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霖上书毛泽东 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组图]

 现在的年轻人对李庆霖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全国一千七百万上山下乡知青以及他们的父母亲人至今仍难以忘记——当年的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主席，直谏下乡知青们的艰难困苦，哭诉他们“无米之炊”的困境。这封信促成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知青政策及时作了调整，改变了当时千百万知青的命运。这使他一举成名，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毛泽东读了李庆霖的信，潸然泪下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悲凉处，毛主席的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潸然而下。

之后，毛主席当即给写信人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主席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由此可见，毛主席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是很赞赏的。

1973年5月1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来到莆田，找到李庆霖家中了解他写信给毛主席的经过。记者走后，李庆霖一连几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面赫然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红色字样，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颤抖着双手将几页信纸展开，头页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因毛主席回信的原件留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李庆霖将毛主席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流满面。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第二天傍晚，李庆霖才从激动中清醒过来，来到莆田县县委大院，将毛主席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

5月10日，李庆霖又收到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钱，邻居们闻讯后来到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子包着的300元钱，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呀，要传给子孙后代。”李庆霖立刻将300元钱存入银行，一直舍不得取出来用，平时也只是每年去取一次利息，直到现在这300元钱还在当地银行存着。

毛主席的复信传到莆田县城，广大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文章来源: 今晚报)

李庆霖是福建省莆田县郊城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每月工资４２．５元，妻子没有收入，生有二子一女，生活十分拮据。长子李良模1968年初中毕业生后上山下乡，分配到莆田山区秋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务农。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他一直没有房子住宿，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面对难题，李庆霖给周恩来写了一信，没有回音，就动了向毛泽东告状的念头。他在信中直言：“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他还说：“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忧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李庆霖的信是1972年12月20日写的。他知道，直接寄给毛泽东，多半石沉大海，于是多了一个心眼，在信封上写外交部王海蓉先生收。他又给王海蓉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家碰到天大困难，请她一定把信转给毛主席。两信一并寄出，王海蓉收到后，亲手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信很感动，考虑了三天，在１９７３年4月25日回了一封有名的短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原是毛泽东号召。1968年以后，这个运动变成一种强制性安排。中学毕业生不能直接考大学，除了少数参军、招工，其余一律到农村或生产建设兵团。实施数年，问题越来越多，“五七一工程纪要”在全国传达以后，关于“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的说法，引起不少人私下共鸣。年迈多病，深居简出的毛泽东，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感觉李庆霖的牢骚全是实情，于是给他回信。同时，让新华社派员核实了情况。

毛泽东一言九鼎。他的信虽然不足三十字，口气也很谦虚，但中央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却不能不倍加重视，很快发出“21号文件”，提出改进知青工作的一系列对策。我当过三年知青，当时在省级机关当干部，到基层某公社挂职锻炼，那个公社就把在当地落实21号文件的任务交给我。知青们当时的心情确实是久旱逢甘霖一般。经过这轮“统筹解决”，全国２０００万知青在吃饭、住房以至升学、入党、提干诸方面的待遇确有改观。

有意见的知青家长绝非李庆霖一个，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了李庆霖？固然因为他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只是要求解决实际困难，改进工作，更重要的是，李庆霖写信有别于当时流行的文风，没有空话套话，结尾也不用“万寿无疆”，而是“敬颂大安”。李的文风，直言不讳，甚至有几分冒犯。当时，毛泽东已经听不到任何逆耳之言了。或许这正是打动毛主席的地方。他后来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谈话，还赞扬李庆霖的信“写得相当好啊”，建议把这封信编入课本。

毛泽东晚年有很多失策，但这次善意回应李庆霖的“冒犯”，大大地得了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