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最悲痛中点头让邓小平最后亮个相

毛远新简略地向他汇报了政治局会议对周恩来治丧活动的安排。

“总理留下了什么话？”

“没有。”

“邓颖超提出什么要求？”

“她说不搞总理的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但政治局否决了她的请求。”

毛泽东一怔，拿起一本线装书翻了几页，他要利用这个间隙整理自己的思绪。一会，他才缓缓地说：“恩来的心思我懂。前两项不能取消，后一项可以尊重他的意思。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一切由政治局讨论决定吧。”说完，他放下手中的书，闭上了眼睛。他不想再触动那个悲痛的话题，他努力使自己波澜起伏的思潮平静下来。

其实思潮翻滚的不止是毛泽东，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和张春桥、王洪文、江青等人都是如此。周恩来的逝世，给不同的人们带来了不同的追求和企望。总理位置的空缺，无疑使一些人的眼珠子都发红了。

叶剑英一听说周恩来什么话也没留下，脸上立刻浮现出失望的神色，他叹口气：“唉，总理顾全大局，带着满腹的心思和委曲走了。他真是一位忍辱负重的好总理哪。”

看见邓小平进了休息室，他急忙赶进去，遗憾地说：“没想到总理这么快就离开了，我建议你无论如何要把致悼词的机会夺过来。总理的旗帜他们不感兴趣，我们要举!”

“这事要由政治局定呢，而且还要主席点头呀。”

“只要我们力争，他会点头的。”

“何以见得？”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邓小平从毛泽东发动清华大学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就处于半停职、半检查状态。他不得不在政治局会议上作自我批评，说他“多年来对毛主席的指示没有深刻地领会，思想上总想把国民经济抓上去，所以出现了思想上急躁、作风上轻浮，组织上急于解放于部，致使自己走了回头路。”但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则不依不饶，非要逼着他承认自己是“搞复辟资本主义”不可。邓小平火了，拍着桌子说：“你们一贯开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这哪里还叫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明是一棍子打死人嘛。如果这样，我就不检查了！”于是，他公开和张春桥发生顶牛，再不搭理他。这回，为了开好周恩来的追悼会，他不得不和他们再作一次周旋。

邓小平在和叶剑英作了商议后，深感他的建议是从长计议，有远见的。他给王洪文打了个电话。

“哦，小平同志，你好！我刚从外边回来。总理的悼词由春桥、文元他们搞，完了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就行了。事前由远新同志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亲自圈定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三个定语。主席已经批准了。”

电话里传来邓小平的声音：“我和剑英、先念同志商量后，认为前面还是加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好。总理一生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与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了不倦的斗争。我们认为，总理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上这个定语，更能准确地概括他的一生。”

“小平同志，此事已经经过主席批准了。我看不用再反复了，再更改会把问题搞复杂的。何况，这样给总理的评价已经不低了嘛。”

“我还有个请求，提出来供你先考虑一下。你是主席培养的接班人，总理逝世后你的名字就排在主席之后了。所以，我认为你说句话分量会更重一些。”

“什么请求？请讲！”

“我和总理共事半个多世纪，深知他的品德和革命的经历。”邓小平有意把话说得非常轻松，非常自然。“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的。所以我郑重请求总理的悼词由我来作。除此而外，我再没有别的要求了。”

王洪文松了一口气，说：“你的要求并不过分，我个人没什么意见。不过，这事还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大概还要主席批准吧？”

“只要你同意，我看就没多大问题了。”

1月11日下午，邓小平在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后，见到了张春桥。他主动地伸过手去，说：“不管我们有多少分歧，我希望在悼念总理期间，我们能团结一致，把追悼会开好，我们都应该向总理那样顾全大局，搞好团结。”

张春桥不冷不热地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之间有什么分歧？错了，小平同志，是你和广大革命派之间有分歧、有斗争，而不要把你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转嫁到你、我之间。我们之间没什么不团结的地方，我这个人也是从来都主张顾全大局的。我希望你说话注意点概念。”

邓小平碰了个软钉子，但他毫不介意地笑了笑，说：“不管我们之间是有分歧也好，没有分歧也罢，我们这几天都集中精力搞好国丧，不要怄气了好不好？”

这回轮到张春桥拂袖而去了。那天他听迟群向他汇报了邓小平在清华大学辩论会上的表现后，气得直咬牙关。他对迟群说：“邓小平把你、把我们都快恨死了。他不会认输的，我早就看出来了，这个人一旦上了台大权在握，真会把我们统统都送进监狱。他口口声声骂‘[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实际上就是指我们。毛主席健在他尚且如此，一旦主席百年之后，他还不反了天吗？所以这一次我们再不能轻易放过他，一定要想法子把他彻底攻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会同邓小平讲缓和、搞团结呢？

别看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姚文元等人事先很少碰头，或者在一些问题上根本未作商量，但到了政治局会议上他们配合得却是惊人的默契，就像事先准备好了一样。1月12日晚上的政洽局会议实际上只有一个议题，即通过周恩来追掉大会上的悼词并安排追悼大会前后的日常工作。除了对悼词前面的几个定语作了一阵讨论外，基本上没出现什么分歧就通过了。但在由谁致悼词问题上却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李先念、叶剑英坚决主张悼词应该由邓小平来作。叶剑英说：“清华大学大辩论后，国内外对小平同志有种种猜侧和议论，甚至许多谣言都冒出来了。小平同志致悼词，可以稳定全国局势。再说小平同志还是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解放军总参谋长，论他的地位正好是相适应的。”

“小平同志在清华问题上犯有方向、路线的错误，我建议追悼会由毛主席亲自主持，洪文同志致悼词。”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说，“洪文同志是党的副主席，他致悼词也和总理的规格相适应嘛。”

“主席年事已高，主持会议合适吗？”江青扫了与会者一眼说：“干脆，悼词还是让华国锋同志作吧！”

“他的规格不行！”叶剑英说，“必须由一位党的副主席以上的领导人来致。如果我们连这个问题都定不下来，我建议把矛盾上交主席，由主席决定。”

此刻，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很难统一。十几位政治局的委员们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到了一位英俊、精悍、仪表堂堂的年轻人身上。他就是担任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职务不到一年的毛远新。

毛远新一直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注意着会议的进程。他身在其中，却是居高临下，因为他的眼色和表情，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他的地位相当重要。毛泽东的建议和指示，都由他来向政治局传达。政治局讨论的意见，也由他向毛泽东报告。

邓小平摆摆手对毛远新说：“既然我们这些人谁说了都不算，那只好问题上交了。就请联络员同志把会议的讨论情况向主席汇报吧。就说我邓小平说了，我和恩来情同手足，总理病重期间一直委托我主持国务院的工作。现在，他见了马克思，我看再没有比我更合适给他致悼词的人选了。我除了请求给总理致悼词外，再无他求。总理追悼会后，我就请假作检讨，好不好啊？我请求主席批准！”

毛远新也淡淡一笑，大声地对他说：“小平同志，我一定把你的话转告主席。”

“那我就谢谢你了！”邓小平拱起手说。

张春桥小声地对坐在身旁的江青说：“你看邓小平多么猖狂，到了目前这个境地还是如此盛气凌人，如果不是主席下令批他又会怎样呢！”

“他蹦哒不了几天啦！再让他跳一跳又有什么关系？”江青不屑一顾地说：“他以为主席老了谁也奈何他不得。主席偏偏要在他百年之前除掉这个眼中钉。主席原想让我们解决他遗留的一些问题，看来我们镇不住他。”

“不是镇不住，而是手中没有重权。陈永贵同志说得好：‘[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普及不开。要想普及大寨县，首先把权夺过来’。我认为现在到了最关健的时刻了。”

江青点点头：“这个我清楚。”

是的，这个聪明绝顶的女人也看出来了，究竟由谁在追悼会上致悼词意义不大，关键是由谁来接替周恩来逝世后留下来的这个空缺位置。张春桥无疑是想占据这把交椅了。但他不能明说。而她也不能公开许愿。这个非同小可的位置实际上将掌管着中国的实权。她瞟了一眼张春桥，觉得他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聪明能干，点子很多，理论素质也高，但正因如此，他一旦掌了重权是否还会像现在这样对自已百依百顺那可就很难说了。这些年来，她也学会了利用矛盾搞平衡的策略。只不过总是不及格，玩起来很拙劣罢了。

江青的有些想法，和毛泽东不谋而合。

周恩来的逝世，带走了毛泽东本已不多的最后一点欢乐。悲伤和忧虑像密云似的压在他的心头。他整日沉默着，翻阅书本，叫人给他读材料，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幻，盘算着究竞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中国度过建国以来最艰难的转折关头。

“我在很大程度上喜欢邓小平。”毛泽东在毛远新汇报完政治局会议上的讨论情况后，神情坦然地说，“他是搞公开的，明火执杖地和你们斗。而不是搞阴谋，像林彪那样。邓小平提的那些主张，和历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讲的没有两样。他不管马列主义还是帝国主义，只要能建国就拿来。这不好，后遗症很大。他不如周恩来。周恩来不懂的拿不准的，就要请示。我一批评马上就改。邓小平还是有股牛脾气，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扭吧，看谁能扭过谁。”

“邓小平提出总理的追掉会，最好由他来致悼词。他说他这是最后一个请求了。”毛远新说：“但是，大部分政治局同志不同意。”

“唉，周恩来向我推荐邓小平时说，这个人有能力，有经验，是协助他搞好国务院工作的最合适的人选。其实，成了他的帮倒忙的人选。邓小平至死也看不到这一点。恩来心里明白，但他已不好再说什么了。”毛泽东长叹一口气，不停地咳嗽起来，等稍微稳定了些后又说：“让他致悼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就让他最后再亮一次相吧！”

毛远新睁大了眼睛：“让小平同志致悼词？”

毛泽东坚定地说：“就让他致，答应他的要求。然后，你们问他看他答应不答应我们的要求，让他作检查。不管他的检查深刻不深刻，都给全党发下去，看他的行动。”

“他如果不检查呢？”

“那就让他滚蛋!让愿意把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到底的人接着干！”毛泽东突然说出了这样的话，倒使毛远新为之一振。

邓小平终于如愿以偿了。

张春桥闻讯，亲自出马去找毛远新，劈头就问：“主席为什么还给邓小平这样一个出头露面的机会？”

“为了更有利于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毛远新很有风度地说。通过近一年来的中南海生活，更显示了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当文化革命搞了七八年后，他巧逢时机：大学学历，军事生涯，人也血气方刚。凭着他的学识、机智和敏锐，他自我感觉良好，政治上左右逢缘，干得得心应手。毛远新望着张春桥那副沉思不解的样子，笑着点拨：“再让他在这种场合下亮亮相，更使人们能深刻地认识到投降派和翻案风之间的关系嘛，主席考虑问题一贯是从长远处着眼的。”

张春桥恍然大悟。

1月15日下午3时，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有五千人参加的追悼会。张春桥指示姚文元，于1月14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的报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出现新面貌》。他对姚文元说：“这给邓小平一个暗示，他的问题没有完！也给全国人民一个暗示，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和周恩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的效果起到了。李先念看到这篇文章，马上给张春桥打电话：“为什么赶在追悼会之前发表这样的文章？你们究竟是怎么考虑的？”

张春桥冷冷地说：“你去问远新吧！这事是经过主席批准的。”

李先念沉默了。他重新阅读这篇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关心和议论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1975年夏季前后，清华大学有那几个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配合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制度本来很好，教育革命搞糟了，现在就要‘扭’回去。究竟应该怎样估计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怎样估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教育革命？我们的学校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这些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广大干部、群众同极少数几个人产生了根本的对立和尖锐的斗争……”

李先念又打电话给邓小平说：“你看到文章了没有？看来那几个人是想把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再升级一步，已经捅到全国范围了，公开化了。”

邓小平说：“不要管他，开完总理的追悼大会再说。国丧期间，我们还是要顾全大局。你放心，天不会塌下来，咬咬牙再坚持一段时间，不会太远了。”他的话语里充满着一种自信、乐观和幽默的情趣。

所以，当第二天他出现在人民大会堂追悼大厅时，人们发现他变了。他穿了一身崭新的黑色中山装，整齐的小平头浓密乌亮。他那张沉稳、刚毅的脸上，剑眉紧锁，沉陷下去的眼睛咄咄逼人，宽厚的嘴唇紧抿着，呈现出悲痛和难过之色。他进大厅时碰到了姚文元，姚文元被他的气质震惊了。

追悼大厅里，毛泽东送的花圈放在了最显眼的地方，白色的缎带上只写着“悼念周恩来同志”七个大字。

主持追悼会的王洪文，眼看时间快到了，走到坐在休息厅门口等候来宾的邓颖超跟前说：“邓大姐，开始吧！”

“再等一等，说不定毛主席会来的。”

邓小平也说：“等等吧。”

时间一分一秒的缓慢地过去了。早已排好队伍的党、政、军领导人和各界代表都默默地站在悼念大厅，等候追悼大会的开始。他们凝望着周恩来的遗像沉思，鸦雀无声。时间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邓小平对汪东兴说：“你再给主席处打电话问一问，主席到底来不来。来，我们就死等，不来马上开始。”

汪东兴应声而去，很快过来传话：“主席秘书说，主席不来了。让我们开始。”

企盼变成失望。一种无名的打击袭向邓颖超，她忍不住放声痛哭。但只是一声，便很快控制住了自己的情感；作为一个追随周恩来快六十年始终如一的布尔什维克，她懂得自己该怎么办。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邓小平那庄严、悲痛的声调，极大地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他的身影和语句，通过电波，传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他，很自然地和周恩来那勤勤恳恳、废寝忘食、鞠躬尽瘁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相当一批人，为周恩来的不公平待遇发出了怒吼和抗议。他们对周恩来的敬重和怀念，开始转移到了他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