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百姓苦：解放前大别山人民的惨烈流血史

诞生于大别山的红四方面军 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刘邓大军在1947年》作者：葛红国 裴志海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全部渡过淮河，进入了大别山。

        大别山西连伏牛山，东延霍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边界，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是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南方北方的分界线。大别山风景很美，但并不是一个特别富庶的地方，物产也并不丰富，人口也并不如北方平原那么密集。后人在讲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大多数人都认为“物产较华北富足”。这并不是很准确，大别山南部靠近长江沿岸的地方可能比华北有些地方富足，但解放军主要活动在中部山区，这里不但称不上“富足”，而且是极为困苦。

                 部队胜利到达大别山麓

        直到今天，大别山作为革命老区，在有着优惠政策及各级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有些地方依旧不能脱贫，更无法与华北多数地方相比。在半年前，笔者因为工作需要采访一位安徽金寨籍军队医学专家时，他曾告诉我们：大别山区至今仍极为贫困，他在当兵之前，从来没吃过一顿白米饭，一天三顿就是泡菜、煮红薯和南瓜，吃了近20年，如今一见到红薯和南瓜，胃里就要泛酸水，这真是吃怕了。可见，大别山并不能说是一个富足的地方。我们在采访中，也没有一个当年参加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老人说过大别山是一个“富足”的地方，相反，说得最多的还是大别山的艰苦。

        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想象大别山人民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所付出的重大牺牲，这对大别山人民是不公正的。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胜利则是人民勒紧裤腰带争取来的。他们用极为有限的资源支持了南下的十几万大军，这是刘邓大军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取得胜利的关键。刘伯承在1949年时谈到千里跃进大别山时曾说：“曾经是老苏区的大别山的老百姓，是顽强不屈的，他们从大革命到现在，遭受过国民党历次的大屠杀和抓壮丁，许多村子荒着没有人住，许多人全家被杀灭只逃出个单身……我们所依靠的是人民。”陈斐琴、刘备耕等人主编：《刘邓大军征战记文学编》第四卷，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108页。

        第二纵司令员陈再道也曾经回忆说：“部队进入山区，首先碰到的是住房困难。山区村庄和平原地区不同。什么李家湾、张家湾，实际上就是一两户或两三户人家，一个排也住不下。”“部队没饭吃，最让人头疼。”

                     红色的土地

        由此可见，大别山实际上并不适合庞大的军队在这里活动，时间长了，粮食和兵源都会成为问题。但它的位置在军事上，又太重要了。

        据国民党的《大别山区兵要简志》记载，大别山区周围28县，共118余万人口，境内交通以汴汉公路为主干线，由汉口至潢川段约246公里，又由潢川北上开封，衔接陇海铁路；此外，平汉铁路纵穿南北，在汉口船渡江南，连接粤汉铁路。北面，由南京至陕西的京陕公路横贯境内，其信阳至合肥段约387公里。南部由南京至四川黔江的京川公路横贯境内。

        大别山区对国共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刘邓大军如能控制，则东可震撼国民党统治心脏南京、上海，西可威胁华中重镇武汉，北可逼迫郑州、洛阳，南可截断长江，觊觎江南蒋介石的基本统治区。国民党军如继续控制大别山，北可屏障长江防线，堵住解放军渡江南进；东西可策应支援山东、陕北顾祝同、胡宗南的重点进攻。

        更重要的是，占领了这里，就等于共产党在这里楔上了一颗钉子。

        正是由于大别山具有如此重要的、特殊的战略价值，因此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就连侵华的日本军队都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个地方，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冲冲杀杀，大别山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石头几乎都染有鲜血。

        大别山的土地是红色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是红四方面军诞生地，是革命军队的摇篮之一，也是因为流在这块土地上的鲜血太多，这里有共产党人的鲜血，也有所谓的“土豪劣绅”的鲜血。但更多的鲜血，是那些多灾多难的大别山区人民流下的。

        最早看上这块地方的是共产党人，他们像高敏感度的雷达，一下子就看准了这块地方山脉纵横，谷深林茂，最适合武装割据。他们在这里组织了黄麻暴动，成立了后来能征善战的红四方面军。在大别山的红军曾经发展到两个军6个师，还组建了4个独立师和一个少共国际团，总数达4.5万余人，地方群众武装发展到20万人以上。根据地发展到拥有6座县城，26个县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面积达到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350万，创造了鄂豫皖红军和苏区的极盛时期。但随着张国焘的到来，在白雀园大肃反中，黄麻暴动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等人先后被害。大“肃反”给鄂豫皖苏区和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1931年11月20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时说：“这次共计肃清改逆(即改组派)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徐向前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讲：“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这次大肃反，许多大别山的儿女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倒在了自己人的大刀长矛下，这也给共产党及其红军带来极其不良的影响，红四方面军在敌人第四次重兵“围剿”下，得不到群众支持，甚至有部分地方“反水”，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红军不得不被迫离开了大别山根据地，远征陕甘。

        红四方面军走了，国民党军跟着就来了。据有关史书记载，国民党军占领大别山以后，喊出了“血洗大别山”的口号，对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第十二师在金家寨附近的柳树湾，一次就屠杀和活埋群众3500多人；在六安县上楼房，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200多人。第八十九师在黄安平头岭，一次屠杀群众2000多人。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曾报道过鄂豫皖地区广大农村的悲惨景象：“逃生无路，水草捞尽，草根掘尽，树皮剥尽，阖室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田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此一情景，酷似古诗所云：“白首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然后是中日战争爆发，日本鬼子接着就来了，在大别山区和国民党军开始了拉锯战。

        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在1938年徐州会战后撤至大别山区，和在江南的第九战区一起，于1938年6月至10月，集中110万的兵力，组织了武汉会战，在大别山区给日军以重创，消灭日军10万余人，国民党军也伤亡了22万余人。以后，第五战区在这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官兵依托大别山与日军周旋，给日军大量杀伤。1942年12月，日军发动了大别山战役，企图肃清坚持大别山抗战的第五战区国民党军官兵，给大别山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破坏。仅在占领茅坪后，日军兽性大发，将镇中军民561人，无论老少尽皆屠杀，日本占领立煌县城后，又将全城付之一炬。有回忆文章称，国民党军收复立煌后，官兵驻足立煌街头，看到的是满目疮痍：到处是残垣断壁，尸骨遍地；更有甚者，日军把城中“庆祝元旦”的标语改成了“庆祝完蛋”。面对此情此景，在场的人皆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