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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中的解方将军

解方原名解沛然，青年时期被张学良派往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张学良部队任职。曾任国民党部队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四师参谋长。1936年4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1940年4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撤出国民党第五十一军。1941年春到延安时，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并得到高度评价。一次，毛泽东幽默地说：“‘解放’同志你已经回到家里来了，你的名字就改为‘解方’好了，不要再‘解放’了。”

抗美援朝期间，解方是彭德怀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任参谋长。在三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战争中，他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为夺取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此间，他还作为朝鲜停战谈判的我方代表，在板门店谈判桌上同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的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出色地完成了谈判任务。解方将军精湛的指挥艺术，卓越的外交才能，在我军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关注形势，请缨出征。25万大军用两个夜晚秘密开赴朝鲜

1950年6月，时任第十二兵团参谋长兼四十军副军长的解方，在海南岛战役结束后，正在武汉休养。此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他立刻机敏地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世界和平和我国的安全，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他连夜写信给四野首长，请缨北上，准备参战。不久，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第十三兵团和部分炮兵、工兵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向鸭绿江边集结，解方被中央军委任命为第十三兵团参谋长。

解方异常兴奋，接到命令就立即打点行装，来不及告别刚刚分娩的妻子和未满月的儿子，便匆匆踏上了征程。

1950年7月中下旬，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的第十三兵团率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第四十二军、第五十军及三个炮兵师陆续向东北集结，在鸭绿江畔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解方于8月抵达安东(今丹东)第十三兵团司令部后，立即投入了工作。

当时的朝鲜战场上，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延长，后方兵力不足的战略弱点已经显露。如果美军以一部分兵力在现地与朝鲜人民军周旋，其主力在平壤或汉城地区(解方当时估计敌人可能在仁川登陆)大举登陆，前后夹击，朝鲜人民军将腹背受敌，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

面对这一形势，解方认为，我们应当尽快出兵，配合朝鲜人民军扼制敌人的进攻，粉碎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如果待到美军打下朝鲜、直接威胁我国东北时再行反击，将会错失良机。他立刻把这些分析和判断向兵团邓华司令员、洪学智副司令员作了汇报。

解方的见地与邓、洪二人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于1950年8月31日草拟了一份《关于东北边防军作战准备问题》的报告给林彪。在分析了朝鲜战场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情况后，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包括空军参战，增加参战部队，给部队增配高射炮、反坦克武器，加强后勤机构，派得力干部先期入朝侦察情况等。林彪看过这份报告后，于9月8日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批转军委聂荣臻代总长酌办。

事态发展果如所料。9月15日，美军集中7万余人，在260余艘舰艇、近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在仁川登陆，发起反击；位于正面的10个师，也于16日向朝鲜人民军反扑。朝鲜人民军被迫转入战略退却，形势十分危急。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下达命令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在沈阳举行军以上干部会议，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在会上讲了话，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各项问题作了明确部署。

在此之前，解方根据自己的判断，向彭德怀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志愿军过江时，为防止敌机轰炸桥梁，需将志愿军入朝部队全部集结于江岸待命，在夜间分别由安东、长甸河口和辑安三路同时过江，以防止过江后兵力不足，陷入被动；二是入朝作战难以就地补给，一切要靠国内供应，应有计划地建立固定的战役供应点、线。这两条建议，深得彭德怀赞赏，都被采纳了。

彭德怀要求25万人用两个夜晚秘密跨过鸭绿江，不能让敌人发现。解方根据这一要求，组织制定了周密的大兵团秘密开进方案。

他抓住渡口这个关键性环节，令第十三兵团司令部作战科和侦察科带着两个工兵团干部到鸭绿江各点进行勘察。当时，江上只有辑安、长甸河口和安东三处铁路桥。他决定在三处铁路桥的道轨上铺枕木，人员、马匹和车辆都可以通行。同时，决定在长甸河口和辑安再架设两座浮桥。他要求工兵团在黄昏二至三小时内架好桥，拂晓前一至两小时撤掉桥，以防被敌人发现，暴露我军意图。工兵团经过短期应急训练，很快达到了上述要求。

解方还与司令部人员反复研究，制定了各军的开进计划，如将一个团根据铁路桥、浮桥的宽度编成几路纵队通过；过江后，迅速分路开进，避免拥挤，到达指定地域后利用树林隐蔽宿营等。

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所属4个军、3个炮兵师和1个高射炮兵团，从5个渡口开始隐蔽渡江，并顺利到达指定地点。25万大军，两个夜晚便渡过江去，连具有现代侦察手段的美国都没有发觉，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一个奇迹。

与此同时，美国军队仍在疯狂北犯。他们盲目又狂妄地叫嚷：“中国人不敢过江与我们较量!”“没有发现中国军队过江。”

每次开会时，彭德怀总是说：“叫我们的‘诸葛亮’来谈谈情况。”

解方率司令部机关19日晚从长甸河口过江，在朝鲜行军10余公里后宿营。第二天凌晨，解方从美国华语广播中得知北犯的美军已于昨日侵占平壤。他立即召集有关部门开会，明确指出：“敌人已侵占平壤、成川、元山等地，气焰十分嚣张，必然会疯狂北进。这就出现了彭总曾经分析过的最坏情况。我军已不可能按原定作战计划在朝鲜蜂腰部组织防御了。敌人是机械化，我军是徒步，敌人比我们的行动快。因此，我军必须随时准备与敌人在行进中发生遭遇战。”

解方指着地图说：“彭总与金首相在大洞会晤，我们机关就进驻大洞西北的大榆洞。”他们经过一夜行军，于22日拂晓到达。这里是一个金矿区，山上有巷道，便于隐蔽。山沟里有一间从前存放炸药的房子。解方说：“这间房子就给彭总吧，两边都是山，易于防空。”并要工兵连迅速给彭德怀挖好防空洞。

25日10时许，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第三营及一个炮兵中队乘车由温井向北镇进犯。在丰小洞与两水洞之间，我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第三五四团在第三五三团配合下，先敌开火，将敌全歼。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当日晚，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奉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电令，将第十三兵团领导机构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构，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任命邓华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命令宣布后，解方的当急之务，是把志愿军司令部组建起来，迅速地投入工作。为此，解方制定了组建志司的原则：不求人多，但求精干。他要求司令部所有人员要精通自身的业务，“读、记、算、写、画、传”样样都要过硬。他为司令部制定了“严、细、快、准”的四字工作标准，规范包括自己在内的司令部全体同志的行为。

为了提高司令部的工作效率，克服某些工作环节出现的“撞车”“扯皮”现象，解方大刀阔斧地整顿机关，并制定了志愿军司令部工作《条例》。照章办事，各司其职，使工作的条理性、计划性、时效性得以极大提高。

由于解方的认真负责，志司的工作很快开展起来，形成了一个团结一致、指挥灵便、适应战争要求的坚强集体，多次受到彭德怀的夸奖。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每当彭德怀运筹一次战役、调整一次作战部署时，常常说：“叫我们的‘诸葛亮’来谈谈情况。”这个“诸葛亮”，指的就是解方。

第一次战役发起前，战场情况急剧变化。解方多次及时地向彭德怀作报告。他对敌人大举北犯的战略、战术和推进的路线、速度；敌人的兵力、装备和途径的地形、地貌；敌人主要指挥官的姓名和特点等，都说得一清二楚，为彭德怀果断正确的部署、灵活机动的指挥，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役用时13个昼夜，歼敌1.5万余人，把疯狂北犯的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粉碎了敌人企图于“感恩节”前侵占全朝鲜的美梦。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我军在云山战斗中，首次以劣势装备歼灭了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军“王牌”骑兵第一师第八团大部，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激励了志愿军全体将士的斗志。战役结束后，解方高兴地对大家说：“美军骑兵第一师是美国的王牌军，是华盛顿开国时组建的部队。过去是骑兵，后来改成陆军了。这支部队能征善战，为主子屡建功勋，从来没吃过败仗。主子为表彰他们的功绩，便把这支部队用机械化装备武装起来，但番号始终没有改变。部队虽然没有马了，而大兵的臂章上至今还保留着马头符号。可惜，这支常胜马头师，败在我们三十九军的刀下。”参谋长一席风趣的话，让与会者开怀大笑。

彭德怀审时度势，决定采取内线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方针，诱敌深入，各个歼灭敌人，进行第二次战役。

战前，由解方口授，参谋人员作记录，拟制了一个周密、详尽的诱敌深入方案：当敌人的地面部队开始试探进攻时，我军派出一部分兵力节节阻击，且战且退，并逐次减少阻击时间，使敌人误认为我军兵力不支，每况愈下；在撤退的路上有意丢弃一些破旧枪支、器材，给敌人造成我已溃不成军的错觉；主力部队则进至崇山峻岭预设阵地，严密伪装隐蔽，待机歼敌。

战役发起前，解方对如何减少敌机威胁，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他要求各部队一切人员、车辆必须在黄昏后和拂晓前活动；不准住民房，要在树林挖坑隐蔽；做饭、烧开水必须在夜间进行，白天不准冒烟；在隐蔽区行驶的车辆，轮胎印记必须消除，推广汽车拖树枝灭迹的办法。同时，各部队组织对空射击小组，打低空飞行的敌机。

诱敌深入方案实施后，敌人果然为我军的后退行动所迷惑，错误判断我军“怯战退走”，兵力“最多不过六七万人”，“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于是便疯狂地加快了进攻速度，发动了所谓“圣诞节前返乡”的全线总攻势。然而，麦克阿瑟做梦也没想到，他的王牌部队正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

这第二次战役，打得十分漂亮，战果比预料的要大得多：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收复了平壤和“三八线”以北地区。美联社惊呼：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丢脸的失败”、“最黑暗的年月”；辱骂麦克阿瑟上将是“最坏的笨蛋”、“蠢猪式的司令官”。

彭德怀称赞：“解方工作出色，是个称职的参谋。”五次战役后，解方回国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为粉碎敌人诱我停战以求得喘息并伺机卷土重来的阴谋，中央军委、毛泽东决定趁敌内部混乱、举棋未定的时机，打过“三八线”，然后再休整。彭德怀遵照指示，明确提出了“稳进方针”——专打伪军，目标缩小，能吃就吃，适时收兵。

解方很快组织司令部人员拟制了战役计划，以志愿军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3个兵团共9个军的兵力实施攻击。

战役发起后，解方把行军床架在了作战室里。他常讲：“对部队、对司令部来说，时间就是胜利。”在战役进程中，每当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或出现新情况，他立即让参谋标在图上，然后，与大家一起分析战况，将其归纳再加上自己的思考，使之系统化、条理化。然后，他带着这些意见，出席志愿军首长参加的会议。这些建议，往往被采纳，为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战局发展很快。1951年1月4日我军夺取南朝鲜首府汉城，士气大振。入朝作战，三战三捷，以劣势装备击退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消息传来，斯大林赞扬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解方作为彭德怀的参谋长，功不可没。

第四次战役，邓华副司令员兼副政委负责东线部队的指挥。彭德怀发现砥平里及横城以北之敌突击，决定进行反击。为选好主攻方向，彭德怀要与邓华交换意见。当时，志司与“邓指”没有建立有线电话，无线电话在战役打响前不能使用，只能靠电台联系。面对紧急情况，解方果断地改变正常程序，命令志司和“邓指”的作战、机要、通信人员同时上岗。彭德怀口述电文，拟一组，译一组，传一组，一刻不停地进行流水作业。结果，不到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任务。战役反击按预定时间2月11日17时发起，取得了歼敌1.2万余人的胜利。解方把这种救急方法称为“救火车”，意即消防车在街上行驶，不受阻拦。这种方法，当时属首次使用，后来便形成了一种制度——“电台全程预告”。

4月，志愿军党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部署第五次战役。解方在会上作了《争取战争主动权，打好第五次战役》的发言。

4月22日，战役打响。我第六十三军第五六○团于25日18时突破伪军第一师和英第二十九旅防御地带，歼灭伪军第一师一部和英第二十九旅皇家格洛斯特军团第一营及炮兵、坦克兵一部，共4000余人。格洛斯特军团是英军中唯一缀有双帽徽的功臣部队。这个团曾在1801年征服埃及的战斗中被困，后转败为胜而获得双帽徽荣誉。然而，这次他们遇到了“克星”，被志愿军打得落花流水，全团乖乖地当了俘虏。团长卡思混在尸体里装死，被志愿军战士揪起后，羞愧得摘掉了“荣誉”帽徽。

从第一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解方时刻伴随在彭德怀司令员身边，协助指挥，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常常布满血丝。彭德怀很尊重自己的助手，总是和蔼可亲地同解方研究问题，听取意见。一次，有位同志说解方是“旧军人”出身，彭德怀当即严厉地批评说：“旧军人出身怎么啦?我彭德怀，还有朱德、贺龙、叶剑英，哪一个不是旧军人出身?解方工作出色，是个称职的参谋长。”

五次战役后，敌我双方都转入了防御。彭德怀深感目前有必要向毛泽东详尽汇报一下，以便确定下阶段的战略方针。彭德怀把这个重任交给了陈赓和解方。

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陈赓和解方，听取了他们两个小时的汇报。他明确指示：志愿军总的政治任务是轮番作战，消灭美英军9个师(几个杂牌旅、营全计在内)则可解决朝鲜问题。打法上采取“零敲牛皮糖”的办法。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灭敌人1个营为目标，一次使用三四个军(也可多点)，其他部队整补待机，有机会就打。如此轮番作战，在夏、秋、冬三季内将敌人削弱，明春则可进行大规模的攻势……

解方把这一指示写成电报，请毛泽东签名后即于当天发给了彭德怀。这封电报，对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后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解方返回朝鲜后，于6月25日召开志司党委会，详细传达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从此，“零敲牛皮糖”就成了志愿军积极防御，积小胜为大胜，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战法。

抗美援朝战争，作战对象是具有海、空军绝对优势的美国侵略者，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间隙时间很短。解方作为志愿军参谋长，能正确领会贯彻彭德怀的作战意图与决心，既组织前方诸兵种协同作战，又组织后方粉碎敌人的“绞杀战”，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睿智和才能，为志愿军司令部卓有成效的运转起了重大的作用，得到了入朝作战的各军、师领导和司令部的信赖和赞誉。

谈判桌上，解方直斥美方的强盗逻辑：“我们‘一军对三军’就把你们从鸭绿江赶到了‘三八线’，如果是‘三军对三军’，早把你们赶下大海了……”

从志愿军入朝作战到1951年6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歼灭敌军23万余人，把美帝国主义的“老虎屁股”打疼了，迫使他们不得不走到谈判桌前。在“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战争结束”的总方针制定后，我方同意进行谈判。

一天，彭德怀对解方说：“我建议让邓华和你代表志愿军参加停战谈判，中央已经同意了。听说你懂点外国语，谈判也不外行，相信你能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彭德怀派解方出任谈判代表，可谓知人善任。解方的确精通日语，粗通英语，曾参加过多次军事谈判。这一次，虽说是初次与美国人在谈判桌上打交道，但他信心百倍。他知道，中方谈判的领导人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在第一线指挥的是李克农和他的助手乔冠华，直接谈判的除自己外，还有邓华，还有朝鲜人民军方面的南日、李相朝等。此外，还有各路专家、学者组成的工作班子。可谓人才荟萃，阵容强大。

谈判于1951年7月10日10时在开城来凤庄举行。从这一天开始到7月26日，经过半个月的唇枪舌剑，终于达成了谈判的“五项议程”。

然而，谈判一进入第二项议程“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时，就马上僵持住了。本来在停战谈判前曾主张在“三八线”停火的美方，这时却突然拒绝了我方的方案，胡搅蛮缠地认为，他们是陆、海、空三军参战，现在双方虽然相持在“三八线”，但空中、海上他们仍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划分军事分界线时，“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上得到补偿”，无理地提出将分界线划在我军阵地以北约38－68公里的开城、伊川、通州一线，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一强盗逻辑，立即遭到我方的严厉驳斥。面对美方代表喋喋不休地“海空军优势补偿”论，解方针锋相对，回敬说：“我承认你们的海空优势，你们是陆、海、空三军参战，你们海、空军确实有优势。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们‘一军对三军’就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如果是‘三军对三军’，早就把你们赶下大海了，还有什么谈判的余地呢?”

时间一天天过去，美方没有得到一点便宜。他们见在谈判桌上谈不赢，就疯狂地叫嚷：“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你们今天不给，将来我们自然会有。”

面对威胁和恫吓，解方横眉冷对：“炸弹、大炮和机关枪有什么可怕!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你们在战场上也休想得到!”

会后，解方及时把敌人准备挑起“大炮与机关枪辩论”的情况电告了志司首长。

8月18日，美军发动了夏、秋攻势。23日，谈判被迫休会。美军司令李奇微得意忘形地说：“用我们‘联合国军’的威力，可以达到‘联合国军’代表团所要求的分界线的位置。”然而，李奇微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早已做好一切战斗准备的中朝部队，对敌人的夏、秋攻势给以迎头痛击。在从8月18日到10月22日的作战中，共歼敌15.7万余人。

面对惨重的伤亡，美军又想起了谈判。10月25日，中断了65天的停战谈判移至板门店复会了。

恢复谈判的第二项议程小组会，气氛比较平和，双方都在试探对方下一步如何出手。当美方代表霍治再次重谈“海空军优势”的老调时，解方反驳说：“我劝你还是不要谈那套刺激感情的什么‘补偿论’吧!如果一定要谈，那么地面部队的优势难道不要补偿?现在的问题是，你们不同意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我们决不能接受你方的无理主张。难道我们就这样僵持下去，无所作为?”霍治无言以对。

然而，美方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转而又片面要求我方退出1500平方公里土地的开城地区，理由之一是“防卫汉城”。开城地区在谈判前就在我方手中，而且是谈判的会场所在地，因此，对于美方的这一无理要求，我方当然不会答应。

解方当即驳斥说：“你们提出索取开城的理由之一是防卫汉城，这类话我们已经听得多了。你们也借口防卫而侵占台湾、日本的许多岛屿。这种论据是说不通的。”美方一看这招不行，就颠倒黑白说：“谈判开始前，开城就不在你们手中。”解方立即揭露说：“你们也太健忘了。讨论谈判会址的时候，你们曾争辩说，不愿在开城谈判，一定要改变会址，理由是开城在我方手中，于你方不利。如今，时间才过去两个月，你们就改变了自己原来说过的话。难道当初你们是信口开河吗?”

经过多次反复较量，美方终于败下阵来。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尤其是南朝鲜的李承晚不甘心，极力请求美方在谈判中“索要”开城。可他们在会场内的“索要”无功而返，便又想起了“武力夺取”。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敌人武力夺取开城的结果，是被我军歼灭了万余人。在这种情况下，美方才被迫放弃了“索要”开城的无理主张，同意我方提出的方案，即以现有的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自后撤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

1951年11月27日，双方就停战谈判的第二项议程达成协议。就是这项协议，美方还附加了一个条件：如果在30天内军事停战协议签字，则已经确定的军事分界线将不再予以变更，否则，将根据停战协议签字时的实际接触线进行修改。

实行的结果，到停战协议签字时，军事分界线不是向北而是向南推进了332.6平方公里。解方兴奋地说：“这就是彭总说的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所取得的胜利。”

解方喝斥美方：“过去你们随便飞来几架飞机，开来几艘军舰就可以把人吓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停战谈判从11月27日转入第三项议程，内容是：“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当天夜里，李克农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有关谈判的指示精神，明确指出：“原则要坚持，策略要灵活。”“和固有利，拖也不怕。”“只要涉及到朝鲜人民的主权问题，我们决不让步!”

进入谈判，我方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首先提出了五条建议，但美方代表则抛出了七条主张，在内容上虽然有些条文与我方建议没有大的差别，但却提出了“在停战后限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自己的国土上修建飞机场”和“停战后坚持到对方的空中及地面‘自由视察’”的主张。这遭到我方断然拒绝。

经过几次辩论，毫无结果。为了表示解决问题的诚意，解方于12月3日的小组会上，对我方建议作了部分调整，提出了两条补充建议。内容是：为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谈的进行，双方应保证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装和弹药；为监督这一规定的严格实施，双方同意邀请在朝鲜战争中中立国家的代表成立监督机构，负责到非军事区以外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的视察，并向双方停战委员会提出关于视察的报告。

这两条补充建议，是在不损害朝鲜主权的前提下对美方做出的部分让步，以便尽快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停战协议。然而，美方“磨”了9天才对我方的两条建议表态。他们虽然个别问题有些松动，但是在限修机场等主要分歧上仍不肯让步，百般狡辩抵赖。面对美方的无耻行径，解方再次重申我方原则立场，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朝鲜人民在自己的境内修不修建飞机场，那是朝鲜人民的内政和主权，一切外国势力都无权干涉。美方非要粗暴地干涉朝鲜的内政和主权，那就是有意给停战谈判设置障碍，阻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你们已经把会议拖延了这么久，当然你方还可以继续拖延下去，但我方认为，必须把我们争议的问题公之于世，让世界人民知道谁在拖延朝鲜停战谈判。”

美方见狡辩不成，又拿出威胁、恫吓的手段来，扬言说：“要说干涉内政，自开战以来就干涉了!你们把飞机场修好了，我给炸掉；你再修，我再炸!”解方拍案反击：“你们的血腥逼人的好战分子理论荒谬得不值一驳。你们应该知道，即在你们使用军事力量狂轰滥炸、大肆破坏的时候，你们也没有干涉得了朝鲜的内政。而且，我方的军事行动，也给你方的空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一点，你们心里是清楚的。我坦白告诉你们，你们永远也不会得到你们使用军事力量得不到的东西!”

他接着提高嗓门说：“请你们把眼睛睁得大一点，看看现实情况。现在人民的力量日益强大了。过去你们随便飞来几架飞机、开来几艘军舰就可以把人吓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们天天吹嘘武力，最近更公然在停战谈判进行期间增加你们的部队，企图再来一次尝试。你们没有接受经验教训的本能。你们有什么本事，都拿出来吧!”

美方代表费伦堡也把声音提高了八度：“我们不会同意在停战期间发展军用机杨的。现在不会，明天不会，永远不会，地狱结了冰也不会!”接着又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中朝方面不接受我方的条件，就让大炮、飞机和炸弹去继续辩论吧。”

解方根本不为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动，当即质问费伦堡：“你说假如我方不接受你方无理要求，你方就不惜用大炮、飞机和炸弹来继续辩论，我要你解释：你方是否不愿意谈判?你今天的发言是否为最后的发言?”他目光灼灼，直逼对方：“如果你方竟然以战胜者自居，拒绝以公平对等的态度进行谈判，则你方完全可以离开会场，宣布终止谈判。”费伦堡无言以对。

此时，在会场外，美军不断对我领空进行挑衅，甚至侵入我国沈阳、本溪、抚顺、辑安等地上空，还轰炸中立区我方代表团驻地，并丧心病狂地发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这一切都被我军民彻底地揭露和粉碎了。与此同时，美军地面部队在战场上的局部攻势也被击败。

威胁、挑衅没有起任何作用，美方代表滕纳却在谈判桌上假惺惺地谈起了所谓的“中美友谊”，企图用软办法诱我让步。解方不慌不忙地用美帝霸占台湾、炮轰辑安、轰炸安东的一系列事实，对美方代表的所谓“友谊”进行了驳斥。

就这样，经过4个多月的斗争，通过代表团、小组委员会和参谋人员会议在谈判会场上的旷日持久地争辩和在战场上的较量，美方终于放弃了等到“地狱结了冰”也不愿放弃的限制朝方修建机场的强权主张。鉴于美方不再坚持干涉朝鲜人民的内政，我方也放弃了提名苏联为中立国的建议，同意只提双方没有异议的波兰、捷克、瑞典、瑞士四国组成中立国监督委员会，使争执不下的第三项议程，终于在1952年5月2日达成了协议。

有关战俘问题的第四项议程的谈判，同第三项议程的谈判大体上是同时进行的，解方未直接参加。但谈判的准备工作都有解方的参与，他贡献了才能和力量。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终于得以签字，中朝谈判代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美国军事史专家赫姆斯说，解方在谈判桌上“足智多谋”，令人“望而生畏”。美方谈判首席代表乔埃说，谈判的“主要对手是解方”；解方“思想敏捷”，“很难对付”，“有外交才华”，“无八股气”。

随同解方参加谈判的同志赞扬说：“解方参谋长在谈判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发言反应迅速，势如破竹，鞭辟入里，有一种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李克农曾给解方很高评价：“他立场坚定，善于动脑子，讲话有水平，非常机敏，是个难得的人才。”

彭德怀不止一次地说：“回国后，我想把解方推荐给周总理，让他干外交。这样的军事外交人才，不多呀!”

抗美援朝结束后，解方回到了祖国，后历任中央军委军训部副部长、军事学院副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后勤指挥学院副院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