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寒：司徒雷登，何处安放他的精神

楚寒：司徒雷登，何处安放他的精神

　　历史上很少有像司徒雷登这样的美国人，曾长期而全面地参与了中国历史相当长的一段历程，在中国社会的教育、宗教、新闻、政治等领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个美国人跌宕多姿的一生与近现代中国结下了难以置信的因缘与纽带，他的一生可谓近现代中国数个时代的缩影。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司徒雷登随着二十世纪下半叶时代的变迁几乎已湮没或遗忘在历史的深处，可是最近，他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1949年8月，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共产党军队攻占南京三个多月后，黯然离开中国返美，怀着无奈与遗憾告别了这个他前后整整生活了56年的国家。2008年11月17日，在他离世46年后，其骨灰终于依其遗嘱从美国运回中国杭州下葬，这里是他的出生地，是他临终前魂牵梦萦的国度，他在杭州的故居也被辟为名人纪念馆对外开放。当他的骨灰盒被轻轻放置入杭州安贤陵园文星园时，低沉的“奇异恩典”音乐声响起，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一捧洁白的百合花由燕京大学校友代表摆放在了老校长的墓碑前。墓碑上只是简单地以中英文刻着这么几行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碑文虽少，但或许这是对司徒雷登一生的最好概括。

　　在老一辈中国人的印象中，司徒雷登起先是一位来华传教士，后来创办了燕京大学并长期担任校长，最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在他离开南京返美的几天后，新华社播发了国共内战胜利者毛泽东写的社评《别了，司徒雷登》，对这位前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百般讥讽，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这篇语词尖酸刻薄的中国现代史上的政论名篇，划出了截然迥异的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时代分水岭。该文后来还被编入中国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之中，成为几十年来一代代中国学子的必读文章，影响了万千中国人对司徒雷登的认识。这使得在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冷战时代和中国后国府时代里，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几乎成了声名狼藉和侵略失败的代名词，由此可见过往岁月中时代之变如何吞噬了微弱的个体生命，并带来时代的误读和常识的曲解，无论草民还是贤达概莫能外。

　　从历史的迷途中走出来，那些渐行渐远的曾经鲜活而后落寞的身影，在我们眼前开始一一清晰地浮现。然而有些人却让我们在惊奇诧异之余不由得要去重新读取重新体味，譬如这位司徒雷登。这真是我们生命中的一场善缘。

　　将近一甲子的岁月过去了，中美两国关系、国共两党关系乃至国际局势都已在曲折中回转并发生巨变。时代的变化让司徒雷登临终前的遗愿有了实现的可能，他的骨灰被运回中国杭州安葬，长埋于西子湖畔——这是庆祝中美建交三十周年系列活动的一段插曲，场面令人伤感，让人在说不尽道不清的历史沧桑和世事变幻面前感叹吁唏。但无论如何，这毕竟会让曾表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司徒雷登，因终能魂归故国而感到欣慰。

　　连日来，中外传媒的集中报道评论与民众的广泛关注谈论，让这位上两个世纪的故人完成了一次重大的全新历史摹状。在“魂兮归来，司徒雷登”的感慨声中，曾经被遮蔽被承载着特定历史符号的司徒雷登，终是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多面相的历史文本并逐渐明晰起来。无疑，在新世纪初用智慧且善意的眼光重新打量这个生在中国的美国人，不啻是一件很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其实，早在此次司徒雷登归国安葬杭州之前，国内外就有一些学者以浸入勇气和理性的翔实著述，对司徒雷登的真实生平进行了相当程度符合史实的恢复还原。其中较有影响的着述，有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郝平的《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李跃森的《司徒雷登传》、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旅加华人学者林孟熹的《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台湾学者邵玉铭的《传教士、教育家、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等书，以及中国青年报社记者徐百柯的《别了，司徒雷登》等文章和燕京大学部分校友的回忆资料。经过学者们精心的勾勒梳理工作，藉助这些回顾论述司徒雷登平生经历的着述文章，为世人全面了解司徒雷登提供了一扇窗口，在涌出些微异样的震惊之余，我们可大致勾画出司徒雷登的真实传奇人生。

　　这的确是拜不断开放的时代所赐，让我们可以无负担地走进和品读这个历史人物，让他从曾经消失的历史页码中又走了出来，而他鲜烈的人格形象也在我们面前逐渐清朗起来——

　　我们才知道作为传教士和神学院教授的司徒雷登，曾以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爱人以德的精神，竭力履行着教会交付的光荣使命，在落后的中国广布福音尽心传教，对中国底层民众和学生施以爱心与关怀；

　　我们才知道作为教育家的司徒雷登，曾为创办燕京大学奔走呼号，在中美两国间四方募捐筹集办学经费，终于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大学；

　　我们才知道这位燕大首任校长，为中国培养社会有用人才殚精竭虑，结果燕大英才辈出，燕大在他的哺育下成为近代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我们才知道这位燕大校长，在日本侵华期间曾掩护师生逃离日占区，因此被日军关进集中营将近4年；

　　我们才知道作为外交官的司徒雷登，曾倾心于力图促成国共和谈、希冀中国通过和平谈判方式组成联合政府；

　　我们才知道这位战后美国驻华大使，为建立国府败退后的中美全新关系尽了虽无成效、却可称得上是最大的努力。

　　可以说，司徒雷登参与了复杂动荡的中国近现代史的长期进程，他的成功和辛劳曾广泛地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他的失败和无奈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他一生的起伏沉浮均对应着中国社会脉动的感应和深刻的历史背景。

　　如今司徒雷登的遗骨从美国华盛顿运回中国杭州安葬，既使他的宿愿能够如愿以偿，也在很大程度上匡正了他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甚至对廓清历史也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也许，司徒雷登的墓园会成为杭州西湖风景区的又一个旅游景点，但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到此瞻仰或会唤醒中国人对民族历史的一些记忆，或会惊喜发现而后汲取司徒雷登所代表的一种在中国斯土非常可贵的价值观。在司徒雷登遗留下来留在中国的众多精神遗产当中，最值得后人牢记并承继的是他的办学理念、教育思想。故此，一个被理解的司徒雷登要比一个还原的司徒雷登更加重要。

　　司徒雷登一生从事过多项事业，作为传教士、希腊文教授、新闻记者，他的成绩和影响并不怎么突出，作为外交官，他几乎可以说是失败的。惟有作为教育家，他是成功的、优秀的并且是深具影响力的。这不仅因为他筚路蓝缕创办了燕京大学，且主政燕大期间取得了不凡成就，更在于他为中国教育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切合现代大学原则的办学和教育理念。

　　作为一个生在中国并对中国有着深厚感情的美国人，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学看作是自己毕生的事业，同时把它看成是中国事业的一部分，认同这所大学是“中国人的大学”，而他创建这样的一所新大学，是为了“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彷佛根本就已经融为一体，他可谓当时燕大的灵魂人物，燕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建立在他的个人努力之上。这位主持校务工作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的燕京大学的“大管家”和主政者，在当时的燕大师生中受到极高的推崇、以至于被师生们誉为“燕园之父”，而他之无愧于这一称号乃因为他所确立的“燕大精神”。    在我的读书生涯中，没有一本教科书告诉过我，他在1933年曾明确地提出过这样的办学目标：

　　“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

　　办学目标说得很清楚，就是强调大学教育要服务人群社会，要服务于“现在中国”。基于这一理念，他将燕京大学的校训确定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这一校训激励了所有的燕大学子，成为一代代燕大人成长过程中的精神动力。这样的大学校训至今仍闪耀着朴素的真理的光芒。

　　作为熟谙现代大学理念的校长，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学期间，提倡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这一现代大学的命根子。没有学术自由的大学是被阉割的大学，没有思想自由的大学不配称之为大学。今天在大学遍地开花的二十一世纪初的时代，让我们来看看上个世纪初叶这位大学校长的举动——

　　他保障燕大教职员及研究者在教学和研究时不受校内外制度和势力的干预，以便给燕大学者们营造了一个自由教学、自由讨论学术观点的场所，让他们得以无障碍地传播他们的专业学识；

　　他要求燕大的学生“既要中国化，又要国际化”，不但不对师生的政治立场加以干涉，还对他们加以保护，包括那些具有左翼倾向的师生；

　　抗战时在北京沦陷期间，燕大选择了一条最难坚持的道路：既没有内迁到安全的地方，也没有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而是坚持独立的教学理念，为此他甘冒牢狱之灾。

　　在这位校长的努力之下，燕大校园里充满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燕大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上半叶有名的具有很强学术多元性和包容性的一所大学。

　　学术自由必然要求大学自治，对于这点，这位校长的立场同样坚定不移。他奉行宽容的治校态度，提倡“教授治校”的理念，凡是有才学的学者，不问其个人宗教信仰、政治倾向和学术流派如何，一概诚恳聘请。他知道，作为大学的“当局”，不应成为教师们教学和研究工作的绊脚石。于是这位校长宣告：“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这句话，值得现今中国的每个大学校长倾听。

　　这位校长全力邀聘当时的中国着名学者甚至学术大师来校任教，借以提升燕大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由于他的广纳群贤，一大批思想学术界方家名宿纷纷奔赴燕京大学，造成燕大一时名师云集，尤其在国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等人文学科领域。

　　有大师方有高材，燕京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燕大的校友在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界辈出贤才而具有深远影响。而真正让燕大开拓国际学术视野的，则是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他设法成功说服哈佛大学与燕大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与世界一流大学进行各种学术交流，到1930年代，当时的燕大已经享誉国际而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

　　这位美国人司徒雷登校长，以自己对中国的热爱，做着中国教育界人士都望尘莫及的工作，取得了中国教育界人士都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促进了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司徒雷登倾注大半生心力在中国办学，在为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献身，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之下，都是应该受到中华民族尊崇敬仰的千秋事业，都不应当贬损或诋毁他的卓越功绩。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应当有这位司徒雷登校长的一席之地。我以为，司徒雷登校长堪称是与我们中华民族另一位伟大教育家蔡元培校长并列的又一位杰出教育家。

　　在有关司徒雷登的着述里有不少他的老照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每每看到司徒雷登在燕大校园里与学生教授交流讨论、鼓励他们专注于学术的和蔼可亲的样子，我的心里总是会心一笑，觉得这才是教育家，一个生命饱满地呈现于我们眼前的教育家，一个无比地热情、也单纯地彻底的教育家。

　　今天我们重温司徒雷登的教育办学思想，觉得这位教育家着实让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当前的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开放改革虽说在经济等领域确实取得了不小成绩，但大学作为社会的“文化思想中心”其发展现状却令人忧心。1980年代一度出现的百年来中国大学史、中国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已成昨日黄花，学术研究领域甚至出现带有全民族整体性的学术停滞、学术倒退的现象。大学教育本应谨守的原则和大学创造文化、繁荣思想学术的功能在相当范围内萎缩和退化，校园内功利主义的盛行表征了中国大学精神的沦落，民国时期那一代教育家的风骨、胸襟和他们守护的传统、精神如今已难得窥见。

　　当我们在这个秋天的杭州迎回一位故去的教育家，不禁感慨万千。明年就是五四运动同时也是燕京大学成立九十周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播撒的新思想和燕大持守的大学理念离中国这块土地仍是相当遥远，这让我们面对先人的遗骨时格外沮丧和愧疚。

　　这些天来，这位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代大学校长的身影在我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它所浮现出的教育家风范和大学教育的真谛，在中国逾半个世纪后已然渐趋式微。他的这种躬身力行实践出来的教育思想，才是最应该被我们后人所记取的，而不仅仅是一座墓园的落成。如今当我们感受这位教育家的超拔与热忱，也希望能使当前中国的教育现状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水准和精神能为之提升。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在为司徒雷登遗骨安放杭州魂归中国感到欣慰的同时，或许还需要接着再追问一句：当代中国，何处安放他所代表的精神？

　　写于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司徒雷登归葬仪式后第12天。

　　注：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1962年），出生于中国杭州，逝世于美国华盛顿。美国传教士，燕京大学创始人、首任校长，前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