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好人安南

                        离别好人安南

文 □ 《凤凰周刊》特约撰稿员　吴澧
　　安南的9年秘书长生涯留下了“好人”的评价，同时也见证了联合国的兴衰。
　　2006年最后一天，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正式卸任。9年的联合国秘书长生涯画上句号。
　　这位加纳酋长的儿子始终自信恬静，有一种英文称作 grace 的气质，很容易就赢得人们的钦佩和爱戴。而9年主掌联合国的生涯也为他赢得了“好人安南”的评价。
　　科威特撤侨
　　安南是因为无法忍受加纳政府的官员腐败和国内的经济停滞，而来到联合国工作的。他在联合国慢慢孵育资历，似乎成了个安分守己的小官僚。一位升不上去的前同事不无妒意地说：安南那时只是个讨人喜欢的好家伙，每场鸡尾酒会都不落。
　　但也正因为又讨人喜欢又能在鸡尾酒会与各路官员社交，20年里，安南终于被提拔到可以发挥的职位，然后就等机会了。
　　1990年8月，萨达姆的伊拉克并吞了科威特。安南当时刚从联合国人事部门转到预算部门任主管，但仍然被派去伊拉克组织陷在两国的数百名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撤离。
　　安南到了那里却发现，最困难的不是联合国工作人员，也不是西方侨民，这两者自有他和西方国家照管，最困难的是在科威特做保姆、做清洁工的亚洲人——菲律宾人、泰国人、巴基斯坦人等。伊拉克关闭了科威特的机场，又把银行抢劫一空，这些亚洲工人没机票也没钱买机票，他们生活在焦虑和恐怖之中。
　　这不是安南的责任，也不在他的授权范围之内。如果是个标准官僚，撤走联合国人员就赶快离开了事，亚洲工人的困难让亚洲国家和伊拉克去解决。但安南自愿继续留在战区，他利用联合国的关系，组织了一支车队，把这些工人从科威特送到巴格达，再说服航空公司载他们回国。
　　这次义举，不但使他在联合国内部成了尽人皆知的英雄，而且挣得了亚洲国家的好感，对他4年后的秘书长之争，大有益处。
　　决断波黑
　　从伊拉克回来不久，安南被任命为联合国维和行动负责人。90年代上半段，是联合国维和的“黑暗岁月”，不但波黑内战久拖不决，而且发生了卢旺达大***。这两件事里的任何一件，都足以断送安南在联合国的前程。
　　卢旺达惨案的发生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谁都没有想到，胡图族人竟能拿着大砍刀，杀死80万图西族人。维和部队未能有效保护波黑穆斯林，在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内，发生了七千男性被***的斯雷布列尼察惨案，主要责任则被归咎于安南的上级和下级。
　　上级是当时的秘书长、安南未来的前任加利。加利是埃及人，此公怀有强烈的反西方情绪——这本身未必是问题，问题是他处处要流露出来。他认为波黑是欧洲的问题，应该由西方国家自行解决，而不是麻烦联合国，联合国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于更需要的非洲和亚洲热点地区。
　　加利公然对正被塞尔维亚人围攻的波黑穆斯林讲：你们的处境，至少比世界上10个地方的人要好十倍，不信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列个清单。这种话，显然要挨骂。不管公正不公正，加利的态度，使人们很自然地把账主要算在他头上。
　　下级则是联合国在波黑的全权代表明石康。当时的安排，是由北约的空中武力吓阻塞尔维亚人。如果塞军攻击维和部队或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明石康可以决定是否呼叫北约的轰炸。
　　但是，明石康担心局势失控，不敢动武，多次否定下属和北约观察员的轰炸要求。斯雷布列尼察惨案之后，安南借着加利出访的机会，声称一时汇报不上，由他直接指示明石康，暂时搁置联合国文职人员的否决权，让北约观察人员根据地面情况，从军事上——而不是政治上——决定是否应该轰炸。
　　当塞军的迫击炮弹再次在集市上爆炸、数十平民死亡之后，北约抓住安南给予的机会，连续轰炸塞尔维亚人的炮群阵地。
　　到底是炸弹嗓门大，当时的南斯拉夫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这回听到了，他指示波黑的塞尔维亚人与穆斯林谈判。谈判结果，就是1995年11月的戴顿和约。塞尔维亚人不敢再打，波黑内战中止。
　　安南在波黑问题上的果断决定，为他赢得了美国政府的好感。通向秘书长的道路上，安南得到了关键一票。
　　当上了秘书长
　　安南的前任加利，思维敏捷，言辞便给，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其聪明或许在安南之上。而且加利对国际事务有广博的知识，又担任过埃及外交部长，有长期的联合国经验，按说是难得的秘书长人选。但是，加利当了秘书长后，或许是地位变了，如今是“国家元首”了，他的脾气突然大了很多，变得受不得一点委屈。而联合国秘书长是个高高挂在外面却又不具实权的职位，委屈是难免的。
　　80年代，美国的里根总统看不惯联大会议上第三世界国家没完没了地反美鼓噪，开始拖欠会费。1992年克林顿上台，愿意缴纳会费的他随后就遇到了1994年的中期选举失利，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处处与克林顿作对。新选出的美国内地来的众议员，不少是所谓的“红脖子”（没见识的粗人）。
　　而加利偏偏喜欢与这伙人叫板，一点没有安南谈到自己遭遇种族主义时的元首风度。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攻击联合国了，加利一定要骂回去，最后还要反问一声：不交会费，还有脸说话？问是问得理直气壮，却问出了联合国的财务危机。
　　克林顿觉得无法与加利合作，决定不让加利连任。除了常和美国顶牛的法国，加利与别的国家关系也不好，但联合国成立以来，还没有秘书长不连任的，别的国家不认为有必要中断这一传统。投票结果14：1，只有美国反对。但美国有否决权，加利只能下台。
　　因为非洲人未做满两届，加利的继任仍然考虑非洲人。美国提出的人选是安南。法国还以颜色，试投时否决。奥尔布赖特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选择安南是她的主意。
　　在奥尔布赖特的活动下，选安南的国家越来越多。其实各国对安南本人没什么意见，只是觉得美国非要赶走加利，未免强横。拖到1996年年底，克林顿宣布奥尔布赖特将是他连任后的新国务卿，这时再反对安南已经没有意思。
　　奥尔布赖特升了一级，能让她改变主意的，只有克林顿，而克林顿决不可能让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外交部长上任伊始就遭遇外交大挫败。到这一步，就是法国总统出面给克林顿打电话，美国都不可能换下安南。于是各国一致拥戴安南过关，1997年1月1日准时上任。
　　不过，外交上没有赢家通吃的规矩，让步总得有补偿。据说暗盘交易是法国将取得安南留下的空位。安南上任后，确实任命了一个法国人担任维和主管。安南之前，维和一直是英国人的地盘，因为各国公认英国人最有绅士派头，行事最公正，特别讲究 fair play。如今法国总算在英语的节节进攻面前扳回一城。
　　安南担任秘书长后的第一要务是解决联合国财务危机，他在纽约和华盛顿两头行，在华盛顿做美国国会的工作，在纽约做美国媒体的工作——美国三大电视台的总部都在纽约，纽约还有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
　　在克林顿内阁的配合下，终于使得众议员们愿意拨款了。当然，“红脖子”们也要有所得。美国会费占总会费的比例，从25％降到22％。“红脖子”们本想再降一些，安南告诉他们，份额再降就低于日本了。“红脖子”们的民族自豪感还是很强的，他们说那就22％吧。
　　美国少交，别的国家就要多交。美国新任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问：哪位发个善心帮帮我们？中国同意将本国的会费份额从0.7％增加到0.9％，为填补这个财务窟窿做出了贡献。
　　与萨达姆谈判
　　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后的第一个有全球影响的危机，是萨达姆在1998年11月勒令联合国武器检查组里的美籍人员立即离境。1991年伊拉克战败之后，一直处在武器检查组的监视之下。当时的组长是美国人，他把整个检查组撤出了伊拉克。安理会五大国意见分岔，法国和俄国强调外交解决；美国和英国则要求伊拉克向检查组重新开放，否则动武轰炸，如果得不到安理会授权，它们准备单干。
　　中东再次战云密布，安南作出充满争议的决定：他将飞往巴格达与伊拉克人谈判。助手们都很担心，这是把秘书长和联合国的威信押上去了。美国虽不反对，却也不积极，奥尔布赖特担心安南态度太软，会让步太多。
　　法国自然支持，为了加强这次行程的“国家元首”色彩，法国总统希拉克还把自己的专机借给安南。这时安南已和美国媒体很熟稔，他招请了一批大牌记者——比如CBS“60分钟”那个与江泽民谈笑风声过的迈克·华莱士——随机同行。
　　为什么要加强“国家元首”色彩并带上著名记者呢？这就是安南的老到之处。所谓外交，本质上是做交易，如果原则上不能让步，伊拉克必须接受武检，那么至少面子要给足。
　　联合国秘书长享受国家元首待遇，但安南背后毕竟没有在野党和国内舆论等一大堆麻烦事，他可以摆出长途“朝拜”的样子而不引起重大反对声浪，让萨达姆获得他国元首盛装远来、诚意“觐见”的心理满足，在此虚荣光环下有所妥协，萨达姆也可对视自己为“反帝英雄”的臣民们有个交代。
　　安南到达巴格达后，先听伊拉克官员讲一通他们的立场，在历史和现实中受了多少冤屈之类；然后先和伊拉克总理大致谈出轮廓，最后得到通知说萨达姆将接见，时间不确定；然后傻等；最后几辆轿车悄无声息开到宾馆，载上安南和三名高级助手，七拐八转地开到一处宫殿；萨达姆出现后，先和众人随意谈谈，拍拍照；安南惊奇地发现，那些讲立场时气壮如牛的伊拉克官员，在萨达姆面前突然变得比绵羊还温顺；然后众人离去，安南和萨达姆在小圈子内密谈。
　　安南和萨达姆谈了3小时。他告诉萨达姆，美英的轰炸威胁是认真的。萨达姆最后同意接回检查组，并且允许他们检查总统宫邸——在东方社会，这种事必须由最高领袖亲口宣说，下属不会有代言的胆量。所以安南见萨达姆留下密谈，就猜到自己大概不会空手而归，这次押宝押对了。至于检查的具体细节，则由双方下属去谈。
　　战争避免了，和平保住了。
　　安南后来总结经验说，像萨达姆这样的人，和他对话时一定要非常尊重，不管他说什么，永远不要打断他。
　　安南从巴格达回到纽约联合国总部时，联合国职员们自发地从各层楼里奔下来，聚集在门厅，向安南发出阵阵欢呼。在大国无法进展的地方，联合国破冰前进；克林顿和希拉克可以扯皮，安南却干下实事。经历了波黑和卢旺达的“黑暗岁月”，联合国似乎又回到光荣的起点。创建者们的和平理想，似乎冲破黑暗，再次闪耀在地球的蔚蓝天穹。
　　诺贝尔和平奖
　　安南担任秘书长的初始两年，1997年和1998年，世界局势相对平静。美国总统克林顿、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驻联合国大使霍尔布鲁克都是多边主义者，这一时期，美国对联合国相当尊重。1999年虽有北约未取得安理会授权即轰炸南斯拉夫，随后在科索沃却发展出了一套“美国－地区组织－联合国”的三边互动范式：精锐的美军完成战斗任务，然后回老家防备其他地方的动乱；训练稍差的地区国家部队接管治安，长期驻守；联合国统一管理政治重建，摒除地区各国的多头干涉。这一范式，未必解决根本问题，但能保持一时平安。萨达姆被逐出科威特后，世界上没发生过什么明目张胆的国家侵略行为，国际和平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对付国境内的动乱。这一范式似乎提供了某种可能的解答。
　　但大的风暴即将袭来，“9·11”后，阿富汗、伊拉克、朝鲜核爆、伊朗核研制，联合国又进入多事之秋。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红脖子”险胜，小布什上台，他把克林顿接受的范式搅得粉碎。安南也面对左右两边的质疑和攻击。
　　2001年10月，安南第一任期即将结束之前，他与联合国同获诺贝尔和平奖。这大概是对他第二任的另类提名，人们担心小布什会一意孤行，否决安南。安南的国际威望，一时达到顶点。
　　最终，小布什没有否决安南，但用一意孤行的伊拉克战争否决了联合国。2003年伊战之后，联合国的权威一直受到质疑。安南虽然仍然带着好人的微笑和言语，救火于全球各地，但影响力日渐式微，默默无闻地迎来了韩国人潘基文。
　　人未来而势大。潘本人仍未上任之时，就已有2000多位韩国风水大师拜访了潘基文出生的山庄，一致惊异其风水之佳。而安南也可能要回到他的加纳部落看看自己出生时的地方，告别联合国这个当了几十年好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