“少爷”，取名为阮野，并奉行“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再生育第二胎。

阮野是在变形金刚、神奇宝贝和网络世界里成长起来的一代，被称为“90后”，也是备受瞩目和争议的一代。

三代成长在石河子的阮氏家族，对这个祖籍为浙江的男孩已经打上了血液里的烙印，今年刚刚参加了高考的他仍然选择在新疆上大学，“我很喜欢新疆。”

在新疆土生土长的这两代人，认祖归宗的情怀并不强烈，“我没怎么去过浙江，就去过湖南，我爸爸虽然在湖南长到七岁才到新疆，他们也不是很怀念湖南浙江，倒是奶奶爷爷他们经常会回去看一看走一走。”在新疆六十年，刘功辉的湖南乡音仍然浓厚。

阮野的成长似乎已经脱离了兵团的痕迹，乍看也看不出他的兵团第三代身份，和普遍的“90后”一样，接受最先进的教育，喜欢走路塞耳机听歌或英语，喜欢情感细腻或吊诡奇异的小说，喜欢玩电脑，喜欢打游戏，喜欢NIKE、Adidas，喜欢有个性和自我。

他和维吾尔族人接触也不多，“初中300多人，高中26个班，维族人就一两个。”他成长的环境不是不同民族同一省份的聚居地，而是来自不同省份的同一民族的聚居地。

这个家庭的独生子，阮野父母“从来没有打过我，遇事都是说理，教我正直。”作为1990年生人，他的年代衔接了“80后”“90后”，似乎更多地承载了“宅男腐女”和“异类脑残”的争议；但他的个性并不像他的名字那么野，“爸爸妈妈希望我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成长。”

阮野小时候的理想是登上月球、飞上火星，这和艰辛的爷爷奶奶、务实的爸爸妈妈小时候“只想吃饱饭穿暖衣”的理想离得很远，因为他喜欢看玄幻类小说，喜欢沧月的系列小说、霸唱的《鬼吹灯》、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还喜欢看美国偶像，喜欢超女快男，喜欢美国电影。“我觉得郭敬明很虚伪很假，韩寒还可以。”

与父辈时代的“找个老实人”的爱情观不一样，他希望自己将来的女朋友“性格最好是活泼可爱”。

他的家务劳动量和内地小孩差不多，这是独生子一代的特权，他记得的劳动量最大的一次是上初二时学校组织的去团场的拾棉花，“10月份我们去的，团场是承包给私人的，我们每人规定了一定的劳动量，比如30公斤，不过这个要看你去的团场的棉花质量，低的也就10多公斤，我们完成任务后能拿到报酬。”

高考结束两个月了，阮野的“假期基本没怎么在家里呆，就是同学之间的聚会，玩，要么就是在家上上网，看看天下大事。QQ，游戏，都是我喜欢去的地方，我不怎么‘泡坛子’，天涯、猫扑很少去。”

爷爷突然生病住院，他也会时常去医院陪陪爷爷，和爸爸妈妈轮番照顾爷爷，爷孙俩儿唠唠嗑，以后上大学了就远了，难得回一趟石河子陪老人家了。

“爷爷奶奶那一代兵团人勤劳热情，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新疆，他们很不容易的，我奶奶来新疆的时候比我还小，他们很吃得了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