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你变了！/刘衡,1957

一般写城市变化的文章喜欢用许多数目字来说明，显得干巴、枯燥，我特地用形象的散文笔法来写，就生动许多。这是我在内蒙古写作最满意的一篇，以为我开了我写作的新纪元。谁知这是我在内蒙古记者站写的最后一篇,以后我当右派分子了。--刘衡,2007年4月
你这个土天土地土黄颜色的土包头呵，现在你已经变了，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
在你的旧城，新盖了红的、黄的、灰的、绿的好多好多的楼房，像一朵一朵好看的花。在你的西北，原先是空荡荡的一大片，人们在这里，要看多远，就能看多远。现在这里建立了新市区，高高低低站着的房子，咕咚咕咚吐烟的烟囱，挡住了人们的眼。在你的工地，起重机的长手在一上一下地动，电焊的火光在忽闪忽闪地亮。到处轰隆轰隆、叮叮当当。包头，你一天变个模样！烟囱、房子一排排站起来，比庄稼还长得快哟！清早出门，下午就找不见回家的路了！
包头，你变了！变得黑夜也在发光。
想从前，人们“出了电灯钱，住在黑地里”。国民党反动派只留下鬼眨眼的路灯17盏。人们坐在屋里，开了电灯，还要点油灯（人们戏称为“双灯制”）。人们一出大门，立刻瞎了眼。
到如今，新的热电站快要盖好，旧的发电厂扩建了又扩建。包头，在黑夜不再找不见你啦！成排的电灯给你挂了项练，镶上花边，你的光射了几十里路，照着走路人的眼。
黑家圪巴(注1)，你在黑暗里“窝囊”了几十年，你应该改叫“光明村”啦！因为现在，电光照进你的村子，你的人晚上不点油灯，也能穿针做活。电光照进你的村子，你不光白天有亮，整个黑夜也不黑。
包头，你变了！你的蒙族儿女变多了。
过去你的被汉族统治者赶走的蒙古族儿女已经下山归来，过去不是你的蒙古族儿女也从四面八方赶来投进你的怀抱。
他们在做厂长、经理、车间主任、技术工人……
站在配电盘旁边的姑娘忠群，你的小手一动，全城唰地一亮。两年功夫，你从一字不识变成高小学生，有谁比你还快？
“不是我学的快，是我的先生教的好。
“两年啊，我虽然碰到好些困难。现在想想，其实也很简单。我小的时候，既然分得清我的小羊，我长大了，当然记得住我的生字。
“原先我打开书本，一看——呀！个个都是生面孔。我就朝它盯一眼，盯一眼，再盯一眼，慢慢，它就变成我的熟人。”
坐在驾驶室里的司机郝金山，汽车是你的房子，方向盘是你的手。你的车子开得好 平好稳啊！去时车上放了一碗水，回来车上还有一碗水，你的技术真高！
“哪里！哪里！小时候赛马我虽然跑过第一，至于开汽车还得向汉族老大哥学习。去年我到北京开了先进生产者大会，就下定决心要向艾肇昌看齐。
“我看开车就同骑马一样，要眼明手快胆大心细，要摸清车跟马的脾气，还要勤擦勤洗。我对它好，它也就对我好。”
背着背包、靠在火车门口的青年萨仁，包头前边就到！你绷着小脸，左看右看，抓头跌脚，站立不安，你为什么那样心急？
“火车这样慢，叫我怎不急！
“我的民族有放羊的，种地的，还没有炼钢工人，我这就去住包钢工业技术学校！
“我一脱掉军服，恨不得马上开到这第二条战线。
骑在马上砍杀敌人我从不落后，火车早到一分钟，我就可以多攻破一座科学碉堡。”
包头，你就是以前逃荒人常说的“西口”。
那从山西来的农民李六，你把你吃奶的小儿子挑在箩筐里，你把你学会走路了的大女儿牵在手上。你大肚子的女人走一走，“扑通”坐在地上，哭了一路。现在，你们全家六口坐在大车上面干什么？
“我们在搬家，到十里路外去种地。”,br>
这回搬家不像以前那样苦、那样累了吧?
“当然罗，这回搬家，不是被饥荒赶跑，是给工业建设让地。这回搬家，不用自己的腿，有胶皮轱辘走路。”
旧的移民刚走，包头，你又来了大批新的移民。
他们用火车开了来，用汽车装了来，用刚刚通航的飞机飞了来。他们排着队，大队大队地在你身上走。他们嘴里唱的不是“走西口”(注2)的悲调，而是咱们祖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进行曲。
就是他们！就是他们！就是他们在你这里冲风踏砂、斩冰破雪，用他们的双手改变了你的颜色、装饰了你的脸。
他们就是我们的建筑大军——我们伟大的地球雕刻家！
发表于《人民日报》1957年9月
(注1)黑家圪巴是包头郊区的一个村名。
(注2)“走西口”是流传在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的一个小调，唱的是因灾荒逼迫的男女离情。
1957年，横祸从天上飞来。《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文）来临，许多记者站发出鸣放、整风的消息、通讯。我在内蒙古怎么能产生“得风气之先”的稿子呢？好容易包头市开始鸣放了。我准备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记的多半是人们对肃反运动的意见。好些肃反斗争对象在诉苦：感谢党的英明、伟大，最终弄清我不是反革命分子，向我赔礼道歉。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先弄清我的确是反革命，再残酷斗争，岂不更好？
我想；“是呀，以前在延安第一次整风，搞抢救运动，把好些人斗成特务，以后又甄别。那时挨斗的不是党员，就是跟党走的进步青年，把他们斗错了，他们能原谅自己的党。可肃反中，挨斗的多半是一般群众，你把他斗错了，他对党会越来越远。”“现在全国解放，党执政了，搞调查很方便，何必先斗一气，再去调查、甄别呢？”“这样做，势必弄错许多人，可能把胡风也弄错了。”
我的笔记本还没记完，突然风云骤转。6月初，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连续发表，吹响了反右派的号角。接着，一大批名人挨批斗。唉，我自叹鸣放赶不上，反右派更不知从何说起！从批判的内容来看，有的看不懂，有的牵强附会，似是而非，没有说服力。毛主席说，看一个人不仅看他的一时一事，还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怎么一反右派，只看鸣放期间的那一会儿，而且即使那一会儿，也只看个表面现象？ 6月19日发表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说，现在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怎么一反右派，反革命倒越来越多了？我们党在肃反运动中得罪了一批人，不接受教训，又来反右派，一错再错，越错越大………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及时提醒党。于是，跑去向支部汇报思想：“整个肃反运动成绩是大的，但单就肃反斗争会来说，缺点大，因为挨斗的人多，结论是反革命的少，伤害了自己人。”“从公布的材料看，胡风与美蒋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他材料。”
当时到处在找右派、抓右派，人们躲避还来不及，我却送上门去，“自投罗网”。人民日报社记者部把我调回北京。批斗、登报、开除、超负荷的劳改、肉刑、变相肉刑、游楼、专政、几乎与世隔绝21年！
战争年代，女同志当记者的极少。奇怪的是：这极少的女记者在她们的黄金年华几乎全部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例如：彭子冈、浦熙修、戈阳、高汾、肖凤、姚芳藻和我。仔细想想，这并不奇怪。抗战期间投奔革命的青少年都有一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比起男青年来，女青年更单纯一些。而记者的职业特点是：不单要追求真理，而且要说出真理。于是，在那黑白颠倒的非正常年代，女记者们在不同的地区纷纷撞上了枪口……
(图为我在内蒙古记者站最后一张照片,是1956年和我家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