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吴芝圃检讨大跃进饿死人：我应引颈受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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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62年1月，吴芝圃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 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曾数次心痛地向人表示：“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1966年，毛泽东看了吴芝圃的检查报告后，指示他不要再作检查了。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6年第23期 原题为：吴芝圃与大跃进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中。吴芝圃是全国的风云人物。在他的领导下，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现在河南。吴芝圃提出：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河南要在四年之内实现共产主义。吴芝圃的头脑发热，使河南人民付出了生命的沉重代价。吴芝圃的功过是非，值得我们沉思。
反右倾斗争，为大跃进奠定了思想基础
1906年3月，吴芝圃出生于河南杞县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12月，吴芝圃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2月，吴芝圃等人被党组织派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这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惟一一期讲习班。同年9月毕业后，吴芝圃被任命为中共杞县县委书记，并在翌年领导了豫东暴动，出任杞县革命政权的第一任县长。1937年5月，吴芝圃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兼豫西特委书记。6月，改任豫东特委书记，领导睢县、杞县和太康的抗日武装睢杞太大队，打响了豫东平原抗日斗争的第一枪，驰骋豫东平原。10月，彭雪枫部与吴芝圃部合编为新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此后，吴芝圃先后担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四师政治部主任。他在1942年写的《关于共产党员的享受观》、《个人主义的发展规律》等文章，被党中央印发各地，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参阅材料。解放战争时期，吴芝圃先后担任中共豫皖苏区党委书记、豫皖苏军区政治委员、豫皖苏中央分局副书记兼行政公署主任。1948年冬开封解放后，吴芝圃担任开封市委书记兼市长。1949年3月，吴芝圃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9月起，吴芝圃陆续担任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第二书记，1955年2月任河南省省长。臭芝圃主持河南省党政工作期间，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以“水、旱、蝗、汤(恩伯)”四灾而闻名全国的中原大地，解放以来农村的变化的确十分显著。吴芝圃在主持河南省党政工作的10多年中，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缺点和深刻教训。从1957年夏起，受党内“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吴芝圃在河南大批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掌握河南党政大权，奠定了大跃进的基础。干部群众不敢讲实话，导致浮夸风愈演愈烈。
早在五十年代初，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与省长吴芝圃在平原省、河南省合并的人事问题上就有分歧。1957年春，临汝县有人不同意农业合作化的办法，出现“闹社问题”，吴芝圃命令县委逮捕反对者，后来潘复生从北京开会回来，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临汝闹社是人民内部矛盾”，吴芝圃才放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冲突，进一步扩大了原有的宗派矛盾和观念分歧。1957年春，潘复生主持制订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通过并发出。然而在8月的省委五次全会上，吴芝圃发动突然袭击，严厉批评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省委决定停止执行“宣传要点”，并收回不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教运动，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农村资本主义思想。潘复生以及坚持实事求是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杨珏、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受到吴芝圃的打击。此后，以吴芝圃为代表的极“左”思想在河南占据主导地位。
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吴芝圃作了《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河南党内主要危险》发言。点名批评了潘复生。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的发言，同时批评了潘复生。住院的潘复生被迫抱病到北京接受批判。5月18日，八大二次会议还没有结束，党中央宣布撤销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任命吴芝圃为省委第一书记。在北京开会期间。吴芝圃给省委打电话，要求准备批潘的材料。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吴芝圃在会上发出号召：“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覆斗争……”在吴芝圃的主持下，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销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的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
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批评潘复生时说：“他的缺点可以批判，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也向吴芝圃交代说，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但吴芝圃置若罔闻，迫不及待地开展对潘复生的大批判，在全省掀起大规模的批判潘、杨、王的群众运动，要求每个干部职工都要表态，写大字报，进行揭发，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赵文甫总结说，批潘的大字报已达十几亿张。结果，全省抓了20万“小潘复生”，其中厅局级干部18名。最后，潘复生被降为西华农场副场长，杨钰下放到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被安排到襄城县孙家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当社员。本来吴芝圃在洞南威信是高的，但在经过反潘复生斗争之后。他的威信却大为降低。
吴芝圃：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在反右倾的高压政策下，河南在大跃进、公社化狂飙陡起之时，比别的地方都有更充分的精神准备。吴芝圃曾指出：“河南的大跃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又是先从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事实的确如此。
1957年10月，河南省召开水利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水利会议精神。会后，吴芝圃召开座谈会，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亲自赴会讲话。11-12月，省党代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吴芝圃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12月7日，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报告，称全省1500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991万人，农村出现了大跃进局面。1958年元旦刚过，河南省、地、市、县领导、农林水负责人开会。吴芝圃组织讨论1958年农业大跃进。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的高指针。很快，卫生大跃进、工交大跃进的号召以及有关的指示、倡议一个接一个出台。元月底，吴芝圃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决定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1958年是吴芝圃风光无限的一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干一冬春，胜过几千年》的报道，对河南省几个月来“水利化”的“战果”大肆宣传，树为全国的“样板”。在3月中下旬的成都会议上，吴芝圃提出了在全国最为激进的惊人口号：一年实现“四、五、八”(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绿化、消灭文盲。等等。吴芝圃承诺说，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称赞“河南水利全国第一”，提出要“让河南试验一年，让河南当状元”。受到表扬的吴芝圃头脑发热，不顾客观实际。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但他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后来，吴芝圃甚至提出一年实现水利化、机械化、良种化、绿化等“十化”的目标。省委第一书记头脑发热，下面自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成都回来后，吴芝圃在4月主持了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部署全省大跃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275-300亿公斤，三年实现水利化，农村要并社、并村、牲畜并槽喂养。吴芝圃号召农民种薯，实行土地深翻。吴芝圃抓住了长葛这个典型，省里先在长葛召开红薯生产现场会，要求全省种薯2500万亩，深翻土地1，5尺，每亩施肥3-5万斤。7月27日，农业部在长葛召开全国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现场会。吴芝圃吹嘘说。全省深翻土地8000万亩，每亩施肥5万斤。
深翻和施肥带来的结果是农业的大“丰收”。1958年6月8日，《河南日报》报导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导该社亩产小麦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农业“高产卫星”。6月13日，河南省委宣布夏粮总产已达到206亿斤(实际只有100亿公斤)，比1957年增长123，6％。吴芝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解放后八年来，河南小麦每年只增加了3亿斤，而今年就增加了96亿斤，“河南小麦潜力还大得很，今年能跃进，明年也能跃进”。10月，吴芝圃宣称：河南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毛主席1955年合作化时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杨献珍说：“当时河南省样样工作都好得了不得，居全国第一，号称千斤省，全省亩产小麦一千斤。小麦卫星、玉米卫星、钢铁卫星等等，一个接着一个地放，好不热闹。”
大跃进期间，国家计委干部王泓曾作为支援农业的干部到河南叶县旧县公社担任书记，目睹了河南大跃进的真实情况。据他在《炎黄春秋》杂志2006年第1期发表的《跃人“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一文中回忆，他刚到公社时，见公社门口不远处新建起一座庞大的礼堂。就问当地干部为什么要建这么一个礼堂？回答是：“这是省上规定的，要限定时间在各公社所在地建起三大建筑：一是像军区礼堂式的大礼堂：二是像河南饭店式的招待所：三是像郑州百货大楼式的百货商店。我们只是建了大礼堂，砍光了附近的树不说，还拆了群众400间房。还规定里边要有多少座位，现在一个座位也没有，已经无能为力了。而且一次也没用过，不知道建这有啥用？其他两大件也无法再搞了。”
伴随着农业大跃进的是工业领域的大炼钢铁。1958年3月，河南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7月，省委确定了全省年产钢指标30万吨，铁150，9万吨。9月，省委发出“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实现翻番的号召。9月15日，《河南日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9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祝河南大捷》的社论，称赞“曾在小麦产量上名列前茅的河南省，也是全国钢铁生产的一面红旗”。10月上旬，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称，全省有577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炼钢法。
一时间，河南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与此同时，大量农民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收，资金、原料白白耗费，工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太行山、伏牛山、熊耳山和大别山区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滥砍滥伐。
吴芝圃宣称：河南要在四年内实现共产主义
在大跃进的狂飚中。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现在了河南遂平县崦岈山。6月底7月初，华北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在农业跃进中心的郑州召开。重点交流河南出现的小社并大社的经验成绩。谭震林肯定了吴芝圃的试验。并表扬说：“像遂平县卫星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而是共产主义公社。”8月6日，在吴芝圃等人的陪同下，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视察社办工业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后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并转身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个公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公社。”8月7日凌晨，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在专列上的毛泽东汇报了崦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在谈到嵖岈山公社试行简章时，毛泽东的情绪很高，他说：“这是个好东西，给我！”当日，在听取河南省委的工作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8月下旬，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首日，《崦蚜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草案)》与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一并发到与会人员手中。8月28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1日和4日，《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崦岈山公社简章。
毛泽东的表扬和党中央的肯定，让吴芝圃的干劲更足，在全省上下掀起并社热潮。8月底，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刮起了一场“共产风”。省委的报告指出：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吴芝圃说，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它财产自动交给公家”。嵖岈山公社白手起家，建立了牛场、万猪场、万鸡山。公社集全社各村庄的人员、树木、砖瓦，建设了305间畜舍，从农家牵去192头牛、赶走89头猪和2700只鸡，就算大功告成。
吴芝同不仅善于“实践”，还是一位“理论家”，不断发表令人瞠目结舌的新观点。他在《中国青年》1958年9月号上发表文章《论人民公社》，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1958年10月19日的《河南日报》发表了吴芝圃的文章《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同时在《哲学研究》1958年第6期发表)，从理论上诠释了风行一时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用伪哲学、伪科学为浮夸风正名。吴芝圃声称：“这个大跃进是从平地上陡然冲破九重云霄的大跃进，是人们非亲眼看见就很难相信、甚至有些人亲眼看见了也还是不肯相信的异乎寻常的大跃进。”吴芝圃甚至提出“只要有决心，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1958年就“做到了‘人定胜天’的地步”。对人民公社，吴芝圃充满了浪漫主义：“由于工农业生产力的大跃进，农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公社“不但解决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且可以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把农村经济引向繁荣，更加便利于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好条件。”吴芝圃得出结论：一个省可以单独进人共产主义，河南要在四年之内实现共产主义。12月下旬，吴芝圃主持召开省党代会，高度肯定河南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通过了《关于潘复生、杨钰、王廷栋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为轰轰烈烈的1958年划上了句号。
“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过：“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事实的确如此。1958年河南全省全年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河南省委高估为702亿斤。1959年河南全年粮食实际产量为217亿斤，河南省委高估为1000亿斤。1952-1957年间河南人均产粮257公斤，但到1960年下降到145公斤，是当时各省中最低的。在产量下滑的情况下，河南却向农民高指标征购粮食。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5％。
在高征购的压力下，基层干部完不了任务的就像土改的地主那样挨斗。农民只有靠剥取树皮、挖掘草根白垩土充饥，城市群众也以豆饼、米糠、树叶、绿藻果腹。原国家计委干部王泓的回忆文章，真实再现了大跃进期间河南农民生活的艰难程度：
“下去工作上困难不说，生活上也很难过得下去，要能带领群众渡过难关，首先得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因此，我在旧县吃过17种不是人吃的东西，包括树皮、树叶、谷物秆、玉米芯、红薯蔓、观音土、棉枣、麦苗等等。一次肚子特别饿，到老乡家去，正碰人家吃午饭，吃的是玉米芯(剥去玉米当柴烧用的玉米棒)，吃多了，一两天也缓不过来，肚子烧得很难受，整天喝水也不行，而且怎么也拉不下屎来。这样不久就浮肿得很严重，首先感觉走路很困难了，我就托人买了辆自行车，平路、下坡都可以，可是上坡就麻烦了，怎么也推不上坡，只好坐在路旁等熟人，请人帮我推上去。有时我知道有人在办公室等着我，我坐也坐不住，急得直想哭。接着反映在眼睛上，晚上办公，开始还可以，不多久文件上的字就密密麻麻一大片。模糊不清了。闭上两眼靠椅背休息二三十分钟，才能再看一会儿文件，这个罪也很急人。这时农民一天三两八钱粮食，干部、民工再多占一点，一顿一两也难保，死人现象就很难制止。我自己身体也难以支持，请大夫来给我看病，都说吃不饱，缺营养，热量不够，就给开半斤或一斤酒(那时买酒必须大夫开条)，叫我必要时喝上一口。至于营养，我两年只吃过两个鸡蛋，还是我爱人去广东出差拐到叶县来看我，在路上花高价买了带给我的。为了吃这两个鸡蛋还犯了难。我虽然在区里单独住一个小屋，但鸡蛋皮不能叫人看见，就出去到田边散步，在野外吃了，蛋壳埋在地里。”
王泓最后因为饥饿生病导致病危而被送回北京，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公社书记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1958年11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问题。1959年春，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信阳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人口总计4万人，却饿死4400人。王泓在文中回忆说： “我到河南叶县旧县公社后，听说我们公社有七八个老太婆在食堂吃不饱饭、开始饿死人时，凑到一起谈共产主义问题，我便去找她们，结果人已死去一半，只找到两个……至于旧县公社究竟死了多少人？我没搞清楚。但我有两个底：一是驻村时，在有的小村作过调查，到摸底时为止，大致死亡人口占30％；二是经过我自己挨村调查，全社死绝户的占7％。”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大反右倾，河南抓得特别紧。吴芝圃先在省里批评部分领导干部，然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县市层层揪“小彭德怀”。于是又开始“反瞒产”，实行“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信阳地区尤为严重，造成了严重后果。
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农民的日子更难过。时任信阳行署专员的张树藩在临终前撰写的回忆文章《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真实反映了信阳地区的情况。1959年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张树藩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接着，张树藩发现，群众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随着浮肿病大面积蔓延，饿死人的现象出现了。张树藩回忆说：“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报告吴芝圃，信阳发生了饿死人的事情。但吴芝圃不以为然，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信阳的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但吴芝圃颇为赏识他，不主张处分路宪文，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吴芝圃还授意信阳地委在上呈的报告中把信阳大量饿死病死人的问题归咎于政治斗争，说是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破坏，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有了省委第一书记撑腰，路宪文明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反潘、杨、王事件以来，在吴芝圃的高压之下，河南的干部不敢讲实话，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河南纪委书记兼省监察委员会书记刘名榜是信阳人，家里有人被饿死，但连他都不敢讲真话。对将真话的干部，吴芝圃残酷打击，搞所谓扫“暮气”，直至将之定为右倾分子、 “阶级异己分子”关押起来。
在基层目睹了大跃进运动中民生疾苦后，潘复生感慨地说：“灾区不搞生产救灾，只搞合作化，人民流离失所，社会主义没饭吃。农民过去不如牛马，现在和牛马一样。”公道自在人心。山西籍的杨珏晚年曾深情地回忆说：“当时老百姓对我保护得很好，我怀念河南人民，我永远不忘河南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首民谣广为流传：“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
“形‘左’实右”：吴芝圃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领导全党纠正“左”的错误，重新强调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1959年4月，党中央提出了“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方针，对1959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这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谈到：“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不难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并不赞成全国全部推行食堂，而是要因地制宜。
1959年2月，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提出重点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具体政策问题，调整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吴芝圃仍津津乐道于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不客气地对他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泽东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概算单位好”。毛泽东在1958年就提醒吴芝圃：“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在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思后，毛泽东很生气：“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并逐渐改变了对吴芝圃的看法：“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毛泽东的批评并没有让吴芝圃头脑冷静下来。1959年4月，河南省委讨论中共中央“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方针，对1959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但调整后的指标依然脱离实际，没有实现。1960年《河南日报》的元旦社论《开门红春意浓》。仍坚持全面跃进。在1960年2月的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上，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号召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1960年3月，吴芝圃在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66％。
尽管吴芝圃等人尽力隐瞒真相，但是纸毕竟包不住火。1960年2月，根据反映上来的情况。中纪委书记董必武派人到信阳调查饿死人的问题。调查人员了解到了真实的情况，将调查结果向河南省委进行了通报。但吴芝圃不是正视错误，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捂盖子”，还给路宪文打气：“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来河南调查。在党内以实事求是著称的陈云和吴芝圃算起了账：河南有多少耕地，能够生产多少粮食，有多少农村人口？按最低限度农村人口要吃多少粮食？种子需要多少？饲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粮的人口有多少？陈云得出结论：我不希望河南调出粮食，你们农村能够征购的粮食，养活不了城市人口。但吴芝圃仍放出大话：河南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需要国家调入粮食，还可以调出粮食……
1960年10月2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工作组根据信阳实地调查的情况，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10月26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少奇和周恩来“即看”此件，“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11月12日，毛泽东再派李先念、陶铸和王任重来到信阳调查。在陪同调查的过程中，吴芝圃又把责任全推到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头上：“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经过调查，陶铸发现问题严重，他在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河南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1959年春季发生问题，反瞒产，没有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庐山会议后继续搞。二是河南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直不向中央报告，后来被迫向中央写了报告，还是忸忸怩怩不真实反映情况，而且还封锁消息，这是很大的错误。”1960年底。毛泽东又派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去调研。当他们到达河南时，吴芝圃却不让他们去信阳，而是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地区的鄢灵县，不让他们看到信阳的真实情况。对于吴芝圃的所作所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
吴芝圃的检查：“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在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严厉批评的情况下，吴芝圃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从1961年1月起，吴芝圃代表省委开始检查大跃进以来所犯的“左”倾蛮干错误。在给中南局和党中央写的检查中，吴芝圃不得不承认，“信阳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但在分析原因时，吴芝圃却说是因为自己对“阶级敌人、蜕化份子失去警惕”，“阶级敌人很久没有受到打击……”，继续为自己辩护。
1993年，路宪文在临终前口述了《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一文，总结了四条教训，其中第一条就是“错误地发动政治斗争，利用政治斗争，造成一言堂的局面，会使错误路线畅通无阻。当年吴芝圃同志利用当时的政治空气，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打击了潘复生，不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造成河南一言堂的局面”。
与吴芝圃推卸责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心情沉痛的周恩来表示：“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我有责任。”当周恩来得知“信阳事件”中有许多群众被饿死，而国家的粮库就在附近，受饥饿的群众却没有一人去抢仓库时，被深深地震动了，整整一夜没合眼。
为了系统解决“大跃进”带来的问题，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总结了“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作出了纠正“共产风”等错误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基本上终止了长达3年的大跃进运动，实现了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共产风与浮夸风摧毁了河南的农业生产，直至1965年，河南粮食产量才回升到大跃进前的水平。吴芝圃的浮夸与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使河南人民则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
1961年2月。党中央决定调整河南的领导班子，调广东省委书记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调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党中央调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62年4月，党中央把吴芝圃调离河南，到中南局担任负责文教的书记处书记。同时，中共河南省委作出《关于潘复生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为潘、杨、王平反。
沉重的教训使吴芝圃逐渐认识到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他结合自己在河南工作中犯错误的沉痛教训，向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南局写检查，深挖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表示要坚决接受教训，永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1962年1月，吴芝圃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曾数次心痛地向人表示：“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1966年，毛泽东看了吴芝圃的检查报告后，指示他不要再作检查了。
1967年10月19日，吴芝圃在广州去世，享年61岁。 青海公安“大跃进”：判刑不审问 直接填名字
核心提示：由于公、检、法三家变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会判刑。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法院审判员少，于是事先将判决书印好，判人的时候不开庭，不和被告人见面，不审问，只在印好的判决书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 玉树州法院有一张判决书竟判了183人。判决书这样写道：“被告×××，解放前一贯不务正业，品质极端恶劣，曾先后奸污有夫之妇607人，强奸妇女51人，鸡奸305人，互相鸡奸30人”。大家可能看不懂这莫须有的罪名，更看不懂这判决书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183人中有11个妇女，172个男人，把他们通奸（包括男女）、强奸、鸡奸、互相鸡奸（男人）累计统计起来，得出那个总数，而不分每个人有多少这样的行为，可是从文字上看，似乎这183人每人都强奸了607个人，包括11个妇女，也犯了强奸、鸡奸罪。这张判决书，是省委工作组到捕人比例最高的玉树州检查时发现的。以后我随领导到玉树，亲眼目睹了这张判决书。这张判决书可以作为“文物”珍藏起来，以教育后人，告诉他们，什么叫草菅人命。
摘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1992年邓小平南巡途中接见尹曙生并与之握手 来源：资料图
一位原省公安厅长带血的回忆——
1961年秋，我大学毕业，填的三个志愿都是当教师。可是公安部到学校挑学生，偏偏把我挑去。报到后才知道，中央已经把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调到青海省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纠正左倾路线错误。王昭去了以后，发现那里的公、检、法机关在“大跃进”运动中，违法乱纪十分严重，需要彻底整顿，需要充实力量，于是他向公安部要人。我到了青海省公安厅，接待上访群众、处理申诉案件，配合省委复查案件办公室，调查处理重大冤假错案，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公安机关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自己也搞起“大跃进”，运用专政工具，压制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悲剧。
那么，公安工作“大跃进”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呢？
1958年1月1日，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要求“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或大丰收。”
公安部闻风而动，于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汇报会，讨论公安工作如何开展“大跃进”的问题，会上制订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作为公安工作“大跃进”的方向和目标。“要点”明确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无15元以上的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的‘四无’农业合作社和无破坏事故，无百元以上盗窃案、无10元以上火灾的机关、企业、学校”。
这个计划要点是经毛泽东亲自审阅、认可下发的。下面用青海省几个县的典型例子，看看公安工作“大跃进”是怎么操作的。1958年7月1日，中共互助县委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叫做《打击敌人防止叛乱的报告》，向省委邀功。互助县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叛乱。报告称：“1958年6月，互助县公安局抽调52名干部，组成12个工作组，分别到各乡，于24日一个晚上逮捕1152名。其中社会上1075名，机关77名。”
一个不到10万人口的小县，一个晚上逮捕这么多人，会是什么情景？简直无法想象。1959年、1960年人口大量死亡，这个县还在捕人；不仅逮捕普通老百姓，还把那些同情老百姓的基层干部也逮捕起来。1960年4月，该县红崖子沟公社石郎大队窝子生产队农民马贤珍当生产队长，可全队150多人已经有40多人饿死。他的70多岁的老妈妈对他说：你当生产队长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救人，不然全队的人都饿死了，你给谁当队长？在母亲的启发下，他冒着瞒产私分就要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将生产队仅有的4420斤粮食偷偷分给社员，还将生产队4只羊换了800斤蔬菜分给社员。他知道就这点粮食、蔬菜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主动带领社员到山上挖野菜，渡过难关，使生产队饿死人状况暂时停止。
可他的行为很快被生产大队干部发现，报告公社，于是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名将他逮捕，被法院判刑5年。丹麻公社丹麻大队红山生产队队长戚元法，眼见全队117名社员饿死51人，他感到如不采取措施，全队的人都得饿死。可是生产队已经没有粮食。一天晚上，他带领身体尚能动弹的7个社员，偷了大队几百斤青稞，没有磨成粉，连夜偷着煮熟，挨家挨户送到社员家里，天还没亮，被大队干部发现，报告公安局，公安干警来抓他，没有饿死还能动弹的社员为他送行，其中一位69岁的农民对执行民警说：我们生产队100多人，现在只剩下50来人，要不是戚队长给我们分点粮食，恐怕都饿死了。公安同志，我们只要求一件事，你们不能虐待他，不能把他整死，我们还等他回来救我们呢。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将戚元法带到县城集训队集训3个月。一个月后，戚元法死在集训队。而这个生产队最后只有18个人没有饿死，幸存下来。
民和县是青海省的东大门，自然条件较好，适合种植小麦、青稞、土豆和多种水果，湟水流经该县，
经兰州入黄河，两岸景色秀丽，是青海省的粮仓和水果大县。王昭到青海主政后，派省委工作组（我有幸参加）深入调查发现，由于人祸而非天灾，该县1958年至1960年饿死20984人，外出逃荒而死在外面的5721人，外流下落不明的（实际死在外面）7925人，全县净减少人口25%。死亡最严重的古鄯公社李家山生产大队，原有1318人，饿死601人，占总人口46%。全县死绝的有492户、1623人，被收容的孤儿867名。就是这个县，发生人吃人案件33起，被吃46人。其中煮吃尸体38具；杀死自己或别人小孩而煮食者8人，被害小孩5人。就在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该县领导不顾人民死活，搞“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反瞒产私分，用专政手段残酷对待稍有微词的人民群众。三年间逮捕2680人，管制1091人，劳教、集训1915人，被判刑罚的2966人。
被关押的人，受到刑讯逼供和饥饿的威胁，造成大量死亡，而当政者却无动于衷。3年中死在这个县看守所、拘留所的就有729人。1960年8月，接替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已经一年的谢富治，到该县公安局视察，亲眼目睹干警从看守所将死人往外抬，经询问，知道看守所天天都有死人，他对公安局长说：“看守所天天死人，你也不采取措施制止，不怕夜里鬼来找你麻烦吗？！”在公安工作上竭力执行左倾路线的谢富治忽然良心发现，说明问题有多严重！他对陪同视察的公安厅长杨树芳说：今年青海省计划捕人指标要和去年（1959年）大体持平，不得超过。然后他到新疆视察，回北京路过兰州，又把杨树芳叫去，对他说，今年青海省捕人指标一定要控制在中央下达的5000人之内，要超过，必须报中央批准。杨树芳立即向省委书记高峰汇报谢富治的意见，高峰主持省委常委会，讨论捕人指标，并在会上说：“今年是誓死保卫大跃进，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关键年，捕人不能少。”于是省委向中央报告，全年捕人指标15000人。报告上去后，中央和谢富治都没有表态，实际是同意省委意见，结果全年逮捕了18000多人。
青海省人口最多、最大的农业县——湟中县，是青海省的粮仓，也是饿死人最多的县。可是群众不敢反抗。因为这个县的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安有芳，是推行左倾路线的急先锋。他在全县搞捕人比赛，哪个派出所捕人多，他就奖励、插红旗；哪个派出所捕人少，就批评，领导人受处分，给派出所插白旗。仅1958年6月，他根据省里提出的“将反革命捕光，枪支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指示和下达的捕人指标，提出“苦战六昼夜，捕人六百名”的口号。结果6天捕了841人，其中有通奸行为而被捕的270人，占总数32%。1960年7月23日，安有芳到上新庄公社检查工作，决定逮捕几十人。当派出所长念“犯罪嫌疑人”材料时，他睡着了，所长又不敢叫醒他，继续念，等他醒了，所长问：以上的人怎么处理？他迷迷糊糊，连声说“捕、捕、捕”，就这样，一晚他就决定逮捕37人。1958年6月22日，中共乐都县委向各乡、镇下达了一个详细的捕人计划指标，通过这个计划指标，让大家看看有多荒唐：“全县各类敌人的打击指标（捕人）总捕人数是400至450名。其中宗教人员7至9名，地富分子80至85名，反坏分子95至100名，敌伪军政官吏70至80名，五方面敌人（恶霸、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敌伪军政警宪人员——笔者注）30至35名，管制分子15至20名，劳改释放犯、反革命家属40至45名，撤消管制分子26至30名，一贯道徒、巫婆神汉30至36名，开除机关、学校交社（会）管制监督生产的反坏分子7至10名。按乡镇分：碾伯镇捕28至30名，老鸦镇捕15至17名……宗教寺庙捕7至10名。时间要求：六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七月十五日结束，六月二十五日先逮捕一批，七月三日至五日再捕一批，最后于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把所掌握的对象全部捕捉起来。”
这么详尽周密的捕人计划，堪称“一绝”。今天的年轻人会问，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不会吧！我要郑重告诉他们，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事，在我们的共和国确确实实发生过。而且还不是一个地方发生过。
当时政法工作提出一句口号：“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在这个口号指导下，公、检、法三机关等于一个机关，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党、政领导，三家干警，带上空白逮捕证，走到哪里捕到那里；想逮捕谁，就逮捕谁；所谓回来再分家，也根本不分家。
由于公、检、法三家变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会判刑。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法院审判员少，于是事先将判决书印好，判人的时候不开庭，不和被告人见面，不审问，只在印好的判决书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玉树州法院有一张判决书竟判了183人。判决书这样写道：“被告×××，解放前一贯不务正业，品质极端恶劣，曾先后奸污有夫之妇607人，强奸妇女51人，鸡奸305人，互相鸡奸30人”。大家可能看不懂这莫须有的罪名，更看不懂这判决书是怎么回事。原来这183人中有11个妇女，172个男人，把他们通奸（包括男女）、强奸、鸡奸、互相鸡奸（男人）累计统计起来，得出那个总数，而不分每个人有多少这样的行为，可是从文字上看，似乎这183人每人都强奸了607个人，包括11个妇女，也犯了强奸、鸡奸罪。这张判决书，是省委工作组到捕人比例最高的玉树州检查时发现的。以后我随领导到玉树，亲眼目睹了这张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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