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反思武汉会战败因：70个师输给7个师团

        《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人民出版社出版）完整记述了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重要回忆。全书分三个部分：回忆国民政府（包括陈诚本人）组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具体事略；陈诚于抗战期间主政湖北的亲身观感和详细情况；陈诚在抗战中的日常言行纪要以及与蒋介石等在抗战中的往来函电。

　　武汉会战从持久消耗的战略上看，仍不能不说是成功的；但在战术战斗方面，缺点的地方还是很多。而且失败的情形，属于偶发的过失者少，属于覆辙重蹈者多。语有云“失败为成功之母”，这是说纠正过去失败的经验，自然可以达成后来的成功。但如前车之覆并不足以为后车之鉴时，则反复失败的悲剧自不能免。

　　中间指挥单位过多，就是历次会战失败的一大原因。这一痛苦的经验，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汉会战时，中间指挥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以至战区长官部，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误事机，又如何可能？争名誉、争地位，是官僚主义的遗毒，然而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如不因势利导，可能引起离心离德的后果。为了团结抗战，两害相权取其轻，叠床架屋的安排，正是有所不得已。对于这个问题，我曾提出“自请降级”的建议，也很难得施行。所以终抗战之世，指挥单位太多的问题，一直未获解决。

　　作战的唯一要诀，就是争取主动，就是要“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战略上是如此，在战术上也是如此。沪战的最大成就，就是在战略上我们已经做到这一点；但是谈到战术，则主动落到我们手里的，可就绝无仅有了。本来抗战只是被迫而起的应战，本质上是以弱敌强不得已的被动战争，所以在战略上我们不能不取守势，然为争取主动，又不得不在战术上取攻势。这一辩证式的原则本极正确，可是轮到实行，就往往无所措手。

　　《孙子·虚实篇》：“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这真是微乎神乎，谈何容易。普通都是能攻者始能守，今我既取守势战略，足见其战略攻势之不可能，不能攻之守，欲使“敌不知其所攻”难矣。故不能攻之守，必采多为之备的守势，其结果就是“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此即所谓备多力分。在备多力分情形之下，难合“五则攻之”的条件，又安能战术上取攻势乎？战略上既取守势，战术上又难取攻势，其必无往而不陷于被动，乃为不证自明之事。被动是兵家之大忌，然而却是强弱不敌战争中弱者无所逃避的命运。我们偶然也能捕捉到良好的战机，争取主动，造成几次局部的胜利，但这只是偶然的例外罢了。

　　三军联合作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即已发展成功的新形势。因为我们没有海军，长江非但不是我们的“天堑”，反而资为敌用，牵制了我们大量的江防部队，结果还是防不胜防，可笑之至。而沿江重镇，在敌海军炮火协同轰击之下，尤感不易守御，这是武汉会战和淞沪会战同有的一大劣势。至于我们的空军，战斗意志虽然很强，可惜兵力悬殊，制空权始终操在敌人手里。所以在阵地作战的士兵，终日在敌机威胁之下作战，倍增攻击上的困难，尤其补给增加困难使士气也因此大受影响。因此，使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三军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质，没有强大海、空军配合的陆军，纵然精锐，也终归无济于事。

　　优势兵力，不能专就量言，质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抗战动员的兵力，在任何一次会战中，都比敌人多几倍。即如武汉会战，光是九战区指挥的部队，最多时有七十多个师；而敌人使用部队，据先后发现之番号计算，总计不过七个师团。其所以能以少击众者，除装备关系外，就是因为素质的优越。反过来看我们自己，部队虽多，但量的优势每为质的劣势所抵消，徒然虚糜饷糈，并无补于败亡——此“兵在精而不在多”之所以为至理名言也。武汉会战中，王陵基军团及第三十军团孙渡、张冲两军，均因素质太差，甫经接触即溃不成军；而滇军卢汉所部，未经接触，仅闻敌机之声亦即溃散——以致连累素质较优的部队也无法达成任务，而造成全盘的失败。故素质是部队的命脉，与其多而乌合，不如量少而精，反而能在疆场上发挥战力。因此，精兵主义是我们国防建设必须拳拳服膺的一大原则。

　　协同动作是作战制胜的一大要诀。三军协同姑且不谈，单就陆军而言，各高级将领往往各行其是，而缺乏祸福与共的共同牺牲精神。武汉会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在莲花洞我曾召集第二兵团高级将领谈话，即特别强调协同动作的重要性。记得当时的话题是从敌人讥笑我们陆军只有一师人说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部队是一师一师的单独作战，不知协同作战，不知发挥大军的全部力量，结果几十百个师只等于一个师。我想用这个话激励我们的将领，不要给敌人留话把。后来在战场上，协同动作的表现虽比较有进步，但并不够理想，连敌人也都看穿了我们这一点，宁不可叹。参加武汉会战的将领鹿钟麟和李汉魂，也曾检讨过这个问题，他们的意见是

　　协同一致为战斗胜利之要素，在典范令中已有明切指示，我最高领袖亦曾一再告诫。惟有少数部队，迄今恶习仍未全除，如对友军危急，不实时加以协助；奉命援助，亦多敷衍塞责，故每予敌以各个击破之机会。又如两军衔接处，多因推诿而生空隙，尤易为敌所乘……去岁十月二、三两日瑞武路作战时，我一二四师左翼已挺进至阳扶尖、华山尖之线，遮断公路，左翼进至龙潭大户李家。此时，正面之敌被我压迫于南田畈一隅，集歼之期已近，然以会攻部队之徘徊不前，致令功亏一篑，殊属遗憾。

　　缺乏协同精神的最大原因，就是自私。保存实力是自私，功必自我观念也是自私，怕代人受过也是自私……总之，自私害了我们的部队、社会、公私团体以至整个国家。抗战胜利后，在全面戡乱军事中，我们竟被共产党打垮，缺乏协同精神仍然是一个致命伤。看来我们不能去私，就休想争取任何胜利。

用兵不如用民的道理，我们早就有此体认，组训民众工作也曾做了不少。可是民众在战地所发挥的力量，实在可说是微乎其微。有的部队纪律太坏，无法赢得民众的好感，固然是一个原因；而民众知识程度太低，缺乏国家民族观念，也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再则，在暴君、污吏、豪绅、地主几千年的压榨之下，养成民众苟且偷生的习性，“谁来了都纳粮”的观念先入为主，想要激起他们同仇敌忾的心，真是难乎其难。敌军所到之处，伪组织即刻出现，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汉奸无时无地无之，可耻可痛孰有甚于此者？当然汉奸平日都是莠民，好人没有当汉奸的；但是所谓好人，也多半宁愿随众做顺民，而不肯犯难当国殇的。如此民众，欲其能在战地积极支持作战，未免可望而不可求。

　　长沙前清邑庠生邹炳蔚预言敌如侵入武汉，即赴水死，以激励其子侄矢忠报国，既而果然。设使战地民众均能如邹炳蔚，尚何愁强敌之不灭耶？因知今日之战争，能用民者胜；而用民的基础，在于知识教育之普及与深入，未有文盲占人口十之七八的国家，而能应付现代对外战争者。

　　史迪威给我保留了一吨的飞机舱位

　　史迪威确实是一位卓越勇敢善战的军人，他受知于马歇尔将军，所以才被派到中国战区，担任参谋长职务。我是在民国二十七年认识他的，不过交往不多。三十一年十月，在重庆和他有过一次长谈，对于同盟国的全盘战略问题，谈得很投契，后来他欢迎我到远征军去，想即造因于此。

　　我在远征军任内，中美合作得甚为愉快，绝无一方凌驾一方，或任何一方显出委曲求全的样子。我与史迪威相处之道，一言以蔽之，就是“言而有信”，不作无谓的敷衍。凡是答应人家要做的事，一定做，并且尽速地做。凡是不能做的事，根本就不答应。我刚到昆明第三天，史迪威要前空军学校的房子，作训练班班址，他先就和杜聿明接洽过，久久不得要领，才转而和我交涉，并要从军队中调用人员。我当时答应他房子可以照拨，所需人员不能从军队中调，可由杜聿明原设训练班中拨用。起初他很怀疑我的话能否兑现，及至很快地房子让给他了，他才晓得我是说一句算一句的人。从此他对我有了信心，以后遇到任何问题，都先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我多次拒绝他的请求，他亦不以为忤。譬如他要经管训练班的事务事宜，以求迅捷，我没答应，也就算了。有一次他请求调整学员伙食费为每日五元，由美方负担，我说：“少数人的伙食改善容易，但当他们结业回队时，势将无以为继，反倒引起不满。今日史将军的学生，都是我所统率的部下，如各部队一律援例调整伙食，我将何以为计？”他说：“实因学员工作辛苦，应有较好的营养。但我绝不做长官不准的事。”亦即作为罢论。后来还是我们自动地将每人每月三十元的伙食费，调整为四十八元。

　　我和史迪威之间，彼此有了互信，常常在电话中就把事情办了，很少动用公事。他手下有几个人，对于中国人的信心较差，表示这种办法不大妥当，但是他还是不以为意，他说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能省一点手续，就省一点手续。

　　在我生病期间，史迪威送我不少药品和食物，我谢谢他的盛意，但表示除非作价，实在不敢收受。后来将药品作了价，食物部分他执意非送不可，我也只好愧领了。

　　我到远征军之前，军人走私，视为常事。我来了以后，史迪威在经过驼峰的空运中，曾给我保留了一吨的舱位，我婉辞谢绝了。在云南前后六个月的当中，我没有从国外买过一文钱的东西。军中知道我拒绝舱位的事，走私之风，为之大减。

　　史迪威和我共事几个月，的确处得不坏，但最后却与我政府闹翻了。可能因为彼此的了解不够，但观念上的根本差异，关系也很大。

　　史氏在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从那时起，他交结了一些亲共“反蒋”的朋友，从此以后，他对中国问题就存上一个先入为主的成见。到他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时候，他认为实现他的成见的机会已经到来。当他离开华盛顿之前，曾在马歇尔和史汀生面前公开说：他到中国之后，将压迫委员长将国军的统率权交由他掌管（见《史汀生回忆录》）。华盛顿派这样一个人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的参谋长，即使说不是不友好，至少也是太天真了。

　　当然史迪威之为人，当时我们所知道的远不如现在知道的多，无法想到在观念上彼此距离那样的大。好在在远征军我们的交往，都是军事上的，牵涉不到政治，所以不容易发生冲突。后来美援武器大量运到，对于如何分配问题，是他与我政府发生歧见的开端。他坚执军队武器应该集中使用，不能分散。譬如三十个营的炮，三百六十门，每师一营，炮十二门，可保持相当强大的火力。但我们则认为同属国军，政府应一视同仁，装备方面不能过于参差。这一歧见，双方都有道理，尚有调和余地。最使我们无法接受的意见，就是他本人和他的政府，也要同样地装备共军。

　　此时的共军，已在抗战的招牌之下，羽毛丰满，“颠覆”政府的阴谋和行动，日益剧烈。政府为了顾全大局，纵不能明张挞伐，但也没有为虎添翼给以武器装备的道理。这件事涉及中美两国政府的政策问题，虽不干远征军的事，可是我和史迪威，接触甚多，谈到这些问题，难免就要互相枘凿起来。

　　史迪威还认为他能指挥共军，想把共军编入国军的战斗序列，随意由他调遣到各战场上使用。这一点表示他对共产党根本缺乏认识。除非莫斯科，共军是不受任何人调遣的。美国政府上了美共及其同路人宣传的当，认为共产党是中国的“土地改革”派，同样是中国人，没有不能合作的道理，于是就生出一个“联合政府”的幻想。从胜利的前一年起“联合政府”就成了中国政坛上的主要话题。连政府都可以采用联合形式，则国、共军队焉有不能统一指挥之理？史迪威个人既有此抱负，他的政府又正好是他的支持者，于是他就理直气壮地以实现他的抱负为职志。国军是无法和共军并肩作战的，在这些问题上，终于使我政府不能不和他闹翻。委员长经过多次的忍让，也终于提出撤回史迪威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