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之道”背后的普世性和中国的特点

为什么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这种“命运”可以改变吗？在探讨国富国穷的基本逻辑和各国的特殊性时，哪些变量是常量，哪些变量是变量，哪些变量是最关键的？它们之间先后的次序以及因果关系是什么？要再迈入富国之列，中国改革在横向（市场）和纵向（政府）制度安排上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在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框架中，傅军教授的《国富之道》旁征博引、穿梭古今、横贯中外、在尝试着回答这个各国发展的重大命题。《国富之道》不仅讨论国富国穷的原因，更提供了另一种视角阅读历史、审视现在和规划未来。
关键词：政府与市场；理论与实证；假设与假说；科学与证伪；知识生态与创新；发现与发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民主、法治与市场；规范世界与经验世界；制度与文化；宗教、哲学、科学与艺术；中国面临的挑战。
价值中国：您这本书叫《国富之道》，您在本书中对“国富”的考量标准是什么？国富之“道”又是什么？本书的中心命题是什么？
傅军：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国富时，用的英文字是“the wealth of nations”，而不是“the wealth of states”，国民的英文是“nationals”，可见他指的更是国民的富裕，而不是国家的富裕。“国家富裕”和“国民富裕”是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前者更倾向于纵向的政府，而后者则更倾向于横向的社会或市场。过分地倾向于前者容易导致政治学中所说的“国家主义”（statism）的弊端。从历史上看，“国家主义”短期可以把经济搞得轰轰烈烈，但是这种繁荣往往只是昙花一现。从长远和可持续的角度看，民富是因，国强是果。一个国家如果是国富民不富，由于民间收入、民间消费和投资的缺乏，而政府投资的效率又往往低下并容易滋生腐败，“国富民强”最终是敌不过“藏富于民”的政策的。有证据吗？这可以从各国过去两百年来人均GDP增长的曲线中显示出来。因此，中国传统上强调“国富民强”是很值得商榷的。GDP总数重要，但是更关键的考量是国民人均收入的提高。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是生产效率。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指出：“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反映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是财富增长的真正源泉”。在考量各国的“民富”时，本书系统地使用了国际可比人均GDP的数据，不但比今天，还作历史的比较。 “道”是很中国化的说法。在中国文化中，“道”其实有形上和形下两个意思。今天，一般中国人会更取其行下之意。说到“道”，想到是“道路”的意思。但是在中国哲学中，“道”有十分形上的意思。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他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从道到万物是从抽象（generic）到具体（specific）的过程；但是如果倒过来，即从万物到道，就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中国哲学中的“道”对理论建设是很有启发的。理论不是打比喻！人为什么要打比喻？是因为一般人缺乏抽象思考的能力。而理论的思考就是从具体到抽象的思考，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人们认识世界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不能仅仅是对林林总总的现象的描述。
因此，《国富之道》所说的“道”首先是形上导向，是理论的思考，然后再回到行下世界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可以说这是一项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它试图探寻各国在经济增长中普适的核心逻辑，或称“道”。“道”指明了方向，但是要达到“道”，各国所走的“道路”也许是不同的。这里涉及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本书的中心命题是什么？一个国家财富的众寡最终取决于制度因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以及这三个方面之间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1）在纵向制度的维度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人才导向、以法治为基础的权力和利益合理制衡的、旨在支持市场的政治制度；（2）在横向制度的维度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以良好激励和保护产权为基础的、并与世界经济连接的市场制度；（3）各国在经济发展和产品竞争的每个阶段，充分运用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就劳动力而言，提高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运用，包括从技术和制度学习到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努力。这些都是超越国别、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这用公式可以表示为Wi=f(Bi Mi)。即，财富（wealth），用人均GDP衡量，是某国在某一历史时期纵向科层制度（bureaucracy）和横向市场制度（market）设置合理与否的函数。我把这戏称为BMW的逻辑。中国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就是按照以上三个维度，不断地改革和提高。
这显然不是一个纯经济学的命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命题；或更严格地说是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命题，其特点有二，一是强调现代经济学理性人的微观基础，这既适用于市场中的人，也适用于政府中的官员；二是借助微积分和数学概率注重边际效应，而不是要么黑、要么白的粗犷思路。相应的，本研究的理论出发点自始至终基于理性人的微观基础，在强调市场的同时，也注重国家这个纵向制度安排对市场这个横向制度安排不可缺席的作用。“制度真空”是社会混乱的滥觞。理论的逻辑和各国经验都告诉我们，国家的存在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也是人为阻滞生产效率、造成经济衰退的原因。政治学中所说的“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s）会造成经济的严重倒退。这可以理解为是热能物理学“熵”的定律在社会中的显示。
围绕以上这个中心命题，本书在理论上梳理了思路，在实证上涉及了大量的经验数据。但是本书的组织结构却很简单，除了序言外，有一个理论篇，一个国家篇和一个市场篇。理论篇后面两个篇章是实证篇。什么是科学理论？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说，所谓理论 “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工具箱，有一个对现象进行排序的方法，并进行解释……然后回到经验世界中接受证实或证伪的检验”。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是什么？在哲学层面，我的研究思路显然是受到了托马斯?库恩的启迪。
虽然书为大众而写，但决不是应景之作，而是严肃的学术。我更在乎思考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描述。老子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希望读者变被动看书为主动探索。也希望书中的命题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正如我在书的序言中所说的，“本书的出发点是理论的，采取的方法是实证的和开放的。所谓开放的是指，除了本书引用的经验证据外，还欢迎读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经验证据对本书所提出的国富国穷的理论假说进行证实或证伪的检验”。
傅军 简介

傅军，哈佛大学博士，现任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政治经济学教授，北京哈佛大学校友会会长。他是国际知名学者，是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Fellow），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杰出青年论坛成员（Fellow），美国艾森豪威基金会（Eisenhower Fellowships）提名委员会中方委员，新加坡连瀛洲基金会（Lien Foundation）新-中领导力项目评审委员会委员，意大利雅思本学会（Aspen Institute Italia）理事等。
傅军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业余爱好包括游泳、交响乐、油画创作。他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获学士学位（英语专业）；以后他先后获得外交学院法学学士（国际法和外交），哈佛大学硕士（区域研究一东亚）和博士学位（政府一政治经济）。他的研究兴趣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出版英文专著《制度与投资：中国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Jun Fu， Institutions and Investment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during an Era of Reforms，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弗里顿（Jeffry Frieden）称赞该书“对世界上最大国家的政治经济的研究认真、精辟、严谨，展示了现代社会科学的精华”。
价值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命题，相比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您的研究有什么特点？
傅军：人类知识是需要传承并加以发展的。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他的《国富论》借助“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对我们理解市场配置效率以极大的启示。但是即便是亚当·斯密也未掌握终极的真理。其实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和“扣针工厂”，如果推到逻辑的极端，是自相矛盾的。“看不见的手”的前提是N必须是复数；而“扣针工厂”专业化的结果会导致N是一。如何调和这种矛盾？横向市场的本身是没有办法的，需要纵向国家的介入。这里，反垄断法就是一个解毒剂。从全球看，反垄断法作为制度安排是美国真正原创的制度创新，美国其他制度多少都有别国的影子，公务员制度有中国科举的逻辑，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制”和“衡”是从英国的大宪章开始的，鼓励创新和创业的专利、有限公司还有股市最早起源于欧洲，保护产权的法律起源于古罗马。读读《罗马法大全》你就会发现，罗马时期的公法和私法已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今天许多相关领域的法律也有那时的影子。 作为国家统治（或公司管理），法治（公司治理）是国家（或公司）现代性（modernity）的制度特征之一。超越芝加哥学派的“法律与经济”（law and economics）的研究可以归类在政治经济学的大框架中。尤其在政策领域，这也是国际学术届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常常合作研究的前沿阵地，层次可涉及公司、国家和国际层面。毕竟，法律的制订和实施是以国家暴力机器作为后盾的。这方面的研究，国内的经济学与国际较接近，相比政治学落伍很远。
反垄断法常常被称为市场经济的宪法，它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从人均GDP衡量，美国超越英国不是二战以后的事，而是一战以前的事。其中美国反垄断法的颁布和实践功不可没。这可以从经验数据中得以显示。到了今天，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这个制度环节是不可缺的。以史为鉴，一百年前美国也正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热浪中，即小说家马克·吐温所说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意思接近中文“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有意思的是，当时美国的人均GDP大致与今天的中国相当。工业化引发财富的急剧膨胀，也加剧了贫富差别。老罗斯福总统执政的重点之一就是通过反垄断法来制服托拉斯。
本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对制度因素与经济表现的因果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自始至终，研究的展开和论述有序地审视等号左右的两边，用简单的数学公式可以表现为Xi=f(Yi)，即随着某国历史的发展，看看等式左边的某段时期的经济业绩，再看看等式右边制度变迁或努力，然后再探讨一下两者之间的因果逻辑机制。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只谈似是而非但不可证伪的观点。德国大哲学家康德认为，人的思想乃是要从一堆凌乱的观感数据中注入有条理的思维系统，即在变动的感受中加上结构。给杂乱的世界一个简洁的结构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换句话说，这里力图提供的是一个创造科学知识的开放平台。关心社会科学的人，也可以把它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来阅读。

价值中国：也许也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有关，在《国富之道》中你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只说对了一半。这是什么意思？
傅军：“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胡适先生说的，但是科学研究还必须强调“大胆假说，系统证伪”。假设的英文是“assumption”；而假说是“hypothesis”，或叫“proposition”(即中文称的“命题”)。假说不等同于假设，假说是基于前提假设并与前提假设逻辑一致的推理。就科学而言，假说的可靠性还有待回到经验世界得以系统地检验。中国社会科学理论落后的重要原因是研究思路中没有证伪机制、不分假设和假说的区别以及各自在理论建设中的作用。 只有证实，没有证伪，常常会具有误导性。如果要支持一个观点，尤其是政治上强势的观点，去经验世界中找几个例子来支持一把并不是难事。关键是证伪，知道什么时候自己错了。量子物理学理论之父马克斯·普朗克说：“科学知识的发展，是随着一个个葬礼的举行而发展的”。的确，当人类为“地球中心说”举行了葬礼后便进入了“太阳中心说”，这就是科学知识发展的过程…….人类在澳大利亚发现黑天鹅之前以为天鹅都是白的。其实，社会科学也是如此。社会科学要发展，必须跳出自圆其说、循环论证的陷阱，使问题的探讨上升到可以证伪的理论高度，并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用经验数据对理论进行检验，而不是权宜地就事论事。
价值中国：您在《国富之道》中提出并特别强调“知识生态”这个概念。知识生态的内涵是什么，它与创新的关系如何？您对中国的“知识生态”的评价是什么？
傅军：今天的一个个人与两百年前的一个个人相比，未必在智力上更聪明。但是，与前人相比，今天的人的能力似乎大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获利于人类的集体记忆、知识的传播和创新。因此，简单地说，“知识生态“包括知识的贮存、传播和创造。 让我们先做个思想的实验。现在我们都知道飞机是可以飞的，这是确定的知识。相比，一百年前人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是，今天如果把你流放到一个孤岛上，让你做架飞机，你是无从入手的。这说明个人认知的有限性和“知识生态”的重要性。这也暗示了制度的重要性，而制度又是人为的。
因此，为什么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我认为比到最后比的是知识生态的好坏。制度是根据人的思想设置的，而思想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说到国家，我们谈的不是个人，而是群体。在群体中，就概率而言，思想的创新，或称“思路的差异”（idea gap）取决于知识生态的好坏，而知识生态的好坏又与各国不同制度安排相关联，比如宗教、学术、政治之间不同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对世俗的人而言，人们往往是自己知识的囚犯，从“地球中心说”到“太阳中心说”……因此，思想解放、追求真理是个没完没了的过程，人类为此必须前赴后继！伟大歌剧家威尔第的一首著名的合唱曲的歌词是“飞吧，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听起来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诚然，古人的智慧对后人具有启迪，但如果把他们等同于人类知识的全部，来回重复，这显然是个错误。这或许回答了钱学森先生的问题，即为什么中国少有创新人才？钱学森身前的观察是：“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如何解答钱学森的问题？这需要一点哲学思考。哲学家黑格尔把精神世界分为三个范畴 -- 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简单地说，主观精神是个人作为主体的思想活动；客观精神往往是前人主观精神客体化的结果，形成诸如规范、规定、法律等等；至于绝对精神，宇宙万物有永恒的规律吗？如果有，谁掌握？牛顿作为科学家（他以前的人被称为自然哲学家）一生便是在不停地探寻永恒的规律，这与他基督教信仰并不矛盾。他相信宇宙是有永恒的规律的，终极的真理是上帝，而他的任务就是去努力地发现这种规律。哲学家康德早有预言：“不仰望星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目前中国的“知识生态”如何？儒学大量地涉及了黑格尔所谓的客观精神，却少有涉及主观精神和绝对精神。就人的思想解放而言，其实儒学远不如道教。从逻辑上不难看出，客观精神的供应过剩有遏制创新能力之嫌。无论如何，这些问题自觉或不自觉都将构成我们的知识生态。知识生态与创新直接相关。一些华人在海外拿到诺贝尔奖也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目前的知识生态不能说令人满意。关注“如何”(how)的问题远远多于关心“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的问题。“什么”的问题问深了涉及本体的问题，如什么是时间？什么是空间？指南针为什么总是指向一个方向？对这些问题的不懈的探寻使爱因斯坦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其实，“如何”问题的答案只是搞清楚“什么”和“为什么”问题的自然的衍生品。关注“如何”问题的人，自觉或不自觉，暗示了思想上不是领先者（leaders），而是随从者（followers）。
目前中国的大学行政化、官僚化、世俗化日趋严重，急功近利，情况不容乐观，离世界一流大学相去甚远。在“求真”（seeking truth）和“求效”（seeking efficiency）之间，天平远远倾向于后者。“求真”对国家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求效”，也要考虑“长效”与“短效”的关系，而“长效”必须在“求真”指引中更有可能获得。中国大学的问题不是生源的问题，而是教授作为学者的质量问题，学术行政化更是雪上加霜。少有人会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挑战前人、挑战自己。多数是在灌输而不是启发，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被上代人真正启发过，因此很难超越世俗的羁绊，看到窗外还有窗。PhD(doctor of philosophy)是某一领域的哲学博士，但是得到了PhD后，也说不清学位中的哲学意思是什么？也说不清它与一般的博士学位有何区别？在这样“知识生态”中，人云亦云是不足为奇的。
价值中国：一般中国人把科举看成是落后的东西，您却在书中把它说成是中国四大发明以外的发明，如何理解？
傅军：“发明”的英文是“invention”；“发现”的英文是“discovery”。除非人类从“必然王国”成功地过度到了“自由王国”（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语），对世俗的人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发明是很难的。指南针只是发现而已，而不是发明。发现指南针本身并不能说明智商的高低。也许是运气好。但是，回答为什么指南针的针总是指向一个方向，这显示好奇心和智力。对诸如此类问题的不懈的探索使爱因斯坦成为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的问题是，苹果为什么掉落地？结果我们有了万有引力。 相比之下，科举作为制度安排确是中国人的发明。科举背后的逻辑显示了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了人是理性的和自利的。因此，为了超越家庭亲戚和朋友，选拔人才并给予权力必须设置主体以外的客体程序，即非人格化的考试（impersonal tests）。这是了不起的制度发明。我们可以想象，科举所要涉及时间、地点和内容等等方面的组织工作是极其复杂的。从隋到宋，中国人花了几百年时间完善科举制度。但不幸的是，宋以后制度创新就停止了。科举作为制度创新与经济表现的关系如何？在中国制度创新走在世界的前列时，安格尔·麦迪森的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均GDP显著地超越欧洲和世界上其他地区。
哲学家黑格尔对中国科举的评价很高，科举是当时西方学习的榜样。但是黑格尔同时指出：科举也有缺陷，虽然应试者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他们都是匍匐在皇帝面前的平等。这样，动脑筋的主体只有一个，其他人都是一个主体的延伸。黑格尔预言说，他很难想象这样的制度可以保证一个国家长期地充满活力。不幸的是，中国以后的历史印证了黑格尔的推理。有鉴于此，在引进中国科举的时候，西方人听从了黑格尔，进行了制度上的超越。因此，现代公务员制度是政治中立的。这也是国家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它兼顾了政治的稳定和官僚机构的效率。
不幸的是，清朝倒闭的时候，我们把澡盆连同洗澡水都扔掉了。以后还得补课。其实考试的本身没错，错的只是考试内容所涉及的知识结构以及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价值中国：政界和学界有“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争，您在《国富之道》中也有所提及，但您说争论的焦点错了，这怎么解释？
傅军：这主要是在媒体或政客们之间的争论，国际学界要严肃的多。许多人只是顾名思义，其实也说不清“华盛顿共识”到底是什么。这是很不幸的。其实，所谓所谓“华盛顿共识” 是由学者约翰·威廉姆森在一次华盛顿会议中首先提出的。他认为，从全球经验看，发达经济一般具有以下几个共有的特质：（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率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性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产权。这对经济欠佳国家的政策含义是什么？是改革的方向。在这点上，与会者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是至于转型国家经济如何从此岸到彼岸，路径是什么，速度要多快，并没有共识。 平心而论，如果把中国改革看成总体是一个朝着某方向或目标前进的过程，那么不可否认的是，与30年前的中国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今天除了利率自由化和资本帐户开放外，中国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朝着“华盛顿共识”的方向前进的。
那么，所谓“北京共识”是什么？其实北京并没有什么“共识”。所谓“北京共识”源于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一篇文章，以《北京共识》为题目，作者是乔舒亚·拉莫，他称中国模式为努力、创新和实验，捍卫国家利益，循序渐进等。但是这些现象观察的描述本身并不构成理论，而且涉及的内容，如努力和捍卫国家利益，也并非中国独有。如果说循序渐进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特色，那么它涉及的是改革的过程和速度，但这与改革前进的方面显然是两个问题，并不一定互相矛盾。比如，朝着“华盛顿共识”的方向，可以走得快，也可以走得慢，或者干脆朝相反的方向走。很不幸的是，一知半解的争论常常把目标与过程混淆了。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总体方向就是从计划转向市场的改革，虽然所走的路径和过程是中国特色的，如农村实行家庭责任承包制。但是提出家庭责任承包制，也无所谓理论的创新，它也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策选择。它所涉及理论是标准的经济教课书中早就存在的，即基于理性经济人的考虑，激励必须人格化（用英文表达，For incentives to work, they have to be personified），用中国的俗话说就是激励不能吃大锅饭,要落实到人头。这个理论逻辑同样适合公司股份制的改革。公司有限责任制早在17世纪便在欧洲出现了，具体地说是在荷兰和英国，而且股份还可以是跨国的，并建立股票交易市场，这在当时是制度创新，以后各国有先有后只是按同样的理论逻辑再做些充实和完善。今天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也朝着这个理论方向在实践中作出了政策选择，也建立了股市。虽然我们的股市还很不成熟，这点我在深交所上市委员会担任委员时深有感受。
所以，与普适性和国别的特色有关，我在书的序言中说，“政策是船只，理论是灯塔”。大家都知道，在大海中航行没有方向是不行的，风险是巨大的；不能只盯着眼前，搭高平台进行瞭望是必然。
借此我顺便再强调和澄清一点，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是两个既相关但又不同的领域，政策研究的时空相对小，更倾向于权宜，而理论研究更着眼于永恒，（例如信息不对称这个逻辑无国别可分，斯蒂格利茨就是因此研究信息不对称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奖），希望争论不要把两者混淆了。不然，诺贝尔奖将永远与我们无缘。目前，即便在中国的知识界，理论和学术这些词汇被滥用了，或用烂了。在社会科学中，我并没有看出有多少人在作正真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中国的经济学也是如此，多是些应景的政策研究，而不是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常是没有理论的数字堆积，给人以拆了东墙补西墙之感。
价值中国：您认为民主、法治、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什么？
傅军： 说到法治，有必要区分“法治”和“法制”这两个不同的制度概念。这两个概念在英语中比较容易区别和理解，“法治”是“rule of law”，“法制”是“rule by law”。“法制”只是把法律当成工具，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可以使用它，但也可不使用它，不受它的约束；而“法治”才是独立于政治权力的、规范所有人行为的制度源泉。“法治”强调普适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里的“人人”包括政治权威。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轨迹都是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 法治是国家现代化所体现的现代性的制度特征之一。我们一般用现代化这个词，现代性的问题考虑的不多。“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给人以很强的物理感受，制度这些软件的影子不明显。其实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前，欧洲经历了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这些思想导致了新的制度安排，如产权保证和权利法案等等，这些制度软件其实是工业革命的因，而工业革命只是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的果。但是作为后来的学习者来说，学硬件往往比软件容易，因为硬件有物理性维度，看得见，摸得着，给定人抽象能力的有限性，这不奇怪。但是中国发展到今天，为了社会的真正和谐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必须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思想、加强制度建设。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产权清晰，而对产权的有效保护必须基于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法律，即法治。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对长期的投资和长距离的贸易充满信心。可见，其实市场的发展与法治的成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不可分离。如前所说，法治作为制度安排是国家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解释经济发展时，我们不能把国家作用与市场作用对立起来，而是在两者之间保持恰到好处的平衡。
在加强私有产权的保护方面，不得不承认中国是落后了。中国的《物权法》才出台不久，实施情况的好坏还有待于观察。就传统文化而言，中国的私人产权说到底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当然，不确定也是一种制度安排）。《诗经·小雅·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以这种思想主导的制度安排，很难对私人产权有长期稳定的保证。怎么办？中国老百姓只好采取“天高皇帝远”的处世风格。相比之下，《清明上河图》所展示的市场可能是浅薄的和地方性的，很难想象长距离的大宗交易可以顺利实现。
如果把人口都算在内，古希腊的民主实际上也是少数对多数人行使权力。民主如果界定为全体成年公民对某一政治决定行使投票权，其实这种实践在人类历史中时间并不长，大约在1920年左右。但是，在近代，一些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起飞明显地先于这种实践的开始，可见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经济的起飞以及长期可持续的发展都伴随着市场和法治的逐步完善。严格地说，美国是自由民主的共和政体，并不是方方面面都实行多数主义。考虑到真理有时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注意，科学知识的突破往往是少数人），一个共和体必须保证个人自由的空间，这样才有助于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是共合体不停顿地走在全人类的最前沿。因此宪政民主必须是由一整套对“权”和“利”进行制衡的制度作为保证的，目的是以防出现少数或多数的暴政，其实投票只是制衡的一种形式。
约翰·阿克顿勋爵提醒人们，“权力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怎么办？关键是是对权力的制衡。虽然制衡的形式各国可以不一样，但是有效的制衡必须建立在客体对主体制衡的制度安排，主体对主体自己制衡的逻辑是微弱的，靠不住的。人类的经验和逻辑都告诉我们，市场和法治不可分离，而民主也是以法治为先决条件的。对于一个共和体的社会稳定而言，数学逻辑和人类经验都显示，多数主义也是以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为前提的。今天，除了石油国以外，人均GDP排在前列的国家绝大多数是市场、法治和民主的国家。这是静态的观察，但历史是动态的。发展过程中的各个要素有个先后次序以及彼此之间因果关系的问题。要看清这种复杂的关系，用文学词汇对现象的描述往往是误导的，需要的是对时空和因果敏感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vism）。但不幸的是，静态的观察往往会使人忘记历史发展的复杂过程。
价值中国： 在您的《国富之道》中，您特别讲到了在思路上分清规范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重要性。在你的分析框架中，“制度”和“文化”是同一个东西吗？
傅军：先回答问题的后一部分。制度和文化是同一个东西吗？也是，也不是。这是外延和内涵的问题，文化在这里是外延。改革是个打破均衡的过程，对于改革来说，一个更有效的视角是先从制度入手，而把文化看成制度安排的结果。虽然从长期看，文化是个变量；但是短期看，文化是个常量。就短期而言，我们能着手搭建的是制度而非文化。当然，新的制度离现有的文化也不能距离太远，不然会增加失败的风险。发展的秘诀在于在变化中保持秩序，在秩序中寻求变化。 规范世界是应然世界，讲的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而经验世界是实然世界，讲的是现在世界实际是什么的问题。我的观察是，每个文化其实这两部分都包括，但是在跨文化交流时，阐述两者之间的比重是不一样的。也许是受儒学的影响，相对于经验世界，中国在传播自己的文化时更强调规范世界。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应然世界并不能自动地等同于实然世界。相反，其实两者的关系往往是成反比的，即现实情况越不好，强调规范的频率就越高，这表达了人的期盼。不过，过分强调规范也是有风险的。如果现实和期盼落差太大，发展到了极端，会使社会失去诚信，发生信仰危机。
如果仅在规范世界中，各国的认同其实还是很高的，区别的关键是经验世界离规范世界多远。例如，中国的“无为而治”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其实所含的逻辑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尽管中国早就提出了“无为而治”，但是“无为而治”却长期停留在规范世界里，没有变为现实。相比之下，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时候，英国就从个人的激励和保护产权入手，开始系统地搭建市场这个横向制度安排。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一个贡献就是系统地说明了应然与实然的区别，让人认识到了思路中的盲区。更早期的贡献来自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他的著作《君主论》使人初见在政治学（politics）中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和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的联系和区别，因此他被誉为政治科学的鼻祖。目前中国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的相对落后，源于对这些问题认知的不清晰和方法论的不发达。在政治实践中，善于文学思维的中国人虽多有卢梭所显示的政治哲学关怀，但似乎缺少杰弗逊和汉密尔顿所显示的逻辑的严谨、数学的精确和工程的搭建。在中国，武侠小说的销量远远大于推理侦探小说也说明了这一点。发展到了今天，从全球看，谁更接近“无为而治”理念？无疑，是那些市场制度发达的国家，而且它们的效率也可以从人均GDP得以显示。关键是，设置什么样的制度以保证实然世界更有效地接近应然世界。光说不练只会适得其反，甚至会导致信仰危机。
当然，新的制度设置总是以现有的旧文化为背景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也往往会起适得其反的作用，这里存在一个学术上所说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问题。因此，制度建设需要循序渐进，在实然世界与应然世界之间架起一系列“中庸之道”的桥梁，使文化不断注入新的血液、充满活力。
价值中国： 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少人倾向于认同东西方文化有更加深度的交流和融合。从世界范围来看，您认为文化中有没有一定不能缺少的东西？是什么？
傅军：这似乎是个无解的问题，不好回答。因为从定义上说，世界范围的文化本身就是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总和，无所谓缺什么。如果问题是涉及中国文化的特点，那么我的看法是，中国的文化是比较世俗的，相对缺乏形而上的内容。中国的儒教是没有形而上的内容的，所以它称不上是宗教（religion）。宗教的共性是都有形而上的内容，而儒教只关心世俗的人与人的关系。我读了儒学的经典后发现，孔子视野是很世俗的，说到极端，若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孔子的话，我们就没有人“展望星空”了。好在国学还有老庄的内容，有形而上的探索。读读《老子》，再读读理论物理学家史蒂文·霍金的《时间简史》，也许你会发现老子与量子物理有相通之处。但是必须指出，老庄的思路并不是中国知识精英文化的主流。 形而上的英文词是“meta-physics”，很直观，是超越（meta）物理（physics）的意思。作为终极真理的探寻，在茫茫的宇宙中，谁是永恒的创始者，在神奇的万物后面，有可循的规律吗？对于一个好奇的人来说，这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而至今人类还没有找到终极的答案。牛顿就是如此，他就是在不停地探索。他是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万有引力”就是受到形上推理的启迪，在形下的物理世界得到证实。伽利略的自由落体也是如此。数学逻辑推理的精确性超越人经验的总结。其实伽利略并没有反宗教形上的思索，而是反教会(church)的教条(dogma)而已，因为教会作为组织也是有人组成的。新教（英文是“protestants”，词源是抗议的意思）从天主教教会中分离出来，也是跟寻了一样的思路逻辑。对新教徒来说，如果要听从上帝的召唤，不必非得通过天主教会（Catholic Church），因为教会也是人为的。
历史上人类对诸如此类形上问题的思考以及对终极真理的探索导致了宗教的产生，但是宗教的本身并没有回答形上问题的全部。何以见得？各种宗教中大量地有人自身的影子，这本身就说明了人想象力的有限性，看来人的想象力很难超越自己。当然，相比之下，一个世俗人的想象空间更是有限。说到想象力，从逻辑上推，过于强调世俗的经验主义会限制人的想象力。哲学家康德说：“即便是我们的知识来源于实践，但是也不能说我们的知识全部来源于实践”。爱因斯坦则说：“是我们的理论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什么”。的确，这些受到形上思路启发的人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爱因斯坦那个简洁的E=MC2，足显他从简单看无限的能力。这种时空巨大的思索也反映在他对音乐的感受中。他说他不喜欢贝多芬的音乐。为什么？估计在爱因斯坦看来，英雄的激情在时空中是极有限的，不可持续，离永恒很远。显然，在理性和感性之间，爱因斯坦是前者的代表，而贝多芬是后者的体现。相比，巴赫的音乐在风格上工整简洁、在理念上涵盖亦广，因此没有阅历的儿童也能在钢琴上演奏。难怪爱因斯坦喜欢巴赫的音乐。为何？因为少了个人的色彩，所以普适性就越强。
毕竟，音乐作为一种艺术是我们对灵魂深处感受的表达，有时这种感受用其它形式很难表达清楚、到位。天堂的欢乐是什么，地狱的折磨是什么，又如何表达？估计世俗人的想象只能停留在尘世的欢乐和磨难上，相比之下，李斯特的《但丁交响乐》听起来就是在极度地延伸和表达人想象的空间。所以威尔第说，艺术是宇宙的，尽管创作出自个人之手。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的关系是什么？还有艺术与娱乐？估计过于世俗的人是不会思考这些问题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前人的思想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说到底，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人类思想的产物。停留在形上范畴的思想可以比出个高低吗？如果可以，如何判断？人类为此发明了两把尺子，即数学和形式逻辑。形式逻辑不是我们的发明；一般认为中国人数学好，但是主要是应用数学。至于理论数学，还得再加油。对这些问题的自觉或不自觉，也许是中国非物质文化中的短缺。如果中国的文化真是深层地扎根于儒学，过于世俗的眼界也是不足为奇的。也许你会说，中国人信教的人也很多。但是我的观察是，多数人信教不是因为欣赏形而上，而是为了形而下的目的，如入学、升官、发财。
总之，如果东西文化之间要有深层次的交流和融合，对以上这些深层次的差异要有所认识，不然彼此的交流只能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人都是自恋的，一个民族也是；但是，一个伟大和自信的民族在于能自觉地正视自己的不足，从而不断地实现超越。
价值中国： 您的《国富之道》不只是谈中国，内容涉及全人类的经验，您把全人类的经验比作是一个巨大的森林而各国的故事则是这个森林中的一棵树。从国民富裕的角度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这个森林中的位子如何？
傅军：北宋诗人苏轼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看清楚，还得跳出来看。在这个大森林中，中国这棵树曾排在第一，这无论是从总数或人均数来衡量。尽管书的时空跨越上千年，但是很远的我在这里不说了，说较近的。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两百年前的中国人口是全球的大约1/3，那时中国生产了大约全球1/3的GDP，今天中国人口是全球的1/5，改革开放前，中国占全球的GDP还不到5%，改革开放30年后，这个数字回到大约10%。毫无疑问改革开放的方面总体是市场导向，30年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但是这条路目前只走了一半，前进的道路依然很长。等中国的GDP占全球的20%后，即全球1/5的中国人生产全球1/5的GDP，我们才回到我们两百年前历史上曾取得的相对水平。目前从人均GDP来看，中国今天依然排在全球的平均数以下。 但是这同时意味着，即便是给定人类现有制度和技术（在边界上没有创新），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依然巨大，主要是因为我们还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当然前提是必须进一步走向市场，走向法治，对权力和利益进行有效的制衡。相比之下，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完成了工业化，到了后工业时代，其增长的速度不如还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快。从全球看，建立和完善法治以及市场导向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逐步收敛，这是总趋势。这主要不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下降，而是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上升。这正如一场110米栏的赛跑，跑进13秒的已经不容易再提高了，跑在后面的还有很大提高的空间，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把跨栏的基本要领和跑步动作都做到位、做到家。
价值中国：往前看，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哪些结构问题或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长期的或较近的分别是哪些？这一轮政府对危机的处理似乎又加剧了“国进民退”的态势。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傅军：刚才说了，中国正出在工业化过程中高歌猛进，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将逐步收敛，这是总趋势。但是，面临的挑战也是诸多的，极其复杂的。一是来自大气。根据联合国的报告，科学证据越来越显示，人类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正将这个世界推向生态灾难的深渊，人类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二氧化碳排放上，虽然中国的人均碳足迹大约只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但是在总量上，从目前以及未来的趋势看，中国是最大的排放国，将面临来之国际上巨大的外交压力，愿意不愿意中国都将被推到风口浪尖。国际上将越来越用“减排”这个标准来判断中国是否是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可以不高兴，但是国际压力将是现实，因为气候变化关乎人的生存，因此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出路是逐步调整能源结构和发展低碳的绿色经济。 目前中国每生产一个单位的GDP，耗能大约是日本的7倍。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水准。显然，目前这种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在国际上也将增加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成本。例如，与能源安全相关，美国奥巴马新政府的全球战略还不明朗，但是我们决不能低估奥巴马精英团队国内和国际、政治和经济战略思考的纵深，最近美国决定增兵三万大军于阿富汗，这里很有玄机，不能排除与准备军事打击伊朗有关。如果开战，突发的能源危机将使中国成为此次战争最大的间接受害国。
挑战还将来自中国的人口结构。在今后的十几年中，“未富先老”的压力将凸显。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由2000年的6.7%上升到2020年的11.4%，进入空前的快速增长期，到2025年达到高峰。与之相关的挑战还有中国急需改革的教育体制、落后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制。从长期看，这些制度安排与中国劳动力素质、消费者行为密切相关，尤其是教育，也关乎中国经济的技术能否有效地升级。
就目前经济结构的本身，由于全球经济的不平衡，而且还在不断加剧，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从长远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调整。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重出口、重投资、国内家庭消费长期不振。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总体还呈下降趋势，目前是30%多，还不如印度，美国是70%多。中国高储蓄、低消费与美国地储蓄、高消费呈鲜明对照，导致了贸易的不平衡。深层原因是中国劳工收入的增长速度与其生产效率的增长速度不相匹配。在制度上，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并没有随着他们生产力的提高而成比例地提高，这些表象是贫富的差距夸大。根据克鲁格曼的数据，目前中国工人平均工资只是美国工人的4%，与1975年的韩国类似，墨西哥产业工人的工资也是中国工人的3倍。供应大于国内需求怎么办？靠出口，靠国际市场，特别是超前消费的美国。中国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已从2001年的20%迅速增长到了40%。
这次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萧条对中国意味什么？这使本来是长期的任务顿时变得迫在眉睫，中国顿时面临产能过剩和出口滑坡的两面夹击。目前美国人的储蓄率已从负数上升到了7%。如果欧美储蓄率上升到6-8％就意味着6000亿美元的消费市场消失，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出口市场的巨大削减。中国必须抓紧时间、咬紧牙关，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说到底是必须增加国内消费。
中国反危机措施旨在保增长、保就业、恵民生。救市的猛药确实保住了今年GDP8%的增长，但是隐患也是存在的。必须清楚的是，这种猛药是不可持续的，反危机的措施必须适时地转变成危机后的常态管理。近期中国将面临的挑战在于，在目前巨大的财政和货币经济刺激方案这剂猛药结束时（或逐步淡出），如果低消费、高储蓄的结构不改善，新增的产能过剩，消费不足将导致中国经济面临更大的结构问题。货币供应量过度最终要导致通货膨胀，虽然在现实中会有滞后效应，从预期到现实的滞后的时间只是长短而已。一般来说，广义的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实质上也就是购买力的总增长，应该是GDP增长率加上目标的CPI率再加上大约3-5%的不可确定因素。中国情况如何？今年中国广义的货币供应量M2接近30%，但是商品的总供应量，即GDP的增长，大约是8%。目前CPI还不过1%，显然流动性过度，总需求远远地超过总供给。钱都去哪里去了？由于产能过剩，因此，以CPI衡量的消费物价不会有大幅度上涨，估计大量的钱被股市和楼市吸收，而且投机性大于投资性，资产泡沫因此不可低估。决策者如果仅仅靠传统的判断方法来衡量通胀形势的话，会有重大错误的风险。日本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背后原因也是如此。相比股市，楼市所含的金融风险更大。因为楼市基于按揭，如果出现房价大跌，将触发银行坏账的迅速增长，威胁中国金融安全，美国的情况对此已经作了充分的演示。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是什么？美联储犯了流动性泛滥(excessive liquidity)的错误。由于在技术上CPI不包括房产价格，进口的廉价产品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压得很低。但是当时人们没有看清的是，大量的流动性被房市和股市上涨吸收了，造成所谓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虚假的繁荣，或用格林斯潘的话，叫“非理性的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但是当2006年楼市下跌时，通货膨胀的阴影开始浮出水面，美联储不得不一再加息，危机终于爆发。次级抵押贷款的拖欠导致一些贷款机构和对冲基金难以为继而轰然倒闭，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连锁反映。市场人是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是以一个给定的制度设置或政策环境为前提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是政府制定的，而不是市场上的企业或个人所为，从这个意义上，这次危机是政府失败，而不是市场失败。美国政府高估了在常态下通过货币政策驾驭经济的能力。
需要提醒的是，危机爆发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国家的政策总体走向是“去杠杆化”（de-leveraging），而我们正相反，是“加杠杆”（leveraging-up）。股价和楼价飙升所隐含的风险，不光是金融，还连带社会和政治的，值得极其高度重视。同时必须关注的是，美国接近零的利率和实行所谓定量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的货币政策将造成世界性的通货膨胀；而输入型通货膨胀将使中国的宏观调控变得更具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加息，将导致国际上热钱的流入，金融风险随之增加。总体上这种风险与全球经济的继续疲软呈正相关，估计世界经济可能呈现“L”走势，在见底后出现较长时间的低迷，目前的迹象是经济复苏伴随高失业率。美国的失业率高达10%。因此在短期和中期，中国将面临国内和国际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包括国际上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目前，非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接近90%，危机后金融业的萎缩和持续不下高失业率，意味着，美国有回归实体经济强烈倾向，实现所谓“再制造业化”，抢占绿色经济的制高点。
最后，是否有“国进民退”？现在有争议。我还没有系统地看数据，但是担心是有的，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银行系统是系统地倾向国企的，此次救市也主要是政府主导的。除了“国进民退”的风险外，这也许还加大了权钱交易的腐败风险。必须指出的是，30年来中国改革的总趋势是市场导向的“民进国退”，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有人称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前面已经说了，从全球看，一个国家如果是国富民不富，由于民间收入、民间消费和投资的缺乏，而政府投资的效率又往往低下并容易滋生腐败，“国富民强”最终是敌不过“藏富于民”的政策的。民企效率大于国企也是全球性的，中国其实也不是例外。看看以下的数据便可得出继续改革的方向是什么。现在民企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GDP，60%；出口，70%；就业，80%；但是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大概只有20%。
怎么办？危机管理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不能只乐于从危机管理再到危机管理。管理注重“求效”，往往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但对于一个大国而来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得问问方向性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正确的方向源于“求真”的努力，真理在于永恒而非权宜。除了危机管理外，中国同时应更重视引发危机深层的结构和制度因素，更精确地界定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提醒我们，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里说的上层建筑就是我在《国富之道》中所说的纵向制度。改革和前进的节奏可以商量，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但是最关键的是方向必须正确，以免积累更多的矛盾，并朝着正确的方向踏踏实实地搭建制度，分清应然世界和实然世界，而不是仅仅是呼吁而已。